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窗理论与美国的犯罪控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犯罪率和罪犯人数在世界上一直稳居榜首，特别是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各种暴力犯罪更是迅猛增长。①这与美国这样一个被标榜为西方文明社会典范的超级大国极不相称。美国一些犯罪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政治家以及法律实务界人士一直在寻找能够有效控制美国犯罪增长的理论、方法和手段。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两位学者威尔逊(James Q.Wilson)和凯林(George L.Kelling)所创立的破窗理论。
1982年3月，威尔逊和凯林在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破窟”——警察与邻里安全》②的文章，首次提出了“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s” Theory)。该文以“破窗”为喻，形象地说明了无序的环境与某些犯罪之间的关系。即：如果一个公共建筑物的一扇窗户损坏了并且没有及时得到修理，很快该建筑物的其他窗户也会被损坏；因为坏的窗户表明没有人关心它，那么损坏其他更多的窗户也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作者据此指出，公共场所或邻里街区中的乱扔垃圾、乱涂乱画、打架斗殴、聚众酗酒、强行乞讨等这些较小的无序和破窗一样，如果得不到及时整治，就会增加那里的人们对犯罪的恐惧、导致社会控制力的削弱，从而引起更加严重的无序甚至犯罪；而如果警察和社区能够积极地干预这些可能诱发犯罪的无序环境，就可以有效地控制、预防和减少无序的累积和某些犯罪的发生。
威尔逊和凯林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并没有很快引起社会反响。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破窗理论被成功地运用到纽约市地铁和城区的治安和犯罪防控之后才声名鹊起，赢得了美国媒体和公众的普遍赞誉。有的媒体称赞威尔逊和凯林1982年的那篇文章为“警务活动的圣经”和“社区警务的蓝本”。③美国著名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发的一篇文章称赞破窗理论引起了美国警务活动的革命。④破窗理论不仅在美国本土得到了法律实务界的认可，引起了美国的警务革新浪潮，而且吸引了很多其他国家的警察机构前来学习和借鉴纽约市基于该理论的警务经验。⑤与此同时，破窗理论还在美国学术界催生了环境犯罪学的研究热潮。关于环境与犯罪关系的各种理论和实证研究成为美国当今犯罪学、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领域。⑥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各种犯罪问题一直很突出。特别是近年来，出现了新的犯罪高峰，成为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⑦就经济发展与犯罪高发这一关联现象，中国与美国有其相似的一面。破窗理论在美国犯罪控制方面的创新与实践，对于中国当前的犯罪防控，特别是通过加强警务与社区之间的协作，重视改善外部环境来减少和预防犯罪的发生等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破窗理论的历史溯源
破窗理论的核心，即某些犯罪与具有诱发性的外部环境有相关性。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外部环境诱发的，但是大量的日常生活经验证明，外部环境与某些犯罪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如，人口稠密的地区、人群拥挤的公共场所更容易发生盗窃案件；边境地区更容易发生偷渡、走私、毒品交易等犯罪；城乡结合部的地区犯罪率会明显高于主城区。早在1285年，英格兰爱德华一世即颁布了《温彻斯特法》(Winchester Statute)，要求土地所有者清除公路旁边的沟渠和树木植被等可以藏身的地方，以减少犯罪的机会。⑨可见，人们不仅很早就认识到环境与犯罪之间的关联性，而且还将其应用到具体的犯罪控制实践中来。
关于环境与犯罪关系的学术论述可以追溯至18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你将在北方气候之下看到邪恶少、品德多、极诚恳而坦白的人民。当你走进南方国家的时候，你便将感到自己已完全离开了道德的边界；在那里，最强烈的情欲产生各种犯罪，每个人都企图占别人的一切便宜来放纵这些情欲。在气候温暖的国家，你将看到风尚不定的人民，邪恶和品德也一样地无常，因为气候的性质没有充分的决定性，不能把他们固定下来。”⑩虽然孟德斯鸠这些判断只是基于地域气候与道德、犯罪之间关系的经验性观察，但是却启蒙了早期环境犯罪学的研究。
19世纪上半期，法国的两位实证主义犯罪学家奎特勒特(Adolphe Quetelet)和盖瑞(Andre Michel Guerry)对犯罪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开创了环境犯罪学研究的先河。19世纪20年代奎特勒特率先对环境、人口变化与犯罪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学研究。(11)奎特勒特分析法国不同区域的犯罪统计资料后发现，一些贫困地区的犯罪率出人意料地低，而一些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的谋杀和强奸犯罪却很高。他因此否认了那种认为犯罪是贫穷的结果以及教育程度的增加将减弱犯罪的倾向性的传统看法。(12)与奎特勒特同时代的另外一位实证犯罪学家盖瑞运用统计学和地理制图方法对法国的犯罪现象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盖瑞将法国1825—1830年间侵犯人身类和财产类的犯罪数分别标记到法国地图上，并用不同的色度反映区域性的犯罪的程度和变化。盖瑞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法国南部地区的暴力犯罪比较高发，而北部地区财产类犯罪高发。(13)运用地理学和统计学工具分析不同犯罪类型的区域性变化，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不同地理区域与某些犯罪类型之间的关联性。
继奎特勒特和盖瑞之后，英国的弗莱彻(Joseph Fletcher)和哥理德(John Glyde)在19世纪中期发表了他们关于犯罪地区分布的研究。1848年，弗莱彻将犯罪率与社区的社会地理特点联系起来，并认为地方性的犯罪往往受到现存的邻里和社区犯罪的吸引和感染。(14)1856年，哥理德利用人口统计数据将人口的密度与犯罪率联系起来。(15)总体上看，20世纪以前的学者关于环境与犯罪之间关系的研究局限在宏观层面上，主要试图揭示犯罪与地理及人口分布之间的关系，而并没有涉及特定的环境与具体犯罪关系的微观层面。
美国关于环境犯罪学的研究虽然比欧洲起步晚，但是后续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并且深入到该理论的微观和实际应用层面。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Robert Park)等学者20世纪初开始的关于区位社会学的研究，直接促进了美国环境犯罪学的发展。(16)4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什奥(Clifford Shaw)和麦凯(Henry McKay)两位学者收集了大约25000个青少年犯罪的案例，时间跨度从1900年到1933年，他们将这些青少年的犯罪数据在地图上标记出来，结果发现青少年犯罪经常发生在一些特别的街区，而这些街区位于或毗邻工业和商业区。(17)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伍德(Elizabeth Wood)在芝加哥市房屋管理局工作期间提出了居民房屋建设的安全指南，其中特别强调居民区建设中加大环境的可视性以便于居民对儿童的监护。(18)威尔逊在60年代根据人口、种族、就业、当地警察数量等特征变量，对美国四个犯罪率高的地区(Albany，Newburgh，Oakland，Syracuse)和四个犯罪率低的地区(Amsterdam，Brighton，Highland Park，Nassau County)进行了分析和比对，来揭示犯罪率区域高同犯罪率区域低之间与上述的各种特征变量之间的关系。(19)另外，美国建筑师纽曼(Oscar Newman)在60年代通过观察发现，华盛顿两个邻近街区因建筑设计的问题而造成两个居住区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和质量。其中一栋建筑有11层2740个单元，但由于存在没有规划的和无人照看的内外公共区域，这些地方到处充满了垃圾、涂鸦、损坏的物品。而邻近的一个居民区，虽然房子建的时间久，而且是很小的连排房，但是由于没有什么空地而且安排合理，该居住区的生活一直运行得很正常。据此，他提出了防御空间(Defensible Space)的思想，主张对居民区的设计要体现所有者的意识并有利于相互监督，特别是要让居民们的眼睛更容易看到附近的街区等等。(20)1970年，布兰汀汉姆(Brantingham)夫妇在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西(Tallahassee)市对居民区的入室抢劫和城市街区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地研究。通过观察和数据分析，他们发现长条形街区(Border Blocks)的平均入室抢劫率要明显高于方块形街区(Interior Blocks)的平均入室抢劫率。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不同的街区布局产生的犯罪率差别的现象。(21)美国学者的这些实证研究，不仅揭示了特定的环境与人的行为以及犯罪之间的关系，而且直接促进了70年代以来的“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简称CPTED)项目在美国公共安全领域的实施。(22)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消极诱导性环境与人的不良行为的相关性还得到了社会实验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支持。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大师，前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詹巴多(Philip Zimbardo)在1969年进行了一次环境与行为关系的心理学实验：这位心理学家找了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并把车前面的发动机罩打开，将车停在纽约相对杂乱贫困的布朗克斯(Bronx)街区。首先前来损害车辆的是一个家庭，他们卸走了车上的冷却箱和电池。数小时之后，车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全部被卸走；接着是随意的破坏，车的窗户被打碎、零件被丢弃、车内饰物被撕扯，孩子们开始在车上玩耍。而这位心理学家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罗阿尔托(Palo Alto，California)中产阶级社区的一辆类似的汽车过了一个多星期也无人过问。于是，詹巴多用锤子把那辆车敲了个破洞。过路的行人立刻就加入进来破坏车辆，结果这辆车很快被捣鼓得底朝天，车子被彻底损坏，车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几小时内就不见了。这项实验还显示，对这两辆车进行破坏的都是衣着得体的白人。(23)这项实验证明了非正常行为与特定的诱导性环境之间具有关联性。破窗理论的创立直接受到这一心理学实验的启发。(24)
二、破窗理论的核心思想
1982年破窗理论提出之后，威尔逊、凯林以及其他研究者一直在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破窗理论的核心思想主要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无序是否与犯罪存在相关性？如果相关，对无序的干预会降低犯罪的发生吗？围绕这两个核心问题，破窗理论的创始人和其他研究者进行了具体论证和阐释。
1.无序与犯罪之间存在相关性
对破窗理论的理解，关键是要把握无序、对犯罪的恐惧、社区控制的失效和犯罪四个要素之间的递进关系。(25)根据破窗理论，无序的环境直接导致该环境中人们对犯罪产生恐惧感，进而导致该区域社会控制力的削弱，最终导致严重违法犯罪的产生。(26)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破窗理论中所关注的无序大多是带有破坏性、反社会性、威胁性，具有衰败、颓废、哀怨气息的，支离破碎而混乱的状态。破窗实际上是无序的代名词。无序可以区分为物理意义上(物体)的无序和社会意义上(人)的无序。物理上的无序是指看得见和容易区分的外部形体，比如随地丢弃的垃圾、废弃的建筑、破旧的物什、墙面上的涂鸦、破损的栅栏窗户等。社会的无序，一般指不文明的行为方式，比如，你可以看得见(公开场合的醉酒)，经历过(尖叫或者性骚扰)，或直接观察到(涂鸦和破损的物品)。物理上的无序一般指持续性的状况，而社会无序大多是一系列的或多或少不连贯的事件。(27)
根据破窗理论，无序的现象对人的反常行为和违法犯罪具有强烈的暗示性，社区或街区混乱的迹象表明这些地方的犯罪控制很薄弱，潜在的犯罪者将利用这里的机会进行犯罪活动。(28)例如，在一些街区，到处是随意丢弃的垃圾、建筑物上到处是涂鸦、路边躺着无家可归的人、十字路口旁站着来回索要钱财的乞丐，等等。这样一幅杂乱无序的景象为潜在的犯罪者提供了一个犯案的绝佳场所。在这样无序的场景中，你很难找到安全感，你会很容易发现那里“毒品交易瞬间换手，卖淫者公然招揽生意，车辆随时会被故意刮损”。无序本身就是一种不良的信号，暗示着那里是一个无政府的场所和自由主义的乐园，在那里你可以为所欲为且无所顾忌。(29)根据萨默森(Robert Sampson)等学者在1995年对芝加哥市343个邻里中8782个居民进行的实证研究，集体效应(Collective Efficacy)的弱化是预测邻里暴力犯罪的重要依据，而集体效应的弱化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无序的环境反映出来的。(30)
2.大量的、集中的和被忽视的无序更容易引发犯罪
威尔逊曾指出，如果不守秩序人的数量以算术级增长，那么人们的焦虑行为的数量就将以几何级增长。(31)根据破窗理论，一个或两个无序的社会现象并不会轻易引起犯罪，而如果无序的状态达到一定规模或无序的活动非常频繁时，犯罪等复杂而消极的社会现象就会出现。比如，一个街区酗酒者，公共场所的一两个索要钱财的乞丐，或者一两处涂鸦，并不会立即引发或者产生犯罪等。无序与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大多发生在无序处于相当的规模和程度，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才会出现。(32)无序的状态一旦在某个区域弥漫开来，这种无序就会增量发展。例如，有人在公共场所的角落扔了垃圾，如果没人过问，不用多久那个地方的垃圾就会不断增多。无序的这种增量效应和暗示效果在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再如，由于缺乏长期的维护和整治，纽约地铁一度成为乞丐、小偷、骗财者、贩毒者、无家可归者、抢夺财物者、涂鸦艺术家的乐园，无序状态在那里不断的积累和萃聚，导致各种各样的违法和犯罪现象频繁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在纽约地铁内因诈骗和盗窃而造成的年度损失在6千万到1亿2千万美元之间。(33)
当然，不同的街区或社区由于环境的差异对犯罪的阻却有强弱之分。有的地方街区秩序虽然比较混乱，但是却很少发生犯罪；而有的地方可能秩序并不是想象得那么混乱，但是犯罪却频繁发生。这与街区居住者的品质和周围的文化环境的影响有很大关系。(34)
3.警察通过实施规则性干预可以有效预防和减少区域性无序
破窗理论将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与犯罪控制联系起来，引导警察等执法机关注意对小的无序的关注，防止因无序的增量而出现犯罪等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问题。根据破窗理论，警察对于社区或邻里等无序性的行为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涉规则来进行清除。比如，在外面饮酒是允许的，但是不能在十字路口；你可以坐在公共场所的凳子上，但是你不能躺在那里。当警察发现这些问题时，有权根据这些规则与违反者进行交涉。关注和处理这些微小的无序行为必然需要相应的交涉规则，否则无法有效地推行。例如，一个在公共场所酗酒的男子对前来交涉的警察说：“这有什么？就是在喝点啤酒，很小的事情，我也没有伤害别人。”这位警察回答：“是的，仅仅喝点酒，如果你几年前在这里，一会儿你喝醉了，然后遇到了另外一位醉酒者，然后就有可能在你们之间发生争斗甚至是暴力冲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这么严格的原因，因为我们试图阻止和预防那样的事情再次发生。”(35)街区警察正是通过这样的活动消除小的“破洞”来预防新的或更大的“破洞”的产生。
为了在保证社区安全的前提下使社区居民享有更大的自由，警察应当根据社区的特点进行执法活动，并同时给予社区居民一些娱乐或生活上的自由。比如有的公寓没有院落，住在公寓的人可以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在附近限定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组织娱乐活动。警察应当根据社区的特点采取与社区安全相适应的规则来处理无序问题，这些规则因社区的特点不同而可能有所不同。(36)
4.警察与社区应当建立合作关系，强化社区的自我控制力
根据破窗理论，对于无序环境的清理，警察负有主要职责，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警察而没有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那短时间内被清除的无序就很快又会滋生。英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创始人皮尔(Robert Peel)早在19世纪初期就指出，警察的基本任务是预防犯罪，警察的有效性在于使社会不发生犯罪和混乱，而不是有了犯罪和混乱之后再去干预。(37)破窗理论实际上也受到了皮尔思想的启发，提出了基于社区的犯罪预防警务思想。(38)
根据这种以社区为基础的预防犯罪的思想，社区警务活动的主要职责，就是支持社区自身非正式的自我控制，但这种警务又不能代替社区在安全上的自我非正式的控制。(39)美国社会学家翟克伯丝(Jane Jacobs)指出，社会秩序的维护不是单靠警察就可以实现的，而必须通过人们自身的自愿性控制和内部准则等复杂的机制来完成。(40)基于社区安全的警务活动，就是要通过警察的权威性强化共同体防御犯罪的能力。(41)比如，在发生紧急的危害社区安全的事件时，警察要利用社区的配合和支持来快速处理事件；在日常发生妨碍社区秩序的事件时，警察要通过交涉性规则来解决那些社区自身控制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总之，加强警察对社区安全的干预，提升社区的自我控制力，是促进社区安全，减少社区犯罪的基本路径。
三、破窗理论在美国的实践
任何理论都要通过实践的检验，破窗理论也是如此。凯林不仅是破窗理论的创立者，更是该理论的积极践行者。他大部分的学术活动都与探索这个理论有关。(42)在20世纪80—90年代，凯林作为纽约警署的政策顾问，亲自参与了纽约市地铁和社会混乱状况的整治。在时任纽约市长的朱利安尼(Rudolph W.Giuliani)和警察总长布若顿(William J.Bratton)的大力支持下，根据破窗理论，纽约市政府和警察署创造性地实施“秩序维护警务”(Order-Maintenance Policing)“计算机犯罪统计信息系统”(CompStat)和“新生活项目”(Program of Quality of Life)等，用于整治当时纽约市恶劣的治安环境，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效果。(43)根据美国司法部的统计，从1993-1999年，纽约市的谋杀罪发生率下降了40％，抢劫罪发生率下降了30％，入室盗窃罪发生率下降了25％。(44)在纽约市的影响下，美国一些大中城市相继借鉴破窗理论来改革当地警务制度，比如，马萨诸塞州的罗维厄(Lowell)、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等等。(45)美国的犯罪率在同期开始大幅度下降。根据美国司法部的统计，从1993-1998年，全美财产类犯罪率下降了32％，暴力犯罪率下降了27％。(46)而且，此后整个美国的犯罪率一直在走低。(47)
基于破窗理论构造的警务活动，在美国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不同的城市和地区有不同的特点和侧重。但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共同特点。
1.以社区为导向
破窗理论在美国的实践主要借助社区警务来实现。(48)美国的社区警务有很长的历史，在实践中发展出了一些以带有社区特点的警务项目，如社区巡逻、社区犯罪预防、社区警务信息交流、社区社会控制，等等。(49)社区警务的目标，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为了改善社区与警察的关系，而应当是以社区的安全和秩序维护为基本导向的警务(Community-Oriented Policing)。(50)凯林认为，社区导向或以社区为基础的警务是一种新型的警务范式，与传统的反应式警务不同，是一种以预防犯罪为主的警务。(51)社区导向警务的核心目标就是以社区为基础，通过警务和社区活动预防各种犯罪，保障社区的安全和有序。
社区警务强调运用各种具体的项目和借助包括社区在内的各方面力量来统筹解决犯罪和无序问题。在社区警务中，社区居民是关键，他们可以协助警察维护社区的秩序，可以建立自己社区的环境安全标准以强化社区的控制力。对于严重突出的无序问题，社区警务借助严厉的秩序维护警务等项目来尽快清除。(52)在以社区为导向的警务活动中，美国警察的日常行为不仅仅限于执法活动，还包括帮助事故或犯罪活动中的受害人，提供紧急医疗救助服务，帮助解决家庭和邻里纠纷，进行交通秩序维护和学校日常安全防卫，等等。另外，不同社区成员的生活关注点不同，警察应根据社区的不同特点和需求做出区分和调整。例如中产阶级的社区、少数族裔和贫困人口聚居的社区在安全的需求上明显不同，警察必须根据不同的社区情况进行社区警务活动。(53)总之，开展社区导向警务，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美国传统警务范式的转变，更加注重和突出警务活动在犯罪预防方面的功能。
2.以问题为导向
破窗理论主张通过清除小的混乱和无序来铲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但实现这一目的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根据社区或街区所存在的无序问题而进行的有组织的行动。早在20世纪70年代，“问题导向型警务”(Problem-Oriented Policing)理论就在美国产生，它是改善警务和有效预防犯罪的一个重要创新。(54)
格德斯汀(Herman Goldstein)概括了问题导向型警务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找出具有互相联系的事件性的问题、警务要聚焦的根本性问题、突出最终目标的有效性、进行系统化的调查、区分和准确界定问题、对问题中的多元利益进行分析、跟踪评价当下的警务活动、开放性调查并调整警务策略、采取积极的态势、强化决策的程序性和增加责任、评价最新的警务结果。(55)破窗理论出现之后，针对犯罪防控的问题导向型警务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56)在这个模式中，警察首先要通过对社区进行调查，发现混乱和各种安全隐患，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在确定问题的基础上查找各种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并设计解决问题的策略和实施行动。它突破了传统警务以打击犯罪为主要功能的限制，将发生犯罪的迹象和可能引发犯罪的各种问题纳入到警察活动的视野。当严重的无序问题已经成为居住在某一区域的居民所严重关切的问题时，如果不通过外部力量介入，这些事件或情势将持续存在，并可能扩大其程度和规模。由于这些问题不可能自动消除，而且没有人对这样的事情负责，因而只有通过警察调动社区资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类型的问题。
根据芝加哥市的经验，在问题导向型警务模式中，警察机构应当在居民区或中心区设立办公室，对清除社区无序问题的警务项目进行宣传，鼓励民众参与，并将邻里社区居民提出的有关安全问题优先纳入问题解决模式中。区域性的安全警官按照区域规划来组织具体行动计划，并建立快速应警机制，处理传统上他们不处理的各种潜在的影响社区安全的无序问题。在该模式中，警察以及社区成员参与者都要接受严格的培训，以保证问题解决的有效性和合法性。(57)
3.以法治为导向
破窗理论的创始人凯林曾总结出一些警务活动失败的教训，其中一条就是没有处理好警察的执法活动与法治的关系。(58)美国是一个法治发达国家，法律对警察的执法活动约束非常严格。但是，如果警察没有一定的执法权，清除社会无序的问题就很难实施。因而，警察管理部门就要审查和研究哪些问题应当属于警察解决的范围，这就必然涉及警察执法的自由裁量权问题。(59)比如，警察需要处理醉汉、无家可归的人吗？警察在处理公众场合醉酒人时的权限是什么？在操作层面，警察与社区成员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什么？警察如何判断“零容忍”，以及如何处理涉及“零容忍”的案件？等等。
为了有效规范警察在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美国很多地区的警署在开展社区警务活动中都制定了警察行动和工作指南，并对执法警察进行相应的执法培训，使警察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介入无序行为的处理。(60)虽然并不是所有的警察执法行为都可以为这些指南所覆盖，但是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接受指南的规制。1999年，凯林在给美国司法部起草的有关警务自由裁量权活动的报告中，提出了制定社区警务行动指南的若干原则，包括：认识到警察工作的复杂性；承认警察执法的自由裁量权；细化警察工作的程序；提升警察工作的价值；等等。(61)总之，这些原则和指南的制定和实施有助于解决警察在社区警务和预防犯罪方面执法的正当性问题。
四、围绕破窗理论的学术论争
破窗理论出现之后，美国学界围绕破窗理论的学术论证和争议就没有间断过。(62)由于破窗理论产生时缺乏严格的实证研究，一定程度上带有经验主义的色彩，而且缺乏严格的范畴和体系，其形象化的说法不可能完全周严，引起学界论争在所难免。美国学界围绕破窗理论的学术论争主要集中在无序与某些类型的犯罪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这一核心问题。
关于无序与犯罪之间的相关性，美国一些学者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论证。其中，美国西北大学的斯高更(Wesley Skogan)教授的研究影响最大。斯高更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在芝加哥、纽瓦克、休斯敦、费城、旧金山、亚特兰大6个城市40个邻里，通过电话和面谈等方式采访了大约13000人，实地采集了大量的研究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斯高更就无序与抢劫犯罪之间的变量关系进行了统计学上的回归分析等研究，他发现无序与抢劫犯罪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为+.80，并得出结论，“破窗，确实需要尽快修理。”(63)这是迄今为止学界针对无序与犯罪关系方面时间和地域跨度最大的研究。斯高更的研究成果因此被广泛引证，对破窗理论在美国的推行起到了很大作用。科恩(Deborah Cohen)等医学学者在90年代利用破窗理论对社区环境与性病传播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破窗指数高的社区的性病发病率要明显高于破窗指数低的社区。(64)这个研究成果间接地证明了无序的环境与性违法活动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此外，凯林与苏萨(Sousa)合作，在90年代运用破窗警务、经济指征、年轻男性在居住区的数量、毒品消费四个变量，对纽约市76个独立的居住区进行了数据比较，发现轻微的违法行为与暴力犯罪之间有很强的联系。(65)
哈佛大学的伯若格(Anthony Braga)和其他五位学者对泽西市(Jersey City)进行的问题导向型警务的评估研究，被认为是对破窗理论最严格的检验。(66)这项研究通过对照组的比照试验，不仅证明了无序与犯罪之间的关联性，而且还证明了警察干预行为在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方面的有效性。他们在该市定位了56个具有高犯罪率的邻里街区，然后从中选择了24个地点随机分成试验组和控制组。根据他们的报告，在试验组街区，在问题导向型警务的干预下，警察利用严厉的秩序维护警务(Aggressive Order Maintenance)，清理街上的垃圾，增加街区的灯光和在空地上增加防护栅栏等。在这些警察行为干预后，他们发现实验组街区犯罪的事件比起控制组街区明显下降，那里很少再发生抢劫、侵犯财产类和街区打斗类的犯罪。他们还进一步检验，这些犯罪是否转移到附近的控制组街区。因为如果转移了，就说明这些行动并没有减少犯罪，只是重新分配了犯罪地点而已。他们研究的结果发现控制组街区的犯罪总量并没有在同期增加，也就是说，试验组街区的大多数犯罪已经停止，而不是被重新分配。(67)
针对斯高更、凯林等人的研究和论证，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哈考特(Bernard Harcourt)教授提出了质疑。哈考特指出，斯高更关于破窗理论的研究成果并不能证明无序与抢劫等犯罪相关。他在重新调取分析了斯高更的调查数据之后，认为如果将纽瓦克的五个社区的数据包括进去，无序与抢劫犯罪之间就仅有很微弱的联系；相反，无序与抢劫之间则没有联系。(68)2006年，哈考特和鲁迪威格(Jens Ludwig)又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运用来自纽约市等五个城市的有关数据，再次对2001年凯林等人关于破窗理论新的研究成果进行质疑。(69)当然，哈考特的研究成果也受到了破窗理论的创始人威尔逊和凯林及其他破窗理论的支持者的反质疑。(70)
关于破窗理论，还有一些研究成果的结论是折中型或混合型的。美国天普大学的泰勒(Ralph Taylor)曾对巴尔的摩城市66个社区，就社区犯罪与社会不文明行为(包括沿街兜售、公共聚饮、乱扔垃圾、涂鸦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有些街区上的不文明行为与犯罪有关，有些则无关。他进一步指出，对不同种类的不文明行为应当有不同的治理政策，不能单纯依靠破窗理论。(71)另外，纽约水牛城大学的詹恩(Peter K.B.St Jean)，花了5年时间对芝加哥犯罪高发的南市区进行了集中的观察研究，来验证破窗理论和“集体效应”理论。詹恩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之处是亲自访谈了犯罪高发街区的毒品交易者、参与抢劫的犯罪嫌疑人等；并运用现代摄像技术对一些街区的活动进行持续性观察和记录。詹恩发现，在一些街区中，并不是仅仅因为没有人关注这里的无序而诱导犯罪，而是由于那里存在犯罪的便利条件。(72)这些研究成果客观上加深了学界对破窗理论的认识，并对破窗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价值。
可以预见，美国学界关于破窗理论的论争仍将继续。(73)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或者经验性的认知在实践中运行时，都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偏差。虽然美国一些学者对破窗理论提出了批评或质疑，但并没有动摇破窗理论对美国警务活动的实际影响。事实上，破窗理论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当代的警务模式，在犯罪控制方面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74)
五、破窗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目前都进入了加速期，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控制犯罪方面面临比以往更加严峻的形势。(75)虽然美国的犯罪现象和规律不同于中国，但威尔逊和凯林两位学者所创立的破窗理论及其在美国的实践所提供的思路、方法和手段，却可以为中国的犯罪防控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1.对犯罪防控政策和实施的启发意义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严打”为主的刑事政策在集中力量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基于目前犯罪高发的形势，“严打”仍将是中国打击和防控犯罪的主导刑事政策。但是，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治安状况，如何进一步提高“严打”的效能、巩固“严打”的效果，是当前有效防控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面临的重大课题。
美国一些地方所实施的破窗警务也可以说是美国式的“严打”。但是，他们在运用严厉的手段打击违法犯罪和清除无序环境的同时，非常注重运用社区警务和问题导向型警务来加强对“严打”后的社会环境的维持和巩固。这是破窗理论之所以能够在美国一些地方、特别是犯罪率曾经很高的城市和地区获得成功实践的一条根本性经验。开展社区警务和问题导向型警务，实际上就是将暂时性的“严打”转换为持久性的防控。(76)在社区警务和问题导向型警务中，不仅微小的无序在累积为大的无序或犯罪发生之前就得到清除，而且居民对警察的认同感和对社区安全的责任感也得到增强。(77)社区警务和问题导向型警务，不仅提高了警务活动在防控犯罪方面的持久性效能，而且也大大降低了国家因加大警察对社会的控制而产生的政治风险。实际上，近年来中国一些地方也在尝试开展社区警务活动，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效果。但是，社区警务存在社区导向不明显，问题导向不突出的现象。比如，在一些地方的社区警务中，社区警务和传统警务工作没有太大区别。(78)再比如，有的地方虽然建立了社区警务室，但社区警务室的实际运行处于“空巢”状态，即“只挂牌，不营业”，没有充分发挥作用。(79)为了扭转这一状况，国家一方面要加大警力和投入，另一方面还要探索建立长期行之有效的规范性工作机制。(80)总之，建立和完善社区警务和问题导向型警务，是巩固“严打”的持久性效果的一个重要路径。
中国的犯罪控制和刑事政策还应当进一步提高法治化程度。比如，由于刑事诉讼中侦查讯问制度客观上存在漏洞，没有引入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律师在场制度，刑讯逼供、诱供等不规范的执法行为时有发生。在美国，大凡实施破窗警务的地方，司法当局都非常重视以法治为导向，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彰显其打击和防控犯罪的正当性。(81)比如，制定和实施具有可操作性的警察工作指南，规范警察的自由裁量权，减少执法活动的随意性，等等。司法机关是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减压器”和“吸纳机”，但如果缺乏严格的规范，又很容易产生消极的外部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对犯罪控制的范式转换还要从完善司法制度入手，将各类执法活动纳入到严格的法治轨道，特别是要加强刑事政策的法治化，提高刑事政策在防控犯罪方面的权威性和正当性。
2.对打击和预防街区和居民区类型的犯罪的借鉴价值
中国目前的各类犯罪案件中，街区和居民区类犯罪，包括抢劫、抢夺、盗窃等，处于整个犯罪的高位区，对人民生命财产和安全以及社会稳定的危害相当大，是当前犯罪防控和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82)破窗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发现了无序的环境对某些类型的犯罪具有强烈的暗示和诱导性。如果打破有利于这些犯罪发生的空间格局，就会有效地制约这些犯罪的发生。
根据美国的实践经验，破窗理论在防控那些利用特定环境进行犯罪的街区和居民区类型的犯罪方面具有突出优势。由于这些类型的犯罪案件大都发生在无序程度比较高的城市街区和居民区，执法机关就可以通过对违法犯罪环境的具体分析，发现违法犯罪高发区域中的哪些因素诱导犯罪的发生或有利于某种犯罪的实施，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无序的外部环境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加快，城市流动人口在迅速增加，因管理的滞后而产生的无序环境也在随之增多。因此，执法机关在对这些无序区域的违法和犯罪进行打击的同时，还要注意清除各种无序的要素，弱化无序的环境对违法和犯罪的心理暗示和诱导作用。例如，根据破窗理论，警察应当对犯罪高发的区域加强密集巡逻，在社会秩序混乱的地方加大执法干预力度，在人群密集聚居区和人口流动大的区域集中安装监控装置，对城乡结合部的局部混乱街区进行严格治理，利用现代地理信息等技术定位犯罪高发区域并进行集中整饬，加强学校和居民小区的安全环境和安保设施的完善，查找和清理容易导致犯罪发生的外部环境，等等。当然，这些措施不是主观随意或简单根据一时之需的形式主义做法，而是将影响安全的环境问题纳入一个规范化系统中。比如，建立“问题导向”模型，通过问题采集、决策制定、方案实施、效果评估、社会反馈等规范性流程，来确保其在防控犯罪方面的目标得到持久性实现。只有全面提高中国警察的职业化、专业化、信息化和科技化水平，严格按照规范化的打防处置程序，才能更加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
根据破窗理论和环境犯罪学理论，对违法犯罪对抗力弱的弱势环境的主动补强也是预防和阻却犯罪的重要措施。(83)在美国，在实施“邻里守望项目”的社区，居民会在房屋外部粘贴一个明显的标识，警告潜在的犯罪者本社区已经实施“邻里守望项目”，一旦有任何违法和犯罪的发生都将立即被通报社区警员。(84)这种做法看似简单，实际上不经意间已经补强了弱势环境，降低了环境对犯罪的诱导性。美国一些地方还专门建立CPTED项目，通过专家的评估和设计改善公共交通、居民区、街道、学校、医院等场所的环境，试图减少那里犯罪的发生。(85)这种犯罪环评专业项目，虽然在中国还需要一定的培植过程，但是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
3.对犯罪学研究的启示作用
犯罪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其理论研究不可能脱离实践。任何宏观的理论都建立在大量的微观研究基础之上；没有足够深入细致的微观研究，就不可能抽象出科学的宏观理论。威尔逊和凯林创立的破窗理论正是源于他们长期的观察和实践，绝不是“灵光一现”或“闭门造车”的产物。美国学者围绕破窗理论展开的学术研究，大都运用严格的实证研究方法，根据实际的观察和亲身的体验，在无序的环境和犯罪高发区域收集第一手数据，并进行严格的数理统计分析。这些基于实证研究的成果，不仅对犯罪学的知识有新的贡献，而且具有很高的实际应用价值。中国犯罪学界也应当加强实证研究的力度，对犯罪控制中具有高应用价值的领域，比如环境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犯罪被害人学、犯罪矫正学等进行多方位、多时段、多区域的实证研究，为中国的犯罪防控提供各种更具操作性的理论支持。
犯罪学还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多方面知识和多学科工具的支持。美国学者围绕破窗理论的各种研究和论证就涉及社会学、犯罪学、法学、心理学、地理学、统计学甚至医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相比之下，中国犯罪学的研究大多是法学领域的探索，由于研究者所运用的学术工具很有限，加上很少进行跨学科合作，其研究成果的理论深度和应用价值都受到一定的影响。从长远看，中国犯罪学的研究要走出一条新路，不仅要加强实证研究的力度，还要加强犯罪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与合作。国家和有关学术研究部门要创造条件并制定相关政策，吸引更多的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对犯罪现象和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当然，除了上述研究范式的转换之外，中国犯罪学研究的外部条件还亟待改善。由于犯罪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研究所需要的外部条件要比其他一些社会学科更高。政府和执法部门应当在研究条件，包括经费支持、信息采集、理论试验、成果检验等方面给予学者更多的支持，为中国犯罪学的研究和学术创新营造更加有利和宽松的环境。
世界上最伟大的理论大都是最朴实的理论，也大都可以在朴素的生活中找到根据。破窗理论来自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其通俗易懂的比喻容易为司法工作者和普通民众所接受。破窗理论的贡献并不在于构造了一种深奥的体系化理论，而在于它带动了美国犯罪学的研究和发展，实际促进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警务改革和犯罪控制模式的转变，并在犯罪控制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
破窗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启示执法机关和相关机构等注意改善那些具有诱导犯罪和有利于犯罪实施的外部环境，通过切断特定的环境与某些犯罪之间的激发性链条，来有效地防控某些在特定环境中容易发生的犯罪或利用特定的环境进行的犯罪。当然，破窗理论并不是对所有犯罪类型的打击和预防都有效。犯罪是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对犯罪规律的探索，仅仅依靠对外部环境的分析并不够，还必须结合不同类型的犯罪者的心理、动机等进行综合研究。同理，对犯罪的控制也不是靠单纯改变环境或单一的警务活动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和教育等多方面的手段和方法才可能实现。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指出，一个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往往伴随比此前的贫困时期更多的“社会动荡”。(86)中国要走出这种悖论，关键就在于我们必须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犯罪控制方面找到更加切实可行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美国破窗理论及其实践，无疑为我们探索当下中国的犯罪控制路径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本文是本人博士后研究报告《和谐社会与司法公正》的部分延伸成果。在此特别感谢博士后导师陈光中教授的悉心指导，以及卞建林、戴玉忠、杨宇冠、熊秋红各位教授的宝贵评点和建议；感谢张保生、陈卫东教授的热情鼓励与支持，两位匿名专家提出了富有见地的修改意见，李训虎、宋伦继和嵇绍军等朋友提供了诸多帮助。
注释：
①Steven F.Messner and Richard Rosenfeld,Crimeand the American Dream,Belmont CA:Thomson Wadsworth,2007,p.26.
②James Q.Wilson and George L.Kelling,"Broken Windows: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 The Atlantic Monthly,vol.249,no.3(March 1982),pp.29-38.
③Kevin Cullen "The Commish:Even though Bill Bratton was unceremoniously booted out of the top job in the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he's still the apple of the city's eye," The Boston Globe,May 25,1997.
④Christina Nifong,"One Man's Theory Is Cutting Crime in Urban Street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February 18,1997.
⑤2000年的前10个月，就有235个警察部门的代表团访问纽约市警署，其中85％来自美国境外。参见Elissa Gootman,"A Police Department's Growing Allure; Crime Fighters from Around World Visit for Tips," 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4,2000.
⑥Michael Wagers,William Sousa and George Kelling,"Broken Windows," in Richard Wortley and Lorraine Mazerolle,eds.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 and Crime Analysis,Cullompton:Willan Publishing,2008,pp.248,251-253
⑦2009年中国犯罪数量打破了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平稳态势，出现大幅增长。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参见靳高风：《2009年中国犯罪形势及刑事政策》，李林主编：《法治蓝皮书》(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77，178—179页。
⑧Michael Wagers,William Sousa and George Kelling,"Broken Windows," p.253.
⑨参见Paul Cozens,"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in Richard Wortley and Lorraine Mazerolle,eds.,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 and Crime Analysis,p.153.
⑩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73—274页。
(11)奎特勒特是早期犯罪统计学的先驱。马克思曾经称赞他的两卷本著作《关于人》(Sur L' Homme)为“一部优秀的和富有学术性的著作”(An Excellent and Learned Work)。参见,Karl Marx,"Capital Punishment-Mr.Cobden's Pamphlet-Regulation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New-York Daily Tribune,February 17-18,1853.
(12)转引自Piers Beirne,Inventing Criminology:Essays on the Rise of "Homo Criminalis,"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pp.83-84.
(13)André-Michel Guerry,Essai sur la statistique morale de la France,Paris:Crochard,1833,pp.38,42;亦可参见Piers Beirne,Inventing Criminology:Essays on the Rise of "Homo Criminalis," pp.120,122.
(14)转引自Frank Heathcote,"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ies," in Mike Fitzgerald,Gregor McLennan and Jennie Pawson,eds.,Crime and Society:Readings in History and Theory,New York:Routledge 1981,pp.344-445.
(15)转引自Frank Heathcote，"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ies," pp.345.
(16)转引自Paul Rock,"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Crime," in Mike Maguire,Rod Morgan and Robert Reiner,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rimin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8-19.
(17)Clifford R.Shaw and Henry D.McKay,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Urban Areas:A Study of Rates of Delinquency in Relation to Differ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American Citie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9,pp.47,55.
(18)转引自Ian Colquhoun,Design out Crime:Creating Safe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ies,Burlington:Architectural Press,2004,p.38.
(19)James Q.Wilson,Varieties of Police Behavio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91.
(20)Oscar Newman,Defensible Space,People and Design in the Violent City,London:Architectural Press,1973,转引自Richard Wortley and Lorraine Mazerolle,eds.,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 and Crime Analysis,pp.155-156.
(21)Patricia L.Brantingham and Paul J.Brantingham,"Residential Burglary and Urban Form," Urban Studies,vol.12,no.3(October 1975),pp.276-279.
(22)C.Ray Jeffery,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71,p.224.
(23)Philip G.Zimbardo,"The Human Choice:Individuation,Reason,and Order versus Deindividuation,Impulse,and Chaos," in W.J.Arnold and D.Levine,eds.,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9,pp.287-293.
(24)James Q.Wilson and George L.Kelling,"Broken Windows: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 pp.31-32.
(25)Michael Wagers,William Sousa and George Kelling,"Broken Windows," pp.256.
(26)这里的犯罪主要指街区类犯罪或邻里社区类的犯罪。参见Michael Wagers,William Sousa and George Kelling,"Broken Windows," pp.248,252-253.
(27)Wesley G.Skogan,Disorder and Decline:Crime and the Spiral of Decay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0,p.4.
(28)Michael Wagers,William Sousa and George Kelling,"Broken Windows," pp.257-258.
(29)James Q.Wilson and George L.Kelling,"Broken Windows: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 p.32.
(30)集体效应，指邻里间基于共同的利益和意愿而凝结的聚合力。邻里无序现象的产生是邻里集体效应弱化的标志。参见Robert J Sampson，Stephen W.Raudenbush and Felton Earls,"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 Science,vol.277,no.5328(August 1997),pp.918-919.
(31)James Q.Wilson,"Foreword," in George L.Kelling and Catherine M.Coles,Fixing Broken Windows:Restoring Order and Reducing Crime in Our Communities,New York:Touchstone,1997,p.XIV.
(32)Michael Wagers,William Sousa and George Kelling,"Broken Windows," p.258.
(33)George L.Kelling and Catherine M.Coles,Fixing Broken Windows:Restoring Order and Reducing Crime in Our Communities,p.118.
(34)Michael Wagers,William Sousa and George Kelling,"Broken Windows," p.259.
(35)George L.Kelling and Jr.William H.Sousa,"Do Police Matter?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New York City's Police Reform," Civic Report,no.22,2001,p.17.http://www.manhattan-institute.org/pdf/cr_22.pdf,June 6,2010.
(36)Michael Wagers,William Sousa and George Kelling,"Broken Windows,"p 256
(37)参见William L Melville Lee,A History of Police in England,London:Methuen,1901,p 241
(38)George L.Kelling and Catherine M Coles,Fixing Broken Windows:Restoring Order and Reducing Crime in Our Communities,pp.106,157-193.
(39)Michael Wagers,William Sousa and George Kelling,"Broken Windows," p.258.
(40)Jane Jacobs,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New York:Vintage Books,1961,p.40.
(41)Michael Wagers,William Sousa and George Kelling,"Broken Windows," p.258.
(42)George L.Kelling and Catherine M.Coles,Fixing Broken Windows:Restoring Order and Reducing Crime in Our Communities,p.17.
(43)George L.Kelling and Catherine M.Coles,Fixing Broken Windows:Restoring Order and Reducing Crime in Our Communities,pp.151-155.
(44)Dan M.Kahan,"Social Influence,Social Meaning,and Deterrence," Virginia Law Review,vol.83,no.3(March 1997),p.367;亦可参见 Ann L.Pastore and Kathleen Maguire,eds.,Sourcebook of Criminal Justice Statistics,Rockville: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Reference Service,2000.
(45)James Q.Wilson and George L.Kelling,"A Quarter Century of Broken Windows," The American Interest,(September-October, 2006),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article.cfm?piece=169,2010年6月14日；亦可参见“Fixing Broken Windows,”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xing_Broken_Windows,2010年6月15日。
(46)Philip B.Heymann,"Thé New Policing," Fordham Urban Law Journal,vol.28,no.2(December 2000)，pp.409-410.关于美国犯罪率的统计资料可以登录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美国联邦调查局官方网站查询。
(47)Alfred Blumstein and Joel Wallman,"The Recent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 Violence," in Alfred Blumstein and Joel Wallman,eds.,The Crime Drop in Americ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亦可参见David Von Drehle,"Why Crime Went Away:The Murder Rate in America Is at an All-Time Low.Will the Recession Reverse That?" Time,vol.175,no.7(February 2010),p.32.
(48)George L.Kelling and Catherine M.Coles,Fixing Broken Windows:Restoring Order and Reducing Crime in Our Communities,p.226.
(49)Willard M.Oliver,Community-Oriented Policing:A Systemic Approach to Policing,Upper Saddle River:Prentice Hall Publishing,2008,pp.17-18,84.
(50)Willard M.Oliver,Community-Oriented Policing:A Systemic Approach to Policing,pp.26-30.
(51)George L.Kelling and Catherine M.Coles,Fixing Broken Windows:Restoring Order and Reducing Crime in Our Communities,p.158.
(52)George L.Kelling and Catherine M.Coles,Fixing Broken Windows:Restoring Order and Reducing Crime in Our Communities,pp.240-241.
(53)Michael Wagers,William Sousa and George Kelling,"Broken Windows," p.256.
(54)Herman Goldstein,"Improving Policing: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Crime and Delinquency,vol.25,no.2(April 1979),pp.236-258.
(55)Herman Goldstein,Problem-Oriented Policing,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0,pp.32-49.
(56)George L.Kelling and Catherine M.Coles,Fixing Broken Windows:Restoring Order and Reducing Crime in Our Communities,pp.225-227.
(57)Wesley G.Skogan,Susan M.Hartnett,Jill DuBois,et al.,"Problem Solving in Practice:Implementing Community Policing in Chicago," Research Report for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2000,http://www.ncjrs.gov/pdffilesl/nij/179556.pdf,2010年6月6日。
(58)George L.Kelling and Catherine M.Coles,Fixing Broken Windows:Restoring Order and Reducing Crime in Our Communities,pp.71-73.
(59)George Kelling,"'Broken Windows' and Police Discretion," Research Report for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1999,http://www.ncjrs.gov/pdffilesl/nij/178259.pdf,2010年6月7日。
(60)George Kelling,"'Broken Windows' and Police Discretion," Research Report for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1999,pp.22-23.
(61)George Kelling,"'Broken Windows' and Police Discretion," Research Report for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1999,p.34.
(62)James Q.Wilson and George L.Kelling,"A Quarter Century of Broken Windows."
(63)Wesley G.Skogan,Disorder and Decline:Crime and the Spiral of Decay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s,pp.73-75.
(64)Deborah Cohen,Suzanne Spear,Richard Scribner,et al.,"'Broken Windows' and the Risk of Gonorrhea,"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vol.90,no.2(February 2000),p.230.
(65)George L.Kelling and Jr.William H.Sousa,"Do Police Matter？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New York City's Police Reform."
(66)James Q.Wilson and George L.Kelling,"A Quarter Century of Broken Windows."
(67)Anthony A.Braga,David L.Weisburd,Elin J.Waring,et al.,"Problem-Oriented Policing in Violent Crime Places:A Randomized Controlled Experiment," Criminology,vol.37,no.3(August 1999),pp.541-580.
(68)Bernard E.Harcourt,Illusion of Order:The False Promise of Broken Windows Polici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8.
(69)Bernard E.Harcourt and Jens Ludwig,"Broken Windows:New Evidence from New York City and a Five-City Social Experi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73,no.1(Winter 2006),pp.273-320.
(70)James Q.Wilson and George L.Kelling,"A Quarter Century of Broken Windows; "亦可参见 Michael Wagers,William Sousa and George Kelling,"Broken Windows," in Richard Wortley and Lorraine Maze rolle,eds.,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 and Crime Analysis,p.256.
(71)Ralph B.Taylor,Breaking Away from Broken Windows:Baltimore Neighborhoods and the Nationwide Fight against Crime,Grime,Fear,and Decline,Boulder:Westview Press,2001,pp.3950,105-107.
(72)Peter K.B.St.Jean,Pockets of Crime:Broken Windows,Collective Efficacy and the Criminal Point of View,Chicago:The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2007,pp.24-29,40.
(73)根据最新报道的对破窗理论的一项试验，研究者将一些明显装有现金的信件分别置于整洁有序社区的邮箱和无序社区的那些充满涂鸦的邮箱的突出位置，便于这些信件被过往行人顺手取走。结果发现，整洁有序的社区，只有13％的过路者偷了那些装有现金的信封；而在那个不整洁的社区，27％的过路者偷走了信件。这项试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无序环境对犯罪的诱导性要高于有序的环境。参见Carolyn Y.Johnson,"Breakthrough on‘Broken Windows'," http://www.boston.com/news/local/massachusetts/articles/2009/02/08/breakthrough_on_broken_windows/?page=2,2010年6月8日。
(74)James Q.Wilson and George L.Kelling,"A Quarter Century of Broken Windows."
(75)靳高风：《2009年中国犯罪形势及刑事政策》，李林主编：《法治蓝皮书》(2010)，第177—186页。
(76)George L.Kelling and Catherine M.Coles,Fixing Broken Windows:Restoring Order and Reducing Crime in Our Communities,pp.157-158.
(77)Willard M.Oliver,Community-Oriented Policing:A Systemic Approach to Policing,pp.28-29.
(78)刘宏斌：《当前社区警务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79)王世卿：《社区警务室建设实证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80)根据美国的经验，培育一个成熟的微观的社区导向警务需要1年半到4年多的时间，而培育一个宏观的社区导向警务大概需要4年半到10年左右的时间，而完全成熟的社区导向警务需要6年半到14年的时间。参见Willard M.Oliver,Community-Oriented Policing:A Systemic Approach to Policing,p.149.
(81)George L.Kelling and Catherine M.Coles,Fixing Broken Windows:Restoring Order and Reducing Crime in Our Communities,p.226.
(82)靳高风：《2009年中国犯罪形势及刑事政策》，李林主编：《法治蓝皮书》(2010)，第180页。
(83)Timothy D.Crowe,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Applications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Space Management Concepts,Woburn:Butterworth-Heinemann,2000,pp.128-129.
(84)"Neighborhood Watch Sticker Scheme Launched," http://www.neighbourhoodwatch.net/index.php?func=PageStory&Type=News&Storyld=1790,2010年6月9日。
(85)Timothy D.Crowe,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pp.1-11.
(86)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