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立体化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话语权论文,学术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3-0005-09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国均大量引进了西方的学术成果，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也不遗余力地联系海外学者并将国内学者海外学术交流项目常规化。尽管中国学术界努力与国际接轨，却仍未改变自近代以来逐渐确立的以欧美等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学术知识生产体系，学术研究的前沿方向、研究评价标准和学术研究的资源平台几乎都由西方国家统领。尤其是国内中青年学者受西方学术思维的影响较大，总体上已构建了一整套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和学术评价体系，从而使得中国学术仍处于依附地位，国际话语权微弱。最明显的例子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模式”(也称“中国道路”)的热烈讨论。实际上，“中国模式”由提出到进入国际视野进而成为学术研究热点，这背后都是以欧美为主的西方学者和具有官方背景的研究机构所推动的。相比之下，中国学术界在舆论导向上处于被动一方，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反应滞后，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相关议题并未及时传播到国际学术界。这种现象，与近年来中国综合实力的崛起并不相称。那么，中国学术国际化的目标是什么？中国学术国际化过程出现了什么困境？面对越来越以软实力占据国际高地的竞争趋势，中国学术应走什么样的发展路线？
一、学术话语权的基本逻辑维度考量
中国学术国际化呈现“外冷内热”、“外强中弱”的困局，这与以往比较重视学术国际化的表面形式而忽视其根本目标有很大关系。学术作为公共知识生产，既有交流与共享的特性，又有国家和社会群体的利益作为后盾。无论从学术本身的发展还是从背后的国家利益考虑，学术国际化最重要的目标是增强一国学术话语权以谋求国际领先地位。
学术话语权的实质“就是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也就是‘权’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的统一。权利着重指行动者作为主体所具有的话语自由；权力则着重指主体作为权威话语者对客体的多方面影响”①。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不应只停留在能说话的地步，还要将话说清楚、说动听，从而影响国外学者的研究取向、国际学术评价标准的改变。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学术国际化的目标是争取更具“权力”分量的学术话语权，注重说话主体具有影响对方意愿或选择的隐性权力，通过国内学术话语的生产和传播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学术话语权是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结果，较一般话语权而言有特定的因素和建构过程。学术话语权首先是立足于主体所进行的知识生产情况，即学术研究的质量；其次要经历外界对学术成果的认知和接受，即一整套由外部制定并操作的学术评价标准和体系；再次是展示和传播学术成果的媒介载体，即学术传播的平台。三者共同建构学术话语权，直接影响学术话语权的大小和作用范围。
(一)质量是学术话语权的逻辑起点
学术质量是形成学术话语权的核心要素。无论学术评价还是学术平台，其宗旨都是为了反映和提升学术质量。强势学术话语权离不开高水平的学术质量——具备较发达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要提升学术话语权，首先要树立学术质量意识，区分学术质量的层次，诊断学术研究成果的规范性、创新性、社会价值性。由此涉及一个基本问题：如何界定学术质量？我们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管理学提出的卓越绩效管理理论受到启发。
卓越绩效管理理论强调企业进行生产应以过程为中心，注重对产品生产过程的控制；以顾客和市场为关注焦点，鼓励管理创新；关注未来，追求持续稳定发展，重视结果和创造价值，建立学习型组织和个人。卓越绩效管理理论对于质量的理解是整合的、系统的，它体现的是过程与结果并重观、持续稳定发展观以及创新观，是对以往只注重结果和量化数据的质量观念的革新。尽管学术话语生产与企业生产有很大区别，但以卓越替代传统质量的观念值得我们在学术质量的界定上深思。
美国学者格威狄·博格等人吸收卓越绩效管理理论后提出自己对学术质量的理解：“质量保障不仅仅是一种体系或是技术，还是一种涵盖道德良心和能力的工程。……我们更多地将重点都集中在质量定义和测量的哲学和技术内在关联的争论上。这样的争论使我们对质量保证所付出的努力僵化在那里。”②“质量是根植于数字和精神层面的。”③由于学术话语以人的主观意识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学术质量的界定就要考虑到知识生产的特殊规律。因此，理解学术质量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学术成果符合学术规范，即遵循学术界一般公认的、比较标准的研究程序、操作方式和文本形式，这关乎选题、资料、援引、写作等各个学术研究环节；二是学术成果具有创新性，即区别于学术界嗤之以鼻却又不断出现的低水平重复研究。④学术是专业、严谨的，这是国际共识。只有从源头上讲出有内容、有质量的学术话语，才能吸引国际学术界的目光，为学术影响力的扩大打下基础。
(二)评价是学术话语权的过程要素
学术话语的生产并非一蹴而就，好的学术话语具有持续的学术影响力。而对于学术话语的权力感知，则依赖于除学术话语生产者以外的外界机制——学术评价标准或评价体系对学术话语的鉴别和认可。学术评价是为了客观反映学术研究水平，令内部学术成果获得较公正合理的外部认知，使对方了解到学术话语的内容、质量，从而感受到其中的影响力。因此，学术评价是以提高学术质量为其价值目标的一套制度和标准，它是建构学术话语权的过程要素。学者叶继元认为：“学术评价是指根据一定的目的和标准，采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学术成果、人员、机构、学术媒体展开的价值判断活动，以衡量学术活动及其相关事项的有无、多少、作用和价值。”⑤如此说来，学术评价标准或评价体系本身对学术研究带有导向性，是引起学术繁荣和学术共鸣的“加速器”。
欧美尤其是美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强势，与其不断改进的学术评价体系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高校曾一度将学术狭隘地等同于研究，进而将研究等同于发表论著的数量，忽略了学术知识的传播和应用。在这种认知下，学术评价和奖励制度与学术地位挂钩，研究型高校教师得不到应有的鼓励，这对大学学术生产和学生的培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教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进行深刻的学术反思，这场反思带来最重要的结果是拓宽对学术的理解。对于学者的学术评价，除了量化评价以外还注重同行评议，包括专业同行对学者学术成果和学者个人学术品质的评价。除了学术研究以外还注重对教师教学情况的评价，辅以学生评定制。考虑到学术活动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学术评价强调结果的同时也予以阶段性划分。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走了一条“借鉴、超越”的学术国际化发展道路。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开始借鉴美国，并渐具特色。学术评价体系从大学自我内部评价逐渐转变为由大学、政府以及中立的专业团体三方组成的评价体系，并且偏重向第三方——中立的专业团体评价转换。⑥政府行政权力对高校教师及科研人员的学术评价干涉减少了，依据中立的专业团体评价能更多地发挥专业的作用。这种制度有利于对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相应地，学术职称的评定也不与行政级别挂钩，更主要地从学术水平上来甄别学者水平的高低。综合美日学术评价体系可以看出，学术评价的核心功能是：保证和激励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学术创新能力，引导从追求成果的数量转向追求成果的质量，驱动本国学术走向国际领先地位，维持强势的学术话语权。
(三)平台是学术话语权的主要载体
学术话语的传播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介，因为强大的媒介会对学术话语权的提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体来说，学术期刊和学术检索系统是当今学术研究成果发表和传播的平台，也是构成学术话语权的主要媒介载体。从现实来看，学术成果(学术论文)、学术期刊和学术检索系统三者几乎是互为增强的关系。美国顶级科技期刊的高知名度最初源于其收录论文本身的学术价值。随着每期论文学术影响力的与日俱增，刊物的知名度也似“滚雪球”地产生集聚效应，最后形成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期刊。多数研究者希望借助权威期刊扩大其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事实上，即使论文稿源众多，筛选出来的也并非篇篇都是经典之作。然而学术论文一旦经专业权威期刊发表，则或多或少沾上权威刊物的知名度，产生类似于社会心理学提出的“晕轮效应”⑦。另一个现实例子是，当今国际最著名的三大科技论文检索系统—“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和两大人文社科论文检索系统—“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几乎成为各国学术期刊扩大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主要途径，也是各国研究者了解国际学术动态、提升学术成果国际影响力、引导学术研究方向的最主要平台。而这些著名检索系统都由美国相关科研情报机构编辑出版，选刊原则渗透了美国的学术偏好和学术价值标准。由此可见，美国强势的学术国际话语权不仅仅在于科研成果的高质量，也不止于美国开放多元的学术评价机制，还有赖于美国掌握了整合国际学术资源的资源平台，既充当国际学术界的“裁判者”又是“比赛者”。别国研究者若想在国际上获得学术承认，就必须进入美国所构建的学术资源平台，被其中的标准和规范约束，因而受美国学术话语的影响。
总之，学术质量、学术评价和学术平台是提升学术话语权的基本要素。由于知识生产具有个体性和共享性，三者环环相扣，三位一体。中国要提升学术国际话语权，需将三者作为一个系统，将全面的、过程的、可持续的质量理念贯穿在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学术平台的立体化构建之中，以卓越为目标，提升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
二、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演变的历史考量
考察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演变路径，它与历史上中国国际地位的沉浮相一致，与中国学术质量的波动相一致，经历了从引导者到跟随者到复兴者的演变过程。
1.先秦至明初：以儒学为中心，兼收并蓄，引领东亚文化圈。古代中国国力强盛，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中华文化蔚为大观，绵延不绝。从先秦时期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到秦汉的独尊儒术，从魏晋南北朝的玄学清谈到唐宋时期的佛学汉化、文化输出，以及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等，中华文化在世界同时代文化中占有足够分量，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的慕名求学。以儒学为例，无论是先秦儒学、汉唐经学还是宋明理学，都曾长期影响周边国家诸如朝鲜、日本、越南的思想和政治舞台，对西方亦产生影响。明朝万历年间的利玛窦于1582年到达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他将《论语》翻译成了拉丁文，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其后有英文的《论语》在西方流传，这立即成为西方启蒙学者们狂热追逐的对象，欧洲许多有识之士深受启发鼓舞。法兰西启蒙运动杰出先导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说：“欧洲的王族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⑧他赞美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Leibnitz，Gottfried Wilhelm von，1646-1716)和伏尔泰一样，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思想中的理性救世精神深表景仰。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Paul Henri Holbach，1723-1789)主张以儒家理性道德观念代替基督教神性道德观念，并且像中国那样把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他说：“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中国)，道德成为一切理性人的唯一宗教。”⑨中国文化不仅在学术思潮上“东学西渐”，而且在科学技术领域扩大着影响。当西方正值“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时，中华文明在同时期大踏步前进，形成独具特色的农学、中医药学、天文学和筹算数学这四大传统科学体系，尤以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这四大发明为标志的传统技术更为世人所称道。诚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1901-1971)在其《历史上的科学》译本序中所说：“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已经可以看出，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从希腊的抽象数理科学转变为近代机械的、物理的科学的过程中，中国在技术上贡献的指南针、火药、纸和印刷术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作用。”⑩英国另一位著名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在其名著《新工具》(1620)中写道：“发明的力量、效能和后果是会充分看得到的，这从古人所不知且来源不明的俨然是较近的三项发明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这就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针。因为这三项发明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状态……以致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名人对人类事务方面似乎都不及这些机械发明更有力量和影响。”(11)19世纪中期，马克思(1818-1883)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1863)中进一步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2)尽管古代中国对于学术研究的规范意识较模糊，但由于文化学术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先进，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处于强势地位，在国际学术界充当引导者的角色。
2.明中后期至晚清：西学东渐下的惊醒与反思。明朝中后期，中国开始故步自封；到了晚清，在西方列强炮舰政策和先进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共同冲击下，中国国力日渐衰微，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上的中国学术文化也面临生死存亡的转折点，即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这期间，西方国家经过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完成了对封建专制思想的彻底改造；通过工业革命的推动，使得科学技术水平、人文社科知识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利用先进的研究成果逐步建立强势的学术国际话语权。相比之下，晚清王朝仍沉睡在陈旧的科举教育体制和迂腐的学术观念以及“文字狱”式的思想文化氛围中，致使中国学术更为落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声令国人惊醒；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曾经的学习者日本割中国领土、掠中国金银。这段屈辱的历史，不仅仅是政治上腐败的结果，更是学术上无为的结果。难怪维新运动的先驱谭嗣同望着腐朽即将坠落的清王朝，不禁黯然神伤，大感“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期间，中国学术从引导者降格为跟随者，中国基本丧失了学术国际话语权。(13)于是，西方的学术门类被移植过来，中国旧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学术评价惯例逐渐被近代中国一系列的现代化运动所推翻。同时，清末又是中国近代大学的起步阶段，大学学术评价制度尚未建立，有关学术评价的少许规定仅存在于教员聘任、学术奖励制度之中。
3.民国：西式教育体制的引进与学术评价制度初建。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从西方引入大学教育体制和学术评价制度，中国学术界在动荡的政局中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民国初期，北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与大学学术评价制度有关的法规、条例，但由于政局动荡、学术研究成果不多等原因，学术评价制度一直没有付诸实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府加强了对大学学术评价的管理，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并设立了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负责对学者的学术成就进行总体性评估，还授予符合资格的学者以评议员或者院士等崇高学术荣誉称号；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于1940年正式成立了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负责评估和奖励具体的学术成果，使大学学术评价制度更趋完善。(14)但国力的衰弱使得民国学术在内忧外患的年代里发展十分缓慢，学术也不能大踏步走出国门。
4.今日中国：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权序幕的拉开。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也迅速提升。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走向国际化的愿望日趋强烈，提出了国内学术要与国际接轨。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有意识地学习国外先进成果，大量出版学术译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提倡学术成果走向国际，鼓励学者在各专业顶尖国际期刊发表研究成果，并以此设立一系列级别的学术评价制度和学术职称评定制度。尽管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从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在国际学术界只能说实现了“话语权利”，而“话语权力”依然十分微弱，任重而道远。
三、中国学术重构国际话语权面临的基本问题
西方学术体系自近代被移植至中国后，经历了近百年的本土化过程。现实状况是，当代中国的传统学术资源和根基已被边缘化，而外来的西方学术核心精神又未被完全领会和制度化。这使得中国“亦步亦趋”的学术国际化模式(15)产生一系列问题，也成为中国学术重构国际话语权所必须正视的基本问题。
(一)质量与数量的结构性失衡
1.以数量为重的中国学术国际化“繁荣”现状。近年来，中国学术研究成果大步迈向国际化，这主要体现在，被国际著名检索系统收录的论文数量大，尤其是自然应用类学科，国际化程度较高。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1日，“SCI”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论文(含港澳地区)83.63万篇。仅2010年，就收录中国科技论文(含港澳地区)14.84万篇，占世界总数的10.4%。其中，中国大陆共计发表论文12.15万篇，占世界总数的8.6%，排在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16)从图1可见，中国科研国际论文数量在2006年以后出现了较大飞跃。
图1 “SCI”收录中国科技论文占世界论文总数比例的变化趋势
与自然科学庞大的国际论文数量相比，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化程度偏低，但与前些年相比，发表的国际论文数量总体呈增长态势。2010年“SSCI”数据库收录中国论文(含港澳地区)为5287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2.41%，比2009年增加了223篇；按论文总量排序居世界第八位，较2009年上升一位，其中收录中国大陆论文5393篇，以中国机构为第一署名单位的论文为2304篇。(17)
2.缺失质量的中国学术国际化“尴尬”实情。这些为数众多的中国国际学术论文，质量如何，即学术论文影响力处于国际哪个水平？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数据表明，从2001年到2011年11月1日，“SCI”收录中国科技人员的国际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6.21次，尽管较2010年的统计次数(5.87次)有所提高，但世界平均值为10.71次。中国科技论文的学术质量与国际整体水平相比，仍有一段不小的距离。(18)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2010年被“SSCI”数据库收录的5393篇论文里，有624篇论文在当年被引用，仅占总数的11.6%，其中以中国机构为第一署名单位的249篇论文，被引用10次以上的仅3篇。(19)中国各学科论文在2001-2011年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1%的高被引论文数量为5856篇，排在世界第六位。而处于首位的美国高被引论文数量达55953篇，位于第二位的英国和第三位的德国高被引论文数量分别为12232篇和11391篇。(20)从这些数据可见，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极其有限，目前仍属于“跟随者”，踏着以欧美国家为主导的学术科研步伐。
另一方面，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也非常有限，与中国不断增加的国际论文数量并不相称。2011年，中国进入国际著名检索系统“SCI”的期刊为156种，虽然较2001年的67种增长一倍多，但影响因子大多在0.3—1.5之间，超过3的学术期刊屈指可数。然而，英国著名刊物《自然》2011年的影响因子达36.101，美国知名刊物《科学》2011年的影响因子为31.364。从引文分析的角度看，中国入选期刊与国际一些权威期刊相比影响力差距甚远。这说明，中国期刊国际化仍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学术若仅仅依赖相对庞大的数量而忽视了国际认可的质量，又不重视学术平台建设的话，就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术国际话语权。
(二)评价体系错位以及学术标准功利化偏移
尽管中国学术在自身评价体系上不断向国际主流评价体系学习和借鉴，但是中国化下的学术评价体系囿于具体国情，从而存在评价体系的错位和学术标准功利化偏移。
1.评价标准未考虑学术分科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实行“一刀切”。统一的体系要求看起来似乎很公平，但学科的性质及其具体特点不同，论文的要求也应不同。对于基础学科来说，应偏重长期积淀，因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有时要耗费学者一生的精力。而对于应用学科来说，更关注其时效性、可操作性。即使是同样性质的学科，也有自己具体的传统。例如，在人文学科中，历史学内部门类繁多，且可细分为史学理论和专门史；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又可分为理论物理学和实验物理学，各自的要求和成果的产出率不尽相同。由此可见，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只会引发人们偏重应用学科研究，忽视基础学科研究，而基础学科的突破是应用学科发展的基石和不竭动力。
2.评价体系量化取向严重。学术评价体系应坚持定量和定性两大维度，但由于定性不易把握，故而在现行体系具体设计过程中凸显了量化指标，即发的越多越能获取有利的评价效果，客观上为一些论文批量生产者提供了政策上的诱导。在学术评价与学术职称评定相互交织、行政权力广泛介入的前提下，评价体系被行政权力掏空，沦为行政权力干预学术利益分配的手段。而行政权力为了操作上的方便性，加强了量化评价，过分数量化。造成的后果是，大量平庸、重复之作或中等水平的文章、著作充斥其间，甚至有意抄袭、造假之作也应运而生，使得具有原始创新的成果鲜见，大师级学者难出，反过来违背了学术评价的初衷，即客观公正地反映学者研究水平。
3.评价标准功利化偏移。学术评价标准理应由权威的评价机构来制定，但是在职称、论文数量及其档次的诱惑下，评价标准倾向于功利化。见怪不怪的现象是：论文数量就是生产力，行政权力包打天下。于是，就有了为课题跑“部”“钱”进，出现“傍大树”、“抱大腿”的学术生态。正如学者蔡曙山说：“目前最令学界担忧的是各种名目的圈内评奖活动。”(21)为了证明出版著作的档次，出版管理部门、学术和科研管理部门或学术组织每年都要组织各种名目繁多的圈内评奖活动。这些活动中的评委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结果是人情关系左右评价结果。更有甚者，一些学术期刊背靠行政权力，借发表论文向投稿者进行寻租，大肆收取版面费。其后果是滋生学术掮客，扼杀学者个性，推动全民学术泡沫，诱发资源外流，误识良莠人才。
(三)国际化的传播平台建设滞后
国际化的传播平台既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也是世界学人了解中国学术的窗口。但是，中国的学术平台建设尽管在借鉴发达国家的学术论坛、学术合作项目、互派访问学者等形式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却依然存在如下问题。
1.国内评价机制导向国际水准，促使优秀论文外流严重。长期以来，国际知名的学术论文检索系统(如“SCI”、“SSCI”、“AHCI”三大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学术期刊)都由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导。这种主导意味着对话语权的掌控，意味着巨大的产权利益的归属。三大权威检索平台通过较小代价收录权威期刊，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相反，国内的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起步较晚，能收录的大多是国内刊物，并且国内核心期刊在质量、规范和评价机制上不尽如人意，因此出现国内优秀论文大量外流。早在2007年6月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鼎盛就曾经以物理期刊和物理论文为例，探讨了影响因子带来的“误区”。他在报告中指出，2006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国产物理论文中具有国际交流价值的每年达2万篇，但是5个主要国内物理学刊物仅刊登了其中的3400余篇，约占18%。从这些统计数据可看到，现今国内更多优秀论文流向了国外期刊。(22)
2.平台管理理念与运营模式滞后。首先，目前中国的学术期刊绝大部分都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而是在带有强烈行政性质和计划经济色彩体制管理下的产物。大部分期刊内部组织结构官僚化严重，主编一般不参与具体的编辑部日常工作，聚集着很多院士级和教授级的编委会委员多数也不会参与期刊稿件的处理工作，于是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和责任编辑成为编辑部具体工作负责人。专家评审显然在平台管理上有名无实。其次，大部分科技期刊的人事、经费和财务的管理权都在承办单位手里，科技期刊的规模和发展方向受到承办单位领导决策层严重的制约，办刊观念受到常务副主编或编辑部主任强烈的影响。此外，大多编辑仅是兼职，待遇和地位不高，直接影响到优秀人才参与到平台建设中去。
总之，办刊观念的落后、管理体制的滞后、学术自主权的缺失、优秀平台建设人才的缺乏、优秀稿件的流失阻碍着国际化传播平台的建设步伐。
四、中国学术重构国际话语权的立体化策略
学术话语权是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结果，较一般话语权而言有特定的因素，是一个系统的建构过程——学术话语权是立足于学术质量、学术评价、学术平台三者的立体化系统。中国学术重构国际话语权，应采取立体化、系统化的策略，整体提升中国学术的内涵和外延。
(一)构建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学术成果质量管理体系
学术成果的质量是其走向国际化的生命线。重构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第一步就要引导中国学术成果由量到质的转型。无论是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是学术界内部，均须改变以往对学术质量的片面理解，准确把握国际学术水平的实情，鼓励高质量学术成果的产出。
全面质量管理根植于学术研究的全过程，并且始终强调学术的规范性和创新性。学术规范是学术质量的程序性内容。近些年中国学术界对学术规范的建设力度不小，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学科的研究都引进并参照了国际同行的学术规范，中国学术界初步建立了学术规范意识。下一步则应提高和巩固各学科学术规范被遵守的程度，研究符合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的更具可操作性的学术规范体系。另一方面，学术创新是学术质量的实质性内容。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材料、采集新数据、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构建新理论，这些都是学术成果创新、衡量学术研究质量高低的主要内容。而这一切所围绕的核心，则应是研究主题的本土化关怀。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应鼓励学术研究关注中国转型社会凸显的问题，突出学术成果的社会价值性。具体来说，则是在减少行政力量干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各学科领域成立专业性国际学术研究中心，并且邀请有经验的专家学者，整合、判断当前国际学术的实情和趋势，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发展的需要，拟定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方向和优先发展的课题项目。(23)只有从学术研究的起点开始，以符合国际标准的学术规范约束学术研究的过程，生产有本土关怀和时代特色的学术成果，学术成果的质量才是立体的，能作为学术话语权的强硬内核。
还应看到，当前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学术成果大多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公之于众。那么，构建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学术成果质量管理体系，不仅要坚持学术论文研究起点、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创新性，还要延伸至学术论文发表的环节，即学术主体的另一方——学术期刊对学术论文质量的把关。具体来说，从学术论文的审稿、编辑、反馈三个环节来看，要做到层层监控。首先，开发先进的论文检测软件，完善论文检测系统，打击学术不端行为。其次，统筹安排刊物出版时限，加快稿件的处理速度，缩短稿件的刊出周期。尤其在稿件处理上，应坚持一个重要原则，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或资助项目优先审核并及时跟踪。从采稿的源头引导科研的方向，保证科研的质量。再次，完善审稿制度。匿名审稿固然能在一定层面保证用稿质量，但并非十全十美。因此，一是在匿名审稿之前，需要着手建立和健全论文的社会评价机制。例如，建立网上评议制度，扩大与各领域研究者的沟通。二是明确主编与匿名专家各自审稿范围和权限。例如，主编对论文的筛选有主导权，而匿名专家则在审稿环节对编辑无法判断的具体技术性问题负责，同时也有向编辑部提供其他参考意见的义务。三是杂志社应当尊重专家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尤其要尊重和鼓励那些对文章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的专家。然而对于那些无论证的表态，编辑部不能作为用稿与否的根据。(24)最后，完善论文发表与事后质量跟踪以及评估制度。当今世界很多著名期刊非常重视文章质量后续跟踪，而引文分析法成为了后续跟踪和评估的重要方法。引文分析法主要采用影响因子、被引频次、即年指数、稳定指数、趋势指数等指标，应在正确理解引文分析各项指标的涵义和联系基础上，不断研究并提高学术期刊后续评价制度的科学性。
(二)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学术评价体系
“西学东渐”的延续长期让国人沉浸在欧风美雨的熏陶之中，完全照搬西方学术评价体系自然也顺理成章。但是，不同的国度自然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西方的评价体系只有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才能适应中国土壤。
首先，应加快学术评价体系去行政化步伐，完善新评价机制。行政权力的介入使学术评价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功利化倾向，并为学术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柔的土壤。学术评价体系去行政化后，主导学术发展未来的应当是学术共同体。“在现行的学术评价实践中，评价主体是多元的……但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学术共同体的评价，或同行评价。”(25)中国学术若要摆脱功利化怪圈，进入一种常态的良性循环，一是需全面反思当下学术制度，摆脱传统国家学术体制运行的历史惯性，强化学术活动的内在逻辑，在外部权力与内在逻辑间保持一种必要而合理的张力，形成一种彼此和谐的关系；二是大力加强内部公正、民主和透明的制度建设(尤其在如今学术群体规模壮大的情势下)和伦理重建(尤其对学术精英而言)，以便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机构获取相对独立的资格，赢得行政权力的制度信任。完善同行评价机制也是增进同行之间交流，凝聚学术共识，促进学术评价公正的重要渠道。
其次，评价机制灵活变通，考虑不同学科的性质。基础学科探索十分艰辛，应用学科见效快，但是没有基础学科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应用学科自然行不远。评价机制只有立足学科性质，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既能鼓励基础创新，又能推动应用创新。此外，人文社科同自然科学的学科特征的差异需要评价机制体现中国文化特色。人文社科的特殊性，即人文社科有着或多或少的意识形态偏向，因此在民族国家共存的时代，从事人文社科研究必须把握一个重要原则，“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评价体系，需要把握好政治与学术关系”(26)。尽管学术评价需要减少行政干预，但是人文社科必须注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取向，否则就会授人以柄。
(三)打造数字化的国际学术传播平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全球信息化浪潮不断高涨。国际三大著名学术论文检索系统“SCI”、“SSCI”、“AHCI”也随之加快数字化进程。它们所收录的学术期刊都基于网络数字媒体而实现了升级。国际学术期刊出版格局仍由Elsevier、Springer、Wiley、Nature以及西方各大专业学会共同把持。相比之下，尽管中国有6000多种学术期刊，数目不少，一部分学术资源检索平台(如中国知网、读秀检索平台)初步搭建并获得较广泛的国内用户市场，但目前还缺乏能充分整合各类学术期刊和学术专著资源的数字化国际学术传播平台。可见，抓住信息时代的特点，朝数字化媒体方向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传播平台，是提升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必由之路。这不仅需要技术的运用，还需在出版体制和专业团队因素上加以转变和打造。
首先，以先进的数字媒体技术为依托，倡导分享、体验观念。数字媒体技术更加注重用户的个人体验，更加注重分享。一个好的学术出版单位或学术期刊的网站群至少要做到：各个网站资源共享，母网站可以对所有网站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灵活和强大的信息发布系统，先进的内容管理系统保证网站内容的及时更新。
其次，以改革旧体制、创新管理和营销模式为内在动力。旧的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办刊体制制约了学术期刊的正常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打造国际化的传播平台必须以知识产权为依托，转变过去以收取作者版面费为主的期刊盈利模式；组建权威的学术共同体，提高用稿稿酬，扩大优秀稿件的来源渠道。
再次，以培养专业人才为保证。借力数字化媒体技术，需要一批具有数字技术出版经验以及学术翻译经验的人才队伍，以保证数字出版平台的发展和创新。但是，目前在中国学术出版单位中，同时掌握数字出版技术和传统出版技术的人才比较缺乏，学术翻译队伍良莠不齐。因此，中国学术出版单位要加大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力度，引进既懂数字技术又懂传统媒体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与此同时，规范学术翻译队伍，致力将国内专业领域的电子文献资源集结到数字化学术平台上，建立数字化学术平台的国外镜像，以此提高学术平台的使用率和影响力。
注释：
①郑杭生：《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2)。
②③格威狄·博格、金伯利·宾汉·霍尔：《高等教育中的质量与问责》，第5、9页，毛亚庆、刘冷馨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④时殷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质量评判问题》，载《中国书评》，第五辑，第5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⑤(25)叶继元：《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探讨》，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1)。
⑥有本章：《变化中的日本学术评价体系：从自我评价向第三方评价的转换》，载《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12)。
⑦“晕轮效应”指人们对他人的认知判断首先主要是根据个人的好恶得出的，然后再从这个判断推论出认知对象的其他品质的现象。如果认知对象被标明是“好”的，他就会被“好”的光圈笼罩着，并被赋予一切好的品质，反之亦然。“晕轮效应”是在人际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夸大的社会现象。
⑧⑨转引自庞忠甲：《孔子密码：儒家学说的现代诠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
⑩(11)(12)王渝生：《解读古代科技“中国高度”》，载《新华日报》，2012-10-03。
(13)(15)(23)杜祖贻：《建立利己利人客观自主的国际学术水平》，见胡显章、杜祖贻、曾国屏：《国家创新系统与学术评价：学术的国际化与自主性》，第6，19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14)徐斯雄：《民国大学学术评价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1。
(16)(17)(18)(19)(20)张蕾、袁于飞：《看中国科技论文的一“喜”一“忧”》，载《光明日报》，2011-04-04。
(21)刘景钊、蔡曙山：《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与中国学术的国际化——蔡曙山教授访谈录》，载《晋阳学刊》，2006(2)。
(22)王鼎盛：《科技论文水平决定影响力》，载《科学时报》，2011-04-22。
(24)鲁品越：《专家匿名审稿制度之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2-23。
(26)苏长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国际借鉴》，载《人民论坛》，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