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发展道路论文,中国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社会问题，实际上是农村问题，农村问题的中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因为，封建土地制度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发展和农民解放的桎梏，是造成农民贫困、农业生产力落后和农村衰败的根源，也是整个中国社会贫困落后的根源。因此，有效地治理农村，就必须废除农村封建的土地制度，这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前提；农村问题的解决，又是解决整个中国社会问题的先决条件。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农民领袖和资产阶级政治家，对于解决农村问题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他们无不将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农民问题的解决，作为重要的治国方略。但由于他们阶级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局限性，都始终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农村问题的解决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一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农村的改造与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开始探索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发动和领导了1924至1927年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毛泽东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1]。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一条共产党领导农民以革命的方式，首先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建立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并依靠革命武装和根据地政权，发动和组织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终于领导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根据地、解放区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根据地、解放区农村成为旧中国农村复兴的曙光，成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雏型。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把中国农村的发展放在了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农村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农民翻身做主站起来，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中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我们在寻求农村改造和发展方面，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是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当家做主站起来，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历代农民孜孜以求并为之献身的理想——土地的主人变成了现实，农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公有制的宿愿也成为了现实。通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广大农村基本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避免了千百年来，不断在农村反复出现的极度的贫富分化而带来的高度紧张的社会阶级关系。新中国的国家政权通过动员农民进行大量的政治参与，把农村社会和国家完全联结起来。原本被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的农民，获得了众多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机会，农民开始进入了一个真正的政治参与时代，传统农村的封闭性被农民的广泛的政治参与所打破。中国共产党人把传统意义上的“平等”意识扩大到各个领域，从男女平等到民族平等、从经济生活的平等到社会地位的平等，对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古老的命题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二是在农村经济发展上，农业生产总产量有了比较大的增长，粮食总产量由1952年的16390万吨增加到1979年的33210万吨，年递增2.5%，农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858亿元，增加到1979年的1872.2亿元，年递增2.91%。[2]解放后，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农产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国家工业化的启动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原材料、市场和资金。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落后的传统的农业大国。新中国工业化起步的资金来源，主要取自于农业，5000亿元以上的剪刀差数值，恰相当于1953年－1980年间全民所有制各行业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总额5129亿元。1980年，世界银行中国经济考察团，在进行了新中国成立30年后第一次实地考察后感慨：在自然资源高度紧缺和剩余大量输出的背景下，中国农业发展所取得的进步的确是值得人们钦佩的。[3]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为国家现代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为中国现代化正式“起飞”准备了物质和制度条件。此外，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为农村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三是在理论上，提出或形成了一些农村发展的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理论和观点，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如封建土地制度是束缚中国农村发展的严重障碍的思想，革命是中国农村新生的根本出路的思想，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思想，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思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思想，不能剥夺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和实行等价交换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至今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四是在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上，首先，结束了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农村社会的凝聚力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旧貌换新颜，农村社区及其农民家庭成为工业化机器上的“螺丝钉”，他们团结在致力于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二十多年间，竭尽全力，努力奉献，筑成了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农业基础。新中国农村的这种凝聚力，是社会进步的首要表现。其次，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造就了新的农村风貌。广大农民从旧中国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桎梏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了新中国农村发展的力量源泉。植根于农民头脑的封建、保守、愚昧、落后、迷信的社会意识让位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的革命意识。随着封建剥削制度、封建等级观念和家长制在农村的被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以及家庭内部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权势和财富不再是人们交往的标准，人品、能力、政治觉悟、道德水平成为人们择交的主要参数。农村社会许多原来滋生其上的封建习俗被摧毁，烟、赌、盗、匪等社会丑陋现象基本绝迹，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了比较大的提高，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成为了农民的主导思想。
同时，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留下了很多的难题或包袱，主要有：一是形成了城乡社会二元结构。政府颁布了《户口管理登记条例》，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型，与此相适应，还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福利制度，如就业制度、食品供应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等。这就把居民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民这两大待遇完全不同的基本群体。合作化后，随着功能齐全而又拥有无上权力的“大一统”高级社、人民公社的成立，这种以分散为特征的社会结构被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新型农村社会结构所取代，不仅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被纳入了高级社、人民公社的范围，而且农民的个人活动时间也被纳入其管理范围之内。这种体制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亿万农民长期被束缚在小块土地上，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职业分化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二是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农村采取不断变革所有制关系的发展战略。从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向合作社集体所有制转变方向是对的，也是应该的。但当时的失误在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操之过急，搞快了，搞纯了。这主要是从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转变，尤其是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这种一大二公三纯“的体制，政社不分、党政不分。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国家是农民真正当家做当，但在实践上，农民群众难以表达自己的意志，只有少数领导人说了算，严重束缚了农民生产和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三是农民经济上的贫困，”吃、穿、用“的战略目标未能实现，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远未完成，农民生活还很困难。总而言之，对农业、农民、农村及环境资源欠债许多。当然，对这些欠债问题，要历史地具体地分析，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难以避免的代价。而我们用这些代价换来了国家整体的强盛，成为今后发展阶段对农业、农民、农村及其环境的补偿实力。
二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开始了20世纪中国农村的又一次历史性巨变。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走进了新时代。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反两方面经验，在重新认识国情的基础上，拓展了农村发展的空间，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形成了农村发展的新思路。一是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探索中国农村发展的新路子。二是让农民富起来，允许一部分人和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三是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不动摇，始终把农业放在农村发展战略的首位，要全面发展，既要增产粮食，又要增加农民收入。四是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五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行科技兴农，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六是农业现代化要实现“两个飞跃”，就是废除人民公社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七是发展乡镇企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新路子。八是重构农村基层组织，整合农村社会。九是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推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
邓小平不仅提出了我国农村发展的新路子，而且提出了农村发展与改革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一是提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他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战略地位出发，把农业现代化放在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位。他规划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二是提出了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在我国广大农村逐步地全面地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不仅是改革的总设计师，而且亲自领导了我国80年代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这场改革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90年代初，农村改革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12月到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是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阶段，其主要内容包括改革“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人民政府和试行村民自治；落实土地承包和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多种经营和多种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进入第二阶段，那就是农村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初步探索阶段，其主要内容包括改革以统购派购制度为特征的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理顺农产品价格、取消统购派购，改变单一经营渠道和拓宽流通渠道；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建立一个能够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伏良服务的金融体制；进一步明确产权，理顺产权和利益分配关系，建立和发展农村股份合作制；调整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改变单一经营种植业和单一经营农业的模式；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改革农业技术，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等等。1992年9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农村改革开放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到80年代末，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所有制方面，从单一的公有制结构，逐步变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的分配制度，逐步变成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过分集中的计划体制，逐步变为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
中国农民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中得到了实惠，开始走上致富路。他们感谢共产党的领导，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翻身不忘毛泽东，致富不忘邓小平，已经成为全国亿万农民的共识。
三
进入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领导亿万农民奔小康，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中国式农村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
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认为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自9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几乎每年都要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有时甚至一年就召开两次农村工作会议，研究农业、农村工作的形势和任务。每次会议，中央都强调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予以高度重视，并制定了一系列重视农业、加强和发展农业及农村经济的政策。江泽民在中央有关会议上和外出视察农村工作时反复强调农业、农民和农村这个带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问题。他指出：在我们这样人口多，耕地少的国家，“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就不可能有我们国家的自立；没有农业的积累和支持，就不可能有我国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4]
为了推进中国农村的进一步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90年代，实施了一系列的兴农战略。这些战略主要是：长期稳定以农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延长土地承包期；长期稳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长期稳定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积极推进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始终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把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摆在实现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首位；实施科教兴农战略，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实施扶贫攻坚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稳步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控制人口，节约资源，治理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全面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推进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亿万农民奔小康，到20世纪末，中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
在农村经济关系上，完善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在经营方式上，完善了家庭承包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的格局，把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产业结构上，加快调整的步伐，形成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格局，尤其是乡镇企业通过调整，继续发展，走出了一条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新路子；在分配方式上，形成了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格局，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为广大农民所认同；在经济体制上，推进了农村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初步形成。
在农村组织结构上，全面推行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农民获得了村民自治参与权。从50年代～70年代，农民的政治参与是一种动员型参与，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但从理论到实践都还存在不少问题。从80年代开始，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基层组织进行了重构，包括党团组织、经济组织、基层群团组织等，特别是国家决定通过放权给基层农村社会，将处理基层农村社会事务的权力交给农民自己，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实行乡村民主。全国绝大多数省的农村地区普遍建立了村民委员会，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试点基础上开始依法选举村委会干部。进入90年代，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村民自治示范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民主选举（直选村官）、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方面得到了进一步落实。同时，农民强化了自己的权利意识，产生了通过自己的自主行为管理自己并影响国家政策的欲望。在户籍制度上，进一步打破了农村人口不能流动的旧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农民挣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获得了社会流动权，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大转移，千千万万的农民洗脚上田，离土不离乡，他们经商、办工厂、搞建筑、从事第三产业，千千万万农民企业家成长起来；千千万万农民大流动，风风火火闯九州，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在世界著名的都市，都可以看到他们忙忙碌碌的身影。
改革前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分化程度低、分化速度慢，具有较强同质均等性的社会。经过80年代的改革，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的变迁和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开始分化。90年代农村社会分化的步伐加快，新的角色群体大量涌现。根据农民从事的职业类型、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三个因素的组合，到现在，单一的农业劳动者分化成了8个不同的职业群体。他们是：农业劳动者、兼业农民、农民工、个体工商业者、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包括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主要科室干部和供销人员）、智力型劳动者、农村管理干部、职业乞讨者等。在这8个职业群体中，农业劳动者仍然居多。
在理想追求、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现在农民经过批判“均贫富”的空想社会主义，确立了科学的共同富裕观，并且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致富的新路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了亿万农民的新的理想追求。农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划时代的更新，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许多崭新观念，如开放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平等观念、民主观念、法治观念、信息观念、人才观念等，农民的生活方式也由单一的封闭式走向多样化的开放式。
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宣告：全国农村总体上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中国小康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提供的资料显示：到1999年底，我国农村居民整体小康程度为88.45%，距全面实现小康还相差11.55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在奔小康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4/5的路程，处于温饱有余阶段，从农村小康标准中的6方面16个单项指标分析：1999年我国农村除人均纯收入、衣着消费支出等7项单项指标外，已经达到小康标准（实现程度为100%）的指标有8项，它们是：基尼系数、电视机普及率、文化服务支出比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通公路的行政村比重、用电户比重、已通电话的行政村比重和万人刑事案件立案件数。总之，现在中国农村是初步经济繁荣的社会，是物质较丰富的社会。长期困扰我们的主要农产品短缺物资的局面宣告结束。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8500万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贫困发生率由8.4%减少到3%。中国农民基本上摆脱了几千年始终未能摆脱的贫穷生活，全国农村从总体上进入了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在沿海较发达的农村和大中城市郊区农村约有3亿至4亿农民生活初步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中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都是了不起的奇迹。
“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这是中国农民从亲身经历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基本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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