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史学的建构——对《中国电影发展史》文本的史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发展史论文,中国电影论文,文本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3年2月，在“十七年”第二个意识形态宽松期快近尾声的时候，一部近百万字的中国电影史巨著——“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第二卷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全书89万字，分三编八章，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中国电影从1905年至1949年的发展历程，勾勒了建国前中国电影的基本面貌及发展脉络。书后严格按照学术规范，附以影片目录、片名索引、人名索引、插图索引。这是我国第一部具有完整史学意义的通史性质的电影历史著作。它建立了中国电影史文本写作的一个经典范式。其电影思潮史的史学方法论和按政治事件历史分期的研究框架、对中国电影文本和电影作者的筛选和评价体系，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海内外中国电影史学者的写作理念。在中国电影史学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对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学术评价众说纷纭。本文仅通过对有关《中国电影发展史》写作的历史资料的梳理，来提供一个进一步文本研究的史学基础。
一、《中国电影发展史》成书的复杂政治和思想背景
这部《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极其艰巨，有着复杂的政治和思想背景。在政治上，它有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界的夏衍、陈荒煤、蔡楚生等电影界领导人在当时严厉的政治氛围中支持与保护的背景；在学术上，是程、李、邢等一批署名和未署名的学者十几年积累资料、潜心研究的成果。1950年，当时的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处处长陈波儿正在按照电影局长袁牧之对新中国电影业的全面规划筹办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表演艺术研究所，并决定亲自任教中国电影史课程。同时，又因撰写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中国电影”词条所需，她便让当时在艺术处当业务秘书的程季华为助手负责收集有关资料。1953年陈荒煤任电影局副局长，继续“支持了这项工作”。①也就是说，从1950年开始，在官方机构的组织下，—个大规模的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准备活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撰写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便是以官方的名义空前规模地征集电影史资料。从1950年开始，程季华等人为研究中国电影史，在电影局艺术处和影协支持下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有关电影资料报刊说明书以及剧照海报等。据程季华回忆：
收集资料是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信给全国各地的文化局的，于是有关电影的各种资料首先被集中到地方的文化局，然后打包集中寄到我们这里。因此那个时候收集电影资料是最完全的，四间大屋子里全是书架排满资料，甚至有些还有副本，为什么当时有这个条件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与资料齐全有很大关系。除了这些书面资料以外，我们开始尝试做一些类似于现在“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找了许多当时还在世的中国电影早期的演员，派记者记述他们过去的情况，《中国电影》杂志专门有一个栏目叫“昨日银幕”刊登这些采访。另外，还约田汉、欧阳子倩、梅兰芳等早期电影艺术家写回忆录，后来也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来丰富电影史料方面的内容。②
第二个阶段是具体规划《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计划。撰写《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动议始于1955年，“到了1955年左右，觉得有必要对中国电影史方面进行一下总结，于是起草一份‘中国电影史写作大纲’”。③1956年10月《中国电影》创刊号上发表程季华署名的长篇史学论文《我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1899～1921)》，是正在具体操作中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写作规划的第一次亮相。“1958年文化部搞艺术科学研究规划，这个研究规划的重头就是中国电影史，这是最初的一个想法”。④“一九五八年，当时兼任‘影协’党组书记的夏衍同志，还亲自听取了程季华同志的设想和写作计划，并提出了意见”。⑤“影协”主席蔡楚生也听取了口头汇报，“这份‘大纲’就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分期和章节的雏形”。⑥
第三个阶段是撰稿成书阶段。据李少白回忆：
因为1958年各行各业都在搞“大跃进”，所以这个项目的电影科研方面就更强调了，一开始就准备1959年为建国十年“献礼”的，所以这个项目正式上马，初步设想十个月完成，后来反对“浮夸风”、“共产风”，这个计划也慢慢降温。
负责这个项目的程季华在50年代初就负责电影出版社的电影史小组工作，收集和整理了不少史料。当时《中国电影发展史》编著者之一的邢祖文是《大众电影》驻上海记者站的记者，对电影非常熟悉。我当时并不是搞电影史的，是艺术研究部唯一一个专职的研究人员。后来影协领导就决定抽调邢祖文和我参与编写，另外，最初的编写者中还有原来的电影史小组的王越……
一开始还有解放后的部分，准备从1949年写到1959年，当时的分工就是邢祖文和王越写解放前部分，我负责解放后部分，我已经写了一部分，这个时候王越生病，《中国电影发展史》只好缩短战线，就集中做解放前的部分。最后因为王越病重退出，这样本来三个人写就只有邢祖文和我两个人来写。
写电影史期间其实有很多的反复，在1959年时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法，到1960年才真正走上正轨，成稿是在1961年完成，定稿是在1962年初……正文加上附录大约有90万字，后来批这本书的时候就说它“洋洋90万言”。另外，值得提出的是一位名叫郭安仁的散文家也是翻译家，他的笔名是“丽尼”，他和巴金是很好的朋友，他做了许多文字上的工作，所以《中国电影发展史》基本找不出什么语病来。⑦
关于丽尼对撰写《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贡献，当时与丽尼同在中国电影出版社工作的郑雪来也指出：
1962年可能是他工作最辛苦的一年。他在审阅外国电影史论书籍之余，还修改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著作稿。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曾给我看过他修改后的一些稿子，我看到上面净是他用红笔改过的文句，有的稿纸上可说是“满篇红”。所以后来看到此书出版后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和室内几位同事都曾为他打抱不平。可是他说，我只不过做些文字加工而已。反而劝我们对有些事不必过多计较。其实，据那位责任编辑说，他把原稿中那些“左”的东西做了不少改动，增添不少重要的论述，更不用说他以优美的笔调为这本史书增光添彩了。⑧
据陈荒煤回忆：《中国电影发展史》完稿后，“原计划先作内部发行。后来因全书一些重要章节，经30年代的老一辈电影工作者夏衍、蔡楚生看过，并都同意本书的一些基本观点；我又亲自通读了全书，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就决定以‘初稿’方式公开出版。但为了慎重起见，决定第一版少印一些，只印了四千二百册，很快就销售一空，书店则一再要求再版。我当时为‘影协’党组书记，决定由‘影协’委托各电影制片厂召集30年代电影工作者对此书进行座谈，提出意见；同时将已印好的‘初稿’，再分别送请田汉、阳翰笙、阿英等同志审阅，征求意见，以便作进一步修改”。⑨因此，这是一部带有官方色彩的电影史，它所体现的是“十七年”电影界核心领导层的电影史观。
《中国电影发展史》是一部官修的“正史”。该书创立了中国电影史学的一种方式，即电影思潮史的研究方式。这部电影史注重电影的意识形态研究，强调电影的社会文化形态，着力于电影艺术的社会价值判断，并以一种社会发展史观来观照电影艺术演进的轨迹。这样一种源自苏联治史体系的“发展史”研究范式虽不免印上时代的痕迹，却使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具有了电影史学的理论形态。
《中国电影发展史》在理论上试图解决新中国电影的传统究竟何在的问题，也就是30年代左翼电影与延安电影关系如何定位的问题。当时钟惦棐和瞿白音都因为触及这一意识形态操控和权力架构的敏感问题，直接提出新中国电影的“这个传统，从30年代初党对电影艺术实行领导起，就开始有了萌芽”的观点而遭挞伐。⑩《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学术上确立了中国早期电影——30年代左翼电影——延安电影——新中国电影的史学框架，通过突出30年代左翼电影传统的历史地位，在当时严厉的意识形态环境中从客观上维护了“上海电影”在官修史学体系中的研究地位。全书的主体部分揭示了“上海电影”丰富复杂的历史生态面，保存了大量早期中国电影史珍贵的文献资料，在当时社会和学术环境所能允许的条件下，力图延续中国电影文化和艺术的命脉，这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是极不容易的。正如《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李少白所说的：“今天来看这本书，能够站得住脚的是史料的丰富，所做的史料是根据当时的许多材料综合出来的，它弥补了第一手史料的不足，而且做得相对来说比较扎实。当然也有个别史料方面的错误，但一定要考虑当时的体制背景等各种因素。”(11)
二、《中国电影发展史》与中国电影发端史的三大课题
《中国电影发展史》在中国电影史料的考证方面，做了不少筚路蓝褛的原创性的研究工作，尤其在梳理中国电影发端史的历史线索方面做了极其艰辛的史学研究工作。在被视为中国电影发端史的三个最为重要的史料考证课题——电影何时传入中国、我国第一部电影的摄制、我国第一个电影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成立的时间和电影活动史实方面，《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都作了重要的史学研究。
1.课题之一：关于电影传入中国的时间
由于中国人对于刚传入中国的电影的具体称呼多达几十种，(12)有的称呼——如“影戏”——早在电影发明以前就出现在中国，究竟哪一种是电影在中国最早的称呼，确切辨认十分困难。电影传入中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应该有中国的电影传入史的专门研究。(13)
关于电影传入中国的时间，早期的中国电影史料大多语焉不详。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14)认为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四马路（福州路）青莲阁始映电影；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15)则认为“电影由香港转入中国的见解，是相当可靠的”，确定“电影到上海是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的事”。(16)
关于电影传入中国的时间，程季华1956年发表的《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一文是这样表述的：
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西班牙商人加伦白克来到上海，他带来了一部半新旧的放映机，和几本残旧的短片，在福州路升平茶楼里，开始了电影的放映，门票每人三十文。这是现在我们所能知道的在中国的首次电影放映。(17)
1960年在香港《文汇报》连载的程步高《影坛忆旧》中的“外国影戏到上海”一节云：“据说在一八九九年，我刚出世不久，一个西班牙商人，哥伦布的后裔，叫加伦白克，无发现新大陆的雄心，有发洋财的大欲，久慕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拼挡一切，背井离乡，带了一部半新旧的放映机，几本残旧的短片，搭船来到遥远的黄浦江畔……开始在公共租界的茶馆、酒楼放映。”(18)程步高与《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所取的是同一观点，都把电影传入中国的时间由1903年、1904年间推前到1899年，而且，资料来源极其相似，有可能已开始查阅当时的报刊；同时也都略去了郑君里的“电影由香港转入中国的见解，是相当可靠的”的说法。(19)
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对电影传入中国时间考证有了突出的学术成果。撰写者组织人力翻阅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大量报纸，确定了电影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影片是穿插在“戏法”、“焰火”、“文虎”等一些游艺杂耍节目中放映的。(20)
注释中说：“据徐园在《申报》上所刊广告，载1896年8月10日及14日《申报》副刊广告栏。”这就指明了资料来源和考证的逻辑，比《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学术上要规范得多。
尽管对于中国电影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现在还有很大的争议，(21)而且，对当时报刊上有关电影发明前后的种种有关电影与非电影的语汇还有待于科学的精细的辨认，但《中国电影发展史》在中国电影理论史上第一次在芜杂的史料中经过艰难的查阅和考证，从第一手文献资料入手去努力取得电影正式传入中国的确凿证据，并第一次大胆提出电影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日期，使得中国电影史的开端终于有了较清晰的眉目和深入考证的途径。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在研究电影传入中国这一重要课题时，对电影最早在北京放映的时间也做了考订。电影在北京最早放映的时间有三种说法：
一是始于清宫说。1935年南京《朝报》征引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上海《申报》颐园放映“电光影戏”的广告，据广告中称：此影戏“前曾供奉内廷，沪蒙嘉赏”，作者即认为“是中国电影之始映者，殆在清宫也。”(22)
二是外人最早放映说。《北京电影事业之发达》（载北京《电影周刊》1921年11月1日第1期）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笔者）正月，外人有携带影片及发电机来京者，商诸各戏园而园主无敢借地演映者，盖发电机既为前所未睹、而活动影片尤足令人惊异。嗣多方疏通，始在打磨厂福寿堂得一席地以演映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刘昌裔于1937年5月撰写的毕业论文《北平市电影业调查》中提出：“北平有电影之开映远在1904年（民国前七年）。始于法商百代公司推销影片及留声唱片，最初在东长安街搭草棚一座，开始映演，每晚约演两小时，当时人呼之曰‘腊人走戏’。”(23)
三是林祝三放映说。程树仁《中华影业史》（载《中华影业年鉴》，中华影业年鉴社1927年出版）第一次提到“前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林祝三自欧美亲自携带影片放映机器返国，在北京打磨厂借天乐茶园公映影片，是为吾国人自运各国影片来华开映之始创。”(24)
程树仁并没有说林祝三的放映活动是北京的首次电影放映。而《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仅依据程树仁的材料就提出：“北京的首次放映电影，是在一九○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下面再引用程树仁介绍林祝三放映活动的原文。《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在写作时显然已看到了《北京电影事业之发达》这篇重要资料，所以在叙述北京的最早电影放映时，在时间上作了修正：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1月，(25)北京也放映了电影。当时，有一个外国人携带了影片、放映机及发电机来到北京，在前门打磨厂租借福寿堂映演……次年，又有中国商人林祝三自欧美携带影片、放映机等返国，也在打磨厂借天乐茶园放映。这是中国人自运外国影片在国内放映的开始。(26)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并没有说外人和林祝三是在北京首次放映电影，显然为以后史料的考订留下了余地；而对清宫的两次电影放映——慈禧七十寿辰和端方宴请载泽的两次放映机爆炸——的史料也查阅史料作了时间上的考订，分别确定为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和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并查阅到1932年9月7日出版的天津《商报画报》6卷9期上的资料，认为“从这年起，电影放映在北京城内却逐渐增多起来，受到当时观众的欢迎，前门外‘大栅栏大观楼，即有电影园，每晚上座常满’”。(27)《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在史料的占有和考证、史学的学术表述上明显有了长足的进展。
2.课题之二：关于电影《定军山》的拍摄
有关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拍摄的史料考证，由于没有第一手直接的佐证，一直在学术上有所争议。关于《定军山》拍摄，在《中国电影发展史》写作以前曾有几条有关的间接的文字和口述的资料。
第一条是上引1921年署名“晓”的文章——《北京电影事业之发达》，叙1902年外人携片在打磨厂福寿堂租地始放映电影后提到大观楼“主人任景丰本商人之先觉者，因将商场改为电影园”。这篇文章写得较早，是1921年在北京发表的，它提供了任景丰将大观楼由“商场”改为“电影园”的时间大概在“宣统初年”后的“一二年中”，即1910年前后。
第二条是上海《电影》周刊1938年12月7日第14期上发表的短文《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称：据某作家言，谭鑫培的《定军山》、《长坂坡》，俞菊笙的《艳阳楼》、《青石山》，余振庭的《金钱豹》、《白水滩》，徐德义的《收关胜》，小麻姑的《纺棉花》等戏曲短片“五花八门，备极可观，曾映于吉祥戏院等处，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28)
第三条是梅兰芳本人的回忆录和其秘书许姬传笔录梅兰芳回忆时的按语。
1952年初版的据梅兰芳口述、许姬传记录的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初演红楼戏——‘黛玉葬花’”一节中，许姬传在自己的按语中指出：
中国戏剧拍成电影，我所晓得的，最早恐怕要算谭鑫培的“定军山”了。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我的老友吴震修先生是在无意中撞着他们正在拍摄，可以说是他亲眼得见这么一幕具有京剧历史意义的可贵镜头。他这样地告诉我说：“光绪的末年，我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教书。课余，我总喜欢逛厂甸。跨入各书铺子的门，随便翻着各种的书看，就不想再走出来的了。大约是在一个秋季，有一天我照例又晃进了琉璃厂。经过丰泰照相馆附近的一个广场，老远看见临时支着一块白布，有些人在拍照。我走到跟前一望，哪儿是拍照相。简直是在拍活动电影呢。而且还是我们最崇拜的一位老艺人——谭鑫培，扎着一身黄靠，手拿一把金刀，耍了一个‘定军山’里的大刀花下场。旁边站的几位都是谭氏的家属和亲友们，人数并不过多。那位照相馆的老板，是个大块头，跟我很熟，他也在一旁忙着照料一切。可惜拍得不多，一下子就算了事。后来还在‘大观楼’电影院公映过的呢。这恐怕是京戏上镜头最早的一幕吧。”
梅先生告诉我：“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拍过‘青石山’里对刀一段，俞振庭拍过‘白水滩’、‘金钱豹’，也都是在丰泰照相馆拍的。”(29)
1959年7月始连载于《电影艺术》杂志的梅兰芳回忆录《我的电影生活》开篇的“小引”也指出：
“戏曲”搬上银幕，历史上最早的应该说是在清代光绪31年（1905年），北京琉璃厂内丰泰照相馆为京剧界名老生谭鑫培拍的《定军山》耍刀的片段，以及名武生俞菊笙（杨小楼是宗俞派而后发展为自成一派的）与名武旦朱文英（和我合作多年的朱桂芳是他的儿子）合拍的《青石山》的对刀，武生俞振庭（俞菊笙的儿子）拍的《白水滩》、《金钱豹》。这些片子，当年都先后在北京“大观楼”（“大观楼”在前门外大栅栏，始建于光绪年间，一直使用到解放后，1960年9月改建为立体电影院）上映过。上面所说的几个戏曲影片，虽然已经不知下落，但现在还可以从戏曲资料中看到当时拍片时的剧照。(30)
《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写作时显然已见到上面除梅兰芳回忆录《我的电影生活》以外的其他资料，所以关于中国第一部影片的拍摄，它是这么表述的：
中国人尝试摄制电影，始至(31)北京。
一九○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摄制了京剧《定军山》中之请缨、舞刀、交锋等各个场面，是由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表演的……这部短片应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纪录片，也是在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此外，著名京剧演员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演“青石山”一剧中的对刀的一场，及俞菊笙表演的“艳阳楼”中的一段，也都曾摄制过影片。那时北京还没有电影制片厂，上述这些短片，都是由琉璃厂的丰泰照相馆，在露天广场上，利用日光代为拍摄的。影片制成后，在北京大栅栏的大观楼电影院和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放映过，极受观众的欢迎，“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
《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综合许姬传回忆录和上海《电影》周刊1938年12月7日第14期的短文《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的资料，在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第一次确认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戏曲短片《定军山》为我国最早摄制的影片，但把《定军山》拍摄的时间定为1908年，也没有提到任景泰和拍摄《定军山》的起因。丰泰照相馆同时期拍摄的影片也仅提到《青石山》、《艳阳楼》。
《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发表后的1959年4月间，即《中国电影发展史》开始正式撰稿的期间，最初的编写者之一王越采访到了影片《定军山》拍摄者刘仲伦的族堂弟、也是丰泰照相馆伙计的刘仲明，当时刘仲明已年近七旬。从刘仲明的口中得知《定军山》拍摄的时间为1905年。关于拍摄的原委和经过，据王越记载：
（刘仲明）指着坐落在街角的南新华街小学说，这里叫土地祠，是照相馆的大本营。他又指着街对面犄角上一家店铺说，那是“丰泰”照相馆的门市。我问他电影是在哪里拍的？他说就在这学校里……“丰泰”第一部影片，就是在这个中院拍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一家照相馆怎么忽然产生了拍电影的念头？对此，刘仲明说，为了这件事，我们任老板可没少动脑筋，记得有一次他曾问过仲昆、仲伦，还有一个姓孙的照相技师，问他们对当时演的那些洋影戏片看得懂吗？他们都说看不懂，并说看来看去就是亲嘴、踢屁股那点玩艺儿，没多大意思。任老板又说，咱们自个儿弄点新戏怎么样？……后来，任老板对刘仲伦说，我已经与谭老板（谭鑫培）定好了，等他六十大寿时，咱们给他照一段儿，留个纪念……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也就是谭老板大寿整六十的那年，上半年的一天，任老板让我赶紧去祁罗孚洋行买四卷胶卷，好给谭鑫培老板拍电影……由照相技师刘仲伦担任拍照，他是“丰泰”最好的照相技师了……就这样断断续续拍了三天，拍下了《定军山》里“请缨”、“舞刀”、“交锋”等三个场面……大约到了下半年，又接着拍了谭鑫培的《长坂坡》里的片断。第二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拍了硬里子名角儿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演的《青石山》里的“对刀”一段和《艳阳楼》的片断；接下去还有俞振庭的《白水滩》、《金钱豹》，许德义的《收关胜》和小麻姑的《杀子报》、《纺棉花》等一些武打和舞蹈的片断。
1959年下半年，王越还在大观楼电影院采访过姓董的等三位老人，证实影片《定军山》确曾在大观楼戏院放映过。(32)
几乎同时，1960年香港《文汇报》开始连载程步高的长篇回忆录《影坛忆旧》，其中的“中国开始拍电影”一节云：
一九○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即电影到中国后七年，有个法国人（姓名来历待查）到北京拍风景片，是第一个到中国拍摄影片的外国人。(33)短期性质，拍完回国。人地生疏，邀和平门外琉璃厂里一家叫丰泰照相馆帮忙。馆中人白天陪他拍风景，晚上陪他听京戏。刺龙绣凤的服装，使他看得眼花缭乱；舞蹈武功，使他觉得精彩绝伦，有意拍成影片。
到一九○八年，仍由该馆出面接洽，而得当时北京著名京剧名角小叫天（谭鑫培）的同意，及戏院的协助，在一块空地上，搭露天棚（北京本无摄影场），棚内置舞台布景，利用日光（当时本无灯光），与普通拍照相同，拍谭鑫培的《定军山》，当然是拍无声片，故唱功场面俱删，只抽《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舞蹈武功动作场面，拍成电影。
这是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京剧纪录片。谭鑫培乃成为中国第一位现身银幕的艺人。(34)
程步高对于《定军山》拍摄的时间与经过提供了与王越的采访不同的史料。
近来有人查阅到1913年9月23日《顺天时报》第5版“本京新闻”栏发表一篇题为《叫天特色》的报导，文章说：
优人谭叫天为二十年来剧界之泰斗。近二年该优因年逾花甲故旧不搭班而社会渴想之忱难以言喻。兹有商人任景丰以谭为风中之烛以后难觅其匹敌故，于日前邀其在丰泰照相馆内将其擅长之剧词调贯入留音机器以作将来稀珍。唯闻是日谭唱剧词六段，每段词约十余句而谭所得句价共约三千元，每唱一段价值五百元，其事亦不可不谓为特色矣。(35)
这又是丰泰照相馆为谭鑫培制作音像资料的一条重要资料，它是否被误传为电影《定军山》的拍摄抑或它是丰泰照相馆为谭鑫培拍摄电影《定军山》后的又一有关谭鑫培的配音制作活动，尚待验证，但文中仍未提到电影《定军山》的拍摄。(36)
《中国电影发展史》对于中国电影诞生的史实的最后确认，显然全盘接受了王越的采访结果。综合各方面史料，关于影片《定军山》的相关史料应该说是众说纷纭，而《中国电影发展史》对于《定军山》拍摄于1905年这一时间的确定，既作了一番史料上的反复考证和斟酌，也有当时一定的意识形态背景。(37)
3.课题之三：关于亚细亚影戏公司的成立与活动
关于亚细亚影戏公司成立的时间和电影活动的史实，史料比较丰富，因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以前的中国电影史著述，大多是以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组建为中国电影制作的开端的，但所谓“亚细亚影戏公司”有布拉斯基和依什尔、萨弗两个时期，随着史料的增多，其间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日趋复杂。
周瘦鹃的《影戏话》是最早具有电影史意识的长篇连载文章。发表于1919年6月20日《申报》上的文章第一部分即谈到：
五年前，海上有亚细亚影戏公司者，鸠集新剧人员，映演黑籍冤魂及短篇趣剧多种，剧中妇女，仍以旦角乔装为之……不一年而消灭。
这篇文章把亚细亚影戏公司存在的时间定为1914年左右。
紧接着，管大的《中国影戏谈》（载《影戏杂志》1921年12月1卷1号）和管际安的《影戏输入中国后的变迁》（载《戏杂志》1922年4月尝试号）都明确地把亚细亚影戏公司成立的时间定为“民国二年”，即1913年。管大的文章说：
及民国二年，某国人在沪，组织亚细亚影片公司，专摄中国影片，此为中国影戏专组公司之始……事经数月，公司解散。
管际安的文章也谈到：
民国二年的夏天，美国亚细亚影戏公司到上海摄中国影戏，这是中国人做影戏的发源，演员是陆子青、张双宜、王惜花、徐漱梅、马清风、黄小雅、黄幼雅等一般人，后来癸丑战事发生，欧战导火线的巴尔干问题决裂了，那亚细亚的影戏原片来源断绝，演员又互相倾轧，所以就宣告暂时停止。在这停止期内，由郑正秋组织新民新剧社，振兴起文明新剧事业来。那年冬天，亚细亚公司影片续到，在由经营三、张石川出面管理，重复摄取影片，一面组织民鸣新剧社前后两次摄成十余本影戏，大半是属于滑稽性质。
以上资料是最早关于亚细亚影片公司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管际安的文章首次将亚细亚影戏公司分成欧战前后两个阶段，并首次提到“新民新剧社”与亚细亚影片公司的关系。
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中程树仁的《中华影业史》开始提出另一种说法：程树仁在“新式影戏由洋人输入中国之时期”的段落标题下指出：
（乙）制片……（子）前清宣统元年（西历一九○九年），美人布拉士其(Benjamin Brasky)在上海组织亚细亚影片公司(China Cinema Co.)摄制《西太后》、《不幸儿》，在香港摄制《瓦盆申冤》、《偷烧鸡》；（丑）民国二年（西历一九一三年），美国电影家依什尔，为巴黎马赛会，来中国摄制影戏，张石川、郑正秋等组织新民公司，由依氏摄了几本钱化佛、杨润身等十六人所演之新戏而去。(38)
程树仁始提出了亚细亚影戏公司成立于1909年（即宣统元年）、由美国人布拉士其创建，该公司的主要电影制片活动也是由其在上海、北京、香港主要负责开展的。照程树仁的说法，1913年组织的新民公司及其与“美国电影家依什尔”的合作拍片似乎与亚细亚影戏公司无涉。但这种说法是程树仁首次独立提出的。程树仁曾留学美国，是否在美看到新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和布拉士其的原始资料，尚待考证。
然而，与《中华影业年鉴》同年问世的徐耻痕的《中国影戏之溯源》却仍把亚细亚影戏公司建立的时间定为“民国肇造”后。《中国影戏之溯源》中关于亚细亚影戏公司的说法又回到周瘦鹃《影戏话》最初的以中国本土为视点的说法了。程树仁和徐耻痕实际上正式提出了关于亚细亚影戏公司电影活动始末的两种基本说法。
1934年问世的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第一次对亚细亚影片公司的成立时间、名称和电影活动史实作了考证。他在文中列举了周剑云的《影戏概论》、民国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所编《中国实业志（江苏省）》、谷剑尘自撰的《民众戏剧既论》和萍父《中国国产影戏业述闻》（载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刊行的《民众生活》24期）对于亚细亚影戏公司的名称、成立时间的四种当时的有代表性的说法后，考证说：
据上面四种记述，萍父之《中国国产影戏业述闻》和《中国实业志》所告诉我们的中国第一家摄影片的是“亚细亚公司”，但在时间上颇有出入，一说是民国二年，一说是宣统元年。《实业志》道出了主办人的姓名，(39)而萍父君则并未举出谁何；《实业志》举出所摄的戏名为《西太后》和《不幸儿》，而萍父君则举出为《二百五白相城隍庙》等，这是不相同的地方。据我个人的意见，在满清政府的统治下，绝不会有人敢摄《西太后》的。顾无为于民国二三年间演《西太后》尚被禁止，何况在没有革命以前，因此可以断定是传闻之误。萍父君所举演员有张石川、钱化佛等，剧本又有《大劈棺》一出，又与周君所述新民公司的关系人及剧本颇有相同处，似乎亚细亚即是新民，新民即是亚细亚，周君是明星公司的发起人，和电影界有直接关系，并且近来和郑正秋、张石川在一起，当然新民公司的记载是可靠的。那么，亚细亚这个公司到底有没有呢？据我亲眼见过亚细亚这块招牌在当时上海三洋泾桥的歌舞台（当时民鸣社即在此地，后来才迁到三马路大新街），再据文明戏的历史是先有新民，后有民鸣，那么新民改组为亚细亚公司的事，因为张石川、经营三是民鸣的股东也是可能的。所以中国第一家摄制影片当然是新民公司。
据谷剑尘的考证，中国第一家影片公司应确定为1913年的新民公司。1935年5月《明星》半月刊1卷3期发表了张石川《自我导演以来》一文，以当事人的身份，详尽地回忆了1912年（民国元年）由“我的两位美国朋友，叫做依什尔和萨佛的，预备在中国摄制几部影片”，出面邀请他和郑正秋拍片，并说“那时候”“中国绝对没有制片公司”，“第二年（1913年——笔者），亚细亚影片公司成立”。张石川与谷剑尘在公司的名称的说法上略微不同，但都是循徐耻痕的说法。
在此以前的1934年7月，郑正秋在上海青年会主讲《中国电影史》，细述了亚细亚影戏公司于1913年易手与人再度拍片的细节，1936年行世的郑君里所著《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引用了郑正秋讲演中有关的内容：
直到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亚细亚影片公司的名义及其生财，经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法律顾问美人鹿明的介绍，让渡与该公司经理依什尔。依氏聘美化洋行广告部张石川为中国顾问，办理剧务事宜。依氏原拟利用新剧演员将当时新舞台开演的《黑籍冤魂》摄为电影，因台主夏月润等索价过高（五千元）而不果，后值内地职业化的学校剧团演员杨润身、钱化佛等十六人来沪，遂成亚细亚影片公司出品中的基本演员。(40)
郑君里同时也引用了程树仁《中华影业史》中关于美人布拉士其1909年在上海组织“亚细亚影片公司”并开始拍《西太后》等影片的那段论述，并补充说：当时“还摄制了一些新闻片和风景片，片名已不可考”，(41)表示了与谷剑尘不同的看法。因此，郑君里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首次融合了历来关于亚细亚影戏公司的两种说法，试图厘清亚细亚影戏公司的成立始末的线索，后来的重要的中国电影史的论述，如杨德惠的《上海影片公司沧桑录》（载《中国电影画报》1940年12月10日创刊号）、屈善熙的《中国电影史》（载《新影坛》1944年2月2卷4期）和于君的《中国电影史记》（《青青电影》1948年8月第26期），关于亚细亚影片公司的内容，都从郑君里之说，似成定论。
《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发表时除郑君里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外，(42)已见到上述的所有史料，经过一番考证和斟酌，关于亚细亚影戏公司的部分，仍从徐耻痕、谷剑尘的说法，不过根据新的史料，如钱化佛《亚细亚影戏公司的成立始末》（载《中国电影》1956年10月创刊号）等，作了更为全面的梳理和阐说，认为1913年“由张石川、郑正秋、杜俊初、经营三等组织了‘新民公司’，包办亚细亚影片公司的编剧、导演、雇佣演员等摄制影片的全部剧务工作。亚细亚公司实际上仅担负了供给资本及有关发行影片的事务”。这段论述，既参考了钱化佛的新史料（如“新民公司”创办成员加入了翻译员杜俊初的名字），又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到谷剑尘观点的影子。
《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关于亚细亚影戏公司史料方面，基本以《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的成果为基本依据，但结合了程树仁的说法，对这一史实作了全面的补充、整理和阐述。《中国电影发展史》是将“外国电影商人来华投机和亚细亚影戏公司的设立”作为一节来陈述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经过认真的考证，已把亚细亚影戏公司始末经过的基本线索和事实轮廓作了大致的梳理。但它的主要依据是程树仁的《中华影业史》和张石川的《自我导演以来》一文，而非史料更为翔实的郑正秋《中国电影史》的演讲，也没见到郑君里在《现代中国电影史略》的论述。但《中国电影发展史》关于亚细亚影片公司成立始末的论证，确实是把关于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研究推前了一步。(43)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学术路数基本上遵循了我国“以史带论”的史学传统，治史首先在电影基础史料的占有上入手。有研究者指出：“在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史家及其经典著述即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1963，1981)里，并未忽略民国报纸里的电影信息。据笔者统计，《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第二卷）引述的晚清及民国报纸有《申报》、《游戏报》、《趣报》、《新闻报》、《民报》、《晨报》（上海）、《大晚报》、《中华日报》、《新闻夜报》、《神州日报》、《新民晚报》、《铁报》、《时代日报》、《正言报》、《益世报》（上海）、《商报》、《新民报》、《新华日报》（汉口、重庆）、《大公报》（上海、重庆、香港）、《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华商报》，总计多达22种150次，出版地域遍及上海、天津、南京、汉口、重庆、香港等6个城市以及延安和中共晋冀鲁豫边区，引述报纸的时间跨度则从1896年8月10日到1949年4月13日”。(44)全书内有黑白照片插图800余幅，并附有1905年至1949年的2000多部影片目录（除沦陷区电影外），这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尤其具有抢救电影历史遗产的意义。果然，在“文革”中《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纸型被销毁，该书写作班子经过十多年搜集起来的有关中国电影的历史资料，也被用数辆卡车全部掠走，至今下落未明。
《中国电影发展史》动用国家体制的力量，以官修史的方式对1949年以前的年代久远、众说纷纭的早期中国电影史做了大量的史料收集和学术考证工作，虽然在史料取舍、史实的阐述和评估和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当时浓重的意识形态的印痕，但其作为中国第一部权威的中国电影史论著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个人修史，在规模上是很难予以超越的。《中国电影发展史》1981年10月再版，印数达3.5万册（包括内部平装本7000册），1998年第四次重印，累计印数达4万册。该书1987年10月出版了日译本，由平凡社压缩出版于东京。香港也有多种翻印本。至今它仍然是国内外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基本学术文献。一些港台和国外学者，如林年同、杜云之和近年蜚声内地电影论坛的张英进等人，所依据的早期中国电影史料，仍来自于这部《中国电影发展史》。
三、并未结束的结语
中国电影史研究如果不是充满泡沫的“无根的游谈”，而是要在治史路径上扎扎实实地走下去，那么，《中国电影发展史》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学术基点。一些所谓“重写电影史”的著述，仍是在《中国电影发展史》给定的框架内打转，无非用西方意识形态替代东方意识形态，热衷于做翻案文章，兴趣都不在学术本身。著名学者王元化曾自剖“在陷入胡风冤案前，我们都倾向于激进派，思想偏激”，所以他特别强调学术评估“需要仔细体会作者的时代和环境”，(45)这是一个彻底摆脱“运动情结”的成熟的改革者和学术巨擘的话语，需要我们后来者清醒深思的。
注释：
①陈荒煤.《中国电影发展史》重版序言.载：中国电影发展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
②《程季华：为〈中国电影发展史〉披挂“罪名”》，《新京报》2004年11月12日“中国电影百年”第118期。
③见《程季华：为〈中国电影发展史〉披挂“罪名”》。
④《李少白：〈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发展中看历史》，《新京报》2004年11月12日“中国电影百年”第118期。又见《中国电影》1958年4月号记者的报道《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提出理论研究工作大跃进的规划》。
⑤陈荒煤：《〈中国电影发展史〉重版序言》。
⑥《程季华：为〈中国电影发展史〉披挂“罪名”》。
⑦《李少白：〈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发展中看历史》。
⑧郑雪来.丽尼，不应该被遗忘.电影艺术，2005,(3)。
⑨见陈荒煤：《〈中国电影发展史〉重版序言》。
⑩瞿白音.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电影艺术，1962.(3)。
(11)见《李少白：〈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发展中看历史》。
(12)据笔者统计，当时内地国人对电影一度有“影戏”、“洋影”、“电影戏”、“活画戏”、“影戏画片”、“西洋影戏”、“机器电光影戏”、“活动电光影戏”、“电灯影戏”、“活动影戏”、“行动影戏”、“电光影画”、“灵活影画戏”、“活小照”、“爱泥美太司谷浦”(Animation copy)等称呼；香港有“画景”、“映画”、“奇巧洋画”、“奇巧明灯戏法”、“影画戏”、“画戏”等称呼；台湾有“西洋演戏大幻灯”、“电灯影戏”、“活动写真”、“自动幻画”等称呼，参看（清）顾禄：《桐桥倚槕录》第1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那桐日记》（上册）第558页，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申报》1874年12月28日、1875年3月23日和12月8日、1885年11月21日、1896年6月29日、1897年6月8日；上海《新闻报》1897年5月30日；1985年出版的《点石斋画报》“番舆异制”图及陆弘石《中国电影史1905-1949》第4页；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第5至28页；黄仁、王唯《台湾电影百年史话》上册第10页至13页，台北，中华影评人协会2004年出版。“电影”一词，据称，曾最早出现在1905年6月16日天津《大公报》刊登英商快利洋行一则《活动电光影戏出售》的广告中，为“活动电光影戏”的简译，1906年后“电影”一词始流行于京津地区，见任大星主编《中国天津电影史话》第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1907年、1908年的北京已出现“电光特别灯影”、“电戏”、“电影戏”、“电影”、“影片”等称呼，见《顺天时报》1907年2月、4月27日、6月4日、11月28日、1908年2月17日、4月15日、7月16日、7月21日。1914年4月6日上海《新闻报》发表《活动电影与教育之关系》一文，“‘电影’一词才开始依稀见诸上海的报端。”见黄德泉《亚西亚中国活动影戏之真相》，载《当代电影》2008年7期。
(13)笔者的博士研究生刘小磊在其毕业论文《中国电影传入的途径及早期地方电影业的形成》中指出：“电影在中国最早的传入时间是1896年，最晚的传入时间是1910年左右，用近十五年的时间”，而且“中国各地的传入途径和方式还是各有不同的，并非是经由一地辐射和波及的结果”。
(14)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载：中国电影年鉴.南京：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
(15)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载：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
(16)郑逸梅在《从影忆旧》一文指出：“上海开始有电影，是在1908年，一个意大利侨民劳罗拍摄了《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见：《解放日报》1991年1月8日。
(17)程季华.我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1899-1921).载：中国电影（创刊号），1956-10-28。
(18)程步高.影坛忆旧.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82-83。
(19)据香港电影史家余慕云考证，1896年1月18日至2月7日香港《华字日报》已有放映电影的记载，电影早已在1896年初传入香港。见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第5至9页，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6年版。
(20)(26)(27)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8,10,10-11,13-15,16-17。
(21)如陆弘石认为徐园放映电影的时间至少不晚于1896年8月6日，见陆弘石、舒晓鸣著《中国电影史》第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又见陆弘石著《中国电影史1905-1949》第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另据黄德泉考证：“徐园又一村所演‘西洋影戏’不是电影，而是幻灯”；“1897年电影初到上海，并在（黄埔路）礼查饭店首演”，“这一轮电光影戏的放映历时五个月，由美商雍松演做，先后在礼查饭店、张园、天华茶园、奇园和同庆茶园上演。”详见黄德泉：《电影初到上海考》，载《电影艺术》2007年3期。
(22)见《电影始来中国》一文所引，载《明星》半月刊1935年2卷5期。
(23)刘昌裔.北平市电影业调查.葛兆光主编.学术薪火——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毕业生论文选.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328。
(24)近年还有天津传入说。1900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交战，部分外商趁机将影片从上海运至天津，电影由天津传到北京。见王大方著，天津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天津通志，1924-2003》“广播电视电影志”，天津出版社2004年版。
(25)《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在这里显然疏忽了中西历时间推算上的差异，“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应为西历1902年2月8日至3月9日。
(28)“红生宗师”李洪春于1980年6月在《北京日报》发表《我国最早上映的戏曲纪录片》一文，称他少时曾看过大观楼映出的这些戏曲短片。
(29)梅兰芳.舞台艺术四十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299-300；此段内容又见：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192。
(30)梅兰芳.我的电影生活.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4。
(31)“至”应为“自”。
(32)见王越：《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载《影视文化》第1辑，1988年9月。
(33)据洪志宣《电影在北平》一文所载：“一九二○年法人F.Martin在东交民巷惠利洋行设立影片公司（公司名失实），曾摄Une Evation（译为《一个逃遁》）旋即返国。”（载《电影月报》1928年9月第6期）。
(34)见程步高.影坛忆旧，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93-94。
(35)江帆.关于中国电影诞生问题的补正.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5)。
(36)据《那桐日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二月十一日（1906年1月5日）载：“末刻进署。酉刻约宝湘石、恩益堂、瑞鹤庄、清艾亭便饭，看任景丰洋影，亥刻散。”此条可作为任景丰于1905年拍摄影片的有力佐证，但尚待有进一步坐实为拍摄影片《定军山》的确诊。参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第55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37)有关任庆泰的传记资料和丰泰照相馆的史料，参见戴国富、温丽和著《任庆泰传》，政协法库县委员会编印《法库文史材料》第11辑，2005年7月；王大正《中国电影创始人——任庆泰》、《关于中国电影诞生三处质疑问题的订正解析》，俱载《当代电影》2005年6期。
(38)程树仁.中华影业年鉴·(2)中华影业史.上海：中华影业年鉴社，1927.17。
(39)《中国实业志（江苏省）》也认为亚细亚影片公司由美人布拉士其成立于1909年，有可能是采用了程树仁的说法。
(40)1967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龚稼农从影回忆录》与郑正秋的说法相同。
(41)郑君里在这里的说法与张靓蓓在1995年6月4日的台北《中国时报》发布的有关布拉斯基留有遗作——风光片《中国之旅》的材料暗合。
(42)据《电影创作》1989年2期重新发表《现代中国电影史略》时的“编者按”称“大约因为当时战乱频繁，时代动荡变迁，此书已佚失久远，鲜为人知。”
(43)1995年6月4日的台北《中国时报》发表张靓蓓所译的布拉斯基“自述”，提供了他的详细生平和创设亚细亚影片公司、拍摄《西太后》、《不幸儿》、《偷烧鸡》等影片的细节，并说现留有布拉斯基1913年拍摄的风光片《中国之旅》(A Trip Through China)，引起了两岸三地学术界有关人士的关注。近来有学者考证：“上海亚西亚影片公司由美商开办，存在于1913年至1915年1月底”，“其中的放映工作由专门附设的亚西亚影戏公司负责”，“上海亚西亚影片公司的新剧电影短片均由新民社的新剧名家编演，继而则由民鸣社负责，因此它们可以称得上是最早一批的中国电影。”见黄德泉：《亚西亚中国活动影戏之真相》，载《当代电影》2008年7期。
(44)李道新.民国报纸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叙述.载：当代电影，2005,(6)。
(45)王元化.记张中晓.见：人物·书话·纪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5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