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中的人力资本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地区论文,产业结构论文,人力资本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落后地区要进入经济发展阶段，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物质资本，而是人力资本。东北经济振兴中以产出资本价值形态出现的货币资本和国家政策等社会资本的注入和积聚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认为在这两种资本注入的同时，要实现东北经济的持续增长还应该更关注第三种资本——人力资本。它是推动落后地区经济走向发达的引擎，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发展的决定因素。所以东北经济振兴要关注人力资本的积聚。
一、落后地区产业结构的演进应重视人力资本的引擎作用
十六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确定为要从局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于是新一届领导人提出要在西部开发的同时，启动东北经济振兴的“轮子”，要东西两个“轮子”同时互动。如今，相应的政策已经出台，610亿资金100个项目已经启动，东北经济振兴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很多人把这看成了东北经济复苏的希望。毫无疑问，以产出资本价值形态出现的货币资本的注入和积聚是必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这种资本形式的存在，其它形式的物质资本将难以启动；同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提高市场化程度，实行必要的政策倾斜等社会资本的注入和积聚是必需的，没有这一点也不能创造有利于发展的社会环境。但是我们认为在这两种资本注入的同时，还应该更关注第三种资本—人力资本。从某种程度来说，人力资本是更重要的资本，是东北经济实现长远发展的主流资本，是制约开发的“瓶颈”资本。在东北经济重振中，决不能把重振视为就是争项目和投资，虽然重振经济离不开一定的建设项目和投资，但是建设项目和投资不仅要立足于当地的实际资源禀赋状况，而且还要立足于市场经济，要保证项目投产后有足够的市场竞争能力，有充足的市场销路，否则即使暂时企业会实现产值增长，但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因经济效益不济或亏损严重而被市场所淘汰，又成了新一轮的财政包袱。东北经济的发展一定要以史为鉴，不能重复走老路。所以为避免这一负效应的出现，要提高投资项目建设投产后的效益，关键点还是要在物质资本投入的同时注重人力资本的积聚。只有具备项目建设和生产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和熟练劳动者，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效地降低成本，从而不断地提高市场竞争力。东北经济在改革开放后之所以效益持续下滑，我想这与缺乏相应地培养当地人才、提高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积聚的战略举措，同时没有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引进和留住人才，造成人力资本始终不能同自然资本、产出资本相匹配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企业因缺少了相应的管理型人力资本而缺少创新精神，经营理念比较落后，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又因技术型人力资本的积聚和提升缓慢而使得物质资本不能发挥全部效率。
很多学者认为东北经济振兴中一个很重要的经营理念是要从当地的资源禀赋出发，从中国的整个国情状况出发，不能再走新一轮赶超的老路。这的确是关键的一点，但是我们认为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毕竟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的新技术革命时期，并开始向以生命科学为主导学科的更新的技术革命过渡，知识经济正在向人类走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毕竟不可能视新技术革命于不顾，固守陈旧落后的技术。而发展高新技术没有相应的人才是不可能的，而人才培养的关键还是要靠人力资本的积聚。所以东北振兴过程中一定要把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人力资本的积聚放在重要位置。
二、人力资本是推动产业结构变化和产业发展的决定因素
东北地区经济在改革开放后之所以不断地持续下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产业结构的老化所导致。而且，目前，东北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即重化工阶段，并长期滞留于原料为主的阶段。随着资源的日渐枯竭，城市转型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如果沿袭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东北就难以完成21世纪初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目标。这一点已经取得大家的共识。因此在东北经济的振兴中围绕如何优化这一地区的产业结构，很多学者专家提出了很多对策，同时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和投入了大笔资金，扶持一批有市场前景和关系企业和地区经济，关系国家经济长远发展的项目。但我们认为这之中大多数人都是着眼于东北地区的眼前发展，侧重于如何使企业在短期内实现增长。而很少有人从企业的长远发展，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短期内为了实现增长我们可以上一批项目，投入一批资金，但如果要实现企业的长期增长、实现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还需更注重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因为从长远看，资本投入增长率的差异性并不是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差异性的唯一因素，除此以外，其他应归结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无形资本所产生的收益。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表明，投资率或投资增长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人均GDP年增长率仅提高0.1个百分点。投资于人力资本对提高经济增长率则最为有效。如果人口增长率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年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如果普及初等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每提高1个千分点，人均GDP年增长率可提高0.35-0.59个百分点。两者的综合作用可提高人均GDP增长率0.7-1.18个百分点。因此，东北经济的振兴不能过重依赖于物质资本投入和有形资本开发，而应在重新认识经济增长要素的基础上，确立起新的思路和模式。
经济发展包含着产业结构从低级的、原始的状态向高级的、现代的状态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意味着劳动力从前一类部门向后一类部门的转移。这种转移的顺利实现则以人力资本为前提。战后，工业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第一，二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对下降，而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则急剧上升。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进一步高级化。高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生物工程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仅扩大了就业机会，而且使得传统产业效率倍增。鉴于产业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产业发展较快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脑力劳动者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并因此大力发展教育，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不仅是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发展的决定因素，也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依据配第—克拉克定律，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会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工业化完成时，劳动力又向第三产业转移。作为掌握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即作为高级劳动力形态的人力资本，其产业配置规律也应当与一定时期产业发展要求和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相一致。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大体上符合这一规律。
但在我们考证了东北三省的产业发展演变和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后，却发现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状况与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如果从产值来看，东北地区的三次产业的发展状况总体上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快速上升之后略有下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则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图一）。
此表根据2003年《吉林统计年鉴》26页、《辽宁统计年鉴》24页、《黑龙江统计年鉴》33页的相关资料经计算而得出。
图一 东北三省三次产业产值占三省GDP总值的比重
但是相比之下，从业人员结构的变动趋势与产值结构变动趋势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图二）：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依然占大部，占43.5％，其次是第三产业，占32.9％，最后是二产业，占23.6％。这与产值的二（49.7％）、三（37.5％）、一（12.8％）的分配比重不太匹配，结构偏差较大。同时这一情况也正好反映了我国总体上的产业结构变动状况。这与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世界上发达国家从业人员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规律一般是三、二、一，而这才是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产业配置状况。
数据根据《辽、吉、黑三省统计年鉴》计算而得出
图二 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和产值比重
也就是说，按西方经济学者得出的结论，GDP的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存量的产业结构应是一致的，即各产业相应比例的劳动力或人力资本存量应创造相应份额的产值增加值。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GDP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产业和人力资本存量产业结构之间往往存在一定差异。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GDP产业结构的变动首先发生，并由此带动劳动力产业结构及其它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二者之所以出现差异说明劳动力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存量产业结构滞后于GDP产业结构的幅度。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人力资本在低层次上供给过剩和中高层次上供给不足并存，并且总体存量层次低，是造成人力资本和GDP产业结构错位的重要原因。
并且从这一结构图上，我们发现如果从东北地区总体发展看，从业人员结构变动幅度小于产值变动幅度，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从业人员人数变动幅度不是很大，这其中的原因，有这一地区的自然的历史的原因，即地处平原，土质肥沃，是全国的粮食主产区之一，农业经济占有很大比重。而农业经济发展的滞后，使得这一地区的三次产业间处于一种不均衡发展的状态，产业间出现一种“挚肘”效应。同时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使得这一地区相对比较封闭，思想保守，人们的市场观念不强。还有制度上的原因，存在一些制度上的障碍，阻碍人员的流动。但我们认为除了这些大家已经取得共识的原因以外，同样作为一个主要原因之一的三次产业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差异性也是不可忽略的。也就是这一地区的各产业，尤其是第一产业中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第二产业工人的劳动技能不高，无法适应产业转型和优化的需要，缺少或几乎没有必要的职业培训，只能依靠“干中学”来积累人力资本，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但当产业转型时则无法及时随产业而转移，实现重新就业。只能下岗失业或转移到初级水平的第三产业中，已有的人力资本或者转移或者处于全部关闭或半关闭状态。这是导致这一地区人力资本在产业间转移比较缓慢，已有的生产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效率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为了研究的方便，这里以劳动者所受教育的不同层次来表示劳动者的状况，把其中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劳动者称为人力资本。也就是说由于劳动者体内所积累的知识和技能的不可测度性，我们无法准确计量三次产业中的人力资本的数量，所以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忽略“干中学”的情形，而仅以劳动者接受学校教育的正规受教育程度作为人力资本的主要投资渠道。从总体来看，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东北地区三次产业的从业人员中，具有大学以上、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各自占总人数的比重分别为7.7％、15.78％、45.55％、30.97％（见表二）。这就验证了我们前面所提出的理论，即：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动幅度之所以会慢于产值的变动幅度，很大的原因是由于人力资本的质量不高，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低水平的劳动力供给量较大而造成的。所以重视教育、培训、有效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层次，对于尽快弥补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结构错位，促进就业结构尽快与产业结构同步，是我国进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
表二 东北三省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
┌─────┬─────┬────┬────┬──────┐
│ 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大学以上教育│
├─────┼─────┼────┼────┼──────┤
│所占比重％│ 30.97
│45.55
│15.78
│7.7 │
└─────┴─────┴────┴────┴──────┘
表二数据系根据表一数据计算而得出
三、实现东北经济的持续发展应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
（一）加大教育投资，优化人力资本的初始存量水平
根据巴罗的观点，教育的效果体现为：若GDP水平一定，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意味着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比率更高，这个较高的比率至少通过两个渠道创造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首先，人力资本雄厚便于从发达国家吸收高新技术，这一点对中高等教育来说似乎尤其重要。其次，人力资本相对于实物资本更加稳定。因此，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比率起初较高的国家（例如那些战后实物资本被严重破坏的国家），通过调节实物资本的数量，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成果显示：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文化程度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可提高生产率43％，初中毕业可提高生产率108％，大学毕业可提高生产率300％（转引自李守信《西部人力资本开发的意义与对策》）。因此，增强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实力及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必须在提高全体劳动者素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人力资本的差异上，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后内部出现的日益扩大的地区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亦可以归结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上。反映人力资本存量的指标有很多，我们这里首先以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依据，以两次人口普查的各地区识字率的对比来看东北地区的人力资源的发展的初始存量和改革进入到中后期其人力资源的发展状况，发现东北地区的人力资源无论是改革之初的初始存量还是改革进程中的存量水平并不亚于东南沿海一些发达省市的情况，在全国也是较高的水平（图三）。
资料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3年317页、2001年第46页，经计算而得
图三 东北三省与全国其他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对比（1982、2000）
于是我们又把东北地区的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指标，并把这一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较，看其人力资本的状况。发现其15岁以上受教育人口的水平在改革初期和中后期同样不亚于东南沿海各省，在全国也是居于较高水平（图四）。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3年、2001年，是根据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整理而得出
图四 全国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1982，2000）
于是我们转而按行业来分析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源的分布状况。我们发现虽然东北地区初始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虽然都不低于全国的大多数省份，但是不同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我们所定义的人力资本大都集中于第三产业，占到74.22％，而第一产业仅有2.18％的人员分布比例，第二产业也不过有大约23.6％的人员分布（表一）。根据这些毕业大学生的择业动向可以预知这一现象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表一 东北三省人力资本在行业之间的分布及比重（％）
教育程度总计（人）
比重（％）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大学以上教育399242
871894219
296305
100
2.18 23.6 74.22
高中教育 818046 137134 270394
410518
100
16.7633.0550.18
初中教育 2361750 1360973 477893
522884
100
57.6320.0322.14
小学及以下 1605440 1414039 92767
98634100
88.085.78 6.14
以上数字资料根据《吉林省2000年人口统计资料》（三）第1033，《辽宁省2000年人口统计资料》（下）第250页，《黑龙江省2000年人口统计资料》（四）第1450页资料经计算而得出。
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揭示给我们的信息是劳动力素质或人力资本禀赋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就业机会的获得从而人力资源的利用，进而影响到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城乡之间形成的较大的教育鸿沟和人力资本鸿沟，妨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加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而缺乏相应的劳动力就业培训和再培训机制则使得人力资本质量和数量均得不到有效提升，使得劳动力无法实现有效流动，大大制约了物质资本的效率，从而造成了产业结构的老化和无法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所以虽然我们有着巨大的有待开发的人力资源，这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有效地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使劳动年龄人口实现有效的就业，那么过多的劳动年龄人口只能是巨大的人口包袱，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
进入21世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竞争的焦点是人才的竞争，是全民素质的竞争。人力资源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人力资源的状况归根结底取决于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发展阶段转型和经济结构变迁的重要驱动力，而社会发展阶段的推进和经济结构的变迁又成为教育和人力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样，在教育发展、人力资本积累、经济结构变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推进之间，就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具体来说，要促进东北地区产业间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应在投入资金启动产业项目的同时，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地区人力资源的教育水平，以促进其在产业间的顺利流动。同时还要加大就业再培训投入以及农业投入，而且要有相应的制度上和体制上的建设，以使企业有积极性进行职工的培训，提升其普通劳动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质量和数量；吸引和留住农业中的现有的人力资本；通过相应的体制上的建设和改善，比如提高农林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各方面待遇等，以吸引学生报考农林类专业，吸引人力资本在这些产业上的停留。
（二）完善用人机制，使得人力资本的地区间流动出现逆流趋势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解释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机制时假设地区间是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的（索罗，1992；巴罗，1992）。但这一假设仅仅是符合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发育比较完善、市场的价格机制可以很好的调节人力资本在地区间的配置的实际情况的。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初以来一直存在着人力资本的地区间的大规模的流动，从生产率相对不发达的北部、东北部、西部向生产增长很快的东部、南部迁移的现象。按照舒尔茨、贝克尔等人的观点，人力资本地区间的迁移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因为它使得人力资本通过合理配置实现了效率，提高了边际生产效率。但是，从不发达地区流动到东部南部的人力资本大多是拥有较高技术水平和能力，使得东部南部在短期内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这些人力资本与引进的含有国外先进技术、经验的物质资本相结合是东部地区迅速发展的核心动力。与此相反，东北地区此时由于老的基础产业、重工业产业、军工产业产品的市场退出、资金匮乏、人员负担等原因，经济增长开始回落，企业普遍开工不足，效率低下，很多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于是企业的技术工人被闲置，一批技术人员、高素质的管理人员、研究人员则纷纷南下，寻找新的发挥其才干的渠道和场所。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截止2000年，三省迁出的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人口总数为24916人，占到三省迁出人员总数的18.75％，占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从业人员的比例为6.24％（根据三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经计算而得出）。余下的技术人员的人力资本也处于关闭或半关闭状态。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使得企业生产长期停留在原始增长方式上，缺少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因而企业效益得不到提升，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这一切使得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后步步后退，到了九十年代后就进入了长期的低水平徘徊状态。在这期间虽然也进行了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数据显示，此时政府的、私人的人力资本投资都在增长，但最终却无法获得相应的收益，但人力资本经由投资形成后却都流向了经济发达的地区而使得这一地区的投资与收益不相匹配，从而经济陷入“贫困陷阱”状态，难以走出贫困式的增长。
因而，东北经济在新一轮发展中，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如何让过去的“孔雀东南飞”改变飞行的方向，实现人才的逆流现象，是关系到东北经济真正振兴和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环节。为此的有关人力资本的相应的机制和制度的建设就是关键。
（三）重视人力资本形成的制度上的作用，加速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数量的提高
新增长理论说明了知识和人力资本外溢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新增长理论建立的一个重要前提假设是将制度排除在外，把制度看成是外生给定的，之所以这样做出假设也许是因为其所分析的社会制度体系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备，已经成为各级市场主体行动中自律的准则。但这样的分析框架对于制度体系成熟趋于稳定的发达国家是合适的，而对于各项制度还处于完善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及经济处于转轨中的国家，其政策推断自然因缺乏微观机制在逻辑上的一致性而出现偏差。许多历史事实说明在物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制度能够明显提高一国的产出水平并改善产出模式，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人力资本无论是质量的提高还是数量的增加，都离不开适当的激励制度。这是由人力资本与其载体的不可分离的产权特性所决定了的。如罗森（Rosen，1985）所说，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限于体现它的人”，也就是说，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其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地属于其载体，而这个载体必须是活生生的个人。这一特性使得人力资本在产权残缺发生时，以迥然不同于非人力资本的方式，来做回应。即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本“关闭”起来，从而其资产立刻贬值或其价值荡然无存。所以对于人力资本的运用只可“激励”而无法“挤榨”，所以周其仁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特别市场契约。认为即使在古代真正稀缺的也是企业家人力资本而不是企业财务资本（周其仁，1996）。企业家稀缺的结果是创新不足、经济增长缓慢、结构单一。所以要实现企业发展，经济增长必须重视人力资本的产权制度的建设和相应的激励效应。而人力资本的产权完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系的市场化程度。而东北地区经济目前仍以国有经济为主，国有经济仍占有较大的比重，在国民经济整体中仍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而国有经济的特点是工资仍然趋于平均化，且普遍水平偏低，工资水平不能很好地反映劳动者的实际能力和教育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的产权是不完善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得不到应有的收益，于是劳动者没有动力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水平，已有的人力资本也会要么向比较发达的地区、工资水平高的地区流动，要么关闭自己的一部分人力资本水平。真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资制度应该是工资水平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很强的关联性。即应该实行薪酬制度，合理体现人力资本的质量水平，这样才能起到对人力资本的激励和约束的作用，才可以促使劳动者有动力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提高自己人力资本水平。这样通过人力资本的外溢性才能不断提高整个经济体系总的人力资本存量。
虽然一些西方学者非常强调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市场的作用（詹姆斯赫克曼，2003），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一些必要的制度建设还是必要，一些基本的制度是保证人力资本形成的最基本的途径和激励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最基本的保证。比如说必要的知识产权制度；再比如说我国实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等。因此我们应该通过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建设，明晰人力资本的产权，提高人力资本配置的效率。所以应加快建立起具体的人力资本的教育与培训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以促进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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