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大学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中国大学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大学正经历急遽变革。自20世纪大学重组以及随之而进行的大学收费制度、招生制度和就业制度方面的改革，到本世纪以教师评聘为核心全面展开的大学人事制度改革，中国大学经历了从结构形态到运行机制乃至思想理念的根本性转变。这样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在社会学中被称为转型。 关于中国大学的转型，主流的观点认为它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产物。[1-2]这样的解释虽被广为接受，但存留诸多解释空白。首先，既然大学转型是中国经济市场转型的产物，为什么在中国大学转型过程中是政府而不是市场扮演了转型的直接推动者和引领者的作用?当前，有不少国内学者引用伯顿·克拉克的市场、国家和大学三角理论模型来阐述中国大学运行机制的变化。[3]该理论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当前我国大学的转变，但它显然无法解释我国大学前两次的历史转型(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中叶)，特别是为什么在同样的民族国家框架下，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转型与90年代的转型在结果上会如此大相径庭——个是去市场化的转变，而另一个却是朝向市场的转变?对此，我们需要一种更切近的理论，对中国大学转型的历史全貌予以解释。 笔者认为，在同样的民族国家框架条件下，却产生了方向相反的两次变革，这说明塑造中国大学形态更决定性的因素是超民族国家的。客观地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并不是产生于中国本土文化需求之上的。作为一个并不处于世界文明核心地位的民族(nation)，现代大学是中华民族被动卷入由西方国家驱动的全球化进程中，双方为了沟通与交换而产生的对新型人才的需求。而这在亚洲文明中并不独特，正如日本的东京大学是明治维新变革的产物，我国的北京大学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它们都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危机产物。然而中国大学变迁的轨迹有别于日本，却是和中、日两个民族在面对全球化进程时所采取的不同态度、策略和应对方式有关。笔者并不想在本文中着墨于中日两国大学转型的比较，而是希冀提出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相互建构的解释来剖析中国大学转型的历史机制，并由此瞻望中国大学未来的挑战与路径选择。 一、全球化与中国大学体系变迁 虽然学界仍缺乏对全球化较为一致的概念定义，但全球化作为一种不断加深、加宽和加速的世界性连接现象却得到普遍认可，特别是由于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金融的去管制化所带来的资本跨国性流动，弱化了民族国家通过制定政策回应其公民要求的能力。[4]如果我们可以将全球化最早追溯为对以一种奢侈品(丝绸)为代表的货物流通需求，那么17世纪以来人类所经历的全球化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以打通全球市场为驱使的自由贸易阶段；另一个则是我们正经历着的以制度趋同为核心的全球化新阶段①。这两次全球化，前者由英国主导，后者正由美国主导着。比较人类历史上这两次全球化的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以老欧洲和英国为首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对全球市场和利润攫取的原始动机基础上的。而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因为其理念和机制主要形成于和苏联对抗时期，为了避免美国的盟友和中立国倒向苏联使得“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民主国家难以生存”[5]42-43，美国主动选择了对世界进程的干预，并以对被干预国家进行价值注入(自由和人权)为前提和最终的政治目标。 面对全球化，作为一个非主流的后发国家，在这两个全球化阶段，中国曾采取过不同的策略，并因此收获了不同的结果。19世纪中叶，因为拒绝开放市场，当时的清政府与以英国为首的信奉自由贸易的西方国家开战。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在被迫开放市场的同时沦为半殖民地，而这又直接导致了大清帝国的灭亡，随之灭亡的是中国传统的高等学习制度(institutions)。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中国面对全球化的态度是抗拒性的，并表现出强烈的被动卷入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美苏冷战结束前夕，我国领导层审时度势提出了主动寻求全球化的战略——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对我们过去的再分配型经济体制进行朝向市场制度的转变；所谓开放，就是将我国市场化了的经济体系对全球资本主动开放，从而实现与全球市场的无缝衔接。[6]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寻求进入全球秩序和体制，这主要表现为在政治上恢复联合国席位并与西方各国建交，在社会制度上加入《人权公约》，在经济上加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经15年漫长且艰巨的谈判之后，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现有国际经济体制和秩序的一部分。由于参与了全球生产体系，在巨大的外在需求推动下，我国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时年制造业生产总值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所曾调侃过的：在全球化时代，虽身处不平等的全球经济结构，但被全球化剥削总胜于被全球化排斥。 我国大学体系的产生乃至此后不断发生的变革，都是和中国面对两次全球化进程所采取的策略和应对方式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我国大学先学日本(日本学习的是德国)，又学英、美，新中国成立后转而学习苏联(苏联学的是法国体系)，改革开放后重新专注于学习美国模式。百年之间，大学体系数度经受系统性变迁。 事实上，早在中国主动学习外来的高等教育机构制度并创建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之前，西方教会便已在中国设立高等教育机构，且不受中国政府管制。以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大学系统为例，210所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分为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三个层次。其中，大学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培养国家精英；独立学院培养专门化人才，如师范、工科、法科等未来从业者；专科学校虽同是专门人才养成所，但修业年限比独立学院少。而在56所大学中有25所是私立的，其中13所大学的举资兴办者是西方的教会组织，较著名的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等。这些大学从北到南覆盖了我国的沿海地域，是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碰撞的前沿，且都具有世界性大学的特征，尤以燕京大学为最。燕京大学建于1916年，由四所美、英基督教会联合举办，教师多为欧美学者或者是自欧美学成回国的中国学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任该校校长，在其主持下燕京大学与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哈佛结成哈佛-燕京学社，同享国际声誉。事实上，这些收费极其昂贵的教会大学成为当时我国精英的主要供给者。 与当时国立大学所培养的精英不同，教会大学培养的学生大多熟谙西方语言和文化，且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毕业后，他们多服务于中西方沟通交流的各个重要领域。例如：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协调和治理(以顾维钧为代表)；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汇通(以林语堂、冯友兰为代表)；世界市场与经济体系在中国运行的中介(各种买办)。除了供给能有效促进中西方沟通交流的各类精英，这些大学还为中国提供诸如法律和医科等重要的传统专业领域的人才，当然都是全新规格的。例如，东吴大学就因其现代法律人才的培养而称誉当时的中国，而北平协和医学院作为首个设置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和护理专业的学府，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的殿堂。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老欧洲和英国为首的全球化进程被打断，世界进入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时期。整个东亚，特别是中国成为美苏两国角力的场所，中国社会中不同的力量卷入该进程。数据显示，仅1945-1965年期间，美国对国民党(后迁移至台湾地区)的援助金额便达到22.63亿美元之巨。[5]20然而美国的干预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由于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文明被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严重侵蚀，引起了中国广大民众的反感，同时得益于苏联的政治扶持和军事援助，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并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新中国很快加入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并以收回教育主权的国家意志，接管了境内所有的西方教会学校，随之启动了对大学系统的全面调整。仔细考察这轮调整，可以发现它主要进行了两项结构性变革：一是改变了过去国家精英供给的本土与西方(全球化)二元供给的格局，使之统一在党的领导下，并制度化为党委领导体制在大学中的确立；另一个重要转变是人才培养模式从通识教育转变为专门人才培养模式，即苏联和法国模式。人才的培养类型也从过去的注重文、法学科转为注重理、工学科。新的大学体系服务于新的政治、经济体制，不断增加的理工科人才的供给为新中国快速的工业化提供了持久的动力。 20世纪70年代末，美苏争霸进入尾声，全球化进程即将迎来一个新的阶段。我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确立了主动寻求全球化的战略。为了在全球竞争中胜出，中国需要大量廉价且相对优质的劳动力，以吸引全球资本。于是，在大举兴建并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我国推行了高等教育扩张政策。为了使高等教育扩张能够得以持续，我国对大学体系进行了两方面变革。一是改变大学的所属关系。除了少数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精英型院校仍由国家教育部管理外，大部分院校包括过去由不同中央部委所管辖的院校都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其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负责经营和管理。二是改变大学财政的来源。中央财政主要负责其直接管辖下的战略性精英院校，地方院校则主要由地方财政和学生的成本分担(学费)来支撑。为了提高办学效率，政府引导并推动了大学之间的合并重组，并鼓励地方政府使用土地和银行信贷等杠杆来支撑并完成高等教育的扩张。变革后的地方大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承担者。另一个转变是通识教育被一些精英院校重新引入其学生培养模式中，从北大的元培学院、复旦的复旦学院到中山的博雅学院等，通识教育在中国大陆又一次地风生水起。而这一转变，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所确立的专门人才培养体系造成了根本性冲击。 在把世界先进的大学体系都进行了一番移植试验之后，中国大学体系变革的红利已出尽。更重要的是，虽然我国大学体系的变革每次都有清晰的目标和有效的政府驱动，但在历次变革中，各种制度残余复杂凌乱、盘根交错。大学因其举办者、管理者、学科以及人才培养的规格类型等特质被贴上不同标签，并束缚于体系中相互隔离的格子中。生产知识的高等教育机构(以文章的国际发表为主要衡量指标)被置于体系的顶端，并得到资源倾斜；以应用知识为使命的高等教育机构则大多被置于体系的底部，完全无视当代技术革命的趋势和巨大影响力。大学因此失去了选择定位、确定战略的自主性，也失去了对全球资本和市场做出灵活应对的可能。 可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趋势却依然强劲。面对来自欧美大学体系的竞争，中国大学体系的无力感将竞争的压力传导并原子化为院校个体之间和学者个体之间的比拼。这也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大学制度的概念开始在中国出现并流行起来的原因。 二、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以市场和绩效为中心 如果可以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中国主导寻求全球化所取得的阶段性成功，那么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中国大学的制度转型问题被清晰地提出。对中国知网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虽然“大学制度”一词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但那时主要是针对大学招生、收费和就业等子制度而言的。真正对大学组织制度予以整体阐述的，是2000年时任北师大校长的袁贵仁部长在《中国高等教育》上所发表的题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推进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提出了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下大学的法人地位和自主性等核心问题。[7]翌年，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吴启迪和同济大学改革与发展研究室主任章仁彪发表了《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大学理念与创新》一文，文中作者清晰地提出大学国际化这一重要的制度转型命题。[8] 这一时期提出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命题，对其仔细辨析后可以发现，其本质是针对大学的“去单位制”而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了政府调控的计划经济模式。由于市场制度被消灭，劳动者对所从事劳动的社会组织形成了一种依附性的关系，其生活机会和对社会财富以及资源的拥有，都离不开这种作为中介的组织，即我们所说的“单位”。所谓单位，就是国家统一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向组织的投放。虽然单位组织因其属性不同可以分为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和政府单位——企业是生产性营利单位，事业单位是生产性非营利单位，政府则是行政性单位，这些组织的管理理性的构成和运行机制不由组织自身决定。[9]以大学为例，大学的教职员工是国家事业编制身份(由国家财政拨款付给薪酬)，中央政府把社会资源按计划分配给大学，大学按中央政府的计划培养学生，再按中央政府的计划把学生分配给社会的各部门。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目标则与此相反。正如袁贵仁部长在其文中所阐述的，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就是要实现大学以市场制度为核心的转型——发展出一套完备的制度来规范政府与高校的关系，以及高校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以确立大学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7] 这场大学转型运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针对学生群体的招生、收费、后勤和就业制度等的改革，应该说这一阶段各大学都进行得比较顺利。这一方面源自市场的引入可以极大地扩张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资源(学费收入、后勤服务收入、土地和贷款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大学所属权的变更，不少大学原来的举办者(中央各部委)不能再为其注入经费和资源，或者是将资源投放方式转变为需要竞争才能获取的项目经费。在这一拉、一推之间，大学组织里与学生群体有关的制度因素很顺利地就完成了市场导向的转变。[10]进入21世纪，我国大学开始了针对教职员工的市场化改革。学生管理制度的市场化转变对于大学而言主要是增量改革；而针对大学教职员工的市场化改革则是减量属性的。因此，这个阶段的大学改革开始于大学体系的顶端，事实上是在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增量改革小环境中起步的。 2003年北京大学启动了以“教师评聘制度”为核心的人事制度改革，改革的依据是2000年6月由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下发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文件的主旨是打破大学的“铁饭碗”，全面推行聘用制，加大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度。应该说，2003年北大改革的方案是因应了这一主旨的，其实质就是向全球学术市场开放学术职位，运用市场的机制来置换教师(主要是副教授群体)，以达到重建师资队伍、实现学科国际化接轨的目的。虽然方案一出，便得到了包括时任中科大校长朱清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等的赞赏，一些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也对北京大学的改革表示支持，但是北大改革的方案在大学内部却遭到激烈反抗，尤其是人文类学科的学者。他们著文批判北大改革损害我国学术的民族独立性，而且在大学“去单位制”远未在国家层面完成之前有违法之嫌。不得不承认，北大力图建立的全球学术人才市场化方案，一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世界性”教会大学一样，必然会引发知识生产的内容、生产的方式以及评价的标准等与国际主流体系接轨的内在逻辑与需求。[11]而这当然蕴含着巨大的“去民族化”风险，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首府——北京大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制度风险。几易其稿后，北大改革基本上以失败告终。 如果说北大改革的目标主要是实现学术市场全球化，相比之下北师大同期出台的教师评聘制度却是以提高教师的工作绩效为中心。北师大的方案虽然也强调优秀人才的引进，但方案更落在教师的薪酬制度改革上——改革方案强调教师的教学时数、国际发表、课题经费等学术产出指标，并运行出一套不同学术产出之间可以置换的积分系统，最终根据教师积分的数值来分配教师的薪酬，并以此引导教师的上岗分流。虽然这套方案出台之后曾被学界调侃性地称为“大学工分制”，但其奖励绩效的改革理念最终还是被中国的大学所接受。2010年浙江大学正式推出教师岗位分类管理系统，其方案结合了北大改革和北师大改革的长处，同时因应了大学功能的扩展与分化(教学、研究、创新、服务等)的需要。目前清华大学也正沿着这一路径推进其人事制度改革。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鉴于我国大学与全球人才市场直接接轨还存在风险和障碍，为了缓解全球性人才注入带给大学的内部张力，2008年由中央组织部牵头，我国启动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正是在这一计划支持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引进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世界著名应用数学家林家翘教授，世界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教授，著名数学家田刚教授，以及生命科学领域著名学者施一公教授等。中国大学的气象为之一新。 总结来说，我国从21世纪开始的以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为目标的大学变革，是在我国成功纳入全球化进程背景下而展开的大学转型。这场大学转型的本质是，在不改变大学的政治属性的前提下，以学术市场和学术工作绩效为核心，建构大学组织管理的新理性系统。该理性系统最终被要求以大学宪章的形式确立下来。 三、中国大学转型的反思：危机与突破 如前所述，中国大学的转型究其根本是对全球化进程压力的反应——第一次是被动卷入，第二次是唯一选择条件下的选择，第三次是主动应对。 然而，对一个不处于人类文明中心的民族来说，要顺利地实现大学的全球化转型并非易事。改革者必须同时实现多重目标：应对全球化压力(来自西方大学对生源和学术劳动力的竞争)；实现社会利益的增长(培养的人才成功进人国家经济体系并带来强有力的增长)；维系统治精英的利益(捍卫党在大学中的领导)；完成大学制度在输入过程中与既有部分的融合(平衡大学内部不同的利益，如学术与行政权力、海归学者与本土学者的平衡)。这些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甚至存在冲突。而这其中的根本在于为谁生产知识以及生产什么类型的知识。 注重基础性研究，所产生的知识并不直接服务于民族国家等特定利益群体，所带来的是全人类在认知体系上增进的福祉；然而，针对民族国家某些关键的需求而展开的研发、设计和工艺，多以技术专利的形式被垄断，服务于民族国家争霸的有限目标。当这两个目标同时落在一所大学组织身上时，其中的复杂和冲突便会真切地显现出来。以清华大学为例，在2015年10月《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NEWS)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清华大学的工程类专业力压麻省理工学院(MIT)，位列全球第一。考察此次USNEWS排名，可以发现它选取了2009年-2013年的数据指标，其中作品发表、论文引用率总量、高质量论文引用率各占比15%，全球性调研声誉、区域性调研声誉各占比12.5%，标准化论文引用影响力、高质量论文引用百分比、国际化合作各占比10%。清华能夺得该学科世界排名的第一，说明它在科研投入和论文发表方面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并且具备了全球竞争力。[12]然而，另一方面，清华科研的长足进步并没有溢出为其对国家工程能力提升的贡献，我国的航空发动机、数控机床、手机芯片等核心技术仍大规模地依赖于西方。由于清华过去“真刀真枪做毕设”的工程教育优良传统被一股重科研、重设计和轻制造、轻工艺的取向所取代，清华大学对中国核心领域的辐射性影响已慢慢地被其他兄弟院校接近并超越，这已经在清华内部引起了警醒。事实上，大学的全球化取向和民族国家取向在大学组织转型过程中的冲突，不仅表现在知识的维度，还表现在价值的守望上。全球化除了带来全球市场的形成以及全球资本的流动，还带来全球人文主义潮流的盛行——也就是全球公民主义的传播。当全球公民性与特定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系统并不完全匹配时，追求大学的全球化转型便会带来学者(师生)对民族国家忠诚度的下降和迁移的风险。 不过，这些风险虽存在，对中国大学转型来说，还构不成真正的危机。正如上世纪末中国的改革者能很好地调和全球化与民族复兴目标一样，只要中国大学的领导者们有足够的智慧，上面提到的冲突不是不可以平衡和兼顾的。例如，浙江大学把教师分成“教学科研并重岗”、“研究为主岗”、“教学为主岗”、“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岗”、“团队科研/教学岗”五种，其中“社会服务和技术推广岗”体现了大学对本土需求的响应和强调。虽然浙大并不讳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新进的海归学者腾出更关键性的教师岗位，而且对那些被分流到“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岗”的教师而言也会经受“身份认同危机”的焦虑，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可以预期，改革将会撬动引人注目的产出绩效。而在笔者看来，这才是中国大学转型中最值得忧虑的地方——以竞争为导向的绩效主义管理理性。 在人类的历史中，制度从来就是一个多层次、复杂的社会构建。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包含法令条文、行为规范和社会认知三个相互统一的层面。[13]真正成功的制度构建或转型必须在这三个层面均完成。若只有其中一个或两个层面发生了转变，其他的层面未能跟上或者根本缺失，制度的转型便会蕴含危机。笔者以中国历史上的变革为例予以说明。中国变法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是管仲的取向，一种是商鞅的取向。管仲变法的基本准则是“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14]4213-4214也就是说，当社会已发生变化，而法令却没有变化，改革者要使法令顺从社会的变化，让新的法令成为一股可持续推动社会变化的力量，从而使民心得到顺应。用新制度主义理论术语来表达就是，制度的法令层面要与制度的行为规范、文化认知层面一致且相互呼应，由此形成一个牢固的相互支撑的体系。商鞅的变法与此不同，其变法的基本思想是“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14]4651。也就是说，在明确的国家目标引领下，使用强大的奖惩手段，将社会力量快速向推进目标发展的方向聚集，即使它与民俗(行为规范)、民心(文化认知)有违。改革者期待着用法令层面高屋建瓴的变革，带动社会规范和文化认知层面的变化。毋庸置疑，我国目前的大学变革属于后者，而不是前者。改革强调制度的法令层面，强调制度的杠杆作用——教师达不到学术产出的要求便会被分流、裁员，以此提升学术的生产力。制度作为一种生产性要素进入了组织的管理理性系统。 笔者以为，这才是中国大学在面对全球化转型中真正的危机。我国大学的转型虽强调市场和学术绩效以提升竞争力，但竞争力的提升并不能完整地提供大学的合法性。这是因为，制度除了有生产性的特质，还有价值维系的特质，这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制度的“教化”功能。商鞅之法虽效果突出，但正如赵良所说，“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14]4673。如果一种制度不能宣扬并彰显更优的价值理性，即使建立权威以变更法度，也无法提供持续的制度竞争力。在全球化情境下，中国大学要对全球资本和市场灵活地做出反应，但中国的大学实现有效的全球竞争，除了绩效还要回答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即生产什么知识和价值观。如果说，知识可以按全球需求和民族国家需求分类进行生产，甚至在二者冲突时可以用机构隔离和保护性合同予以调节和保障，那么生产什么样的价值观就变得更重要且急迫了。 对中国大学来说，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一种路径就是美国学者所倡导的制度趋同，即在价值上趋同于西方知识和价值的生产体系；还有一种路径就是在求同的大方向下贡献新的民族性的要素。细考西方(包括欧美)知识和价值生产系统，其核心便是知识上的“求真”(truth)和价值上的“民主”(democracy)。中国的大学可以在求真上与西方主流取向趋同，提倡学以求真，但在价值取向上提出符合中华文明的理念。20世纪50年代的美苏争霸历史告诉我们，美国最大的成功便是60年代伊始的“理想主义”外交取向——利用对外援助的手段，向世界宣扬美国的人权和自由民主理念。而这并不是随机产生的，它是针对苏联“平等”目标的软肋——集权，刻意提出并构建的战略。[5]17如果以其人之道指导我们，笔者以为中国《礼记》中所表述的大学理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特别是“至善”可以成为中国大学制度的价值引领。这是因为，民主虽能体现以个体为基础的自由，却往往失之于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善”(goodness)。 我国大学正经历全球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要使中国的大学屹立于世界之林，必须使学者得到学术价值的滋养，使学术伦理不再涣散而得以自立。对中国的大学来说，是时候停下脚步，瞻望前路了。 ①例如：各国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气体必须按照所达成的国际分配框架进行排放，各国货币的发放与流通必须遵循所达成的国际准则，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