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变动中的20世纪世界文化景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动论文,世界文化论文,景观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看来，1900年有两件事似可昭示20世纪文化。一件是英国唯美主义文学家王尔德之死。他当年曾站立伦敦街头，手持一朵百合花，宣传他的唯美主张。但在他死后的这个世纪，艺术理想越来越不单纯了。另一件事是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著作《释梦》的出版，他看出了文明、文化表层下难以驯服的人性，并在这100年里得到证明。
对于以上两件事，中国人当时都一无所知。1900年北京正发生义和团运动。当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受到怀疑时，东方还在忧愤地摆脱农业文明。20世纪世界巨变的图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拼合的。
但在刚跨入新世纪时，并没有多少征兆。19世纪留下的遵从理性、持续进步的信念还在起作用，人们的生活还是按部就班。1901年，西方妇女开始把裙子提到脚面以上。中国从1902年起废除女子缠足。那时，托尔斯泰、契诃夫、左拉、哈代等文学巨匠还活着，受人尊敬，但19世纪浪漫和写实的文学传统已经受到挑战。
世纪之交时，一本介绍法国象征派的英文小册子开门见山说：“没有象征主义就不可能有文学，甚至不可能有语言。”（注：王佐良、周珏良主编：《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奇怪的是，100年来几乎所有现代主义流派主张都是这种断然的口气。年轻的艾略特正是从这本书中受到启发，他和庞德一起，创立了英美意象诗派。他1922年发表的著名长诗《荒原》的第一句诗是“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奇特难忘，对春天的感觉显然与惠特曼时代不同了。艾略特是个有内涵的诗人，他认为一个民族如果不再有伟大的诗产生，那么她表达甚至感受优美感情的能力就会丧失掉。
艾略特和庞德都是从美国来到英国的。尽管上个世纪末美国工业总产值已位居世界首位，但美国作家还在向欧洲学习。他们往返欧美，开阔视野，兼收并蓄，在巴黎、伦敦形成了一个个文化小圈子，并产生了象华顿、安德森、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沃尔夫、福克纳等一批知名作家。这些都为以后美国文化走向世界做了准备。
本世纪一二十年代，公认的西方现代文化之都在巴黎。那里是各种文艺新潮的汇流之地。1905年，“野兽派”画家在巴黎举行过画展。稍后法国诗人阿波利那尔创立了“立体派”，并一度在诗歌、绘画中占了上风。那些年，巴黎路边的小酒馆和咖啡馆里经常坐满了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各国年轻人，他们谈论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未来派、超现实主义等就象啜饮各种牌子的饮料一般。早年，毕加索和卓别林也曾默默无闻地从那里凝望过塞纳河。
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描述了那个时代的若干情景。那时巴黎的出租马车比比皆是。俄国芭蕾舞团轰动了巴黎。诗人的诗集往往只因印有美术家的装饰画才卖得出去。她说，那时现代派作家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卡夫卡还象一般人一样生活着。她称他们是“撑着20世纪的三条巨鲸”（注：王佐良、周珏良主编：《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548页。）。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1927年才出齐的多卷本《追忆似水年华》，表现了最深沉的意识和孤独感。不管写的是身世，还是想象，这个因病不得不长年待在屋子里的人发现，人生的真实经历不等于往事，而在于能够捕捉住当时场景中的感觉和情绪。有一批作家承认从普鲁斯特那里获益匪浅，另一些作家则认为天才是不可继承的。
英国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写了1904年6月16 日这一天都柏林市两个人物的生活经历，但要读懂恐怕几个月都不够。最后四十页完全是意识流的跳动，连标点符号都没有。作者似乎想用古希腊神话英雄来对比暗示今天芸芸众生的平庸。这本书1922年出版时在英国遭禁，1999年却被专家评选为本世纪世界最佳英文小说。这本书令各国读者肃然起敬，但有多少是因为读过，又有多少是因为没读过呢？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审判》和《城堡》，是在他1924年死后由朋友违背遗愿整理出版的。这些本来应该投入炉火的内心独白寒气逼人。那种鬼打墙似的氛围，永远绕不进去的城堡和无端的审判……，卡夫卡究竟窥到了什么？颤栗于什么？难以说清，但那种被莫名力量所控制的异化感，却是20世纪人所熟悉的。
另外如德国作家托马斯·曼《魔山》（1924）中相互对立的现代意识，美国作家福克纳《喧哗与骚动》（1925）富于本土气息的意识流写法，英国女作家吴尔夫《到灯塔去》（1927）的象征含义，都深深潜入心灵而不顾大众的通俗化要求。严肃意义上的现代派作品有可能是本世纪最认真的心灵之作，但作者必须真的象德国诗人里尔克说的那样“自己拥有一个完整的世界”，并且真诚，这样才可能避开各种“皇帝新衣”式的闹剧。要是没有“最高的宁静”和美感，要是心灵象海绵吸水一样吞吐不留，什么样的生存不是“充满了喧嚣与骚动，却没有一点意义”呢？
本世纪最独特的历史事件之一，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大战。首先不知所措和遭殃的是战火中的夜莺们。一战中战死的诗人有布鲁克、索利、沙逊、欧文、罗森堡、佩吉和阿波利那尔等，他们死时大部分是军官身份。他们留下的诗，极少数是歌颂战争的，大多数是咀咒和嘲讽，但他们的诗才一样被浪费、被贬低了。一位美国学者曾极言20世纪语言的堕落现象，认为语言本是人道、理性和诗意的创造者和保有者，而一种充溢着欺诈与暴力的语言，不可能再有生命。
苏联作家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刻划了主人公第一次上战场上杀人和读一位死去的敌军官日记时的感受，惶惑于同样热爱生活的人为什么会死，或者送别人去死。在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德国作家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英国作家奥尔丁顿的《英雄之死》、美国作家海明威《永别了，武器》等不同风格的作品中都透露出这种时代性的无奈和痛苦。
上一个世纪时，人们以为科学理性可以解决一切冲突。如今，文明成果却被用来杀人。1903年，莱特兄弟刚刚发明了飞机。1917年就在肖伯纳的戏剧《伤心之家》中第一次出现了空袭场面。又过了20年，支离破碎的轰炸场面，在毕加索的绘画《格尔尼卡》中重现。1938年，英国抒情诗人奥登站在中国武汉饱受日军轰炸的天空下，写了“天空象高烧的头额在悸动，痛苦／是真实的……”这样的艾略特式的诗句。而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1942）中，德国纳粹飞机象“黑色的鸽子吐着闪亮的舌头／在他归途的地平线下经过……”。（注：摘自安娜.阿赫玛托娃诗集《爱》，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生活象是间奏。20年代，西方各种艺术探索还在进行着，而东方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鲁迅一代能够面向世界的作家。但战争的阴影始终没有消散，并造成广泛的精神危机。海明威作为美国一战后“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表现了信仰在战火中的失落。而另一类美国青年——“爵士时代”一代人，则在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中有充分展现。他们及时享乐，感官至上，全无理想。
“爵士时代”正是美国大众通俗文化兴起的时代。20年代，一种叫做“爵士”的黑人音乐从芝加哥流行开来。闪闪发亮的乐器，晃动对吼的喧闹，以及即兴演奏的方式，很适合美国人满不在乎、追求刺激的口味，逐渐形成了美国独特的文化个性和氛围。1927年，最早流行的有声电影《爵士歌唱家》在纽约上映。第二年，快乐的米老鼠形象在迪斯尼诞生。1933年，美国生产的电影已达547部，超过了英、法、德、 苏四国的总和。而这一年，德国纳粹上台并发生了焚书运动。直到1939年，当世界已是战云密布时，近四个小时长的电影《乱世佳人》仍轰动全美，100多万人赶往亚特兰大观看场面辉煌的首映式。这一年， 纽约世界博览会参观人数达4500万。妇女们也迷上了刚刚上市的丝袜。
但也就是在这一年，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开始在巴西写回忆录《昨日的世界》，写他对精神故乡欧洲的绝望。作为一个经历过纳粹恐怖的犹太人，他“对任何集体兽性的爆发不再感到惊异”。三年后他和夫人一起自尽。死时没有忘记感谢巴西。他仍坚持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崇高的财富，坚持即使迂腐的理想主义也要比各种惑众的口号有人性和有益的多。
二战比一战更残酷。更多的人不是死在战壕里，而是死在大规模的屠杀中。西班牙诗人洛尔加死在行刑队面前。法国诗人雅各布死在集中营里。中国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南洋。……“那么长的行列，我以前从不相信，死亡会使这么多人失去生命”，地狱般的现实超出但丁的想象。后来采访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美国记者报道说：“最可怕的事情是这里居然阳光明媚温暖。”（注：罗森塔尔：《奥斯维辛没有新闻可写》，摘自《中外通讯选》（下），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976页。）在这里，孩子能领到一块糖的唯一地方是毒气室门口。从这次战争后，纪实性和新闻体作品开始进入畅销书行列。一本在阁楼上发现的《安妮的日记》比所有文学性读物更震撼人心。
这时法国的存在主义精神只能从二战时期法国的生活现实中去寻找。无论是萨特坚持的人只能在荒诞中自寻意义，还是加缪在《鼠疫》中强调的以抗争反抗绝望，都表现出一种绝决的乐观情绪。萨特曾在《占领下的巴黎》一文中不是以哲学家，而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向英美盟友解释说，为什么占领会比战争更可怕、更难熬，因为伦敦骄傲地经历过的一切，巴黎却是在绝望和耻辱中度过的。在这里活下去的人是要为自己寻找意义的。这也许说明了为什么战后法国人能对荒诞派戏剧产生共鸣，1953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上演时在巴黎创造了最高的上座率。而作为对照，几乎同一时期，中国却产生了一部史卷式的话剧杰作《茶馆》，作者老舍为本世纪初才传入中国的西洋话剧艺术增添了一种东方画轴风格。
德国思想文化在二战中也受到震动，产生了以海因里希·伯尔为代表的“废墟文学”。但更复杂、更痛苦的恐怕是德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他们无法解释思与行的矛盾。“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几十年来，是海德格尔使荷尔德林这句诗饱含深意，走遍世界，温暖人心。他早就警告现代技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毁灭。但他如何解释他在纳粹时期当校长时把犹太血统的恩师胡塞尔赶出校门的行为呢？他当然可以用普通德国人常用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但无论如何正象培根所说的，“善于谋身的聪明，在它的许多种类中，都是一种卑污的聪明”（注：《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7页。）。如果人类思想的头羊事实上忠实于眼前的青草更甚于真理，那么羊群该信谁呢？
战争和恐怖在战后作品中留下了后遗症——冷酷，冷漠和对文明的彻底破灭感。英国作家奥威尔在《1984》（1949）中描写了由“老大哥”控制的极权世界，其恐怖之甚连隐秘的男女温情也被操纵、被厌弃，男女主人公最后冷冷对视，心如铁石。另一位英国作家戈尔丁的《蝇王》（1954）写一群孩子漂落到荒岛上，却不再是个浪漫历险的童话，而是由于弱肉强食的本性而自相残杀的恐怖传奇。法国作家西蒙的《弗兰德公路》（1960）以二战中法军溃退为背景，感叹大自然美景中人类战争灾难的不可理喻。而在美国“黑色幽默”派代表作家海勒1961年发表的《二十二条军规》中，二战战场就象一个由社会机构和个人共同组成的疯人院。“二十二条军规”也几乎成了生活“荒诞”的同义语。在这类作品中，成功的象征往往可以抽象出一个专有名词或创造新的内涵，但仅仅如此似乎还是枯燥的，不够的。人们读多了会问：除了玩世不恭外，还有别的面孔吗？仅仅把人类生活绑在艺术耻辱柱上抽打一遍又一遍，又有多大意思呢？
20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则继承了19世纪从苦难中仰望星辰的文学传统。仍有诗人、文学家自戕，流亡，被流放，被处决，在这个名单上有勃洛克、浦宁、古米寥夫、曼德尔施塔姆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象是20世纪的《死屋手记》。但尊严感始终存在。从上半个世纪布尔加科夫的《莫斯科鬼影》到下半个世纪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耶稣和总督彼拉多就在今人身旁不断显身，他们对善与恶的探讨永无完结。俄罗斯的精神气质总是这么凝重，象拉赫玛尼诺夫和肖斯塔科维奇的钢琴曲、交响曲一样。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1957）中有一个细节，日瓦戈从一战前线回到莫斯科后，和朋友们就着酒精分享了一只野鸭，他却感到不快。因为在这普遍忍饥挨饿的年月，他觉得，“独得的幸福并不是幸福”，野鸭不再是野鸭。只有当自己的生活与周围人相仿佛时才真正有生活的乐趣。但有意思的是，当电影《日瓦戈医生》1965年上映后，日瓦戈医生的形象却很快使大皮帽、大衣和高到大腿根儿的长统靴的装束在美国风行起来。而到了第二年，大众的兴趣又转向了电影《音乐之声》。
大众通俗文化的盛行，是二战后下半个世纪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50年代初，在美国，同样从黑人音乐中借鉴而来的“摇滚乐”取代了“爵士乐”。18岁的卡车司机普莱斯利以极强节奏的演唱和独特的扭胯摇摆，成了青少年心目中的“猫王”。他的唱片《伤心旅店》曾名列全美榜首，歌词的灵感来自一位自杀者的遗言“我在一条孤独的街道上独自徘徊……”。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小说《麦田守望者》（1951）准确洞察了那一代青少年面临的精神危机，因而至今被视为杰作。他们当时被叫做“垮掉的一代”。
在英国，50年代则有“愤怒的青年”。1910年至1940年间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这时受到了质疑，认为败坏了读者胃口，是个灾难。50年代以来兴起的通俗作品适应了二战后大众追求享乐主义的心理，受到欢迎，但同时也往往缺乏震动心灵的东西。
六七十年代，欧美摇滚乐有“愤怒摇滚”之称，其“嬉皮士”的社会叛逆形象与世界性的反战示威、民权运动等有关。1969年，美国曾举行三天四夜连续不停的摇滚音乐会，有五十万人参加。英国的披头士乐队（甲壳虫）、滚石乐队当时十分有名，走到哪里就叫哪里出现疯狂场面。披头士乐队1965年因对英国财政做出巨大贡献而获得女王“帝国勋章”，1969年又因反对越南战争而退了回去。披头士乐队最畅销的一张唱片是1968年发行的《革命》。1979年，著名的平克，弗洛伊德乐队推出代表作《墙》，抗议当今的教育制度抹煞个性。
到了八九十年代，当年上台撕扯猫王衣衫的狂热少女们已到了该当祖母的年纪，摇滚乐依然是通俗音乐的主流。1980年，当披头士乐队主将列侬遇刺身亡时，世界上有几千万人参加悼念活动。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环球旅行演出大获成功。70年代原本在夜总会中播放的“迪斯科”舞曲也在世界流行开来。不过这时商业性渗透日渐明显。出身贫寒的美国歌星麦当娜一曲《物质女孩》惊人的实际，“只有那些有钱的男孩对我来说才真正具有魅力……我是一个物质女孩儿”。
不过，与商业性演出构成微妙平衡的是慈善性演出的增多。1985年，全美54位著名流行歌星为援救非洲灾民录制的唱片《我们就是世界》筹得近亿美元。歌中唱到，“这世界必须团结得象一个人，我们不能再麻木不仁”。1986年，中国近百名流行歌星也在北京演唱了《让世界充满爱》，向“国际和平年”献礼。摇滚乐80年代初进入中国。1990年在北京举办了中国通俗音乐史上第一场真正的摇滚音乐会。
大众文化的流行得益于本世纪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从1906年无线电广播首播到1939年人们首次看到电视转播，把文化娱乐送进千家万户第一次成为可能。目前世界上每十人就拥有一部电视。而从1898年诞生的电影，作为科技发展的直接产物，也成长为一种世界性的大众文化。根据1998年的统计，美国好莱坞电影在这方面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全球市场，其题材内容也日益国际化。
有人认为大众文化是20世纪的一头怪物，人很容易被它控制，懒于动脑，懒于体验美好的情感。据90年代一项统计说，西方各国近半数的成人读写能力低下，连看懂报纸都有困难。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则认为，大众有权力享受文化，尽管有可能助长市侩作风，但更多的人应该得到科技文明带来的好处。
而且什么又是精英文化呢？现代商业社会中一些文化精英自身的纯洁性开始受到怀疑。一家著名大公司董事长说：“有时学术界的人知道商业界的人也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会感到震惊。说这些话我并不是想特别冒犯哪个人，因为商业界的人有时发现某个教授并不是睡眼惺忪的梦想家也同样感到震惊。”（注：威廉.福克纳等著：《美国，没有童年》，工人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96页。）英国作家洛奇1984年发表的《小世界》仿佛是这句话的某种注脚，被一些汉学家称为是西方的《围城》。如果说20年前美国作家贝娄所著《赫索格》中的那位大学教授还能够认真地苦闷、孤独，过自己的精神生活。那么《小世界》中这批活跃于世界文坛的学者、教授们却挺想得开。他们本来也是“读者”，却喜欢反客为主，整天操着一套套自成体系的理论互相邀请、飞来飞去，借各种学术会议之名吃喝玩乐，争名逐利。
上一个世纪的美国学者爱默生曾担忧过社会分工对“人”的分裂。人们毕生各专一行，不能全面发展，社会上走来走去的是一个胃、一节胳膊或一段手指。作家、学者也不例外，他们很难成为苏格拉底时代的爱智者，很难象福斯特期望的那样建立精神上的自足境界，因而也很难写出象梭罗《瓦尔登湖》那样宁静的作品。在这个习惯于找专家的时代，读者们很单纯地认为，作家、学者们就应该帮他们净化情感、找出生活的意义，就象医生给人治病、科学家负责改善生活质量一样。可惜这种天真的想法不是花钱就可以满足的。大众文化可以供给快乐，却不足以解决个人的精神焦虑和渴求。不过这并不影响畅销率或收视率，因为现代消费者可能反感，却不可能认真反抗。当旧的产品消失了，新的又会在生产线上源源出现。
技术绝对统治的前景越来越令人不安。本世纪初，出身工人家庭的英国作家劳伦斯即表达了人被机器控制而畸型的忧虑。1932年，另一位英国作家赫胥黎在《美妙的新世界》中描绘了一个可怕的社会，被科学威力异化的人类生活在一个没有灵魂的高效率社会组织中。随着1945年一颗炸弹炸毁一座城市，1969年人类登月毁灭了神话，和1997年克隆羊成功而面临复制人类的可能，科学发展与人类价值关系问题越来越具有严重性和紧迫性。美国作家冯尼格《猫的摇篮》（1963）、品钦《万有引力之虹》（1973）中的“黑色幽默”来自科技发展与传统人文精神之间的失调。而八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影视科幻作品涉及人类灾难和价值毁灭主题。一家未来学杂志在谈到生物技术革命的奇迹时发愁说，如果将来用鸟的基因改造过的人扑下来吞食了带腮的加进鱼类基因的人，那算是谋杀呢，还是仅仅吃午餐？（注：《生物技术革命的困惑》，美国《未来学家》杂志1992年12月号，第20页。）
但本世纪日益明显的“地球村”趋势，也促成了不同地区间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融合。不断变革的中国是一个例子。古老传统在与世界契合中寻求活力。1900年当巴黎举办世界博览会时，法国外交官方苏雅正出使中国云南。人们不久前从他遗留在地窖里的几百幅照片看到了一个世纪前中国呆滞的面孔。1999年，云南昆明成了一座忙碌的城市，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这里举办。中国将给新的世纪留下新的形象。
无论文化源流怎样不同，风格怎样独特，人性总是相通的，理想主义精神应是一致的。近二三十年来享誉世界、独具精神品格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证明了这一点，出现了以《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为代表的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1901年设立的诺贝尔文学奖，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本世纪全部获奖者名单了，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应有理想倾向”这一颁奖标准。无论诺贝尔当年究竟是怎样想的，无论现代分析理论已经如何对人性不报希望，艺术中的理想主义精神都只能宽泛地理解为人类在任何世纪、任何处境下都要维护自身尊严、美感和精神价值的决心，艺术都要保有赋予人生以意义的作用。否则，就真象英国批评家理查兹所预言的那样了，艺术若不存在将引起一场生物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