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出行图; 布局变迁; 封建礼仪; 神学思想; 宗教文化
车马人物出行主题的图像目前最早产生于战国时期，迄今为止，大量车马出行图的问世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和集中探讨，关于车马出行图的内容、构图、空间关系、墓室位置、人物身份、车辆结构等结论已基本形成，但其中涉及车马人物的位置排列方式与用意却鲜有提及。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上层建筑形态的改变，作为真实反映“当代”面貌的车马出行图像必然具有典型的时代性、民族性、政治性和文化性等各异的排列形态。
古人对于礼仪十分重视，《后汉书·舆服志上》记载：“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以及“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踰，所以为礼也。”[（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舆服志上》，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第812-813页。]由此可见，出行仪仗和车乘装饰皆有着严格的尊卑等级制度，因此历代的车马出行图成为还原历史的珍贵图像记载。《论语·乡党》中孔子强调的：“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春秋）孔子,程昌明译注，《论语》，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乡党篇第26章第113-114页。]算是古代乘车的标准姿势。《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八中记载：“古人尚右，独乘车尚左，所以然者，古乘车横长，而立乘，故尊者须人护持，而御者立于当中，尊者居左，骖乘从右扶持之，其势顺，易置则不顺也。若兵车则御者居左，元帅居中。”[ 尚秉和.木东，杨晟盛点校，《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104-105页。]这里对驾车中的尊卑等级规范作了详细的描述，同一队列里由于人物地位身份不同，所处的位置也是大不相同的。另外，《逸礼·王度记》也有关于天子驾六，庶人驾一的记载，从史料中记载的车马等级数量也能为我们判断尊者所处位置提供依据。
一、封建礼仪制度下以主车为中心的前导后迎式
1987年在湖北楚墓出土的一幅绘在楚漆奁上的《车马出行图》（图01）被认为是中国现知最早的风俗画，图上的26人从衣着和举止可以判断出战国中晚期楚国人们的不同身份与等级。另外，从车辆制式、驾马数量和御乘人数来看，图中的四辆马车分别有着主车、导车和从车的区别。
出土后不久关于此图内容的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学者陈振裕根据画中特点联系楚国等级制度对画中人物身份得出以下结论：地位最高的人通常被安排在主车的正中间，紧随其后而坐为其妻，从车侧立侍卫之类的男仆各人，2辆3马并辔的车后,均有1人右手持长杆形物紧随车后,这在东汉画像石上常见,其身份应属从卒之类。主车后面有3人作奔跑状,紧跟从卒之后,这也与东汉画像石的车马出行图上所见的“辟车伍佰”相类似，因此这3人的身份,应当是楚国贵族出行时吏卒,即汉代的“伍佰”。[ 陈振裕，《楚国车马出行图初论》，《江汉考古》,1989第4期第54-63页。]
这一观点被后世普遍接受，整幅图以主车为中心,前有导车1辆及站立的迎宾数人，后有从车2辆及从卒与辟车伍佰，为我们复原了楚国贵族出行的宏大场面以及森严有序的等级制度。
以前导后迎包围主车的车马出行构图方式在秦汉时期亦有，说明了这一历史时期等级制度的延续性。1974-1979年出土于陕西咸阳的秦宫遗址为先秦时期记录车马出行的壁画遗存，其画面内容和布局形式与战国楚漆奁上的《车马出行图》有许多相似之处，有乘车者、驾车者和立迎者，以贵族主人公为中心向两侧展开，迎者地位低下，一般在画面中处于站立恭候之态。
车马出行图是汉代壁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记录汉代社会面貌的“百科全书”之一。由于汉代独尊儒术、盛行谶纬思想，因此汉代墓室中的车马出行图按图像学意义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内蒙和林格尔东汉晚期壁画墓中的车马出行图为代表,表现墓主人生前仕途经历和现实生活。一类则是与墓室建筑的方位相关的升仙、祭祀类车马出行图。因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绘画对现实世界的记录，因此汉代壁画在本文主要以第一类记录墓主生前生活的车马出行图为参考。
西汉墓出土的漆奁和漆樽上所绘的车马出行图均为单马单车，车上二人并乘，左为尊主，右为御者。虽规格不同，但形式布局上基本相同，均为以主车为中心的前迎后从式。
东汉时期的车马出行图主要集中在北方和中原地区，《汉墓丹青-陕西新出土四组东汉墓室壁画车马出行图比较浅探》一文作者就陕北定边郝滩汉墓、靖边杨桥畔、老坟梁汉墓以及关中旬邑县百子村汉墓等发掘出的东汉车马出行图进行分析所得，虽然由于墓主身份高低的差异,车马出行场面也不尽相同，但是总的来说，前导后从的车马出行格局却是出奇的一致。一般在最前面是执盾躬迎者，接着是导骑、导车、辟车伍佰、主车、从骑、从车等等。[ 叶磊,高海平，《汉墓丹青——陕西新出土四组东汉墓室壁画车马出行图比较浅探》，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10第4期第16-21页。]它们与战国楚漆奁上的车马出行图存在着相沿关系。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战国时期的车马出行图已经确立以主车为中心的前导后从及前迎的制度，在秦汉时期这一制度被沿袭下来，成为考察当时封建礼仪的直接图像证据。
二、受神学思想影响的七星式
古时人们认为天地的运转、四时的变化、五行的分布以及人间世事否泰皆由天象所决定，而尤以以北斗七星为最重。古籍《鹖冠子》中就有以斗杓的指向辨明四季的记载，战国时也有以北极星判定季节轮转的记载。薛爱华在《步虚：唐代奔赴星辰之路》里谈到过“道教常有整本的经,专用以探讨北斗的奥义及其组成的方式,探讨如何把内在的自我,投注于北斗七星,或使之赋现于脏腑的深处,或用以激起灵感,实现奇迹。”[ Edward H. Schafer, Pacing the Void: T ang Approaches to the Sta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P.49.]可见北斗在古时的重要地位。汉代谶纬学说的盛行，使得北斗七星有着特别丰富的占星学意义。如北斗司人间寿数，死生大事都由其决定，因此在墓葬艺术中通常化身为人格化的司命神。《甘石星经》中也把七星的形状比喻为帝车，把七星围绕北斗星的相对位置喻示皇帝为世界中心。出于对北斗七星的敬畏，画家或工匠常会根据北斗的运行轨迹来暗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尊卑关系。
首先，以北斗星的排列方式构图的例子最早可追溯到东汉的画像石。《史记》里就有“北斗七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司汉迁，《史记·天官书》，北京：线装书局，2006，第112页。]的说法，往前追溯到晋、隋的天文志亦有记录但未言明其位置。说明早在汉代甚至汉以前北斗图像已深入人心。东汉武氏祠中被发现有《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的再现的北斗图像（图02）。山东滕州、河南南阳等地出土的画像石中亦有之。另外，绘于画像砖上的七盘舞图（图03、图04）均含有随斗运转之意。
将天象与人间政治比附,是汉以来的传统。唐人因之,未有大变。[ 缪哲，《《虢国夫人游春图》旁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唐皇室的墓室壁画中就多有北斗图，而最典型也最有争议的作品当属盛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关于这幅作品主人物的位置指向历来受到众多学者的争议，其中有两种说法最为可靠。一是最早由陈育成先生在1963年提出，从人物和马的装饰上判断领先第一人为主角虢国夫人。而另一种说法见于艺术史学者缪哲：“《虢国夫人游春图》设三男,四女,一幼童,合九人，不计第五人与幼童,其余的七骑可连为七星图。与古代的北斗星图,契若合符。其中第五骑,即绿裳红裙者,即居于“斗内”,处“帝”的位置。”[ 缪哲，《《虢国夫人游春图》旁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及张萱生平推测后者观点应该更为可靠。
三、根据道神谱系排列人物位置式
道教神仙谱系中的神灵，大部分是承袭中国古代神灵的模式，但也有一部分为道教新创，随着时代发展和传播形成一个复杂庞大的体系。南朝梁道士陶弘作《真灵位业图》意欲将杂乱无章的诸多神灵，清理出一个较有次序的谱系来。他根据世俗“朝班之品序”和“高卑”原则，将五百多名天神、地祇、仙真、人鬼，用七个阶次组织排列起来。
道释人物画家大多按照此谱系作画。盛唐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和《八十七神仙卷》以及宋代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最为著名。《送子天王图》三段故事里人物位置的活动完全按照道神谱系，最高天神列正中，文臣、仙女、力士等分置左右。《八十七神仙卷》描绘了八十七位列队行进的神仙，其中神将开道，压队，帝君居中，其他男女仙持幡旗、伞盖、贡品、乐器等簇拥着帝君从右至左浩荡行进。再次印证了按照道神谱系安排出行图中的人物位置。
四、小结
历代的车马出行图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在于驶向问题，《仪礼·士冠》中冠礼规定：“摈者告，主人迎出门左，西面再拜，宾答拜……宾西序东面。”[ 《十三经注疏》，第 951 页下栏至 952 页上栏。]可见方位词和左右在表示尊卑方面是同时应用的。上文提到车马出行图是古代出行礼仪的图示典范，那么行驶的方位甚至是乘车人的左右位置都是有着严格规范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复杂，左右尊卑在不同时期各有所异，诸家之说纷纷，有司马贞的御者在左、尊者居右，颜师古的尊者居左，御者居中，李贤的尊者居中，执辔在左等说法。王子今先生也说: “历代尚左尚右的风习曾发生反复演变，而战国秦汉时代尤其纷杂混乱。”[ 王子今，《“闾左”为“里佐”说》，《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5 年第 1 期。]
综上，由于车、马是古代社会中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因此车马出行图则是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生活和政治等级的图像记录，以其自身题材的代表性和真实性，成为艺术创作中引人注目的存在。
图录
图04南阳叙阿瞿墓盘舞画像
参考书目：
[1]汪小洋.中国墓室壁画史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2]俞伟超.中国美术分类全集 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3]胡广跃.石头上的中国画 武氏祠汉画像石的故事诠释[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
[4]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M].文物出版社.1978年.
[5]李发林.山东汉画像石研究[M].第10节,齐鲁书社.1982年.
[6]朱磊等.山东滕州出土北斗星象画像石[M].文物.2012年第４期 .
[7]李立著.汉墓神画研究 神话与神话艺术精神的考察与分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8]朱存明.从汉画像石探析汉代盘舞艺术[M].东方收藏.2010年第９期.
[9]（汉）甘公，石申.甘石星经[M].涵芬楼.
[10]李俊涛.道教符图之星辰符号探秘[M].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１期.
[11]盖建民.道教与中国传统天文学关系考略[M].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４期.
[12]朱磊.中国古代北斗信仰的考古学研究[D].山东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13]王霄凡. 南北朝出行仪仗图像研究[D].南京大学,2017.
[14]刘达.汉代车马出行图的构图与造型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6.
[15]黄永飞.汉代墓葬艺术中的车马出行图像研究[D].中央美术学院,2009.
[16]李林.石室丹青[D].中央美术学院,2011.
[17]刘祥辉.“车马出行”图像的早期历史考察[J].美术研究,2015(02):58-63.
[18]陈振裕.楚国车马出行图初论[J].江汉考古,1989(04):54-63.
[19]庄蕙芷.论汉代车马出行图的形式与墓室结构的关系[J].中国美术研究,2016(03):13-24.
[20]练春海.礼仪中的汉代车马图像[J].中国美术研究,2013(04):17-26.
[21]叶磊,高海平.汉墓丹青——陕西新出土四组东汉墓室壁画车马出行图比较浅探[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10(04):16-21.
[22]缪哲.《虢国夫人游春图》旁证[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34-42+146+145.
[23]燕胜楠.试论道家思想在张萱绘画中的体现——以《虢国夫人游春图》卷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17(18):14-15.
论文作者:李梦梅 陈琛
论文发表刊物:《教育学文摘》2019年第12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2/6
标签：车马论文; 北斗论文; 汉代论文; 墓室论文; 楚国论文; 东汉论文; 汉墓论文; 《教育学文摘》2019年第12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