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对2004年一种学术现象的中国症候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症候论文,之争论文,中国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新世纪的文化演进，文学理论应该走向何方，近年来学界争论渐起，终于演化为2004年的一种风潮，在大会小会、会上会下、文章言说中飘荡。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争论，就是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以文学理论的两座重镇——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教研室和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教研室的具有新锐性的学科带头人为代表的学人认为，文化研究是文学理论研究的方向，文学理论应该走向文化研究；而以文艺理论的权威重镇——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德高望重的学科带头人为代表的另一批学人则认为，文学理论的研究方向应该按照文学理论本有的框架深入。
单从字面上看，这本来不会构成理论交锋，不应碰撞而又争论起来，但从其本质上看，这里面叠积着由历史传统、现实体制、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形成的合力。因此，可以把这一现象作为一种学术症候来审视，以窥见中国学术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本文拟从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来谈这一症候。
一、先锋意识的不同根据
中国文学理论自1978年以来不断演化到今天，从一大批代表性著作，如孙正荃主编《文学论纲》（1988）、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1998）、陈传才、周文柏《文学理论新编》（1999）、顾祖钊《文学原理新释》（2000）、吴中杰《文艺学导论》（2002）、王一川《文学理论》（2003）、南帆《文学理论》（2003）、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2004）……可以看出，形成了一个三合一的混杂结构。在总体大框架上，仍带着1949年建国以来几经转变积淀后形成的文学理论的结构特征，在主体思想上，西方近代模式占据主流地位（人学、审美、意识形态等成为核心概念），在细部论述上则充满了现代话语（文本、结构、完型）和后现代话语（话语、媒介、个案）（注：相关论述参见张法《语言问题与文学理论转型》，《文艺争鸣》2004年第2期。）。按照霍米·巴巴的观点，“混杂”是“后发”现代性国家向现代进程中的必然，但是在混杂这一普遍概念下，还是可以区分主动性的“成功融合”与被动性的“无奈混合”，而成功的标准，应该是一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出现，中国文学理论三合一的混合现象，正说明中国文学理论尚在走向转型的中途，对于这一现实，王岳川在其宏文《新世纪文艺理论的前沿问题》中不无焦虑和不无激励地问道：“20世纪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中国文艺理论家还提不出自己的原范畴、体系、思想，那我们还不应深切反省吗？”（注：王岳川：《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前沿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2期。）既在中途，我们应当怎样才能完成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呢？这个转型推进到今天这一段正展现出一种怎样的走姿和步态呢？20多年来，一直有两个磁场在起作用，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接轨的跟踪西方，不断横向吸收世界最新学术新潮以丰富自己的内容。20多年来，西方新潮一浪一浪地涌进，被中国学人介绍和运用，已经成了一道常现常新的惯常风景，且从未失却自己的时尚魅力。中国现代性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力推动就起着重大的作用。中国学术的重大转折都与域外风潮紧密相关，因此外来新潮推动理论更新，这已成为中国现代性学术更新的重要模式之一。另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体系的自我更新，它以学科体系化的方式展现出来。课堂、教科书、专题讨论是它的主要形式，它的演进逻辑主要依托一个在现代性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现代“新传统”，即中国现代以来的学科传统之上。对文学理论而言，就是童庆炳《在“五四”文艺理论新传统基础上“接着说”》一文中所说的，由“梁启超、王国维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宗白华、朱光潜、冯雪峰、胡风、杨晦、黄药眠、何其芳、钱钟书、王元化、蒋孔阳、李泽厚等”，再加上“秦兆阳、巴人、周谷城、钱谷融等”人物一代一代的努力，而形成的由“真实性、典型性、审美、再现、表现、形象、形象体系、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艺术思维、审美意识形态、艺术生产、思想性、艺术性、内容、形式、鉴赏、接受美学等”一批主要术语组成的中国文学理论新传统（注：童庆炳：《在“五四”文艺理论新传统基础上“接着说”》，《文艺研究》2003年第2期。）。在前一个方面即学习西方学术的演进中，文化研究于20世纪末由西方传入，经新世纪这几年的拓展，已经成了最为时尚又最有影响的新潮。文学理论走向文化研究，成了一直都在融会中西、自创新境的文学理论家们的最新口号，体现了中国文学理论界一直都具有的横向突破的先锋意识。在后一个方面即学术体系的自我更新的20多年的演进中，一个不同于建国前期的新的学术体系已经具有初型。20世纪末以来，学科建设在体制的大力推动和学者的热情努力下同样新潮迭起，研究基地的设立、重点学科的评比，极大地影响着学者们关于学科前进的思维方向。从这一角度看，文学理论的研究方向应该按照文学理论本有的框架基础和自身方向深入，同样具有一种时代的先锋意识。在这一意义上，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是从横（学习西方学术）与纵（注重学科承传）两种不同的潮流中产生出来的不同的先锋意识之争。当这两种先锋意识纠结在文学理论领域的时候，一场论战就开始了。
如果从中国现代性的宏观视野看，现代中国的学术演进，基本上都是在世界的横向影响与传统的纵向演进的相互冲撞中一次又一次地展开的，那么，2004年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能不能作为中国学人更深一层地去体悟中国现代性历程的特殊意蕴，并从中总结出一点什么来呢？
二、传统与现实的吊诡影响
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无论从词汇还是学理上看，文化研究派应该处于理论劣势。文化研究的内涵不仅是文学理论，也包括其他艺术门类的理论，还包括所有艺术门类本身，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服饰、商场、步行街、广场、饮食，还可以有普泛的哲学问题。比如，电影研究可以是一种文化研究，但绝不是一种文学理论研究，同样，上面所举一切方面莫不如此。像文化研究的代表学人金元浦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中所认为的那样，既然“文学与文艺研究正在迅速地走向社会、走向历史、走向文化”，因此，“走向读图时代，走向大众文化，走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注：转引自刘大椿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200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成了新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的大势所趋和未来方向，从学理上说，是有困难的。因为，文化研究虽然与文学理论有关联，但不是文学理论本身，它的外延大于文学理论。但是，文化研究明明在学理上有问题，为什么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理论势头，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学的理论传统。
在中国，文学一直享有文化的高位，在艺术体系中价值最高，如果说，其他艺术基本上与个人趣味和审美爱好相关，而文学除了是艺术、是人格，还应该有天下胸怀。这既是从先秦孔子、汉代《诗大序》的诗文教化理论到唐宋以来的文以载道理论一线贯之的古代传统，也是从梁启超的文学革命到“五四”的文学革命到延安的文学武器论到建国前期的斗争工具论到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启蒙论一线贯之的现代传统。在古代中国，各门艺术中最受崇敬的，是有天下胸怀的文学家，从孟子、庄子，到屈原、司马迁，到李白、杜甫，到唐宋古文八大家，到元曲关汉卿、王实甫，到施耐庵、曹雪芹……在现代中国，各门艺术中享有最高声誉的还是文学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古今传统形成了一个内在的信念：文学应该是文化的先锋！在这样一种历史传统中，文学理论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学科建设功能，它要把自己学科的分内事做好，二是文化先锋功能，它要走向文化的前沿。这两种功能在中国，一直是重合在一起的，而新的时代变化，使这两种功能分离开来了。从这一角度看，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正是文学理论两个功能被迫分离后的一次“理论病变”。文学理论本位论代表了学科建设的一极，文化研究论代表了文化先锋的一极。由历史塑型的“文学是文化先锋”定位，是文学理论走向文化研究的最大的心理驱动和最大的理论理由。
如前所述，文学理论的本位论也怀着一种先锋意识，倘若时光倒流到20年前或更早的时期，中国处在印刷时代或文字时代，那么，文论先锋同时也是文化先锋，搞好了文学理论，自然就成了文化先锋。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社会的演进达到了电子时代的质点，正如文化研究论者清醒而敏锐地看到和论述的，网络、电视、图像成了时代的主角，文学和文论，即使没有退到文化的边缘，也沦为了普通一员。在这样一个时代，关注文学理论的学科本位，对学科建设来说是先锋，但对时代文化来说却是边缘。而走向文化研究，走向读图时尚，走向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保持文学理论一直就具有的文化先锋角色的必然要求。如果说，在中国文学理论躯体里，学科建设和文化先锋这两种血液一直混在一起流动，当新的时代要把它们分离开来的时候，躯体内文化先锋型更强的一批人，自然、直感、强烈地要坚持文学理论的文化先锋角色，走向文化研究，使文化先锋的角色得到很好继续和发扬。从这一角度看，文化研究派是一个两合一变异化合的产物。所谓的“两”，一是文学理论中本有的文化先锋意识，二是西方进来的文化研究新潮；所谓的“变异化合”，是在引进文化研究新潮时做一与文学理论对口的转变，这一转变在2004年变成了一个新口号“日常生活审美化”。于是，在西方颇为庞大驳杂的文化研究，在中国就成了与文学基本对口的“审美”领域。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理论界的共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中文撰写《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方法更新的迫切性》（1984），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到20世纪90年代末童庆炳仍在写《审美意识形态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1999），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一直是文学理论的一个核心共识亮点。当这一亮点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时候，既有着文学理论在新时期的学科重建意识，又有着变文学工具论为文学审美论的文化先锋作用。而在新世纪的今天，文化研究论在把文化研究与审美领域对口的同时，却远离了文学理论。“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核心概念“日常生活”，正好与“审美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意识形态”形成区别，这一区别，正是坚守文学理论本位，还是投身文学理论的文化时尚领域的区别。文化研究派的代表人物陶东风为由他新近组织的一个讨论纪要所做的取名正好反映其理论的主要内涵：《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兼及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2004）。在他看来，文艺学的反思、变革、出路面对的是什么呢？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他说：“生活审美化的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它就发生在我们中间，其基本表现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模糊乃至消失了，借助大众传播、文化工业等，审美普及了，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专利，也不再局限于音乐厅和美术馆等和日常生活隔离的高雅艺术场所，它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空间中，如百货商场、街心公园、主题乐园、度假胜地等；发生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美化的美容院、健身房等场所。”（注：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兼及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这是文学理论的领域吗？不是。然而要做文化先锋，就必须要面对和投入这一新兴领域，并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领跑者。
从媒介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的演进分为口传、文字、印刷、电子四大时代。在文字和印刷时代，建立在文字基础上的文学具有天然的高位，甚至领导者的魅力都主要是通过文字才能表现出来，电子时代的到来，广播的普及，使讲演变得重要，电视的普及，图像和表演一下进入文化的主位，连领导人的魅力也主要借助于电视中的表演性出场，由此，文学的主位产生了危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印刷时代，文学成了改革的先锋，《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的开路作用十分明显。20世纪80年代中期，电视在中国已经普及，先锋文学和现代美术同时进行着现代性的前卫启蒙，以图像为载体的现代艺术在声威上已经大过了以文字为载体的先锋文学。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消费社会的悄然来临，文学的边缘化和文论的边缘化的历史之轮已经启动，文学一次又一次改变着自己的面貌，文学理论也苦苦紧跟现实，一面用“新现实”、“新状态”等理论去描述总结文学的演变，一面用大众化、都市性、图像化、消费性、时尚性去把握文化现实。这时，文学理论与文化先锋的内在裂痕已经出现并不断扩大。如果说，电视的普及是电子文化代替印刷文化成为主流的一个重要质点，那么，电脑的普及则是电子文化的决定性胜利。20世纪90年代末电脑网络在中国的普及，以媒介和经济为指标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从媒介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网络时代；从经济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走向小康的消费时代；从全球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多元拼贴的后现代时代；从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代。不管这些命名对还是不对，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新时代却是摆在中国学人面前的重大课题。一直有着文化先锋角色的文学理论，勇敢地面向时代，敏锐地提出问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应该完全肯定。然而，他们在继续先锋的同时，没有看到这一先锋行为已经离开了文学理论，不把这一先锋行为看成是另辟新域，而说成是旧域革新，是为文学理论找出路，是指明了文学理论的新方向，这必然与真正具有文学理论学科建设胸怀的人产生理论冲突。于是，2004年成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间的“战争”年代。
为什么文化研究论者不把自己开辟的新域定为“文化研究”或“生活美学”，而非要宣传成文学理论的变革和出路呢？除了上面讲的学科传统的原因之外，一个一直为研究者忽略的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这就是中国学界里存在的机构导向中的误区。
三、机构导向中的误区
在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这一案例中，中国学术的机构导向在两个方面与之相关，一是学科命名错误，二是机构体系性质。先讲第一个问题。
文化研究论者理直气壮地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说成是文学理论的“革新”和“出路”，从学理上找原因，在于中国学术体制对文学理论这一学科的“命名错误”。文学理论被叫做文艺学。这个命名源于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文学理论在俄文里是“文学学”，一门学科之学也就是一门学科的理论，译成中文，如果用文学学，两个“学”字排在一起，从读音或从字词上讲都很别扭，于是译成了“文艺学”。因此，文艺学就是文学理论。文艺学这个名称由此延续下来，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建学术体系时，文艺学成了文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但是，“文艺”一词在日常语汇中是指文学艺术，以此推理，文艺学不被理解成文学理论，而被理解成总括了文学和艺术的文艺理论。这样，把文艺学作为文学理论的学科名称，造成了巨大的理论混乱。举一个文字上的例子，吴中杰《文艺学导论》（2002）前面把各门艺术都写了进来，到了后面的章节，又几乎全都是文学，一个错误命名把一个有才气的作者和一本有才气的书害得好苦。文化研究论者，同样深受其害，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不少时候是把文艺学理解成包括文学和艺术的统括之学，实际上等同于艺术学。艺术一词在中国的学科语汇中，有三种含义，一是包括文学的艺术，可以称之为大艺术（艺术体系中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电影、电视称为八大艺术）；二是排除文学，把其他艺术归为一块的艺术（在教育归类中的艺术院校中指的艺术）；三是与美术同义（把文学、音乐、电影等排除了之后的雕塑、建筑、绘画）。在中国目前的学术体系中，艺术学领域内的分类体系也存在一定的逻辑混乱，与本文无关，略去。总之，文艺学，由于用词错误，使之与文化研究进行了词汇上的对接与互换，因为图像时代到来了，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模糊了，艺术趋向生活化，生活趋向艺术化，这样文艺学走向日常生活研究就顺理成章了，这个顺理成章只有当把文艺学理解成艺术学，才在学理上庶几成立，如果文艺学只能理解为文学理论，那是很难成立的。
无论文化研究论者对文艺学这一概念在理解上有多大的模糊和错解，就是完全把文艺学解成艺术学，让这门学科走向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学理上都是有困难的。明知有困难，非要硬闯关，我想，这就与中国学术机构的机械性、生硬性相关了。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问题。
文化研究论的代表人物都是文艺学教研室的学科带头人，一个是国家重点学科，一个是北京市重点学科，这意味着相关的学术利益和学术责任。搞文化研究，搞日常生活审美化，本来是开创另一新的学术领域，按照国际惯例，只要这一领域确有新兴之势，确有发展前景，马上可以建立新的研究机构，投入新的资金。而在中国较为僵化的学术体制中，只有按图索骥地进入学科目录上有名的某一学科，才能申请硕士点、博士点、基地、重点学科……这样投身新领域的学人，在新领域红火成势之前，受做学环境的影响，会有一种挂靠大树的无意识冲动。设想一下，如果“文化研究”已经是国家学术体系中的一级学科，“日常生活审美化”已经是“文化研究”下面的二级学科，搞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审美化已经名正言顺，还会去说什么“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文艺学研究的“变革”和“出路”这样的话吗？
中国的学术体系和学科分类体系虽然已有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2004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仅仅是这类问题得以呈现的一个例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