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概念的双重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内涵论文,概念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和“分析方法的历史”
“历史”，既是现实人类的“过去”，也是关于人类过去的一门研究学科。在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中，谈到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概念，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记载、描述和评价以及由此而延伸出来的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求这种研究对象维度上的历史，即通常所说的社会历史领域这种历史学学科意义上的历史。相反，对于基于实践和历史生成视野基础之上，用历史生成分析方法对现实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进行深度解剖这种哲学维度上的历史，却常常被忽略，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自然就被理解为普遍规律在社会历史领域应用的结果。如果不带任何预设和前见，仔细研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诞生标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会发现把历史仅仅界定为社会历史领域并不符合马克思哲学的原意，并导致了很长时期对马克思哲学僵化的解释和阐述，更重要的是，这一界定无疑会大大削弱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力量。
在哲学史上，对历史的哲学反思曾存在两种方式：思辨的历史哲学反思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反思。前者试图提供一部“哲学”的世界历史；后者则关注历史思考和历史知识本身。思辨的历史哲学可溯源至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它假定历史不是偶然的过去事件的前后堆积，而是通过论证一个基本的因素或结构使得整个历史过程成为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对象，他从神学目的论出发，认为人类历史由某种神秘的力量所支配。此后，西方哲学的发展深受此影响，比如，康德就认为历史是一个合目的而又合规律的发展过程，目的王国和必然王国最后统一于普遍理性，而黑格尔甚至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由绝对精神统治的辩证运动过程。分析的历史哲学是20世纪才出现的哲学思潮，无论是以亨佩尔为代表的试图将历史说明与自然科学说明同化，进而为历史知识提供普遍规律的模式，还是以李凯尔特、狄尔泰、克罗齐和柯林伍德为代表的把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并为历史的独立做辩护，试图理解每一行为背后的动机的模式，它们均不关注实际历史的基本结构，而主要论述历史说明的基本结构和历史理解的本质，尤其关注历史思维的概念结构和历史客观性的本质。①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理论和实践探索轨迹的考察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规律的哲学反思与上述两种历史哲学反思均有着迥然的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探求始终基于自己一再重申的理论旨趣：“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② 正如马克思哲学无意建立任何能够解释世界的最终体系一样，它既无意仅仅致力于历史知识、历史事件的汇集以及历史经验的梳理，无意仅对历史说明本身的基本结构进行阐释，更无意用悬设的价值目标对社会历史生活做抽象本源的探讨。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所置身其中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道德控诉，进而用鲜明的价值取向展开对实际生活中无产者恶劣境遇和悲惨现实的“理论”批判，也并非马克思哲学的独特智慧和伟大之处。相对于西方传统哲学而言，马克思哲学范式革命的核心恰恰在于，作为面向现实的批判精神的体现与彻底改造社会的科学方法论，其对历史的哲学反思始终立足现实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实践，用历史生成的视野和分析方法展开对人的本质的探讨，揭示出现实社会生活存在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贫困的内在根源；通过对各种宗教和唯心主义赖以产生的世俗基础的深刻解读，尤其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实这一“人体”的深刻剖析，最终找到了解剖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这一“猴体”以及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钥匙和人类解放的科学路径。这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的回答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感、深刻的历史感和科学根基，从而彻底消解了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历史观上所推崇的理念、范畴和精神本体论哲学思维范式。这一范式革命首先在标志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重要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系统而明确地凸显出来。
众所周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黑格尔左派哲学等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以及流行于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批判，“清算了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通过共同表达他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意识形态见解的对立，首次正面、系统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笔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理论研究对象从宗教史和自我意识的历史拉回到社会的现实发展过程之中，在对历史规律的分析方法上摆脱一般人类的道德和人道的抽象原则，进而形成其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历史生成视野和历史生成分析方法，恰恰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与坚持宗教史观以及仅在精神领域进行纯理论批判运动的“青年黑格尔派”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出发，从具体的、现实的以及处于一定条件下的个人出发，在现实社会生活和历史实践基础之上，用历史生成的方法分析社会现实生活的内在矛盾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马克思正是在此时通过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近代理性主义价值悬设思维方式的彻底消解，使得此后《哲学的贫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等时期他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和解剖力度进一步深化和成熟。
认真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我们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实际上有着双重内涵：一是作为对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过程进行研究的“对象的历史”，这是马克思哲学批判性的根据，是其哲学革命的动力和价值取向的源泉；二是作为历史生成分析方法和历史生成视野的“方法的历史”，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之科学性的依据，也构成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逻辑支点。只有明确前一种涵义，马克思哲学的出场路径才能得以凸显；只有明确后一种涵义，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范式革命对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彻底颠覆的实质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社会现实生活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深刻剖析的过程中，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非现实性的终结，以及对缺乏历史生成分析视野的费尔巴哈哲学的颠覆，开启了历史观革命，彰显出历史唯物主义中所特有的基于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历史”概念的双重内涵。深刻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概念的双重内涵，是全方位研究和探讨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超越之路的关键。真正凸显标志其哲学特质的现实实践维度和历史生成分析方法的内在统一，是把握马克思哲学发展复杂过程和本真语境、有效矫正某些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切实推进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的重要前提。
二、青年黑格尔派“对象史”的空场与费尔巴哈“历史方法”的缺失
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概念双重视野的形成，肇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运动以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虽然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保守性和德国封建专制制度落后性展开了批判，但由于接受了黑格尔体系所一再坚持的观点，即“观念、思想、概念产生、规定和支配人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的现实关系”（第3—5页），即使他们吸收了黑格尔思维方式中的巨大历史感，那也仅仅是不涉及现实的“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像”（第22页），他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第14页），这导致其理论批判必然始终“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第l0页）。事实上，不论是施特劳斯试图用理性主义展开对基督教的批判，切什考夫斯基以行动哲学倡导用理性的规律指导未来，鲍威尔通过在自我意识中爆发革命达到消除异化的目的，还是施蒂纳对“唯一者”的颂扬，青年黑格尔派所进行的斗争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第10页），并仅仅从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出发，“通过以宗教观念代替一切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来批判一切”（第12页），他们均认为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彼此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想用什么方法来拯救在他们看来还在这种自己的固定思想的威力下呻吟的人类……把什么东西宣布为固定思想”（第3页）。
因此，青年黑格尔派在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也只能停留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把“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唯一起决定作用的、积极的力量”（第52页），并认为这一力量支配和决定他们的实践。如，施蒂纳就甚至把宗教的人假设为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在自己的想像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同样，在人的解放途径问题上，由于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关系=观念’”，并仅仅知道“‘一般人’对自身的关系”，因此在他们看来，“一切现实的关系都成了观念”（第152页）。既然他们认为人们之间的关系、一切举止行为、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意识的产物，并且观念、思想、概念，即被他们变为某种独立东西的意识的一切产物，是人们的真正枷锁，于是，现实关系的不合理性就变成了观念本身的不合理性，那么只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行了，这导致他们只能“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用这一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第14页）。如施蒂纳认为，只要教会人们从头脑里抛掉这些幻想，当前的现实就会崩溃；费尔巴哈认为，要教会人们用符合人的本质的思想来代替这些幻想就可以了；鲍威尔认为，要教会人们批判地对待这些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哲学”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做一些说明，而且还是片面的说明，但这“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第14页）。
显然，青年黑格尔派批判活动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第10页）。由于他们仅停留在纯粹的意识形态领域和纯粹的理论范围内谈论抽象而玄妙的宗教和哲学问题，虽然论及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自我意识和精神观念的发展过程，但这是在世俗的外部世界体验不到的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显然，离开了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进程，他们对历史的思考只能停留在自我意识领域或精神领域，他们所谈的“历史”并不是一定条件下的具体的现实实践的历史，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对象的历史”，而只是观念和范畴的历史。
费尔巴哈在当时最早使人们把对哲学的理解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所营造的思辨领域解放出来，把哲学的主题从思辨的逻辑和神学世界拉回到了人和自然。但由于他忽视了黑格尔哲学中历史的方法，缺少了实践基础之上的历史生成视野，使得他不了解实践活动的革命意义并导致对人和社会的抽象解读以及解放途径上的价值悬设思维范式。
费尔巴哈认为哲学必须从直接的感性存在开始，指出“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的实在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用我们的鲜血来打图章担保的真理”。③ 但是，他“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④ 尤其是“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秩序[费尔巴哈却没有看到以上事实]。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第16页）。由于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被费尔巴哈看成了有史以来就一成不变的东西，“历史生成视野”的缺失导致他把全部哲学只能归结为对自然膜拜的自然哲学。
这首先表现在费尔巴哈对人和社会所做的抽象解读。承认感觉是认识的基础，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使得费尔巴哈走向了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探索，这无疑是他比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进步的地方，但费尔巴哈所理解的人只是感觉的主体，而非感性活动的主体，所强调的主要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他认为“任何存在物本身都不是真正的、完善的、绝对的存在物，真理和完善只是两个本质相同的存在物的结合和统一”（第162页），由此看来，“他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第16页）。他所谈的人只是“人自身”，不是具体的现实的人，不是历史展开过程之中并承载着特定社会关系的人，这样，费尔巴哈就仅仅知道“两个人之间的交往”，说什么“人的本质只包含在共同体中，包含在人和人的统一中，但是这个统一只是建立在自我和你之间的差别的现实性上。——人本身就是人（在一般意义上），和人结合起来的人，自我和你的统一，则是上帝”（即超出一般意义的人）（第16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透过这种表达的神秘形式，费尔巴哈所说的两个人之间的交往实际上主要是指种的延续的行为、自我和你的共同性，精神和肉体的人的产生，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内涵。可见，他脱离了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对人做了抽象化的解读。其次，“历史生成视野”的缺失表现在费尔巴哈不理解人的实践活动的革命性意义。“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第16页）。费尔巴哈虽然也谈到了实践，但他所说的实践既不是物质生产实践以及积极活动的实践，更谈不上革命活动的实践，而主要是指作为“类”的人的实践，即消费的实践，如他所言，是“饮食”的实践，或者是指卑污的犹太人的商业活动。这便使得他只能把理论的活动当作人的真正活动，并以此来达到他所追求的纯粹的客体性。
由于离开了历史的辩证发展，不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人自然就被他抽象成了生理学意义上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仅被看成是情和爱的关系，这导致了费尔巴哈既不可能历史地揭示宗教产生的世俗基础，不可能找到消除宗教的科学路径，更不可能揭示现实中存在的人类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根源，他只能用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去代替宗教幻想，用爱的宗教来解放现实的人类。由于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历史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的对象，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的人的时候，不是在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革命实践中寻求解放，而只能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第20页）。总之，历史生成视野的缺失导致了费尔巴哈哲学中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完全脱离，使其在历史观上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窠臼。
三、马克思哲学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历史”生成视野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由于忽视了历史的现实基础，“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第52页），青年黑格尔派在历史观领域只能“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第50页）；由于“历史生成视野”的缺失，“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第52页），人本主义哲学历史观把现实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导致了它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经验化解读和价值悬设的思维范式。上述两者在历史观领域都陷入了自我意识哲学。实际上，包括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在内的所有这些代表人物都不能，也不可能找到从抽象范畴的王国通向现实世界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第50页），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形态，以历史生成的方法探索现实历史的真实进程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开启了哲学上的范式革命。马克思哲学基于现实实践基础和历史生成分析方法之内在统一的双重视野，是在如下三个方面的深刻阐述中得到充分展现的。
（一）现实的前提与生成视野下的人类历史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从实际活动的个人出发，他们所谈到的人既不是抽象的人或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也“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第31页），而是处在现实中的、在一定条件下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与唯心主义者把历史理解为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以及抽象的经验论者把历史理解为一些僵死事实的汇集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描绘出现实的人的能动的生活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站在物质实践基础之上，历史地反思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和规律，首先必须重视如下基本事实：“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饮食、居住、衣被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第22页）而且，这种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这种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这既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否则，忽视历史的这一世俗基础，对历史规律就不能做出科学的探寻，德国“从来没有过一个历史学家”（第22页）。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第二种活动是，得到了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第三种活动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德国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上述三种活动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直到现在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正因为如此，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的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每次都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第26页）。所以，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历史”就是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历史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意识起初只是一种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意识，是一种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在人类形成的早期，自然界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他们的意识也仅仅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由于人们生活在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断加强，同时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纯粹的动物意识才得以随着分工的出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这时意识“才能现实地想像：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像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像某种东西”（第30页）。所以即使意识的出现也是一个基于人类生产活动的历史的发展过程。
（二）所有制的演变是一个以分工为主要动力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第80页）。“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第32页）。所有制的演变作为一个历史过程，首先是由分工导致的。因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必然导致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之间发生一定的矛盾，这一矛盾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为基础。
在明确所有制产生的动力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考察了所有制的演变过程，认为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引起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以及两者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才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各个部门内部的分工，各种各样的分工在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也变得越来越细致。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决定了这种细致分工的相互关系。分工的各种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由于人们靠狩猎、捕鱼、畜牧，或者最多靠耕作生活，在这一不发达的生产阶段，分工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此时除公社所有制以外，动产私有制以及后来的不动产私有制作为一种反常的、从属于公社所有制的形式也已经发展起来。但随着私有制，尤其是不动产私有制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后来，一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同另一些代表乡村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开始出现。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此时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与古代共同体相对立的奴隶，而是小农奴。随着封建制度的充分发展，又产生了与城市对立的现象。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武装扈从制度使贵族掌握了支配农奴的权力。在城市中与这种土地占有的封建结构相适应的是同业公会所有制，即手工业的封建组织。财产在这里主要在于个人的劳动。随着行会的产生，个别手工业者逐渐积蓄起少量资本。这样，封建时代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只要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对人来说，人本身的活动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为了获得生活资料，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第36页），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只有在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分工成为自愿行为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特殊活动范围对人的限制才得以被最终清除。
（三）解放不是“思想活动”，而是一种“现实的历史活动”
通过历史生成思路的彰显，马克思批判了那种将共产主义仅仅作为一种价值悬设（现实应该与之符合）的抽象理想。“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现实的运动，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第37页）。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并非仅仅是应有目标的内容澄清，而是在对社会规律的解剖中走向了一种具体的现实历史思路，他们力图阐明“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第160页），通过揭示现实社会存在的内在矛盾，找到达及人类解放的科学路径。
针对德国式的历史编纂学家无视现实的利益和政治的利益，仅仅热衷于纯粹的思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其实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那是由历史的关系，即工业、商[业]、[农]业、交[往各种关系]的[状]态……来决定的”（第160页）。他们认为，分工导致所有制的产生，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扩大，所有制形式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正是有了蒸汽机和精纺机，奴隶制才退出历史舞台；正是由于农业的不断改良，农奴制才得以被消灭；当人们不能使自己吃喝住穿在质和量的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必须从工业、商业、农业、交往的状况来看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解放问题，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循此思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如果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现实中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即还没有现有的生产力以及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这一思想直接导致了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表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现实社会实践和历史生成的视野，完成了对自我意识哲学及其种种表现形态的终结，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探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解放实践的科学理论。从当代视野出发，重新反思并审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革命，依据马克思哲学经典文献解读并厘定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概念的双重内涵，其更深层理论旨归无疑在于昭示我们：要拓展马克思哲学的价值维度，始终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始终坚持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反思；更要拓展马克思哲学的理性维度，用历史的方法审视现实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在发展中推进社会关系的逐步合理化，进而真正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和谐。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坚持、发展并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找到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的有效路径。
注释：
①参见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54—755页。
②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张一兵审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页。下引此书，只在文中夹注页码。
③《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哲学论文; 费尔巴哈论文; 所有制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抽象劳动论文; 活动理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物质与意识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哲学家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青年生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恩格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