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使命与成就——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历史经验梳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年历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使命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1)02-0005-08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独特的实践经验给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实践基础，但这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可能要变成现实，还需要主体——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国情进行正确分析，对中国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上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理论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其根本经验是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找到了一条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并以这条思想路线来把握理论、实践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方面收获了丰硕成果。
一、两种“坚持”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
中国革命领导者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实践中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有力武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应该说，这个信念我们党在任何时刻都从未动摇过。但对什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坚持”，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我们党在幼年时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缺乏深刻的了解，对中国国情也缺乏深入的把握，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真诚的，但学习和贯彻的方法却是幼稚的、片面的。我们党在很长一段时期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就理解为对马恩列斯的话和第三国际指示的全盘照搬，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把这种“坚持”叫做“本本主义”。
这种教条主义的“坚持”曾经使中国革命四处碰壁。失败和教训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觉悟到，对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实践和总结，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坚持”观：(1)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必须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反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本本主义。(2)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结合：其一，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而不是全部书本、全部结论和观点；其二，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只能指导而不能代替具体结论，解决中国问题的结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分析中国国情和具体特点才能得出；其三，解决这个“结合”，必须对中国国情作全面、深入、具体的把握。(3)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词句，而是把握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与方法。(4)坚持从实际出发，用实践来检验我们的认识、方针和政策，而不是用书本（包括马克思本人的书本）理论来检验。(5)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敢于创新实践，善于总结新鲜经验，提出新的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6)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以上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并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的“坚持”观。这套“坚持”观是以实践为基础、以“结合”为中介、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的的科学体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在改造世界中实现批判与建设的统一。实践证明，这一科学的“坚持”观使我们党既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又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使中国革命事业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只讲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讲与中国国情结合，坚持就是空的，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只讲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讲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就变成了“守护”，其结果不是扩大而是缩小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坚持，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坚持，才有生命力。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始终坚持遵循科学的“坚持”观，才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党的90年历史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并不是表现在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上，而是表现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髓）、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上，集中体现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教条主义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因而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变成了迷信，把相对真理变成了永恒的绝对真理。因此，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对教条主义的迷信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区分为基本原理与非基本原理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包括历史观和价值观，方法论主要指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关于这一点，革命导师曾经反复予以论述。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伟大的认识工具，这里也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功能。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2]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最早提出学习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则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内容。第二个方面是经典作家提出并已被实践证明的重要观点、重要结论。这些观点是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60多年的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史一再表明，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无条件地运用和坚持，这是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对于马列著作中的重要论点、重要结论，要慎重对待。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原理、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组成部分，应该结合实践加以理解并坚持，在实践中加以发展；凡是未被实践证明的假设、设想，不能当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待，应当在实践中加以验证；凡是实践中行不通的思想论断，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加以修正。在这里，要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两种错误倾向。教条主义误把马列著作中所有的重要结论和观点都当作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来搬用；修正主义则根本否定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观点和结论的真理性。它们离开真理的实践标准，因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重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某些具体观点和结论，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搬用，而是当做出发点和方法论，这为我们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留下了宽广的余地。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项使命与两大成果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为了实现两大历史使命：一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90年间，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大实践主题的转换，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次飞跃，这都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科学回答和科学总结。三大实践课题的解决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就。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围绕新的实践主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通过总结新鲜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得到新的发展。同时，又是在新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践取得成功，解决了历史提出的一个实践问题。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论、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社会主义改造论，都是在解决新的实践过程中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践课题之后，又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实践主题——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最重大的实践课题之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刻经验告诉我们，马列主义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有指导意义，但依赖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在他们作出的结论范围内寻找现成的答案是不行的。过去一个长时期内，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观点出发，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公式：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建设科学不科学，都用这个公式来衡量。实践告诉我们，这个公式并不科学。
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这要在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的实践来解决。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观念有了新的突破，对于中国国情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思路，形成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等，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崭新认识成果，是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新的领域的开拓性发展，这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旗帜，是继毛泽东思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成功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取得的一大伟大成果。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两大使命，产生了两大成果。第一个伟大成果是实践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实践结晶，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贡献。这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及其成果、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成果。第二个伟大成果是理论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丰富和发展，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成果是互为因果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是在实践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由实践成果来证实的。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成果则是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指导下产生的，两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统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时，必须坚持“两成果”论，不能只凭理论成果而不顾实践成果来论其理论高下、成就大小。
评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就必须从是否可以解决中国重大实践问题出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发展的，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及其实践成果，就不能科学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本质和历史价值。有人在论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时，并不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没有写出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么多的书，那么长的文章。这是一种极其片面肤浅的认识。我们知道，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是毛泽东、邓小平，他们著书写文章是为了实践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还在准备阶段，马克斯、恩格斯的革命任务就是著书立说，创立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思想武器。他们没有领导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任务，却有必要也有时间和精力来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列宁的著作也有不少，但大部头的著作和大块的理论文章是在十月革命以前流亡国外时写下的。由于白色恐怖和沙皇的迫害，他无法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理论学习和从事革命的思想理论准备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这些经典著作都是在这段时间内写成的。十月革命以后，由于战争的紧迫，党务和国务的繁忙，列宁也不可能坐下来写大本的著作和大块的文章了。十月革命后的《列宁全集》汇集的大部分是列宁的书信、报告、讲话稿和批阅的文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邓小平等，他们一开始进入革命队伍就是实践的革命者，而不是理论的革命者。他们首先参加并领导革命实践，正是因为实践的需要他们才有理论研究和写作。因此，他们的思想理论，主要不是逻辑文章，而是直接体现为党的路线与方针政策，体现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践需要他们这么做，环境也规定了他们只能这么做。毛泽东的著作直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军事战争和思想路线斗争。考察理论成果不能以书的厚薄、文章的长短来论，而要看书和文章中提出并解决了实践中的什么重大课题。马克思的论著解决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问题，列宁的论著解决了一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问题，毛泽东的论著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邓小平的论著解决了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建设作了开创性的贡献，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的国情下，在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向前进。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理论结晶
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但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逻辑推演出来的，也不是从别国经验中产生的，而是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实践中，特别是从失败的实践中产生的。可以说，主要是由于深刻总结了失败的教训而产生和发展的。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在其发展史上曾经犯过两次大的错误：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王明路线错误，一次是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这两次错误从哲学路线上讲都是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主观主义错误，从政治倾向上讲都是“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了惨痛的损失，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分别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大无畏的马克思主义的气魄，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深刻总结了这两次失败的教训，从纠正错误的实践中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又上升为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结晶——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实际的历史过程正是这样：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革命和建设）失败→提出怀疑和问题(A)→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中提出解决问题（纠正错误）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B)→实践成功(C)→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并上升为理论(D)。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因为A，才有B，B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形态，经过C，即由实践检验，证明B是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再经过D，系统总结，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成熟形态。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从总结教条主义的失败教训中产生的，是经过成功的实践检验得以完善的。或者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对失败教训的深刻认识，成熟于对成功实践的科学总结。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王明的教条主义这个对立面，毛泽东思想是在反对和纠正“左”的错误的背景下，在与王明路线的长期斗争中，并最终战胜王明路线的基础上产生和逐步发展起来的。当然，反对王明路线不一定就能产生科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和某种错误相对立的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可能是更极端的错误。比如，在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时，王明等人竭力攻击立三路线之右，这正好说明反对立三路线的王明路线更“左”。因此，必须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王明路线，纠正王明路线，只有这样，才会产生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批判王明路线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揭示王明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实质。我们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而王明等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脱离中国实际盲目搬用马克思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是民族的大敌，是革命的大敌，是阶级的大敌。第二，批判王明等人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割裂开来，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割裂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就会使理论变成空洞的理论，使实践变成盲目的实践，损害理论，破坏实践。第三，批判王明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恩、列、斯的个别字句、论断、结论等同起来，指出我们学习、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要囿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而主要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第四，不仅要学习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还要学习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是现实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鲜活的生命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补充，不应该用“书本”来排斥“实践”。第五，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反对本本主义。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实践中、从事物本身的变化发展中找到事物的运动发展规律。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党的作风，是党性原则的体现。正因为毛泽东对王明路线的本质和危害认识深刻，克服王明路线的思想理论武器科学有力，目标明确，方法得当，所以，在反对王明路线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才得以发展和完善起来。
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也有类似的情形。邓小平理论主要是在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完善起来的。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3]“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4]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党和邓小平正确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二十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文革”十年的深刻教训而形成的。正确认识这些错误，深刻总结过去的教训，对于党的事业，对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在“文革”结束之际，首先以坚定的立场、科学的态度、正确的方法彻底否定了“文革”，进行拨乱反正，随后又对“文革”前十年的经验教训进行客观全面的总结，为之后的改革开放，揭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以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邓小平理论萌发于文革动乱之中（“文革”后期），产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经过多年实践，到1992年南方谈话进一步完善。从错误到正确，从失败到成功，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应有之意。
四、“突破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发展形式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5]这段话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当然，“突破”不是抛弃，而是跨越式的辩证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不止一次的突破，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个发展阶段，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次历史性飞跃。没有突破就没有飞跃，就不能形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忠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在坚持中发展，在实践中发展，在夺取政权的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发展，又在和平建设的执政中发展。具体研究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大体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非突破性的发展，一种是突破性的发展。非突破性的发展，主要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的原质理论，通过与实践结合，实际运用，使我们对它（原质理论）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它的外延和适用范围有了扩大的认识，然后总结这些经验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原质理论的丰富和补充，这是一种发展形式。比如，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必要性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先进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关于立党为民、为人民服务、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原质在马列那里已经确定，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中又有了自己的新体会、新认识。比如，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应该说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实事求是理论，并把它定为党的思想路线。再比如群众路线，其原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在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有自己特色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把历史观与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非突破性的发展，是在运用中加深理解的发展，是在理论原有的方向上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式主要是突破性发展。这种形式的发展也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来实现。与第一种形式所不同的是，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的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实践主题的转换，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原质理论不能用来直接指导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主题，这时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不能削足适履，硬用该原质理论来解决新的实践问题，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观、价值观）与结论为指导，分析具体实践，形成解决新的实践课题的实践观念，指导实践活动，进而总结这些经验并上升为理论。只要经验是新鲜的，总结又是科学的，其新的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什么说是突破性的发展呢？因为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某个原质理论，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新质理论（因为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科学总结新鲜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这种新质理论是对旧质理论的辩证否定。那么，怎么能保证这种“突破”后形成的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呢？当然，不是说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那些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破坏、抛弃。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当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某原质理论不适合新的实践时，实践主体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下分析实际情况，形成实践观念用以指导实践，这是一重保证；当实践结束时，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科学方法来总结实践经验，这是二重保证。在这双重保证之下的理论，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了。
这里提出了一个衡量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我们认为，任何一种理论，凡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就应该被认为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任何理论观点，只要一贯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都应该被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看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采用与马恩、列宁的结论对照的方法，而是看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理论体系，是否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我们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因为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证明它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如果用对照法，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有不少与马克思、恩格斯观点、与十月革命经验是不符合的，那岂不要被看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新民主主义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突破性发展。邓小平理论亦是如此，用对照法，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结论观点与马恩对比亦有不同：马恩主张计划经济，邓小平主张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恩主张社会主义实行全面的社会所有制（公有制），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实际上，邓小平理论的所有结论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得出的科学结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突破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要防止和反对“左”右两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和影响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会有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左”是主要障碍。
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左”的错误，时间长影响大的有两次，一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明路线，一次是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晚年错误。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谈到，我们要反对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是主要危险。这是对党的反倾向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倾向斗争规律的揭示。“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复杂的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又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还有直接的体制上的原因。不同历史时期的“左”还有其具体的时代背景。
“左”的思想认识的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第一，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作教条式的理解，搞“本本主义”。所谓本本主义，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要完全以100多年前的马恩的“本本”为依据，凡与“本本”不合或不完全相合，就被批判为“背离马克思主义”，“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按照两条道路斗争非此即彼的逻辑思维，那就是搞资本主义。这就必然把马克思主义搞得僵硬，没有生机。第二，“左”在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还表现在主观与客观相脱离，主观愿望超过客观现实，突出表现在对我国的基本国情认识不足，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超越阶段的思想。第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还表现在对倾向问题的看法和处理上。反对错误倾向应当实事求是，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对什么错误倾向。
应该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左”的错误长期存在，这与体制上的弊端有密切关系。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6]体制上的问题有：第一，缺乏决策民主化的保证机制，在决策上个人主观任意性很大，不能发扬民主，保证决策的科学化，这正是造成“左”的失误的主要原因。第二，在干部任用上，缺乏竞争机制、监督机制、科学的考核机制，干部的升降、存留是由上级决定的，群众无权决定，造成了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状况。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左”了也难纠正。第三，党政不分、政企不分，这也是“左”倾失误的一大原因。以党代政，以政代企，势必机构庞杂，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这些弊端都给“左”倾错误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右两种错误都发生过，但影响最大的是“左”。“左”倾不除，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不能成功，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生机。这是党的历史提供的深刻教训。[7]
在注意防止和反对“左”的错误思潮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右的干扰和影响。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右集中表现在宣传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对社会主义和对党的领导的信念，妄图引导中国改革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在改革开放以后就已存在。我们要警惕这股思潮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消解。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这股动摇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右的思潮，势在必行。参考文献：
收稿日期：20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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