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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的俄罗文学史上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他既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一位艺术精湛的自然描写作家，一位带有鲜明的个性的艺术家，又是一位深受19世纪俄国古典文学影响、折射着20世纪艺术光彩的伟大作家。
对布宁及其创作的研究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俄国的布宁研究过程是由浅入深、时隐时现的，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1）十月革命前；（2）十月革命后到布宁逝世；（3）50—80年代中期；（4）80年代末至今。
众所周知，曾获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布宁早在侨居国外之前就两次获得俄国最高文学奖：一次是普希金奖，另一次是俄国科学院荣誉院士的称号。作家还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赢得了相当的知名度。但是革命前的文学评论界对作家的认识并不统一。在理解和评价作家时表现出很大的矛盾。对这一点尚待做出全面的阐述。在此我们仅举一例以说明这种矛盾性，比如关于中篇小说《乡村》的看法。
中篇小说《乡村》的问世使得不少评论家重新审核那种认为布宁“不是来自当今世界”的作家的观点，并且对此开展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一部分评论家指责布宁抵毁俄国的庄稼汉，认为《乡村》的作者是一个害怕农民起义的地主老爷。另一部分评论家则认为，布宁的乡村题材小说与其前辈安·帕·契诃夫、戈·乌斯宾斯基的同类作品是一脉相承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因此也就不存在那种诋毁庄稼人的意思。[①]
这种意见分歧不仅表现在对小说主题的认识上，还表现在对作家创作的风格、方法的理解上。有人认为“布宁正在变成一个神秘的象往主义者”，[②]还有人认为《乡村》的作者是一位自然主义者，不善于“对零散的事实画面作出概括性的总结”。[③]
而马·高尔基和瓦·沃洛夫斯基当时就提出了不同意见。高尔基对《乡村》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乡村》是一种推动力，“它迫使摇摇欲坠的俄国社会开始考虑的已经不是庄稼汉的问题，而是俄国是否存在的问题。[④]沃洛夫斯基的看法显得更加严格。他认为布宁在小说中只是再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即旧农村的崩溃，而新农村的产生却逃出了作家的艺术视野”。但值得注意的是，评论家对作家成就的肯定。沃洛夫斯基认为，作家善于在小说限定的范围内真实而生动地描给出旧农村衰落贫穷的情景”。[⑤]
可见对《乡村》的理解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这不仅说明评论家之间的审美观不同，而且还说明布宁本人理解世界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围绕《乡村》的论战在布宁的创作道路上并非一次。作家的每一部重要作品几乎都引起了评论界的尖锐争论。这一点已经说明布宁创作的非同一般。
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在最初的那些年里作家的作品仍不断地得到出版，报刊上有过不少关于作家的评论文章。象小说《兄弟们》、《从旧金山来的先生》都得到读者的特殊关注，作品的反殖民主义、反资产阶级的主题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后来布宁因为不接受十月革命于1920年1月离开祖国侨居他乡。在这期间他发表了一些反对十月革命的文章和演说，从此他的名字自然而然地从苏联刊物上销声匿迹，只有偶尔在文学史作品中被提到。
布宁于1953年逝世之后，苏联又重新开始对其艺术遗产进行研究。从50年代中期起布宁的作品再次开始出版。首先于1956年出版了五卷本布宁文集，又于1965—1967年出版了九卷本布宁文集（两次出版的作品均不齐全）。与此同时也陆续发表了一些布宁创作的学术论文。这期间发表的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亚·特瓦尔多夫斯基、瓦·卡达耶夫、列·尼古林、康·西蒙诺夫等人的回忆录和讲演对苏联的布宁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初级阶段的布宁研究主要依据过去的档案资料、旧的报刊上的文章和国外的采访记录。这期间亚·巴波列柯发表的关于布宁的生平资料对人们了解作家的生活与创作起到显著作用，对俄国的布宁研究做出了特殊贡献。
随着有关布宁的档案资料的发表，出现了第一批（布宁逝世以后）学术论文。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安·塔拉先柯夫《论布宁的生活与创作》[⑥]一文。作者对艺术家布宁有不少新的认识。他把布宁看作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也不迴避作家创作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比如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布宁从其根源来说是属于贵族阶层，但是他的创作已经超出阶级的局限，在他的创作中反映出多种多样的人民生活的真实画面”。[⑦]看得出塔拉先柯夫是要澄清布宁创作的客观价值与意义，所以他删繁就简，紧紧抓住作家在创作中主要表现的是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这个事实，批驳了那种视布宁为濒临死亡的贵族阶级的吹鼓手的传统观点，“作家不但发现了人民大众的苦难，而且对此不知疲倦地、执着又真实地加以描述”。[⑧]我们认为，塔拉先柯夫的论文把布宁的创作摆在现实主义艺术道路上加以分析，从此开辟了俄国布宁研究的新领域。
另外柳·克鲁齐柯娃于50年代末发表的关于中篇小说《乡村》的论文也颇有见地。作者对小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后指出：“《乡村》的整个描述过程都浸透着作家对俄国人民和历史的沉痛忧虑，浸透着作家的苦恼困惑、对俄国的热爱及其命运的担忧。这一切正是作家创作的动因，也是决定小说艺术特色、基调和形象体系的重要因素”。[⑨]由此可见，文章作者的观点与过去认为小说仅仅描写了革命前乡村的落后的阴暗面的观点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评论家通过对作品的形象结构和历史内容的严格分析，揭示了作家的艺术探索同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时代的大气氛之间的联系。可以说她的分析是客观的，既强调了小说有力的一面，也指出了它的不足之处。关于布宁在描写革命浪潮时的双重立场问题。柳·克鲁齐柯娃这样写道：“一方面他展示出民众风暴的历史必然性，该风暴是由于无法忍受的生存条件引发出来的；另一方面，他在革命事件中只看到了民众自发的、缺少理性目标和崇高理想的复仇情绪。”[⑩]
奥·米哈依洛夫在这个时期也开始对布宁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进行专门研究。他的《布宁的散文》一文中有不少新见解。但是不能不指出他的研究工作尚带有某种不成熟性，这种不成熟主要表现在把艺术家布宁理想化的倾向中，在过高评价艺术家创作特色的同时，忽略了作家的矛盾性。
到了60年代初，又一位评论家达·波纳米的小册子《伊·阿·布宁的散文艺术》（1887—1904）出版。作者第一次把布宁和柯洛连科、契诃夫、高尔基作了比较。但是他的比较中失败多于成功。这主要是因为评论家把两种不宜相比的东西生硬地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比如把布宁的尚未达到成熟的艺术水平的《教师》同契诃夫的《塔贝尔》、高尔基的《因为无聊》相比较。这本小册子中还有不少类似情况。显然这种牵强的比较是缺少说服力的。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承认作者在深入了解布宁散文的艺术内涵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特别是他在分析布宁创作中的风景描写的抒情作用时，提出作家的风景描写具有某种潜在的哲学意义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在最初阶段的布宁研究工作中提出了不少新观点。较之过去而言这些新的观点显得更加客观和全面。但是与此同时布宁研究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片面作法也时有发生。
60年代下半期的工作不仅对那种片面性进行了弥补，而且有了全面意义上的提高。这个时期之后的工作主要是对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概括的总结，因此它要求文学工作者具备更加清醒的文艺鉴赏力和严肃的历史主义态度。应该承认，这个时期的文学研究水平是有限的，甚至从总体意义上说显得很不景气。尽管如此，苏联文学工作者还是投入了不少精力来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文学史的，其中包括对现实主义的研究。人们开始承认两个世纪之交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多步调、多类型的复杂现象。这种对现实主义概念的新理解直接影响到对布宁创作的研究。那种把布宁视为自然主义者的看法已经站不住脚。布宁是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之一，他彻底地继承和发展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的光荣传统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人心。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在维·阿法纳西耶夫的专著《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之中。专著也是俄国布宁研究史上的第一部。
弗·阿法纳西耶夫在其专著中力争全面系统地分析作家布宁的整个创作道路，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早期创作到作家临终前不久的创作。其中作者重点分析了布宁的代表作《冬苹果》、《乡村》、《苏霍多尔》和《来自旧金山的先生》。评论家注意力的焦点是放在一般性类型学特征在布宁式的现实主义中的反映上。作者在成功地总结归纳了已有的布宁研究的各种资料的同时，还进一步挖掘出不少被遗忘或被忽略了的史实资料（书信和采访记录）。专著中还涉及作家特有的创作风格问题，作者认为潜在的抒情性、韵律性以及情节布局的特点是构成布宁散文创作的基础。另外专著中还对作家的创作首次作出了较全面的论述。
当然书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外，比如对艺术家创作进程主要阶段的分析、以及分期原则的确定都还不够清晰；对布宁艺术地认识世界的特点阐述得尚不够深刻。然而我们不该对作者过于求全责备，因为一部专著毕竞不可能把作家的全部创作阐述得一清二楚。正象阿法纳西耶夫自己所讲的那样，会有更多的布宁研究专著问世。
第二本布宁研究专著《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由奥·米哈依洛夫写成，于1967年与读者见面。作者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分析了布宁的个性特点，为读者了解作家的生活态度和艺术创造力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依据。作者这样写道：“布宁的才华随处可见，既反映在他的小说中，也反映在他的诗歌里，他的描写尽善尽美、生动严谨、大胆持重，不禁令人惊叹折服。其中不仅有对生活、对生活中人的使命的理性思考，也有对其深刻的、全民意义上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研究。另外还有对俄罗斯自然风景的颂扬，由作家所描绘出的大自然画面给人以标新立异之感，是城市人目所不能及的，还有对各种感情色彩（从庄严的悲剧到滑稽剧）的“爱情规律”的描写”。[(11)]
奥·米哈依洛夫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回避布宁的政治立场这一复杂问题。在解释布宁的社会政治观点时，作者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某种公式，而是客观地指出作家具有双重性特点，即“对贵族传统向往的同时又排斥”。
另外，专著的作者还对布宁创作道路的演变过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作家的后期创作并没有脱离民主主义原则，只是拓宽了创作范围：“从对农民或地主的个人命运的考察转向一种综合性的思考。”[(12)]实际上作者在自己的专著中对不少问题都提出了有实质意义的见解，比如澄清布宁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布宁与其前辈作家、同辈作家以及后来受到布宁影响的作家的关系问题等。在这当中作者着重分析了布宁与托尔斯泰的关系，指出“即便是在和托尔斯泰保持密切关系的时候，布宁仍然保持着自己特有的伟大艺术家的风貌，这种属于20世纪新一代作家的风貌”。[(13)]
接下来阿·巴波列柯对布宁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他的著作《伊·阿·布宁（生平资料）》容纳了丰富而翔实的作家生平资料，不仅包括俄罗斯各档案馆（莫斯科、圣·彼得堡、奥廖尔）的资料，还包括作者从布宁的亲朋密友那里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作家妻子维·尼·穆拉姆兹娃—布宁娜、作家格·维·阿达莫维奇、加·尼·库兹涅佐娃等人）。这些资料对今后的布宁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素材。这是一本具有学术意义的传记专著。作者分析了作家个性特点，认为布宁并不象多年来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远离社会政治生活的傲慢地主，而是一个极复杂、易受伤害的人，其心地也并不冷漠。
60年代的布宁研究是处在一个上升阶段的。这不仅反映在研究专著一本接一本与读者见面，而且还反映在文学工作者研究视野的开阔性上。1969年出版的阿·沃尔柯夫的学术专著《伊万·布宁的散文》着重研究的是作家创作的艺术方法问题。作者根据布宁对艺术追求的特点，在着重分析了具有典型艺术特征的散文作品的基础上，划分出作家创作的不同时期。他把作家的创作道路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1）中篇小说《乡村》问世以前；2）1910—1917年间；3）侨居国外时期。
作者不是平均主义地对上述每一个时期都加以分析，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分析1910—1917年的创作上。他认为这个时期是布宁艺术才华的鼎盛期。这种观点是否完全妥当还需进一步考察。但是作者对作家在此时期创作的《乡村》的深入细致的分析是值得肯定的。阿·沃尔柯夫从尽量宽的角度去理解作家的创作，以捕捉其创作方法中最本质的特点。评论家在正视作家艺术探索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同时，极力强调其主流。他的研究工作无疑是充实了整个布宁研究的。作者对布宁美学观基本轮廓的描述，对作家与其同辈关系的确认等等，为创作有学术价值的生平传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诚然，从全面意义上讲对布宁艺术遗产的研究只是个初级阶段，大量工作尚未完成。这大概也是文学工作者对布宁兴趣日趋上升的原因所在吧。
1970年作家诞辰100周年，苏联文学界举行了广泛的纪念活动，使布宁的研究工作又上升了一个台阶。仅从1970年到1973年间就有两本论文集问世，还有不少专著和文章也纷纷发表于这段时间里。
进入70年代后，布宁的研究工作形成了一种新的趋势：作家的创作成果愈加牢固地编入时代的文学宝库中，并且在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现实主义的紧密联系中得到更加深刻的分析。这种新趋势的奠基者当是三卷文学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史》的作者，他们是克·德·穆拉托娃、柳·弗·克鲁齐柯娃和艾·波罗兹卡娅。在他们的著作中布宁创作之特点与两个世纪之交的现实主义基本发展规律的联系得到深刻而详细的论述。在这期间苏联的布宁研究由起初的考察经验阶段自然地过渡到以后的综合、演绎阶段。一般说来，涉及作家创作、乃至文学进程的“个体”问题、局部问题或具体问题都一向带有某种综合意义。寻找作家创作中具有的综合意义的过程是确定其文学地位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为了使布宁研究能够得到深入、广泛的开展，迫切需要系统地出版那些被遗忘或不被人了解的资料。要知道到目前为止仍有很多档案资料没能与广大文学工作者见面，这无疑是有碍于布宁研究工作的正常发展的。值得庆幸的是，随之《文学遗产》第84卷（1973）的出版，这方面的不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弥补。
《文学遗产》第84卷（又称“布宁卷”）分第一、第二两本书。书中收集了一大批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弗·阿法纳西耶夫、列·阿弗宁、阿·杜波维柯夫、塔·蒂涅斯曼、因·加杰尔、亚·罗格维诺夫、谢·玛卡什、尼·斯米尔诺夫和亚·巴波列柯的研究工作。书中所含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布宁创作的作品；书信摘抄；对布宁的回忆；学术论文；报道与评论等。
《文学遗产》“布宁卷”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它收集的大量资料均带有详细注释。这些注释本身就提供了不少珍贵信息，对了解布宁其人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书中收集了250多篇体裁各异的作品，这些作品是1967——1969年版九卷本布宁文集中所不包括的。所刊登的作品的年代跨度也很大，从不曾在任何地方发表过的早期习作作品到作家临终前不久写下的短篇小说。
另外书中还刊登了大量的布宁所写的文学评论及讲演，包括1883年到1916年间的。这当中有不少文章都是在革命前旧报刊上查找到的，无论革命前或苏联时期都从未再版过的。这些资料对了解作家的美学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布宁的早期文学讲演就已经说明了他的文学观，他无疑是对文学具有崇高的社会意义的观点持赞同意见的，他深信“生活处处都有美”的原则，认为文学是“人的道德完善和文明的巨大推动力”。布宁一生都兢兢业业地捍卫俄国古典文学的传统。这种对现实主义审美哲学的献身精神反映出作家始终如一的原则性，从而也决定了他对现代主义的态度。身兼文学评论家的布宁对现代主义的评价从一开始就是批判性的。他的早期文章可以论证这一点（《现代诗歌的不足》、《短短的会谈》、《纪念强者》、《叶·阿·巴拉登斯基》）。
关于作家侨居国外的生活与创作也得到新的补充介绍与研究。刊登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散文作品（《理性的女神》、《雄鹰》、《莫德斯特》、《里弗耶拉》、《阿莉娅》、《当我第一次……》等等）、回忆报道、书信手稿和外国作家罗曼·罗兰、托马斯·曼、安里·德·连尼叶关于布宁创作的评论。
恢复侨居期间布宁的真实面貌是布宁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国文学工作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大量收集并刊登了加·尼库兹涅佐娃、塔·德·穆拉维耶娃—洛基诺娃、纳·弗·科德里杨斯卡娅、弗·米·泽尔诺夫医生、尼·罗新等人的回忆文章。从这些回忆中人们可以了解到作家国外的生活不仅充满艰难困苦，也充满作家对祖国毫不懈怠的思念。
在此特别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加·尼·库兹涅佐娃（布宁一家人的亲密朋友）的《戈拉斯日记》。这本日记的发表对再现布宁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侨居生活起着烘云托月的作用。
深深迷恋于布宁创作的年轻女作家库兹涅佐娃，怀着一片温馨爱意记录下“那座位于戈拉斯附近山坡上的普通房舍”[(14)]的日常生活。她记录的中心人物当然是布宁。她的日记记录着艺术家布宁的各种设想、设想的实现，以及关于文学和写作技巧方面的谈话，记录着布宁对俄国经典作家阿·谢·普希金、费·米·陀斯妥耶夫斯基、列·尼·托尔斯泰、安·帕·契诃夫的认识。此外对布宁的迷恋并没有妨碍女作家客观地描绘出他复杂而又矛盾的性格。他的气质是激烈尖刻的，往往表现得很难同人交往，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热情、富有魅力的人；极善于调动大家的情绪，是一位出色的讲故事能手和朗诵能手，是一位机灵的文谈对象。这里不必对女作家的日记内容作一一赘述。简而言之，包括《戈拉斯日记》在内的《文学遗产》“布宁卷”的出版不仅标志着俄国布宁研究的新发展，同时也为布宁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例如战后在侨民当中形成的复杂的社会政治气氛和布宁的立场观点问题。
随着80年代末俄国体制改革的开展，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文学工作者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考察各种文学现象，追求客观而全面地研究作家创作的良好风气已经形成。出版界尽管受到经济改革浪潮的冲击，但给予文学作品的重视是不能低估的。很多过去重视不足或受到排挤的作家的书籍一版再版，例如亚·库普林、玛·茨维塔耶娃、尼·古米廖夫、尼·列斯柯夫、鲍·帕斯杰尔纳克等等许多作家的作品。图书出版已经不再受任何检查机关的控制，一切人为的障碍已被彻底打破。唯一神圣不可侵犯的检查员就是读者。
布宁作品方面的出版工作更不甘示弱，除了1987至1988年出版的由尤·瓦·邦达列夫等人主编的六卷本文集外，同一年内又出版了由尼·米·留碧莫夫主编的四卷本。接着于1991年和1994年分别两次出版了布宁作品选六卷本。在这期间于1993年还出版了由亚·库·巴波列柯主编的八卷本文集。此外还出版了布宁散文和布宁诗歌的单行本作品选。在这多次出版工作中不仅大大拓宽了出版内容，而且在每次出版的选集中，甚至在每一卷开头或结尾处都附有著名学者或专家的序语跋文。所有这些工作对俄国的布宁研究来说无疑是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1989年瓦连金·拉弗罗夫的《寒冷的秋天》一书与读者见面，打开了俄国布宁研究进程新的一项，作者不仅掌握了丰富的史实资料，而且能够在叙述布宁侨居生活中巧妙地加以灵活运用。虽然是一部学术性极强的传记体小说，却给人以亲切之感。作者通过细腻感人的描写把读者带入1920年那个寒冷的奥德萨的秋天，接着又随布宁登上了赴法的破邮船，体验起寄人篱下的侨居生活。侨居生活带给作家的是孤独、贫困、动荡不安和社会政治局势的复杂矛盾。书中更加引人入胜的是，作家在疾病、贫困和孤独的威胁下始终不忘自己是一个俄国作家，他的创作精神大大地战胜了各种困难。正是在这种极为恶劣的环境下，布宁创作出了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生活》和短篇小说集《幽暗的林荫小路》，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1933年）。
瓦连金·拉弗罗夫的学术贡献在于：作者首次客观而全面地描述了布宁离国出走的来龙去脉；再现了作家国外生活与创作的真实情况，揭示了侨民中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派别。实际上，正像布宁研究创史人之一尼·帕·斯米尔诺夫所言那样，布宁的生活魅力不亚于他的创作魅力。《寒冷的秋天》的作者正是从描述作家生活入手写出了一部具有达识作家完整形象价值的专著的。
而1989年在俄国第一次出版的作家妻子维·尼·穆拉姆茨娃—布宁娜的回忆录也是布宁研究道路上的一件大事。该书由两个部分组成：前部分《布宁的生活》早在1958年在巴黎出版过。其中主要记录了布宁自童年起至1917年的生活经历。后部分和《记忆交谈》是前部分的继续。整部书都是以档案资料和作者个人回忆为依据，不仅史料翔实，而且描写真切。作者所作的详细日记赋予回忆录以特别价值，对树立作家的立体可信的形象提供了无以比拟的珍贵素材。
如果把穆拉姆茨娃—布宁娜的回忆录同瓦连金·拉弗罗夫的传记体小说联系起来看，作家的生活之路便得到了全面的真实写照，同时也就使作家成长的过程完整化、系统化起来。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更加深刻的认识布宁、研究布宁。
柳·阿·斯米尔诺娃1991年出版的教师参考书《伊·阿·布宁：生活创作》堪称是集布宁生活与创作研究于一书的代表。作者分七章介绍和分析了布宁生活与创作的整个过程。这其中有作家对故乡的记忆；作家创作的成熟；对生活概念的探索；对俄国农村命运的描写；20世纪初创作的短篇小说中的个性悲剧；侨居之路（20年代的创作）和对俄国来自远方的回忆（新的散文类型：《阿尔谢尼耶夫的生活》、短篇小说集《幽暗的林荫小径》）。专著结尾的几页刊登了布宁临终前留下的遗嘱。
柳·斯米尔诺娃的专著揭示了布宁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分析研究了作家与其他作家（列·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契诃夫等）、“星期三”文学小组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的关系，划分出了作家创作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并进行了分析。
根据柳·斯米尔诺娃的观点，布宁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和诗歌在题材和情绪方面是相互呼应的，她这样写道：“在布宁的创作中存在着一些摇摆不定的形象，它们自由自在地克服着散文与诗歌之间的界线。”[(15)]这些形象是森林大道、童话般的松林等。正是如此，布宁经常思考各种类型的文学艺术的美学性质。1912年他极为坚定地说道：“我不承认………文学艺术作品分为诗歌和散文。这种观点对我来说是不自然的和陈旧了的。文学优美的作品无论是诗的形式还是散文的形式，都自然具有诗意因素在内。”艺术家布宁很快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达到了“……诗歌的语言应当接近于普通和自然的口语，而散文的文体应当吸收诗歌的音乐性和灵巧性”。[(16)]
专著中对布宁的大量作品的分析（《乡村》、《冬苹果》、《来自旧金山的先生》、《阿尔谢尼耶夫的生活》等）均基于文学史进程的背景下，这种分析无疑是加深了作家与其时代的联系，增加了作者分析的可信度。
但是我们认为，作者分析研究的重心仍旧偏向于作家1917年前的创作和生活，而作家33年的侨居生活与创作只占整部专著的大约四分之一。这当然是能够说明一定问题的。无论如何作家侨居期间丰富多彩的生活与创作不可能在60多页的评述中阐明清楚。因此这同时也为今后的布宁研究提出了尚待解决的问题。
总之，俄国的布宁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十分可观的，一支布宁研究专家的队伍在俄国已经基本形成。恢复布宁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的任务早已得到文学界的正视。
注释：
① 亚·阿·伊斯迈洛夫，新图书，《俄罗斯语言》。
② 叶·科尔托诺夫斯卡娅，《语言》1912年10月28日。
③ 阿·阿姆菲杰阿特罗夫，文学印象，《时代人，俄国作家联盟，1911年2月第283页。
④ 《高尔基报告会》（1958—1959），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1年，第58页。
⑤ 瓦·沃罗夫斯基，文学批评章文，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333页。
⑥ 安·塔拉先柯夫，论布宁的生活与创作，见《伊·阿·布宁，作品选》，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6年。
⑦ ⑧ 同上第7页。
⑨ 柳·克鲁齐柯娃：伊·布宁的《乡村》，见《列宁格勒大学学报》第295期，1960年，第，171页。
⑩ 同上第179页。
(11) 奥·米哈依洛夫：《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创作概论》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7年，第5页。
(12) 同上第38页。
(13) 同上第32页。
(14) 《文学遗产》 第84卷，第2本，第251页。
(15) 柳·斯米尔诺娃：《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生活与创作》第23页。
(16) 同上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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