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论为记”与宋代古文革新发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文革论文,新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体有多种解释，最常见的一种指文章的体制、样式。某种文体一旦形成，就会有相对稳定的规格、体例，不容随意逾越，简称“尊体”；如果不遵循，则通常被认为是“失体”。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但文体亦非铁板一块，它还有变革开放的另一面，文体间的相互打通、参变现象代不乏例，故又有“破体”①为文的种种尝试。“尊体”与“破体”是文体发展演进过程中一对相反相成的辩证因子，它“古已有之，于宋为烈”，成为贯穿于宋代文体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的一条基线。
宋人好议论、好争辩，于是在文学史上就有了一系列有意思的学术公案。宋人最感兴趣的文学议论话题之一就是关于尊体与破体的争论，几百年间意见纷纭、交相辩难。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以文为诗”“以诗为词”这两桩著名的公案多有关注，研讨较为深入，“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分别代表了宋人对诗、词这两种主要文体发展流变和相互间关系所持的理念观点。除了诗词，在宋代文学批评领域，还有关于“以论为记”的争论，彰显的是宋人对古文文体发展流变的理念观点。研究文学批评史上“以论为记”的争辩，并关注文学史上“以论为记”的创作实践，对于考察宋人关于记体散文的观点，进而探讨宋代古文文体的创新发展，乃至理解宋代古文革新，无疑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宋人“以论为记”的学术公案
在古代文体中，有专门的“记”体。先秦著作《考工记》、《礼记》等都以“记”名篇。萧统编《文选》，尚未列记体。《文心雕龙》辟《书记》一篇云：“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劄杂名，古今多品。”[1](P457)刘勰把那些难以归类的杂文著述都纳入“书记”之中，这与本文要讲的记体并不是一回事。一般认为，“记”单独成为一种文章体式，大约定型于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从宋代起，记体创作日益增多，堂庑扩大，并逐渐讲求文体规范体制。宋代真德秀云：“记以善叙事为主。前辈谓《禹贡》、《顾命》，乃记之祖，以其叙事有法故也。后人作记，未免杂以论体。”[2](P1007)可知记乃一种以叙事为主的文体，题材多样，贵在记叙雅洁，同时尽量不要羼杂议论。
宋代文学评论中谈记体的渐多，由记体还引发了一系列有意思的争论，主要涉及韩愈、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家的几篇著名的记体文，而争辩者，或为当事人，或为一时名公巨手，争论甚至绵延至明清而不绝。这在古代散文批评上，是非常突出的个案，值得深入剖析。
先说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公案。宋人朱弁《曲洧旧闻》卷三载：“《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宋子京得其本，读之数过，曰：‘只目为《醉翁亭赋》，有何不可？’”[3](P120)陈师道《后山诗话》转述秦观的观点说：“少游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4](P309)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乃记体中的杰构，何以与赋扯上了关系？这其实涉及宋代散文与赋之间的互参互融现象。宋祁、秦观都敏锐地洞察出《醉翁亭记》和赋体有着不易察觉的艺术关联。《醉翁亭记》把写景与抒情巧妙地熔为一炉。写景先写滁州的形胜和醉翁亭周遭的环境，由远及近，逐步缩小，自然引出醉翁亭来。接下来铺叙醉翁亭的四时美景和宴游之乐，而作者深沉的感慨和疏放的襟怀也在精整雅丽的文字中一唱三叹地流露出来。全文连用21个“也”字，体制上散中带骈，骈散相间。由此言之，说《醉翁亭记》借鉴融摄了“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赋体，自然说得通。宋祁、秦观的辨体意识颇强，指出欧文有出位之思，不过并未加以褒贬。即便如此，宋人仍有为欧阳修辩护者。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云：“余谓文忠公此记之作，语意新奇，一时脍炙人口，莫不传诵，盖用杜牧《阿房赋》体，游戏于文者也。但以记其名醉为号耳……公岂不知记体耶！”[5](P80)只不过是游戏之作，追求语意新奇而已。像欧阳修这样的大文豪，难道还不知道记体的规范吗？陈氏的辩辞，掷地有声。
关于《醉翁亭记》的讨论并不止此，黄庭坚的一篇跋文扩大了论辩的范围：
或传王荆公称《竹楼记》胜欧阳公《醉翁亭记》，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为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盖尝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以此考之，优《竹楼记》而劣《醉翁亭记》，是荆公之言不疑也。[6](P660)
王禹偁字元之，《竹楼记》全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这是作者谪居黄州时写的一篇围绕竹楼即景抒情的名文。黄庭坚的短跋记载了一则传闻。有人传言王安石声称王禹偁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胜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又有人觉得这不像荆公之言，莫衷一是。对此，黄庭坚没有妄下断言，而是结合王安石的平日言论作了细致分析。王安石一直就非常重视文章体制，评价文章往往先看是否得体，再论工拙。他曾经对苏轼的《醉白堂记》作过批评，觉得虽工于文辞，但议论说理太多，不符合记体的体制。据此，黄庭坚认为王安石褒《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而贬《醉翁亭记》，正在情理之中。不同文体有不同的内容要求，《醉翁亭记》、《醉白堂记》文章虽工，但借题发挥多而就题叙写少，不如《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严守记体文的体制。这则跋文虽短，但体现的是北宋大家王安石在散文文体上的尊体观念，还有黄庭坚对此公案的辨析，包含很丰富的学术信息。
大文豪苏轼对王安石的批评有所回应。《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九“王苏更相是非”条载：“王文公见东坡《醉白堂记》，徐云：‘此定是韩白优劣论。’东坡闻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学记》，乃是学校策耳。’二公相诮或如此。”[7](P508)看来苏轼并不服气，针锋相对地指出王安石本人也有“以论为记”的情况，其《虔州学记》犹如大发议论的策论，乃是现成的标靶。苏之反驳略显负气之意。苏轼还对韩愈的《画记》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作过一番评说：
永叔作《醉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尔，又不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语，云：“平生为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退之又不能为《醉翁记》。”此又大妄也。仆尝谓退之《画记》近似甲名账耳，了无可观。世人识真者少，可叹亦可愍也。②
苏、王虽互相讥诮，但两人的文体意识实相近。苏轼只把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看成一时戏作，无甚奇特；而韩愈的《画记》铺叙罗列，近似甲乙账簿，更不足观。对于推崇这两篇文章的人，苏轼斥为“妄庸者”，尊体态度明确。
苏门的陈师道在“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尊体观点，是个不折不扣的文体本色派。③在散文方面，他也坚持一贯看法，兹引《后山诗话》的两则：
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8](P309)
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鉶所著小说也。[9](P310)
第一则，陈师道指出韩愈的记符合传统体制，以纪事为主，而宋人的记则以议论为主。他虽未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但显然对宋代记体的变异暗含不满。南宋陈模批驳了陈师道的观点：“后山……盖言其体制，然亦不可拘于体制。若徒具题目兴造之由，而无所发明，则滔滔者皆是。须是每篇有所发明，有警策过人处，方可传远。”[10](P523)陈师道的观点较为保守，只关注文体固有规范，没有看到文体灵活变通的一面。从唐到宋，“记”体在逐渐发展演进，并非凝滞不流的一潭死水。作家不可拘于体制、流于平庸，而要努力创新、有所发明，立一篇之警策。陈模的辨析，可谓入情入理。
第二则，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竟“世以为奇”，表明在当时一定引发了争论，可惜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尹洙称为之“传奇体”，就更耐人寻味了。这反映出当时文人是看不起传奇小说的，尹洙把范文比作传奇，显然暗寓褒贬。撰写《直斋书录解题》的陈振孙为范仲淹作了辩解：“然文体随时，要之理胜为贵，文正岂可与传奇同日语哉！盖一时嬉笑之谈耳。”[11](P322)文体随时代变迁，论理精微者为贵，千古名篇岂可目为传奇小说？不过是笑谈罢了。
其实，范文争议的关键即在“用对语说时景”一句。《岳阳楼记》先写岳阳楼的形胜大观，再即景生情，因情发诸议论，堪称写景、抒情、议论俱佳的名篇。此文骈散结合，交互运用，既有散体古文的疏朗流畅，也吸收骈文对称、音调铿锵的优长。具体而言，《岳阳楼记》叙事、议论用散体，写景用骈体。叙事、议论用散体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论述的观点清楚表达出来，这本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写景用骈体上。照道理讲，记属于散体古文，写景用骈体便不符合“记体”之本色。但《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在艺术上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诸如文中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等，用排偶的语言，抑扬顿挫的声调，有声有色、有动有静地把岳阳楼不同时节的景色铺叙描绘出来，带给读者诗情画意般的美的享受。除了用骈句，后面的“予尝求古仁人之心”一段，纯是议论，形成“变中之变”。尹洙只看到《岳阳楼记》的文采藻饰，便贬低其为“传奇体”，未免论之过苛。宋代的诸多批评者都只看到不同文体间的壁垒森严，却忽略了文体间也有交叉渗透的情况。倒是陈振孙的观点较为通达，文体随时代变化，乃是一定的，正不必斤斤计较于传统的窠臼。
在与南宋对峙的金代，批评家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对记体多有辨析，针对上文谈到的北宋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尊体意见，他逐条予以批驳，表现出较为通脱达观的观点。
《滹南遗老集》云：
陈后山云：“退之之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予谓不然。唐人本短于议论，故每如此。议论虽多，何害为记？盖文之大体，固有不同，而其理则一。殆后山妄为分别，正犹评东坡以诗为词也。且宋文视汉唐，百体皆异，其开廓横放，自一代之变。而后山独怪其一二，何邪？[12](P400)
王氏对陈师道的观点每每不以为然，屡加批驳。他认为文之大体虽各有不同，但亦存在相通相融处。对每种文体都划出严格的界限，实不利于文体的发展。故而在记体中发议论并没有什么不好。何况宋文成就卓越，视汉唐无愧色，岂可拘泥于细枝末节？
《滹南遗老集》又云：
宋人多讥病《醉翁亭记》，此盖以文滑稽。曰何害为佳？但不可为法耳。荆公谓王元之《竹楼记》胜欧阳《醉翁亭记》，鲁直亦以为然，曰：“荆公论文，常先体制而后辞之工拙。”予谓《醉翁亭记》虽涉玩易，然条达迅快如肺肝中流出，自是好文章。《竹楼记》虽复得体，岂足置欧文之上哉！[13](P409)
王安石、黄庭坚看重的是文章体制，而王若虚更重视好文章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以合不合体判定文章的工拙，未免太拘谨。由此而论，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虽然嬉笑怒骂，连用21个“也”字，有出格的嫌疑，但仍是第一流的好文章；而王禹偁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固然得体，但平淡无奇，必不能胜过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
《滹南遗老集》再云：
荆公谓东坡《醉白堂记》为韩白优劣论，盖以拟伦之语差多，故戏云尔，而后人遂为口实。夫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14](P414-415)
针对王安石戏称苏轼的《醉白堂记》为“韩白优劣论”，王若虚大声疾呼“夫文岂有定法哉”，为苏轼作了充分的辩解。文有法而无刻板不变的定法，只要文题相应，随意挥洒，言之有物，就是好文章。这一番解说堪称王若虚的不刊之论。
上文引述了多则宋金时人对记体的材料，并加以按断，涉及记与论之辨析，骈与散之纠结，传统与新变之角力，而争辩的核心可归纳总结为“以论为记”。记与论都是古代的文体，一重叙事，一重议论，各自独立。但如在记体文中羼杂议论，乃至用写论的技法来写记，就形成了“以论为记”。反对这种文体互参的，是尊体，反之为破体。诗、词、文的尊体与破体虽然主要是文体学问题，但诸家态度的背后隐含的是他们的文学观念，更与当时的文学创作和学术风尚密切相关。以宋代的“以文为诗”为例，主张严守诗文界限的，一般都是唐音的推崇者和追随者；而持有诗文借鉴相参观点的，更多是宋诗大家及其提倡者。这样看来，“以文为诗”争论的深层意蕴是尊唐抑或崇宋的诗学观念与派别之争。“以论为记”的情况也有类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持记体尊体理论的，大多是古文家。古文家多提倡复古、反对骈俪，所以他们把那种骈散结合、大发议论的记体斥为“失体”，评论的背后逗露出宋代的骈散之争问题。令人困惑的是，虽然观念上对记体说理颇有微词，但实际创作中大力践行“以论为记”的，却恰恰也是这批古文家，尤其是欧、苏一派的古文家和追随者。愈是令人费解，愈需要对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背离和断裂做出合理的解释。
元人祝尧云：“宋时名公于文章必辨体。”[15](P817)可知宋人热衷于辨体。辨体，而后识界限、明体制，下一步才谈得上在固有格式上的创新。欲破旧立新，须知旧框框的位置在哪里、结构如何。如果连文体基本体制都弄不清楚，创新云云、发展云云，实是痴人说梦。宋人好辨体，正说明其文体意识强、辨析透彻。今人常说“守正出新”，如把守正与出新比作尊体与破体，则尊体不是抱残守缺，而是为创新进行理论上的准备；破体更不是走火入魔，而是求新求变的必由之路。由此言之，热衷于辨体者、持文体本色观念者，往往就是打破旧框架、开拓新天地的文体变革者。从这个意义上，不妨说辨体是为创新作准备。宋代大家如王安石、苏轼等，在记体上理论和实践的背离，就是现成的例证。
所谓他人是非易断，自家官司难了。王安石在文体理论上持尊体观点，但创作中却屡屡破体为之。他的“以文为诗”是出了名的，而散文创作的“以论为记”亦显著，其《游褒禅山记》就是一篇记游和说理结合的“变体”之记。他本人已陷入“理论尊体”和“实践破体”的自相矛盾之中，却浑然不觉。一贯通脱达观的苏轼在记体文观念上似乎也略嫌保守。不过，他本人的记体创作倒是和欧、王一调，几乎篇篇以议论申发旨趣，名虽曰“记”，而用意却在“论”。这同王安石的批评与实践创作的脱节，如出一辙。要之，王、苏等人精熟于各种文章体制，一眼就能看出旁人文章的技法和用心。破体相参，瞒不过他们的法眼。对文体精微辨析的背后，暗含着他们要求创新的自觉诉求。理论与创作是一对剪不断、理还乱的孪生兄弟。理论越辩越明，而创作也在理论的交相诘难中，迂回前行，被推进到一个新的境地。宋代记体文，就在理论和创作的纠缠不清甚至背道而驰中得以演进。
二、宋代古文大家“以论为记”的创作实践
南宋大家叶适第一个对唐宋记体文的流变作了有见地的评论，他高度赞赏宋代记体的开拓新变：“韩愈以来，相承以碑、志、序、记为文章家大典册；而记，虽愈及宗元，犹未能擅所长也。至欧、曾、王、苏，始尽其变态，如《吉州学》、《丰乐亭》、《拟岘台》、《道州山亭》、《信州兴造》、《桂州新城》，后鲜过之矣。若《超然台》、《放鹤亭》、《筼筜偃竹》、《石钟山》，奔放四出，其锋不可当，又关钮绳，约之不能齐，而欧、曾不逮也。”[16](P733)叶适目光锐利地看出唐记尚未臻成熟，虽韩、柳不能曲尽其妙；而宋记才能“尽其变态”，并历数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等的记体作品，认为足为楷式，其中苏轼尤佳，“奔放四出，其锋不可当”。确实，宋记是宋人的拿手好戏，而欧、曾、王、苏这些古文大家，最擅长写作记体，是文体新变的杰出代表。
宋人对好的记体文提出了标准。朱熹云：“记文当考欧、曾遗法，科简刮摩，使清明峻洁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态。”[17](P1007)王应麟云：“记序以简重严整为主，而忌堆叠窒塞；以清新华润为工，而忌浮靡纤丽。”[18](P1007)既然是散体古文，自以简而有法、避免堆砌为宜，风格以清新华润为上。
前文谈过，大约唐代，记体才定型于韩、柳之手，确立了以叙事为主的文体规范。故以文体形制言之，叙事为记体第一要义。纯粹叙事的记体，算是最合文体规范的。因为记体文施用的范围极广，汗漫无归，故而也较难写。连清代古文大家方苞都慨叹：“散体文惟记难撰结。论、辨、书、疏有所言之事，志、传、表、状则行谊显然，惟记无质干可立，徒具工筑兴作之程期，殿观楼台之位置，雷同铺序，使览者厌倦，甚无谓也。”[19](P165-166)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最合乎规范的，往往墨守成规，未必精彩，反而有可能陷入刻板而因循守旧的境地。既然难写，怎样才能找到突破点？“故昌黎作记，多缘情事为波澜，永叔、介甫则别求义理以寓襟抱，柳子厚惟记山水，刻雕众形，能移人之情。”[20](P166)对于宋人而言，“别求义理”恰是记体文创新的一大法门，舍此别无他法。这犹如宋人的“以议论为诗”。宋代记体文的名作，多是有出位之思的“以论为记”之作。王禹偁的《待漏院记》不同于唐人一般的亭壁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大变于唐人的楼台亭阁记，苏轼的《筼筜谷偃竹记》亦与唐人画记有异，变化创新的例证不胜枚举。
“以论为记”有多种表现形式，概括而言，曰叙议结合，曰夹叙夹议，曰通篇议论。苏轼堪称议论的宗师，他在诗里议论、词里议论，文章里更要议论。苏轼的议论，有何特色？叶适称赞云：“独苏轼用一语，立一意，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千百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虽理有未精，而词之所至莫或过焉，盖古今论议之杰也。”[21](P744)任何文体，到了苏轼手里，不议论似乎就不能畅抒胸臆，不议论似乎就不能体现“东坡风范”。纵然有时理或未精，但议论的纵横开阖、酣畅淋漓，是古今独步的。试以苏轼的记体文为例，说明“以论为记”的形式。叙议结合者，或先叙后议，如《放鹤亭记》；或先议后叙，如《超然台记》。夹叙夹议者，或首尾记叙而中间夹以议论，如《醉白堂记》；或首尾议论而中间夹以记叙，如《石钟山记》、《张君墨宝堂记》。通篇议论者，或正面立论，或故作翻案文章，如《庄子祠堂记》、《李太白碑阴记》、《思堂记》，不一而足。总之，视不同情况，叙事、抒情、议论在苏轼的文章中交错并行，暗相照映，不可一概而论。
记体文的题材异常芜杂，在古代还有刻石上碑与否的差异。近人林纾云：“所谓全用碑文体者，则祠庙、厅壁、亭台之类。记事而不刻石，则山水游记之类。然勘灾、濬渠、筑塘、修祠宇、纪亭台，当为一类；记书画、记古器物，又别为一类；记山水，又别为一类；记琐细奇骇之事，不能入正传者，其名为书某事，又别为一类；学记则为说理之文，不当归入厅壁；至游宴觞咏之事，又别为一类：综名为记，而体例实非一。”[22](P70)可见应用范围的广大。近人张相把记体文分为记物和记事两大类，其中记物又分为山水、斋阁、名迹、寓言、图记、画记、杂物等；记事分为宴集、记人、记言、杂事等。张氏还指点了记体的做法，如山水记，要纪实、寓情、议论、考据四者错综为用；而斋阁记则在纪实、寓情、议论之外，还有敬勉。④为便于论述，下面就以欧、曾、王、苏的诸体记文为例，说明宋人的“以论为记”，题材则以宋人擅长且较有代表性的楼堂亭台记、书画器物记、学记、山水游记等几类为主。
宋人楼堂亭台记的量多质高，欧、王、苏等尤为擅长。欧阳修的记体文里，被古人推为诸记第一的是《丰乐亭记》。此记的佳妙之处在于叙中夹论，于纡徐流畅的叙写中，寄寓历史感慨，以叙事行议论，错综混成，最是风神独具。文章结构上是三段，首尾叙，中间议。唐介轩古文翼评云：“题是丰乐，却从干戈用武立论，辟开新境，然后引出山高水清，休养生息，以点出丰乐正面。此谓纡徐为妍，卓荦为杰。”[23](P2308)一篇普通的亭记，却能在其中俯仰古今所谓小题目生发出大议论，堪称“以论为记”的典范。欧文《画舫斋记》由一篇斋记，阐发了名利关乎安危的官场道理。纵然安居陆地，而心系名利，犹有风涛之险；虽终日舟行，而抛撇名利，则高枕无忧。此文的议论，好在有韵致，见风度，时而波澜跌宕，时而气定神闲，不愧作手。欧文《相州昼锦堂记》则“以史迁之烟波，行宋人之格调”，可知是善于叙事而自具宋人面目。衣锦还乡，乃是俗事，“而欧阳公却于中寻出第一层议论发明，古之文章家地步如此”[24](P1871)，不得不佩服欧阳修善于避俗出新。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的识见、笔力超卓，谈国家理财之道，议论宏大，却又顾盼自如。苏轼的《庄子祠堂记》亦有特色。东坡好《庄子》，而此记别出只眼，辨庄子不诋诃孔子，且引为同调，故为奇瑰之论，出人意表。
书画器物记，是宋人另一种较有特色的记体文。如被视为欧公诸记代表作的《王彦章画像记》，先写五代时名将王彦章之忠勇，次寓今时才难之慨叹，末由画像赞将军名垂千古。文章以叙带论，叙议融合无迹，颇得太史公神韵。孙月峰评云：“议论叙事相间插，纵横恣肆，如蛟腾虎跃，绝为高作。”[25](P2341)欧文《菱溪石记》因石立论，抒发石长在而人不在，功名富贵实不可恃的感叹。孙琮评云：“此篇记石，记菱溪，平平无奇。至记石为刘金故物，忽然发出一段兴废之感来，无限低徊，无限慨叹，正如晨钟朝发，唤醒无数梦梦，不止作悲伤憔悴语也。”[26](P2280)兴废之感，跃然纸上。王安石《庐山文殊像现瑞记》才百余字，类《读孟尝君传》，而议论简劲无匹。如茅坤所赞：“其长在简古，而多深沉之思。”[27](P1915)
宋人学记是新创题材，纯以说理为工，王安石、曾巩最称独步。王安石的《虔州学记》、《繁昌县学记》、《慈溪县学记》，皆名作，论古今州县学兴废始末，苦口劝学，义理严谨高华。曾巩的《宜黄县学记》亦有名，劝学之意，详明亲切；论学之旨，博雅正大。王、曾都是深探经术、学问渊博之人，故而撰写学记，举重若轻，游刃有余，连欧、苏都有所不及。
山水游记，唐时柳宗元享大名，宋人推其波而扬其澜。苏轼的《石钟山记》久负盛名，被清人刘大櫆誉为“坡公第一首记文”。[28](P711)此记写景佳而议论更佳。其中记夜游石钟山一段，绘影绘形，饶有风致。特别处是带有考辨性质，围绕石钟山山名的来历，寓考辨于游览，立论、驳论兼用，最后水到渠成，得出切不可“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的结论。
其实，对于记体发议论的批评，并不是从宋代开始的，唐人封演云：“为记之体，贵其说事详雅，不为苟饰。而近时作记，多措浮辞，褒美人材，抑扬阀阅，殊失记事之本意。”[29](P41)可见唐人已对当时的记体颇有微词，所谓“多措浮辞，褒美人材，抑扬阀阅”云云，正是讥讽记体里的议论横生、高谈阔论。然则，记体是否一涉议论，就失体裁？追根求源，为何要在记中发议论？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对唐宋记体文有一番论析，专门谈在记体里发议论的问题：“记之文，《文选》弗载，后之作者，固以韩退之《画记》、柳子厚之游山诸记为体之正。然观韩之《燕喜亭记》，亦微载议论于中。至柳之记新堂、铁炉步，则议论之辞多矣。迨至欧、苏而后，始专有以议论为记者，宜乎后山诸老以是为言也。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日月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至若范文正公之记《严祠》、欧阳文忠公之记昼锦堂、苏东坡之记山房藏书、张文潜之记进学斋、晦翁之作《婺源书阁记》，虽专尚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为体之变焉。学者以是求之，则必有以得之矣。”[30](P41-42)记体犹如今之记叙文，记事物，备始末，用散体文字叙事当然是其最大功能；但亦不能把此看作刻板不变的规范。唐人已涉议论，宋人则专力议论，在记中把议论发挥得淋漓尽致。记体有正体、变体，而正变之间，恰以议论为评判的标准。只要议论正大，有益世道人心，虽为变体，亦不妨事。怎样评价记中涉论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除了创新的动力，还有不得不尔的自然道理，有时并非作家们刻意为之。唐彪《读书作文谱》辩辞更深入一层：“或言作记一着议论，即失体裁，此言非也。凡记名胜山水，点缀景物，便成妙观，可以不着议论。若厅堂亭台之记，不着议论，将以何说，撰成文字？岂栋若干、梁柱若干、瓦砖若干，便足以成文字乎？噫！不思之甚矣。”[31](P3562)。确实，山水游记，不议论尚可；至于厅堂亭台记、画记，乃至学记，不议论，则根本无以成文。总之，宋人以论为记、变记为论的倾向明显，需要具体分析。
其实，宋人有那么多关于记体的争论，跟记体自身的特殊性质也有密切关系。元代潘昂霄《金石例》云：“记者，记事之文也……《古文苑》载后汉樊毅《修西岳庙记》，其末有铭，亦碑文之类。”[32](P1478)须注意，那些庙宇楼亭厅壁记，一般是要刻石上碑的。既然属于碑板文体，自然要典重简洁，法度森严。刻石上碑往往拘泥于碑石的大小尺寸，容纳内容有限。想在金石上畅所欲言，显然是不现实的。南宋黄震曾大为赞叹韩愈记体文的随物赋形，不拘一格，同时对宋人之记的墨守成规不以为然，他说：“近世为记者，仅述岁月工费，拘涩不成文理，或守格局，各成窠段，曰：此金石之文，与今文异。呜呼，异哉！”[33](P607)这是对拘泥旧格者有感而发。笔者推断，宋人创作的记体文种类繁杂，数量又多，一些原本应刻石上碑的，可能都没有施行，而成为一种无实际应用的“徒文”。更有甚者，诸多作家以游戏态度撰写记体文，作为消遣，用以陶冶性情，高谈义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宋代记体文失去了应用性质，个性化增强，审美功能凸显，遂大变于古，可见议论风发也是事出有因的。
总之，宋人的“以论为记”，写法多元，技巧高妙。有的将游戏小事翻作绝大议论，凭空陡现波澜；有的叙议打成一片，如盐溶水，了无痕迹；有的故为翻案文章，新人耳目；有的论寓叙中，让人浑然不觉；有的议论娓娓如话家常，层层剥笋，清华朗润。宋人在“以论为记”的普遍实践中，完成了记体文的变革之路。其实，记叙和议论的结合，从来就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刘师培云：“中国文学之特长，有评论与记事相混者，即所谓夹叙夹议也……夫记事与评论之不宜分判，殆犹形影之不能相离。倘能融合二者，相因相成，则既免词费，且增含蓄，较诸反复申明，犹可包孕无遗，岂非行文之能事乎？”[34](P160)记叙与议论，犹如形与影，融合起来，事半功倍。“以论为记”，就是记叙融合议论的典范。
三、破体相参与宋代古文的新发展
“以论为记”既普遍存在于宋代文学创作中，又屡见于宋人的文学批评，其中透露的丰富信息是耐人寻味的。宋代“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和关于“记”体的争论，涉及的都是具体文体的辨体讨论，但其本质一样，皆是关乎尊体与破体的错综纠葛，反映出宋人的文体意识。南宋俞文豹有一段话：“诗不可无体，亦不可拘于体。盖诗非一家，其体各异，随时遣兴，即事写情，意到语工则为之。岂能一切拘于体格哉？”[35](P32)虽然专论诗体，实则可将此论移至一切文体。文体既要有章法规则，又不可一味拘泥定法，传承和开拓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
宋代古文中最脍炙人口，且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记体文，如《岳阳楼记》、《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石钟山记》、《墨池记》等都是千古名篇，不但反映了宋代古文的成就，而且体现出宋代文化的特质。记体文在宋代得到新发展，其主要的变革途径就是“以论为记”。破体相参，让记体堂庑日大，内涵越深，给记体开拓出一个新的世界，让记体实现了深刻的变革。文体有变化才是常态，如果凝滞不动，则成死文体矣。有意味的是，宋人不但可以“以论为记”，反过来“以记为论”也固优为之。宋人王明清在《挥麈后录》里记载了一个例证：
元祐中，东坡知贡举，以《光武何如高帝》为论题，张文潜作参详官，以一卷子携呈东坡云：“此文甚佳，盖以先生《醉白堂记》为法。”东坡一览，喜曰：“诚哉是言。”擢置魁等。后拆封，乃刘焘无言也。[36](P130)
不管是“以论为记”，还是“以记为论”，都是宋人在记体与论体的相互交融渗透中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给各自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明人归有光《庄骚太史所录论》云：“文体之工，自文法之变始，愈变而愈工……夫文之正者无奇，无奇则难工。世之君子争为一家之奇言，则其法不容以不变，变益多正益远，工亦益甚。”[37](P205)对于文体而言，抱残守缺意味着死亡，有所发明，与众不同，才是出路。所以，不但可以“以文为词”“以诗为词”，还可以“以论为记”“以记为论”，宋代的散文应该有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不断参照融摄其他文体的艺术表现力，丰富自身的艺术技巧，才能创造独树一帜的文学面貌。破体相参，往往有一定的界限，过犹不及。不过，对于记而言，情况较为特殊。因为记的内容庞杂，题材宽泛，表现力极强，故而其破体尺度视情况，可大可小，这也让作家施展本领和手段的空间较为裕如。
“以论为记”的本质是文体革新，对记体文在宋代的勃兴起关键的推动作用。从表现内容上说，“以论为记”对记体文的疆域拓展具有重要意义，帮助记体文扩大了叙议的范围，几乎无施不可，使其成为宋人古文创作中的代表文体之一；从艺术手法上说，“以论为记”突破了向来的文体规范，采取更为自由灵活的表现方式，破体相参，从容得体地表述，让文章仪态横生，别具韵致；从创作精神上说，“以论为记”有助于作家对所记叙的事物阐发义理，写出他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从而把宋人“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贯穿于古文领域。
再往深处论析，“以论为记”与宋代的古文革新也有不易察觉的关联。北宋大家的记体创作是在宋代文化学术高度繁荣和诗文革新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宋代文化思辨色彩浓厚，王水照说：“宋代哲学思维‘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必然影响到文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之中。人文精神和知性反省的思辨色彩就是宋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38](P23)。宋人尚思辨，不但长于义理，且深于义理，他们要在文章里表现学识和理趣，进而体现“文以载道”的庄严宏旨。反映到记体文的新变中，就是议论的空前加强，宋人或议政论史，或感怀述志，或阐发妙悟。宋人富有文人雅致，日常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写入文章中，不但自娱，而且娱人。包罗万象的记体正好给了宋人一个抒发襟怀、借题发挥的利器。记体在宋代得以大发展，还与宋人读书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密不可分。举凡山水、楼台亭阁、图画、宴集、人物、杂记等等，文人生活的雅量高致、审美情趣，都可借记体随意挥洒。
之前论述宋代古文革新，侧重于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学术思潮等，同时对古文大家欧、曾、王、苏等的个案研究亦很多。其实，从文体角度切入，探究古文革新，乃是一个极佳的视角。因为文体革新是古文革新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文体革新成功，古文革新才能谈得上成功。宋代古文革新的实质是，增强古文表现力、创新古文技法、开拓古文疆域，让古文成为日常应用的主要文体。而记体文的新变和发展，正是在宋代古文革新的背景下进行的，且与之相表里，算得上是古文革新中的一个成功范例。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论为记”是富有创造力的宋文大家们在提升古文的表现力、开拓古文的疆域上作出的积极努力，反映了古文革新的目的和诉求。
平心而论，在宋代古文的发展革新中，记体文的演进创变是较为突出的。清人孙梅云：“有宋诸子，厥体(指记)尤繁。”[39](P4661)古文中的诸种文体，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到了宋代，要在古文上有大的开掘，必定得在一些主要的古文文体上实现突破，取得成就。而记体，就属于前代已有，但尚有较大发展余地的方兴未艾的古文文体。在以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为代表的古文革新中，记体文题材、写作技法、表现力、格局等方面都有大的进展，可谓宋代古文文体中异军突起，能显示宋文新成就、新境界的代表文体之一。另外，宋代科举考试中，记体始终是词科的考试内容，士人们阐发义理，润色宏业，也客观地推动了宋记的进一步发展。
唐宋记体文虽是散体古文，但并不意味着它排斥骈文。这也与宋代古文革新息息相关。其实，宋代大家，如欧阳修、苏轼等，都善于吸取骈偶文的长处，借以激发古文的活力，丰富古文的艺术表现力。宋代记体骈散结合的例证颇多。千古名篇《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是骈散结合，而王安石、黄庭坚等人认为“得体”的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在写景上又何尝不是骈散相间？还是欧阳修讲得好：“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40](P1046)骈与散相互补益，才能相得益彰。
文末引一段明人孙鑛的论述：
《醉翁亭记》、《赤壁赋》自是千古绝作，即废记、赋法何伤？且体从何起？长卿《子虚》，已乖屈、宋；苏、李五言，宁规四《诗》？《屈原传》不类序乎？《货殖传》不类志乎？《扬子云赞》非传乎？《昔昔盐》非排律乎？……故能废前法者乃为雄。废前法而能使人脍炙者更为雄。[41](P16)
孙鑛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位状元，他历数了文学史上种种破体为文的实践，雄辩地证明破体相参乃变革文体、促进文体演变的一条规律。他用“能废前法者乃为雄”这样的词语来赞誉破体为文的新变功绩，实是探本溯源之论。类似的话，还有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里的“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以论为记”是理解宋代古文革新的一把钥匙。凭借“以论为记”，宋代记体文找到突破口，实现文体革新，成为宋代古文革新中成功的“这一个”。独创和革新才能让文体和文学立于不败之地，记体文在宋代的新变和发展就印证了这一点。
①关于“破体”，最早可能是用在书法上，唐代李颀《赠张諲诗》有句曰“小王破体咸支策”，人皆不明破体为何意。清人倪涛《六艺之一录》引徐浩释云：“钟善真书，张称草圣，右军行法，小王破体，皆一时之妙。破体谓行书小纵绳墨，破右军之体也。”据此，则破体指超出常规绳墨之外。唐人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之“始从破体变风姿”亦可佐证。李商隐《韩碑》“文成破体书在纸”，是把破体用在文章写作方面的最早文献，与我们所说的破体为文意思略近。此外，古人还把破体用在形容人的性格行为上，欧阳修《新五代史·唐臣传》卷十六云：“儒士亦破体邪？仁者之勇，何其壮也！”
②载《苏轼文集》卷六十六题跋，宋人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十，略有异文。
③参看陈师道《后山诗话》里的两则：“黄鲁直云：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尔。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
④参见张相：《古今文综评文》，第四部，第二编志记类，北京，中华书局，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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