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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是十五大报告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十五大报告的理论涵量最为丰富的部分之一。在学习报告时，这也是人们最为感兴趣的部分之一。这里谈谈三个问题。
十五大报告为什么要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
这需要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一简要回顾。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共和国的历史经历了差不多两个20年。一个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20年，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是共和国历史发展最快、最好的近20年。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也有一个20年，即1957年下半年以后的20年。这20年，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生产力没有多大提高，人民生活没有改善。
这两个20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反差呢？简单说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年，我们党犯了“左”的错误。这个“左”的错误的内涵，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段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近20年，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明确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制定了一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逐步提高了贯彻这条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并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这是这些年来我国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根本原因。
当然，前进的道路还存在不少问题。这里就有如何看待形势的问题。对于形势如何估计，有的同志却有不同看法。他们夸大了工作缺点、社会问题这一方面，进而怀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这些同志对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学风问题。他们大谈马克思主义，但是广征博引搞的是“本本主义”，即单纯从本本出发，从观念出发，而不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来研究问题，津津乐道于马列的某些个别论断和抽象原则，无视时代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信奉“定义标准”，对“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以为然，因而对现行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很不理解，甚至难以接受。这是一个有影响的倾向性问题。怎样解决这种倾向？正如十五大报告指出的：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正确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十五大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改革实践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如何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已成为新的历史要求。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形式，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制任是否需要继续坚持？一些地区和企业试行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否正确？个体、私营与非公有制经济是否还要发展等等，都面临着政策的选择。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并统一全党认识，关键仍然在于要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再认识。正确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将再创新局面。在笔者看来，这是十五大重新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又一个原因。
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新发展
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过系统论述，十五大报告有哪些新的内容呢？
第一，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作了新的界定。
《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以后，全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再认识，从这个问题作为切入点，也使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据此，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新的界定， 将十三大讲的5个方面扩展为9个方面，丰富了十三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内涵。
——一些表述更加准确，完整，更具现代感。例如，十三大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十五大的新表述，对“现代化工业国”的定语增加了“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内容，使对现代化工业国的理解更为准确；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改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也使认识更趋实际。
——一些表述更为具体化了。如十三大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十五大报告将其扩展和具体化为“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
——增加了一些原来没有的思想内容。如“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这些内容的增加，使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涵的认识更加全面。
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新界定，概括了新的实践经验，反映了新的认识水平，使之更为科学。
第二，十五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处理好改革、发展同稳定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要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首先就要坚持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不动摇。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理论基础。十五大报告指出：“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长期存在，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认识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十五大报告坚持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不动摇，充分表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
如何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这一重大历史关头，党总结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一个新问题。1995年9 月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对这三者的关系作了科学阐述。江泽民发表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讲话，把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列为他所论述的12大关系之首，足见对其高度重视。十五大报告对这个问题的新认识在于：一是首次把这个问题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阶段之内来认识，从而明确了正确处理这三者的关系是适用于整个初级阶段的一个长期的基本方针。二是在十四届六中全会对三者关系作了“质”的地位（即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地作了适当的“量”的描述。报告提出的“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更有利于在实际工作中使三者的关系在整体上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第三，十五大报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与基本政策。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十五大报告强调，“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界说突出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和实现这一要求的新途径，把握住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最本质的内容。报告在阐发经济纲领时，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分配结构和市场经济机制的新表述，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新界定，以及关于所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关于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强调，突破了长期的传统观念，进一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十五大报告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个总要求，这一表述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动态发展过程的“中国特色”。为了实现这个总要求，在所列举的各项基本制度和政策内，特别引人注目的提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上前者体现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加上后一个内容，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党的文献中正式写上这一点，表明了党要朝着这个方面努力的决心，这将对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十五大报告提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段组合文字涵盖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内容上融进了邓小平的思想，又具时代特色，比起过去的表述来，更为完整地体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规定的基本政策，吸收了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的最新成果，因而也有新鲜感。
从历史比较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也是两个伟大的科学理论体系。在这两大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在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相当于新民主主义论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
第一，两者都是理论基石。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石。毛泽东思想的其他一些理论是以新民主主义论为基础派生出来的。同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邓小平理论以及其他一些理论也是奠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之上的。
第二，两者都是指导实践，制定路线和政策的根据。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实践制定政策的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都是由此而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根据提出的。十五大报告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基本目标与基本政策，是以新民主主义论为参照而总结实践经验，经过多年的求索之后提出的。
第三，两者都最能体现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获得新发展的重要标志。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个最显著的标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于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正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它是在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0年犯“左”的错误的沉重教训之中提出的，因而最具中国特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四，两者又都具有某种普遍意义。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矛盾的特殊性内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没有无任何一点普遍性的单纯的特殊性，正如没有脱离了具体特殊事物而孤立存在的普遍性一样。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形而上学盛行的年代，把毛泽东思想无条件的普遍化、绝对化是错误的，但绝不是说毛泽东思想无任何普遍意义。事实上，新民主主义论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邓小平理论也是如此。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说它的意义只限于中国。特别是作为这个理论体系的代表之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更是如此。从理论上说，它们具有一种类型的普遍意义。新民主主义论为不发达国家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衔接提供了一个模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向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衔接另辟了蹊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新的篇章。它还很“年轻”。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它将还会继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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