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基本特征与趋势性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论文,中国论文,基本特征论文,方向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体制变迁在不同国家及同一国家不同阶段，有着很大差异性。20年中国经济体制变迁演示的正是中国特色的制度演进、变革模式。深刻揭示20年体制变迁基本特征，把握改革深化的趋势性方向，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20年经济体制变迁的基本特征
纵观2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可以概括出体制变迁的若干基本特征。
一是经改战略上的发展导向思路。2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牢牢把握的一个原则，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改革必须有利于经济发展，刺激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增长，使改革有坚实的发展依托。
中国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经受了几十年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薰陶，长时间处在经济大幅度波动震荡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改善缓慢的状态中。因此，中国很难在经济缓慢增长，更不可能在停滞、衰退整理中启动改革，并不断推进改革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的选择、模式的权衡、阶段的演进，都必须紧扣力促经济增长，有利于持续、快速发展的中心导向，而不能有损于这一中心导向。
透视20年改革过程，中国总体上较好地把握了这一导向思路。从事关国计民生的最重要、最落后的农业与农村地区率先发动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业生产迅速增长，让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最贫穷人口脱贫致富，正是这一导向思路的具体运用。让一部分沿海发达地区率先进行外向型改革，使之加快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老是提醒人们的那样，“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充分体现了发展为中心导向的思路。
发展为中心导向的思路，最深刻而精炼的概括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取向的“三个有利于标准”。20年来，发展为导向的改革战略，使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5%左右的高位， 经济结构也迅速走出重工业为中心的封闭循环，步入市场最终需求拉动的开放式结构。各地区、各部门不断探索、创造出有利于发展的多样化的改革模式，使中国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体系。
二是体制变革中组织依托模式。2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较为注意依托现有经济、社会组织进行边际制度创新。同许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或地区的改革不同，中国不是简单地采取放活市场，让社会、经济自组织自由竞争，来摧生市场体系发育，更不是抛弃既有组织结构，另起炉灶用全新组织拉动改革。充分利用中国计划体制中业已存在的经济、政治、社会组织，依托长期积累起来的组织资源优势，通过有序的边际组织创新来确保改革的稳步推进，是20年中国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
回顾20年改革历史，无论是市场体系培育，还是价格体系改革，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组织一直是设计、组织、监管者。各类市场的建设，资本市场的发展，上市公司的审批，都是由各级政府组织决定或出面协调。价格的放开范围、变动程度也是政府组织调放结合的结果。许多新生的经济组织也都是直接、间接依托原有国有经济与乡村集体经济转型、延伸、嫁接、脱壳成长起来的，不少乡镇、村级政府基层组织及城市的经济管理局领导人往往是组织转型的双重领导者。非但如此，许多在转型中新生的市场经济组织一旦达到某种规模，也要挂靠或寻求某种政府组织保护，向原有组织性质靠拢。
依托既有经济组织推进改革，能够最大限度减少改革的摩擦阻力，降低制度创新的风险，低成本地利用传统组织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基础薄弱，社会法制与信用关系较为淡漠，个体的承受力较低，民间自组织发育严重不足的国家，只有依托业已形成并占据绝对控制地位的党和各级政府组织，国有与集体经济单位，才能避免大的波动震荡，稳步推动改革深入。同时，原有组织在发展中心导向的牵引下，把握住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各级政府和各类经济组织均致力于抢占改革与政策变动的先发性优势，创造出多样化的制度变迁模式，持续推动组织制度变迁，带动改革不断深化。通过依托原有政治、经济、社会组织载体，创造不同层级、同一层级不同单位、机构、组织的竞争性环境，中国走出一条传统组织为依托的边际创新的体制改革之路。
三是改革过程中下层创新与上层保护的协同推进。20年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一个有效的经验，就是下层组织、机构，个人具有谋求改革、创新的普遍性冲动，上层组织、机构、个人善于通过正规或非正规激励、约束管道、刺激下层机构的创新试验。中国的初始政治、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改革过程必须由上层发动，但具体的创新则又需要有下层来突破，以避免上层的重大失误，影响权威与核心系统的合法性，使上层始终处于可调控的领导地位。而下层的创新突破在不影响全局的情况下不断为改革探路。
由于下层改革、创新往往会导致该层级大多数人获得先发性收益，这就进一步刺激了对特定的改革措施集合的需求，产生了普遍的谋求改革（reform-seeking）行为和普遍的改革“饥渴症”（a hunger forreform）现象，以致只要领导者改革号召一声令下，就会在不同部门、 地区中普遍出现积极响应。同时，许多下层组织、机构、个人还会想方设法争取各种改革试点，或仿效别人进行某种制度、政策创新（胡汝银，1992）。上层组织则很乐意下层的创新、突破，成功了可以推广，并显示了领导有方；失败了可以出面纠正，也显示监督有力。为此，较高一级组织、机构，通常有意、无意鼓励较低层级大胆改革、创新。而较低层级则千方百计向上要政策、要扶持，并且多是以改革、创新的名义。由此形成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下层创新与上层保护的协同推进。
下层创新与上层保护协同推进的改革，一方面充分调动了基层与民众的首创精神，激励亿万民众积极投身改革，持续探索各具特色的改革突破；另一方面维护了上层的权威，使改革、创新处于上层有效调控之下，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兼顾共同推进改革不断深化的协同机制。中国的农村改革、对外开放、城市企业改革等，都是这种协同推进的结果。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
四是演进路径中准帕累托改进。2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是大体按照准帕累托改进的制度演进路径前行的。改革重点的选择、力度的权衡、范围的界定，一般均依据能否导致大多数社会成员获益，没有多少人受损来设计的。尤其在改革的启动阶段，那些影响较大会迅速产生巨大私人成本及降低平均私人净收益的改革措施，要么被化整为零，通过分步实施向未来分摊巨额成本，要么只能被推延到以后阶段，等到其实施成本和阻力已显著下降，或者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累积改革收益远远超过这些成本时为止。
20年中国改革十分关注提高经济总量水平与增长速度，也是因为只有总量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财富的“蛋糕”才能越来越大，使大多数人境况不断改善，让公众支持改革的深入，才成为可能。这种准帕累托改进型制度演进程式，使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产生一系列相关特点。如改革启动与深化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持续向个人或家庭倾斜，促使家庭储蓄规模与储蓄份额不断增大，个人金融资产日趋多样化；重工业封闭循环的资本品主导型结构增长模式迅速转向为改革以来的消费品主导型增长结构，均是准帕累托改进的客观要求。
中国选择准帕累托改进型制度演进程式，不仅因为始点状态的权利与制度结构中的核心领导者愿意并倡导改革，并且力争始终把握领导改革的主动权，而且因为大多数民众更多具有务实的价值导向。不断增加总量的大多数人经济境况持续有所改善的准帕累托模式能获得多数拥护，确保改革过程中决策者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大于冲突性利益，使改革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搏弈更多是一种合作搏弈。
五是增量革命与边际创新互动式突破方略。2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在艰难曲折中逐步深入，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体系，增量革命与边际创新互动的突破方略功不可没。所谓增量革命就是在不损害或触动原有利益格局与制度框架的状态下，对新增的资源、收益、组织网开一面，让其采取全新的方式运作、创设。所谓边际创新则是在原有组织、制度、政策的边缘作边际上改进。并且使增量革命与边际创新相互影响、彼此联动，持续扩展新体制、新制度、新机制的覆盖空间。
与苏东90年代以前那种在高度集中体制下修补式渐进改革不同，中国近20年改革在增量一块实施了革命性突破式变革，避免了单纯改进、修补旧体制部分可能陷入久拖不决、长期僵持的泥沼，或者物极必反滑入剧烈冲突式剧变之路。同时，中国不仅注意增量一块的革命性变革，加速所谓“体制外”的新机制、新组织成长，不断提高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使之成为影响经济稳定，确保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也高度关注对原有组织、制度的边际改进，分步有序地推动旧体制的演进。如放开非国有经济，让其自由竞争与多样化发展，为新体制形成奠定了微观基础。逐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循序渐进把国企逼到市场上优胜劣汰。并且在增量的“体制外”革命和既有的体制内边际改进互动中形成混合创新与双向突破。
无疑，增量革命与边际创新互动式突破的方略在中国获得成功，同大国模式中城乡体制与发展水平的双重结构以及区域经济不平衡格局密切相关，也同中国计划体制的覆盖范围，统制强度原本就弱于前苏联与东欧等国有关。但是它同中国决策者与民众的理性选择显然也密切相关。
六是边干边学、试错式推进的基本策略。2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既不断学习别国改革的经验与长处，又主要依据中国实际的变化，因地制宜，在边干边学、试错推进的策略下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向纵深拓展。正如小平同志所讲，中国的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但必须改，改错了可以纠正。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先后学习过南斯拉夫、匈牙利等改革模式，后又尝试借鉴日本、新加坡的发展经验，最终我们通过试验渐进，寻找到把本国国情与它国经验，稳定目标与易变阶段有机结合的改革策略。只要有利于发展，就大胆地试；试错了就及时改；改革开放的大方向绝不容许变。这就是邓小平对坚定不移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策略的要义。
边干边学，试错式推进，为各地区、各部门探索改革创新开辟了通道，扩大了改革适时伸缩调节、自我矫正的空间，使基层民众和地方领导有了改革创新求利益冲动，并有了及时调节规避风险的政治与政策条件与环境。2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模式一步步走到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价格改革放调结合，双轨启动，逐渐并轨；国企改革由放权让利到转换经营机制，再到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而到战略性大重组；对外开放的“点、线、面”逐步突破，都是边干边学，试错推进的典型运用。
上述中国2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六大基本特征，实际上勾勒出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变迁的总体模式。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初步证明，无论从经济总量增长，结构调整，以及人民群众总体生活水平提高幅度，还是从经济体制，组织制度结构演进，这种改革战略、模式与策略的选择都是特定环境与条件下成本最低、推进最稳、效率颇高的一种极佳选择。当然，每一种选择都不可能尽善尽美，20年来的经济改革也有缺憾。诸如，改革过程中的短期眼光较为普遍，企业、政府、个人均有强烈向后透支，把成本留给后人偿还的倾向；寻租、腐败蔓延扩展，权力资本化过程与改革过程相行不悖；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收入差距在经历短暂缩小后持续拉大；社会经济信用关系恶性化，等等。这些或许是此种改革模式躲不开、绕不过的社会成本。
经济体制进一步变迁的趋势性方向
20年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已经走出传统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体制模式，迈入现代市场体制的门槛。一是初步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产权体系；二是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架构；三是大致构筑了政府间接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为主的管理制度。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调节功能日益凸显。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揭示了今后制度变迁的突破重心与大致趋向。
1.构建最大限度激励个人努力与创新的多样化财产制度结构，确保公民、企业、国家的财产权不受侵犯。
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初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产权制度结构，极大地提高了个人、企业运用经济资源的效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初级形态的多元产权结构愈益暴露出一些严重的问题，难以适应和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持续、高效发展。诸如，国有制覆盖范围依然过广，国有企业效率滑坡难以扭转，国有资产大规模优化重组推进艰难；乡镇集体经济进一步成长、扩张受到产权不明晰的阻障，乡镇集体企业效率下降，亏损面、亏损额上升，破产、倒闭增多；私人企业缺乏规范的法律保护与监督约束，个人财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够完善，私人企业难以步入正规化扩张之路。
经历20年改革开放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水平、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储蓄总量持续扩大，民众投资意识日益增强，国有企业分化加速，非国有经济比重不断增大，客观上为以个人产权为基础的规范化、多样化产权制度结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初步证明，个人财产权制度的创新，有利于激发全社会成员的自主发展精神，降低国家和各级政府依赖国企包揽经济、社会稳定的风险。在此基础上，个人的经济自由，个体的全面、自由、充分发展的社会经济目标变得更加清晰、真实、可见了。应当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与社会化分工、协作的联合劳动体系基础上，以个人产权为基础的公有制主导型多元产权结构，离马克思当时设想的“在联合劳动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共产主义理想目标更近了，而不是更远了。
因此，中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要紧扣构造以个人产权为基础，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自由选择、规范发展的法律框架结构，切实、有效地保护各种产权。所有关系到公民财产权利、劳动权益等以及经济主体之间交易制度方面的经济问题，要尽快立法明确界定，严格执法。
2.规范市场秩序，强化市场规制的权威约束， 更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的配置功能。
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催生了中国市场经济发育，一个较为齐全的市场体系基本架构业已形成。产品市场上近90%的商品全部放开由市场调节，要素市场上大多数生产要素也由市场调节、分配；各种类型的市场，多种交易方式，多样化的市场组织大规模发展；市场的交易范围、交易规模不断扩大；诸多的市场法规得到颁布、修订、实施。但是，市场体系的发育仍然存在着一系列不对称矛盾冲突。
一是交易规模、交易范围、交易品种的扩展与市场信用制度建设滞后严重不对称。虽然中国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年交易额加总已达到数十万亿元，许多市场的交易范围扩展至全国以至海外。但是与之相悖，近年来中国的市场信用关系并没有长足发展，甚至在某些方面更显恶化。三角债拖欠严重，经济交易中任意毁约，坑蒙拐骗，地方、企业、个人共谋逃避债务等层出不穷，导致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交易结构升级困难。二是市场体系发育与政府监管、调控市场方式演进的不对称。近年来中国各类市场，尤其是生产要素市场得到长足发展，初步形成较为齐全的市场体系。但是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调控主要还是行政管理，直接协调。象证券市场上股票发行额度、公司上市与否、公司重组战略等等，均要有政府审批、决定。导致市场体系发育过程的扭曲，扰乱了市场机制的内在调节功能。中国的股票市场竟然有公开的个人股交易市场，法人股买卖市场以及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股票有A股、B股、H股、 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转配股、转转股等等花样繁多，且互不相通，各有一套交易规则。
针对市场深层规制缺乏与政府过多直接插手市场的问题，进一步改革的重心要放在尽快规范市场秩序，强化市场规制的权威约束，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上。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法规，通过制定、颁布一些全国性的市场交易法律、法规，来确保市场开放与公正运营。特别是保护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私人、消费者的权利的立法，应当是全国统一的，并是简便易行与惩罚严厉的。其次要尽快构建统一、规范的市场规制，尤其是对交易规模大、敏感度高的高层级市场，如证券市场、不动产市场、资金市场等，要尽可能统一各类市场中的交易规制，明确交易方式，规范交易品种，以促进公平竞争，防止垄断与权力资本扩展。再次要大力培育、发展规范的市场中介组织，强化市场交易过程中市场中介组织的咨询、信息、协调、媒介、公证、监督、服务方面的功能，明确中介机构的风险责任，规范设立标准、程序与相关规则，割断政府与中介机构的行政纽带，促进市场自组织发展、创新。
3.加快政府管理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 强化中央对宏观经济的规范调控，建立、健全社会公众监督制度。
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初步形成了政府间接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体系，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手段也日趋成熟、灵活。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发育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迁，政府管理体制的不适应也逐渐暴露，矛盾冲突加大。
一是建立在国有经济系统之上，主要为管理国有经济服务的政府“条块分割”的管理体系，面对国有经济比重缩小，国有企业向混合所有制转型，而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其管理方式落后，服务功能缺乏，协调手段简单，无法适应变革中的国有企业协调、管理，更遗漏了越来越多的非国有企业，失去存在的基础。并且这些直接经济权力不断缩小的“条条”与“块块”，为争夺尚存控制权而不断想方设法向下收权和向上要权及横向夺权，导致诸多矛盾冲突。二是政府宏观管理体系中的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社会活动行政管理职能与政治目标实现职能之间交错混合，难以清晰界定，分别管理。从而导致差别化管理、双轨制长期存在，寻租活动广泛扩散。同时政治与社会目标的短期波动常常干扰、影响宏观经济政策与改革方案的相机抉择，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偏颇。三是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有效、统一管理弱化。依托原有组织自下而上的边际创新，使中央政府不得不逐渐放权让利给地方，激励下层创新。一方面下层创新推动改革深入；另一方面非正规的各级地方的利益集团逐步生成。与多层次的非正规的地方利益集团相比，中央政府控制力、调控手段日显不足，强化中央经济管理权的政策通常很难得到各级地方政府配合，放权办法则极易刺激地方放大效应。在经济上中央对地方的依赖不断加强，全国统一、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困难颇多。
经历20年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设，中国的微观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体系有了长足发展，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也相应有了重要变化。政治稳定，经济实力大增，有必要加快政府管理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一是要进一步规范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强化中央宏观经济管理权，弱化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力，更多发挥企业、市场中介组织与经济自组织的市场协调功能。除必要的地方公共产品生产之外，各级地方政府不再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由各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通过市场竞争委托最有管理实力的企业、个人管理运营国有资产。二是加快政府管理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要在精简人员，撤并机构，规范权责，强化效能方面下功夫；要在党政分离，加强监督方面有突破，形成较为清晰、公开与规范的党、政之间，不同政府层级与组织之间的职能、权责、关联机制，并有效地强化公民通过法律、规制，社会传媒监督政府组织和领导人的正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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