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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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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是文人们为吟诗作文而结成的文学社团。中国是诗的国度，在特定的游戏规则和时间限制下，吟诗似乎更易于表现文人的智慧、机敏和才情，所以大多数文社实际上是以吟诗为主，因而叫做“诗社”，有时又叫吟社、诗会、雅集。文社大多数是定期聚会，聚会地点比较固定，拥有相对稳定的成员，活动时间比较持久，在特定的地域内产生过一定影响。
文社内部的组织结构相当松散，大抵是推选一人主持，或者是轮流当值，其成员多是朋友、邻里、同窗、师生、同僚、亲眷，应时而聚，聚后即散。具体到某一文社，其产生和结束也常常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或邂逅而意气相投，即可结社；或遇寒暑而定期聚会，如消夏社、消寒社；或遇节日时令（如花朝、上巳、中秋、重阳等），名人生日忌辰（如屈原、陶潜、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等），乃至花开季节（如梅、兰、菊、牡丹、芍药等），皆可结社分题，不拘一格。倘若时过境迁，意气索然，诸如科场成败，仕途升黜，奔波生业，婚丧嫁娶，社会动乱，都有可能导致成员星散，该文社也便无形中化为乌有。
文社虽是文学社团，但多数文社都没有提出过明确的文学主张。其中，有不少文社还停留在切磋时文的“初级阶段”，更多的文社带有消闲的性质。只有在社会动乱时期，才有少数文社表现出比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例如，明末的复社，以揭露奸臣误国和主张抗清而闻名；清末民初的南社，主张共和，反对帝制，但在诗歌创作方面却为宗唐宗宋而纷争不已；民国初年前清遗老们的文社，无一例外地表现出怀念清室的倾向。
从复社到宣南诗会
诗社之名，始见于北宋。南宋以后，文人结社渐成风气，至明末而最盛，诚如清人吴振棫（1792-1870年）所言：“盟社盛行于明季。江南之苏、松，浙江之杭、嘉、湖为尤甚。国初尚沿此习。”（注：《养吉斋丛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版，卷二十五，第268页。）明末时天下大乱，许多文人借文社之名结成团体，指陈时弊，激浊扬清，颇为当局者所忌恨。当时，复社名震海内，其成员多达2025人，成为明季政治舞台上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其后又有几社崛起，成员也超过百人。复社、几社的骨干人物，后来大都参加了反清武装斗争，多有死难者，一些幸存者则成为清初遗民文学的主力。
清初，天下粗定，而结社之风依然不衰，文社遍及大江南北，河南商丘有雪苑社，淮上有望社，松江有惊隐诗社（又名“逃社”、“逃之盟”），无锡惠山有云门社（注：黄迥谷《锡金识小录》，光绪丙申（1896年）刊本，卷四。），浙西有临云社、忘机吟社，浙东有西湖八子社、南湖九子社、西湖七子社、南湖五子社、弃繻社、证人讲社、秋水社，福建有南屏文社、元云诗社、芝山诗社、三山吟社，广东有南园诗社、西园诗社、探梅诗社。连荒寒的东北，也有流人组织的冰天诗社（沈阳）和七谪之会（宁古塔）。（注：关于清初的文社，可参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1版，第169-208页。关于宁古塔的七谪之会，可参见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第122-123页。）在以上诸多文社中，多有抗清志士和故明遗民。
文社的好景仅仅维持了几年，便被清廷的文化高压政策所摧残。清廷见入主大势已定，立即腾出手来，开始收拾那些不思归服的读书人。以顺治九年（1652年）的科场案为发端，清廷迭兴大狱，辗转株连极众，东南士风为之大挫。也就在这一年，清廷下令，在各地学宫立碑，不准生员“立盟结社”，并不许妄行“刊刻所作文字”。（注：佚名撰《松下杂钞》卷二，转引于《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5页。）顺治十四年（1657年）又发生了南北闱科场案，牵涉江浙名士百余人，吴中慎交社的主办者吴兆骞被充军到宁古塔，十郡大社的主持人吴伟业被指为“复社余党”，“图谋不轨”，以致“社局于此索然，几几乎熄矣”。（注：杜登春《社事始末》，转引于《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63页。）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廷颁下严旨，称“士习不端，结订社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著严行禁止”。（注：转引于《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7页，另参见《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五，第268页。）康熙二年（1663年），号称“吴社之冠”的惊隐诗社又遭大难，其领袖人物吴炎、潘柽章因被牵连入庄廷鑨的明史案，竟被处以磔刑，同死者七十余人，遣戍者百余人。吴、潘两家论罪北徙，吴妻张氏、潘妻沈氏相继自杀。在清廷的血腥镇压下，士人即便结有文会，也不敢再冠以社名，像无锡的蓉湖七子便是一例。就这样，曾经火红一时的文社迅速销声匿迹了。
乾隆年间，大概由于文网渐弛，又有零星文社出现在江浙一带。乾隆初，新科进士全祖望（1705-1755年）因恃才傲物而见恶于大学士张廷玉，散馆被置于最下等，一怒返乡，在鄞县创立真率社。这大概是乾隆年间不多的几例文社之一。到了嘉庆初年，文人结社又渐成风气，当时最有名的当属宣南诗会（又名宣南吟社）。
“宣南”，指北京宣武门外，宣武门是北京城的一座南门，而宣武门外又在南门以南，故称“宣南”。自清初起，这里就是中下级京官和翰苑词林之辈的聚居之处，时称“冷宦”，宣南诗会即由这些冷宦组成。
据谢国桢先生考证，宣南诗会源于嘉庆初年法式善、王友亮等人的雅集。（注：见《记宣南诗会图卷》，载《明末清初的学风》，第202页。）至嘉庆九年（1804年），由陶澍、顾莼、朱珔、夏修恕、吴椿、洪介亭等人发起，正式成立诗会，每月聚会一次。以上诸人均为嘉庆七年（1802年）的同榜进士。宣南诗会的雅集时断时续，大约持续到道光十三年（1833年）前后，其活动遂无形停止。先后参加过宣南诗会的，还有胡承珙、钱仪吉、谢介树、陈用光、吴嵩梁、梁章钜、周之琦、董国华、程恩泽、潘曾沂、朱为弼、林则徐等人，均为一代名流，又几乎全是南方人。他们的聚会最初是为了消寒，后来也没有脱出消闲遣兴的范围，内容多是赏菊、忆梅、试茶、鉴赏古玩，也为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作过生日，正所谓“国家承平日久，士大夫褒衣博带，雅歌投壶”是也。
大陆各地的文社
嘉庆以降，乱象渐呈，清廷穷于应付各地民变，已经没有更多精力来严密监视文人，文人结社之风遂呈蓬勃之势，文社遍及大江南北，而江浙文社之盛依然冠于全国。以浙江为例，从道光到同治年间，仅《两渐輶轩续录》（潘衍桐编，光绪十七年刊）中所提及的著名诗社就有25个之多，现列举如下：
一、绍兴
泊鸥吟社，即鸥社，成员有王衍梅、邬鹤征、陈祖望、杜煦、释与宏、释妙香等；
言社，成员有曹寿铭、孙垓等；
益社，成员有周星誉、周星诒、陈寿祺、许棫、王星諴、李慈铭、孙垓、周光祖、孙廷璋、李模、周灏孙等；
皋社，成员有秦树敏、孙垓、周光祖、陶在铭、方琦、孙德祖等；
苓社，成员有宗稷臣、杨大章、萧明善等。
二、杭州
东轩吟社，成员有梁祖恩、汪远孙、陈世棨、孙同元、庄仲方、李堂、赵钺、金城等，共27人；
振绮堂诗社，由罗文鉴等结成；
潜园吟社，由马怡孙等结成；
水村诗课，成员有陶鞶、吴翌凤、陈文澜、沈桐威、陈复生、余式南、林煜奇等；
铁华吟社，成员有俞樾、吴庆坻、盛元、吴筠轩、夏曾传、丁丙等；
书画舫吟社，成员有王钟、高学沅、高颂禾等；
蘋花社，成员有李廷献、吴宗麟等。
三、嘉兴
鸳水吟社，成员有张惠昌、严人寿等；
紫华吟社，由钱人杰等结成；
鸳湖吟社，成员有张陶咏、杨韵、秦廷槱、于源、刘建标、金树本等。
四、平湖
古欢社会，成员有郁载瑛、王大经等；
竹林诗社，成员有张定闰、金镛等；
红藕花馆吟社，成员有钱椒等数十人。
五、平阳
兰社，成员有华文漪、鲍台等。
六、永嘉
凌云社，成员有高溥、程浩、赵贻瑄、赵廷森、胡森贵、周嵩观、邵南金等。
七、乌程
苕溪吟社，由沈金城等结成。
八、桐庐
茆坪诗社，成员有袁世纬、胡燕等。
九、象山
红犀馆诗社，成员有姚燮、王莳兰等。
十、黄岩
东禅吟社，由上官德润等结成。
十一、太平
修梅社，由黄治等结成。
事实上，晚清时期浙江的文社当远不止此数，像宁波就有征社（成员为袁尧年等12人）、厉社（即厉志学社，成员为何其枚、陈康瑞等8人）、丛桂文社（成员为吴文江等）等较著名的文社；（注：见《四明清诗略续稿》，中华书局1930年版，卷五、卷六、卷七。）慈溪有剡社（成员为冯
、陈镜堂、郑光祖、冯毓孳、陈训正、魏友舫等）；瑞安有求志社（1882年成立，成员有陈虬、陈黻宸、许拙学等）、心兰书社（成员有陈虬、陈黻宸、何茝石等）；杭州另有西泠诗社（成员有周曰仁、孙世南、金鳌等十余人）、（注：见《杭州府志》，光绪二十四年刊本，卷一四六。）清尊雅集（成员有丁立诚、许增、李辅耀等）。由于以上所列诸社出现较晚，而《两浙輶轩续录》的收录下限为同治末年，所以该书没有记载。不过，也有些诗社虽在《两浙輶轩续录》的收录时限内，而且产生过较大影响，但该书似乎并未提及，如绍兴的鸣秋社（咸丰年间，成员有高锡恩、吴怀珍等），宁波的枕湖吟社（道光年间，成员有厉志、叶元阶、陈仅、姚燮、孙家谷等），余姚的博我文社（咸丰年间，由周室辅、周缉熙兄弟等结成）。
晚清时江苏诗社亦甚盛，像上元的苔岑社就很有名气，其主要成员有顾
三、杨辅仁、王章、车持谦等。（注：见《国朝金陵续诗征》，光绪甲午（1894年）冬刊本，卷首。）扬州有春草社，为严廷中（云南宜良人）等人所结，在道光年间活动；其后又有冶春后社，为臧谷、萧丙章、巴雨峰、胡显伯、吴恩堂等人所结。（注：参见朱江《扬州园林品尝录》，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2月第2版，第259-263、276页。）吴江有竹溪吟社，主要成员有袁湘湄、郑璜等。（注：见董兆熊《郑先生墓志铭》，载《续碑传集》卷十八。）无锡有虚白社，为程鸿仪等人所结。（注：见《续梁溪诗钞》，锡成公司民国庚申（1920年）刊本，卷七八。）苏州有问梅诗社，主要成员有朱珔、石蕴玉（琢堂）、吴廷琛、韩崶（桂舲）、彭希郑（苇闲）、董国华（琴涵）、尤春帆等。（注：见李元度《右春坊右赞善前翰林院侍讲朱兰坡先生传》，载《续碑传集》卷十八；另见朱珔《赐进士及第四品京堂前云南按察使棣华吴公墓志铭》，载《续碑传集》卷三四。）青浦有吟花诗社，由金玉、熊其光、俞廷飏、李继膺、庄世骥等“青溪七子”结成。上海有淡社，主要成员有黄协埙、徐耐冰、顾恂侯、陈赓甫、唐志陶、马亦昂等。
湖南的诗社以长沙为中心。咸丰年间，有王闿运、邓辅纶等结成的兰陵诗社。光绪元年（1875年），有笠云（芳圃）、徐树钧等结成的麓山诗社。光绪十二年（1886年），又有碧湖诗社问世，汇聚了王闿运、郭嵩焘、八指头陀（寄禅）、笠云等一代名流。（注：大醒《八指头陀评传》，汉口武汉印书馆1935年版，第185页；另见《郭嵩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780页。）稍后有易顺鼎、程颂万等结成的湘社。
福建的诗社以福州为中心，有林寿图等人结的西湖诗社，（注：谢章铤《赏四品顶戴团练大臣前陕西山西布政使林公墓志铭》，载《碑传集补》卷十七。）另有刘绍纲、徐一鹗、李镜芙、何卓然等人结的飞社。广东的诗社以广州为中心，有云泉诗社（黄培芳、张维屏等7人）、常荫轩诗社（潘有原等）、越台词社（许玉彬、黄蓉石、陈丰、谭莹、桂光耀等）、花田诗社（黄玉阶、谭莹、许玉彬、叶衍兰等）。此外，刘瑞芬在安徽贵池结有青山诗社。（注：俞樾《广东巡抚刘公神道碑》，载《续碑传集》卷三二。）道光年间，直隶博野也出现过一个诗社，由该县训导赵文涵与知县曾贯之、教谕杨国栋结成。
到了晚清，京师依然是人文荟萃之地，文人们承续宣南诗会的流风余韵，结社之风经久不衰。道光年间，云南人陆应谷、戴絅孙等结有吟秋诗社。光绪初年，有周锡恩（字晋伯）等翰林们结的雪初社，（注：王葆心《清故翰林院编修周是园先生墓志铭》，载《碑传集补》卷九）其后又有寒山社。关于寒山社，据说同张之洞很有些关系：
光绪时，京都名流极盛，以张文襄公为之魁。文襄开府江汉，朝野之士，即已云集相从。迨入枢府，都人士尤以一瞻丰采为荣。故退食之余，无日不有宴会。其宴会时，又无往而不分韵题诗，即最促时间，亦必钩心斗角，作诗钟一二。上好下甚，故当日十刹海之会贤堂、宣武门外之畿辅先哲祠与松筠庵，皆为名流畅叙幽情之所。而寒山社之诗会，亦即起于是时。其人物，则以南书房、翰林院、御史台三署为其中心，余皆依附末光，欲标榜以成名者也。（注：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1版，第八册，第3955页）
据史料载，张之洞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夏，被授予体仁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入值枢府，至宣统元年（1909年）秋病逝，前后只有两年时间，则寒山社亦当活跃于此时。此后，北京诗社仍很活跃，“宣统庚戌、辛亥间，京朝官方结社为乐，多游览题咏之作”。（注：《清稗类钞》，第八册，第3977页。）
光绪末年，上海渐渐成为东南文社的中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海出现了一个城南文社，由袁希濂、许
（幻园）创立，不久李叔同亦入社，“每月会课一次，课卷由张蒲友孝廉评阅，定其甲乙”。（注：林子青《弘一大师传》，载《弘一法师》，文物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第7页。）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常熟人庞栋材（别号病红）办了一个诗钟社，“出了题目，教人做两句对联，然后评定甲乙，予以赠奖”，每日附在《苏报》上发表，被视为“文人无聊之事，而当时洋场才子所乐为”。（注：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181页。）次年，常州出现了一个鲸华社，由金武祥、刘树屏创办，先后参与者多达44人，“其期会之疏数，宾朋之众寡，无定形，亦无常主”，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冬停止活动，共举行了40次雅集。（注：见《清稗类钞》，第八册，第4016页。）
戊戌政变以后，一些新出现的文社开始带上比较鲜明的政治色彩，像何来保（?-1900年）在湖南武陵发起成立的寒社，属于康、梁的维新一派；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上海成立的通社（成员有陈屺怀、钱保航、陈镜堂、董孝钦等），以翻译外国科学名著为己任。成立于宣统元年（1909年）的南社及其诸多分社则鼓吹排满革命。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前后，一些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思古诗社，其成员有郁华（郁达夫之兄）、唐企林、侯疑始、杨楚孙、刘揆一、黄子彦、盛倚南等，日人森槐南也加入了这一颇为激进的诗社。大约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安徽诗人许承尧与画家黄宾虹等在徽州秘密结成黄社，倡言革命，一年后为人告发。（注：见吴孟复《简论许际唐先生（承尧）的疑庵诗（代前言）》，载《疑庵诗》，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5月第1版，第2页。）
辛亥革命后，前清遗老们也结了一些诗社，抒发他们对旧朝的眷念之情。当时上海有超社、逸社、淞社，主要成员有吴庆坻、冯煦、樊增祥、沈曾植、梁鼎芬等，另有余肇康（1854-1930年，曾官前清江西按察使）等人组织的诗钟社。北京的一些报刊也办有诗钟社，多由遗老主持。广州有梁鼎芬、梁庆桂等人结成的南园诗社。
影响所及，晚清的女诗人们也组织了自己的诗社。嘉道之际，有杨芸、李佩金等京官眷属们的“结社分题，裁红刻翠”，“都中仕女传为美谈”。（注：《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卷七，第378页。）另有嘉定才女钱瑛“与女伴结社联吟”。（注：《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八，第458页。）其后，又有成都曾懿、曾彦（1857-1890年）、曾鸾芷姊妹的浣花诗社（曾氏姊妹为女诗人左锡嘉之女），江西会昌沈珂的湘吟社，（注：《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十，第589页。）海宁陈菊贞（1873-1895年）诸姊妹的惜阴社，湖北宜黄谢漱馨的晚香诗社，大抵都属于“一门戚族，赓倡之作”。（注：《晚清簃诗汇》，退耕堂1929年刊本，卷一九二。）
台湾的诗社
在近代的文社中，台湾的情况比较特殊，也比较引人注目。自1895年台湾沦陷后，十余年之间，其诗社之盛，竟骤然凌驾于祖国大陆东南诸省之上，呈现出畸形的繁荣。台湾学者是这样解释的：
日据时期，游宦游幕，弃台而去。而台之士不能内渡者，寄人篱下，百念俱灰，闭门谢客，多以诗酒自晦；为维系祖国文化，出为结社，提倡击钵。于是一呼百应，诗社林立，至此风气一变，昨浸润于八比试帖，以取功名，今则击钵催诗，以吟咏为乐，以夺元为荣。据查，在此时期，诗社多至百计，诗人且达三千。所作击钵吟诗，别成一格，可传者虽少，然而陷落初时之作品，则较多佳构，备受内外人士之嘉许。（注：《台湾省通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北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4月再版本，第42册，第1-2页。）
实际上，由于受祖国大陆士风的影响，早在清初之时，就有一些大陆寓台人士在台湾组织了诗社，始作俑者大概是鄞县人沈光文。
沈光文字文开，号斯庵，本是抗清志士，曾官南明永历朝的太仆寺少卿。大约在顺治八年（1651年），因海上遇飓风，飘泊到台湾，遂定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与诸罗县令季麒光（无锡人），以及韩文琦、赵行可、华衮、郑廷桂、林奕丹、吴蕖轮、宗城、王际慧等寓台人士结成福台新咏社，或称“东吟诗社”。沈光文倡导文教，有著作多种，被推为“海东文献”的“初祖”。（注：沈光文，《续甬上耆旧诗》（戊午冬十一月刊本）卷十五有传，但将季麒光误作李麟光。季麒光，《乾隆台湾府志》（扬州古旧书店清抄本）卷三有传。《续甬上耆旧诗》卷十五称该诗社为“福台新咏社”，而《台湾省通志》第42册第4章第16页称该诗社为“东吟诗社”，兹并录以备考。）
但福台新咏社维系时间并不太长，季麒光在任仅一年便离去，不久，沈光文在诸罗逝世，这个诗社似乎便烟消云散了。其后，台湾诗坛恐怕同大陆情况相近，诗文之社骤然归于沉寂，各类文献不再见有记载，时间长达近二百年之久。直到嘉庆末年，以嘉义的引心文社为标志，台湾文人的结社活动才又渐渐活跃起来。
引心文社的成员有陈震曜、张青峰、陈廷瑜、潘振甲等十余人，他们都是嘉义士子。同光之际，淡水有大观社，成员有林维让、林维源、庄正等。光绪年间，新竹有竹梅吟社，成员有蔡启运、陈浚之、陈子清、刘廷璧、郑毓臣、林薇臣、林世弼等二十余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冬，唐景崧、丘逢甲等人在台北结成牡丹诗社。但从总体上看，从19世纪初到台湾沦陷前的近百年间，台湾文人结社发展相当缓慢，远不如祖国大陆。
台湾沦陷后，宝岛诗坛经过最初几年的沉寂，至20世纪伊始便迅速趋于活跃，迎来了诗社的全盛时期，其倡导者是林朝崧（1875-1915年）、林资修（1880-1939年）叔侄。
林朝崧字俊堂，号痴仙，是台中雾峰人，十四岁成诸生，诗名远播，日军侵台后内渡，曾寓居桐城，又转徙上海，后返乡筑无闷草堂，以诗酒自晦。“壬寅春，叹文风之颓坠，集诸同志，设立栎社，击钵吟诗。本省诗学之盛，实肇于是”。（注：《台湾省通志》，第42册，第11页。）按，壬寅即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注：栎社成立时间，《台湾省通志·大事记》将其系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疑误。见《台湾省通志》第2册，第116页。）林资修也是著名诗人，曾因发表反日言论而被捕入狱。当时参与创办栎社的还有台中诗人赖绍光（字悔之）。他于1912年担任栎社社长，不久病逝。
20世纪初，台中的栎社、台北的瀛社（洪以南创立，并任首任社长）、台南的南社（1906年成立，蔡国琳、连横、赵云石等创办，蔡国琳任社长）最负盛名，被誉为“台湾三大诗社”。另有一些较小的诗社，例如：
屿江吟社，1913年成立于台南，由吴萱草、王大俊、王炳南等创办，下设芦溪、白鸥、佳里、琅环等分社；
酉山吟诗，1914年成立，由林逢春、韩子明等创办；
研社，1915年成立于新竹，由张汉、林湘沅、黄水沛、吴梦周等结成，旋更名星社，张汉又与门下结松社、柏社；
虎溪吟社，1918年成立于台南，由王佛来及其弟子结成；
浪吟诗社，由连横、陈瘦云、李少青、杨宜绿（字天健）创办；
鹿苑吟社，设于鹿港，成员有许正渊、洪弃生、蔡启运等；
朴雅吟社，杨尔材创办，设于嘉义；
台湾文社，蔡惠如创办，设于台中；
巧社，任雪崖、李鹭村、林绛秋、王霁雯、赖献瑞等创办，设于台北，成员均为词人，为清末民初台湾唯一的词社；
大冶吟社，庄嵩创办，设于鹿港；
浣溪吟社，1930年成立于台南，由苏友章、苏东岳等创办；
淡如吟社，1931年成立于台南，由苏东岳、陈寿南创办；
南音社，1931年成立，由叶荣钟、陈逢阮、赖和、周定山、洪炎秋等创办。
另有一个菽庄吟社，系台北诗人林尔嘉在厦门鼓浪屿创办，时为1913年。日军侵台后，林尔嘉随父内渡，后在鼓浪屿建菽庄，遂成台湾内渡文士的盘桓吟咏之处，菽庄吟社由此而出名，台南诗人施士洁也曾参与其事。
日军侵台之初，台湾诗人纷纷内渡，滞留在台者也多以诗酒自晦，寄托家国之念，对侵略者隐示愤慨之情。数年后，抗日武装斗争相继失败，日人入主大势已定，不少内渡的台湾诗人又相继返乡，遂以诗社形式组织起来，其初衷多是砥砺名节，宣扬诗学，以赓续民族文化为己任，着意强化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感，以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文化高压政策。“挽回文运起中原，我先一军张汉帜。”（注：《庚戌栎社春会，南北诗家毕至，喜而作歌，即呈在座诸君子》，转引于《台湾省通志》第42册，第95页。）林朝崧的这两句诗道出了当时台湾结社诗人的隐曲心境。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在日本侵略者的高压加怀柔政策的交相为用之下，一些诗社的性质渐渐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30年代，有人这样评论道：
台湾自割让后……一般遗老及旧式文人，乃一寄其意兴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诗。然少含讽刺，即立加干涉，故其末流遂变为吟风弄月之作，桑中陌上之音，变本加厉，每下愈况。甚者至于歌功颂德，鼓吹休明，仿佛科举时代之试帖，弥可鄙已。（注：原载《台游追记》，江亢虎著，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笔者未见。此处转引于胡怀琛《中国文社的性质》一文，载《越风》半月刊第22、23、24期合刊，1936年12月25日杭州出版，第9页。）
诗社活动也似乎变成了粉饰太平的赛诗会：
台湾诗社，今为极盛。全岛大小有百家，社员多者数百人，少亦数十人。大抵每周一课，每月一集，每年一会。命题限韵，临时拈阄定之。课艺则七绝为多，间作五律，其为古风歌行者仅矣。状冠军入魁选者，公醵奖金以赏。年中佳作，汇辑刊行。（注：原载《台游追记》，江亢虎著，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笔者未见。此处转引于胡怀琛《中国文社的性质》一文，载《越风》半月刊第22、23、24期合刊，1936年12月25日杭州出版，第9页。）
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中，诗社中出现大量平庸无聊之作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参加诗社的绝大多数台湾诗人坚持用中文写作，始终不渝地坚守传统诗学阵地，努力维系祖国传统文化的血脉，而且居然形成了颇为壮观的声势，成为对抗日人同化台湾的一股文化势力，无疑对稳定台湾文化、加强台湾文人的民族凝聚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近代文社的评价
近人胡怀琛先生（1886-1938年），曾把中国历史上的文社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治世（或盛世）的文社”，如明代的西湖八社，以消闲为主；第二类是“乱世（或衰世）的文社”，如明末的复社，以“议论时事，批评人物”为主；第三类是“亡国遗民的文社”，如宋末元初的月泉吟社，以发牢骚为主。胡先生认为，在上述三类文社中，以第二类文社“最有力量，有价值”，“其次是第三类”，“再次是第一类”。“而他们所作的诗文，也自然以第二类为最好，第一类为最坏”。他特别指出，日据时期台湾诗社的性质，是由“第三类转变到第一类”，即由发牢骚为主，转变到以消闲为主。胡先生将清代中期的“许多不著名的诗社”也都划入了消闲一类。（注：原载《台游追记》，江亢虎著，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笔者未见。此处转引于胡怀琛《中国文社的性质》一文，载《越风》半月刊第22、23、24期合刊，1936年12月25日杭州出版，第9页。）
胡先生进一步分析道：
虽然也有不在这三类之中的，却也是由这三类变化出来的。如清末到民初的南社，就是兼有第二第三两类的性质。又如自称为前清遗老的诸公，于民国初年，在上海，在北平，也曾结过文社，或临时文艺集会；在他们自己是认为属于第三类。然他们的时代究竟和宋明遗民不同，于是他们的文社虽自认为第三类，而实际上到（倒）有些和第一类相似，就是变（成）了有钱阶级者的消遣光阴的玩意儿。（注：《中国文社的性质》，载《越风》半月刊第22、23、24期合刊，第8页。括弧内字为笔者所加。）
除了南社、台湾诗社、前清遗老诸诗社以外，胡先生对近代的绝大多数文社都未置一词。胡先生自己就是南社社员，曾长期与柳亚子共事。他对南社的评价，恐怕自有其合理的成份。平心而论，近代的绝大多数文社无疑都属于消闲一类，是文人们排遣时光、联络感情的松散组合。近代文社的多数作品，都在时光的流逝中被悄悄地淘汰了。追寻其原因，固然有天灾人祸，特别是战乱的因素，但艺术上的平庸和内容的苍白贫乏却是多数文社作品湮没无传的要害所在。这是因为：
一、不少文社都是少年人所结，他们志在科举功名，所作多为八股文、试帖诗一类，揣摩上意，构思呆板，虽名为诗社、文社，实为准备应试，煅烧敲门之砖。这样的诗文本身就没有多少价值可言。早在乾隆年间就有人评论道：“诗文社会，可以见前辈流风余韵，而邑中人文之盛，亦因是可以考见，然必其人及著作果有可传，斯足志焉。若近日士子时文之会，累累不绝，然人无可称，文亦不足道，虽多登甲科，膺膴任，亦奚足齿及乎？”（注：《锡金识小录》，卷四。）
二、许多文社都是临时聚会，应时应景，限题分韵，对题目、韵脚、所咏对象、创作时间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在这样的环境中，文人的才思往往受到束缚，勉强应对，缺乏灵感，不得不靠学问底子和诗料来应付，多匠气而少激情，从而很难创作出比较优秀的作品；
三、文社诗文中不乏酬应之作，其间涉及阿谀奉迎、自我标榜、互相标榜的内容不少。这样的作品大多格调平庸，既缺乏艺术魅力，更谈不上人格魅力，当然也不具备长久的生命力；
四、近代文社绝大多数都是消闲式文社，其成员大多既富有，又有闲，所咏对象又多是风花雪月一类，或咏事状物以遣眼前之兴，或限韵嵌格以凑诗钟之数，字面上下功夫，词眼里觅生活，往往流于文字游戏。以有闲文人组成的消闲文社，其作品也多属消闲之作，势必远离现实，远离生活，与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相去甚远，成为文学主潮之外的一种点缀。
从总体上看，文社在近代中国虽然连绵不绝，涉及的文人数以千计，但文社所体现的却大体是旧式文人的惰性与古典文学的惰性，也体现出传统文化的惰性，使旧式文社沦为与历史发展相悖的一种文化形态。且不说道咸时期的文社和前清遗老们的诗社，即便是一度充满革命激情的南社，也因其成员在文学观念上的守旧，而在短短的十来年之间，就被洋溢着青春朝气的新潮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湖畔诗社、新月社等诸多新式文社所取代，而风光不再。
从宣南诗会的消寒雅集开始，直到后期南社的草草收场，悠悠百年之间，近代文社大体上是沿着一条老路走了下来：以传统的文学样式来抒发旧式文人的闲情逸致，偶尔的愤慨和抗争也被舒缓沉滞的氛围大大冲淡，其结果只能是从消闲走向消闲，最终与旧文学一起走向终结。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株守陈旧的文化意识和文学观念，正是近代绝大多数文社及其作品被迅速淘汰的根本原因，而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涌现出来的新式文社，则揭开了中国文社史全新的一页。
收稿日期：2001-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