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大税收优惠政策出台（论文文献综述）
李银生[1]（2021）在《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地方执行研究 ——以内蒙古W市为例》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以来,为了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大企业这个“关键少数”也是其中的受益群体。由于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效果最终要靠各个地方的税务机关来实现,因此,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在地方执行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取得了哪些初步成效?地方的税务机关在执行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时还存在哪些缺陷与不足?如何解决优惠政策在执行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而提升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地方执行质效?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与探讨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从公共政策执行的视角出发,以内蒙古W市对党的十九大以来出台的各项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实践为研究对象,基于米特–霍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从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标准与目标的设置、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资源的配置、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机构的特性、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方式、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环境以及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人的价值取向六个维度,详细分析了W市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现状,并对当前W市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取得的初步成效做出说明。接着,通过对内蒙古W市的大企业纳税人开展问卷调查,从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对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在W市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估,查找和探究优惠政策在地方执行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背后的原因。最后,正视问题、针对原因、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提升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地方执行质效的对策与建议,从而进一步推动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效能的充分发挥,促进大企业的长远发展。
傅孟清[2]（2021）在《减税降费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及建议 ——以J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小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其数量在我国企业数量中占比较大,对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及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但是中小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整体压力较大,融资困难、较重的税收负担和较低的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均对其扩大规模造成了阻碍。因此,本文围绕2019年以来实施的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对中小企业扩大规模带来的影响这一主题,深入剖析减税降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政策的建议,为企业减负提供理论支撑。本文涵盖六大模块。第一章节为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节为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分析。第三章节为我国现行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梳理。第四章节从助力企业降本增效、鼓励企业创新转型、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等三方面分析减税降费政策对J市中小企业的实施成效。第五章节指出中小企业在减税降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深度分析。第六章节针对完善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和对策。结合理论实际和现实问题,研究发现,当前实施的结构性减税与普惠性减税并重的政策降低了中小企业税负,“十三五”时期我国宏观税负逐渐下降,2015年、2020年的宏观税负分别是18.1%和15.2%,5年之间降低了近3%;J市中观税负从2014年的14.8%下降至2019年的14.4%,说明近年来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研究还发现,减税降费政策使得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逐年增加,鼓励了企业主动创新转型,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但中小企业在减税降费过程中仍存在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不协调,减税降费政策缺乏系统性、稳定性,不同行业间受益程度不一,部分政策门槛高影响减税降费效果等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要提高直接税在税收结构中的比重,健全直接税体系;要提高政策稳定性,完善税种间的政策协调,建立规范的政策框架,加强减税降费统计核算,促进企业长远发展;要加强税收征管,加强日常跟踪管理和信用体系建设,完善认定管理办法,降低遵循成本;要拓展减税降费形式,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加大优惠力度,优化管理服务,丰富政策扶持手段;为了让中小企业融资压力得到缓解,要出台相应减税降费政策,如金融机构发放小额贷款给中小企业时,可以免征金融机构的部分税种,以此来提高金融机构放贷给中小企业的意愿。
杨大泽[3]（2021）在《基于纳税人需求导向的楚雄州税务局政务公开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有助于促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政府透明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人民群众的国家治理主体意识日益增强,对政府部门的政务公开工作也有了更高的期盼和要求。税务部门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管理部门,做好政务公开工作,有助于规范税收执法,优化纳税服务,加强廉洁自律,更好地发挥税收职能作用。近年来,基层税务部门对政务公开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公开平台建设,扩大主动公开范围,常态化实施政务公开,政务公开的质量和效率得到显着提升。但是从当前基层税务部门政务公开总体情况看,政务公开水平与纳税人日益多样化的信息需求之间仍有差距,政务公开工作仍然需要进一步改进提升。本文从楚雄州税务局政务公开工作的现状出发,以纳税人对税务部门政务公开的需求为导向,将服务型政府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知情权理论、税收遵从理论等运用于改进提升政务公开工作实践,总结回顾楚雄州税务局政务公开体系建设的历程,查找了楚雄州税务局政务公开中存在的政务公开内容不全面、政务公开时效性不强、公开信息获取不方便、公开信息质量不高、政务公开缺乏互动等方面的问题,从思想认识、制度建设、保障措施、监督考核等方面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针对楚雄州税务局政务公开存在的问题,在分析纳税人政务公开调查问卷数据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积极转变政务公开的思想观念、加快政务公开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加强政务公开平台建设、规范政务公开实施工作、健全政务公开监督考核评价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改进对策。
张佳臻[4]（2021）在《重大疫情背景下的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命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都来了巨大威胁,尤其是此次新冠疫情,其影响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传染性之强、持续时间之久,都是前所未有的。疫情发生后,我国政府第一时间出台疫情应对方案,将疫情损失尽可能降到最低,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其组成部分在宏观经济的逆周期调节和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影响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次疫情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即使疫情过去了,我们依然处于高风险社会,在将来较长一段时间里,这种高度不确定性将会一直伴随人类左右,从这个角度来讲,本文的研究是非常有分析意义和价值的。往小来说,它研究的是一个特殊时期一类特定主体的税收优惠政策;往大来讲,它研究的是在面对重大疫情这样的不确定性事件时税收优惠政策的着力点和功能定位。本文将在此背景下展开研究,通过梳理适用疫情条件下的一般性税收优惠政策和疫情期间出台的临时性税收优惠政策,结合疫情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分析应对疫情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同时借鉴了美国、日本、英国和韩国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税收优惠实践,得出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做法,进而提出重大疫情背景下税收优惠政策的发展趋势和优化建议。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梳理并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以及可能存在的不足。第二部分为重大疫情背景下的税收优惠政策的理论基础。包括对本文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依据和税收优惠政策在重大疫情背景下的作用机理。第三部分为新冠疫情的冲击路径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本部分以新冠疫情为例,简要阐述此次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路径,重点分析新冠疫情背景下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第四部分为应对新冠疫情的税收优惠政策分析,首先梳理应对新冠疫情的税收优惠政策,其次,从政策出台时机、政策设计层面、政策实施效果、税收征管等方面剖析应对疫情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为国外应对疫情的税收优惠政策借鉴与启示,本部分选取美国、日本、英国和韩国作为分析和借鉴对象,结合我国现实得出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做法。第六部分为重大疫情背景下税收优惠政策的改革趋势和优化建议,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总结税收优惠政策的发展趋势,并且从重大疫情发生前、发生时和发生后三个阶段探讨今后在应对重大疫情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税收优惠政策的优化建议。
尹悦[5]（2020）在《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研究 ——以新冠疫情为例》文中认为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对我国的社会运转、经济发展等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内容也再次成为社会热议的重要话题和众多学者研究的主题。2002年“非典”疫情（SARS）和正在发生的“新冠”疫情（COVID-19）,都是属于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类突发事件,不仅严重损害了我国公众的健康,还扰乱了社会正常的运转秩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都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在疫情发后,国家从上至下,各级政府、各个部门、整个社会都迅速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当中。在此之中,国家的整体宏观调控发挥了关建作用,而税收政策作为其中重要“抓手”之一,也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恢复社会经济发展活力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本文将通过分析税收政策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联性及其作用机理,为政策现状分析、实证分析奠定了充足的理论基础,而后对我国现有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以“非典”、“新冠”两个时期的政策作对比分析,找到存在的不足及原因。最后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论文的最后将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此外,本文将数据分析和理论研究相结合,在分析过程中将着眼于我国目前税收优惠政策分别对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的效用研究,找到存在的不足,并根据疫情的特殊性,从疫情“爆发期”、“稳定期”、“恢复期”作为阶段来划分相对应的税收政策,提出了“出台更具有针对性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构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长效机制”等政策建议,让税收政策助力防控公共卫生事件和恢复助推经济发展“双轨并行”。
吕从钢[6]（2020）在《高质量发展下江西省创新激励的税收政策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关键的时间节点,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持续加大,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已经成为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根据近年来我国提出的重大经济发展方针政策来看,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思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重大政策中均有体现,也将成为经济政策设计和落实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抓手。要想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必须坚持科技创新,坚持高质量发展。而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财税政策的支持,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中承担着重要职责,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支撑。更好地发挥财税政策效应以推动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特别是关于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能够让创新主体切实获得经济利益,根据财政部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减税降费超过2.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2%,政府通过强力激励举措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更好运行,引导企业积极主动推进科技创新活动。但目前关于我国现行税收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的评估还未能深入推进,如何改善税收政策的不足、优化税收优惠设计、提升科技创新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近期研究的重点。而且在这一研究主题开展过程中,我们发现江西省作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近年来的发展中正在逐步加强创新驱动战略落实,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实效。2019年全省生产总值24757.5亿元,同比增长8.0%,增速为全国第4、中部第1;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1.6%,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36.1%、21.2%,分别提高2.3和4.1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企业突破5000家。江西省已经认识到了税收政策在推动企业科技创新的激励作用,积极执行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并出台了一些契合自身省情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增值税税率下调、社保缴纳比例下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等。本文以高质量发展下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为研究对象,基于多重研究视角,利用多种实证分析方法尝试测度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的程度大小及其可能存在问题不足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具体研究内容如下。首先,深入剖析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基于文献检索的结果,针对创新激励、主体税种与准自然实验税收政策效应相关研究,高质量发展、阶段性特征与综合税收政策效应相关研究,融资约束、创新行为与综合税收政策净效应相关研究等进行了综述。进而分析了高质量发展下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的理论基础,阐释了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税收政策等基本概念,介绍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外部性理论、创新理论、公共财政理论等,剖析了税收政策作用于创新激励的机理。其次,针对高质量发展下创新激励税收政策进行规范分析,重点介绍了部分主体税种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相关税收政策基本情况,分析了科技创新研发投入、人员投入、创新产出等基本情况,指出创新激励税收政策的税收优惠与创新行为之间存在不一致性、税收优惠主体覆盖范围不广、缺乏对于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税收政策对初创企业激励不足等问题。然后,基于准自然实验方法对部分主体税种的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创新激励的税收政策效应存在且显着,但不同税收政策的效应程度大小有差异,验证了研究假设1（不同税收政策在创新驱动过程中所能产生的实际激励效果程度均将显着为正）。基于PSM-DID模型对阶段性特征影响下的创新激励综合税收政策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高质量发展下综合税收政策对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十分显着,在融合各类综合政策及阶段性特征影响下的情况下,GZL的综合政策效应达到了15.2%,验证了研究假设2（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影响下,创新激励综合税收政策效应将显着为正）及其阶段性特征的具体假设。基于融资约束对创新激励综合税收政策净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结果显示,融资约束对创新激励综合政策产出水平（GZL）存在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是显着存在的,验证了研究假设3（融资约束下的高质量发展创新激励综合税收政策净效应会呈现下降趋势）。最后,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以及前人相关研究成果,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现行创新激励税收制度体系,重点优化创新激励阶段性税收政策,积极健全创新激励税收政策多方协调机制等方面的内容。此外,还针对本文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指出本文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今后研究中需要完善的地方,并作了相应的研究展望。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上。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在综合文献述评前提下,选择了部分主体税种的税收政策效应进行程度大小的分析,与前人研究相比,研究视角有所拓展。其中基于准自然实验视角下的分析,将多个税种的分析纳入统一框架,较以往分析多了一些可做比较的内容;高质量发展下的综合政策分析则是将最新发展理念与综合分析框架相结合,其应用程度更加深入;同时,积极考察异质性因素,在相关分析已经有所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选择了融资约束这一较为突出的异质性因素进行深入剖析,为异质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二,研究方法上。选择了目前在分析政策效应上较为常用的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方法针对部分主体税种的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进行初步分析,得出了比较可靠的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尝试用PSMDID分析方法,针对目前阶段性特征影响下的综合税收政策效应结果进行实证分析,这一方法的应用目前还较为少见,其得出的综合政策效应结果应该更为可信。在融资约束问题考察上,为了得出更为可靠的创新激励综合税收政策净效应,放弃了传统的回归分析模型方法,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方法,通过Frontier4.1计量软件的应用,尝试分析得出更真实的净效应结果,为政策建议提供更强有力的实证分析结论。第三,研究内容上。在多年的调查研究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企业实际运行数据,关于税收政策的相关研究也不断增长。在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对象之后,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针对江西省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实地调研,获取了近千家企业的相关基础数据,在此基础上已经对创新激励的税收政策,特别是高质量发展概念提出以来的相关基础情况了解非常透彻,基于这些样本数据的分析能获取高质量发展下江西省创新激励的税收政策真实效应结果,对于推动江西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都能够提供成功样板,而且能够有效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吴祺[7]（2020）在《中国创新政策 ——演进、机理及绩效评价》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实力迅速发展,一系列自主创新工程的圆满完成,彰显了我国强大的自主创新潜力,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科技创新进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新阶段。《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20062020）》明确指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在中国经济新常态及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显着增强的环境下,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的转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与国外先进创新型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部分行业知识产权依存度偏高,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仍然依靠进口,国家技术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主创新政策体系演进与构成的梳理,客观评价了当前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实践的成就、经验和问题,根据新构建的创新活动分析研究框架,创造性的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典型模式和路径特征进行了分类研究,运用计量模型验证了我国创新政策的宏观整体效应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影响,并以财税政策为例,聚焦创新政策对企业微观层面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论证了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协同作用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提高我国创新政策质量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推进我国创新政策朝着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依据。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取得了以下方面可能的创新成果:1、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现状评价。本文基于对我国自主创新政策文本的分析和解读,回顾了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历史,进而从主要成就、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客观系统的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主创新的实践水平和国际地位。研究表明,建国以来,中国创新政策一直致力于解决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宏观政策为指导,促进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而形成科技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优化。这背后体现了各级政府对科技政策、创新体系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理解的逐步深化。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创新投入的强力支撑、政府市场和良性互动、地方实践的积累扩散和协同创新的活力释放,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主要体现为:科研投入夯实创新基础、基础和应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创新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动力、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自主创新还面临着科技人才队伍结构不优、各类企业创新表现不均、知识产权保护维权不力、企业创新经济效益不高、政府创新管理定位不清等问题。2、中国自主创新的路径特征和典型模式。本文基于传统的技术创新政策分析框架,在其基础上优化完善,设计出用于分析中国创新活动的研究框架,创造性的将中国自主创新的典型路径归纳为“逼出来”、“等出来”、“争出来”、“网出来”这四种模式,并分别对各类创新模式的定义、创新基础、创新环境和创新主体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以四种典型产业集群为例对各类创新模式的绩效进行了评价。具体而言,第一种模式可称之为“逼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实行举国体制、集中科技精英、实施系统工程和增强综合国力为主要特征,其创新基础是国家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和国防开支的持续增长,创新环境是国际封锁和军民融合同时并存,创新主体已由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所逐步向军工集团和部分民营企业拓展。第二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等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一般以国家主导的大型项目和工程为依托,与基础设施建设紧密相关,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因“时间差”、“空间差”和“政策差”等原因,该类创新往往具备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主要特征,从而提高了创新效率,降低了创新成本。以大型建筑央企为代表的创新主体为我国高铁、桥梁、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第三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争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价值发现、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为基本特征,其主体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产业布局通常集中于战略新兴产业。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代表的优秀民营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创新成果使企业实现了盈利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双赢。第四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网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信息技术进步为基础,以新兴互联网企业巨头为主体,以商业模式创新和强扩展性为主要特征,在移动社交、电子商务、共享经济和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成果显着,深刻改变了当今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但也存在垄断市场、滥用市场地位和复制商业模式等问题。3、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总体效应测度。本文根据相关统计资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DEA超效率模型的计量分析方法,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总体效应、时期差异和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探究了创新政策工具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创新产出的差异化影响。首先,中央及各级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刺激创新的供给及需求方面政策均有着正向作用,这说明这两类政策的落实情况比较到位,但是创新环境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其次,不同时期内的创新政策效果有着明显差异,在“十一五”期间仅有供给型的创新政策有着显着的促进效应,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没未起到显着推动效果。而在“十二五”期间仅环境型创新政策无明显正向效果,需求型和供给型政策均产生了一定效果。最后,我国创新政策绩效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的整体创新绩效相对较高,且常年处于有效率状态,中西部地区的效率测算值则相对低下,长期均处于低效率或无效率状态,尤其是个别西部省份与全国其他省份的差距十分明显。该部分的研究有助于科学认识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绩效水平,正确地揭示自主创新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有利于引导政府对自主创新政策进行甄别和选择。4、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效应检验。除宏观层面的创新政策绩效测度外,本文还关注了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这一微观层面的效果。考虑到创新政策工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财税政策这一典型的创新政策为代表,并将其细分为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种政策工具,探究该类政策对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具体提升效果。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相对于未享受财税政策的企业而言,享受了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的企业创新绩效更优;相对于只享受了税收优惠的企业,同时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企业创新绩效更优。这一研究结论表明,单一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只有通过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配合,并保持政策的连贯性,才能最大程度的创新政策的激励效果,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我国创新政策的优化和完善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一是要明确政府、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差异化功能定位,进一步明确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市场的创新价值实现机制,发挥政府的规制保障作用,最终形成三位一体的中国自主创新体系;二是创新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应考虑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地区发展水平,尤其要考虑不同地区各类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否则会出现不同类别政策抵触现象,从而很难实现政策效果最大化。三是以金融信贷、税收优惠为代表的环境型政策工具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绩效评价中均未体现出应有的激励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和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均不明显,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环境型创新政策工具的完善和落实,营造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创新环境。
林明灯[8]（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认为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姜群[9]（2019）在《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 ——实证分析与政策优化》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基础研究是创新之源,对于提升我国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基础研究是培育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的重要载体,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强化基础研究战略部署,把基础研究成果和科技人才作为提升本国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在全球科技竞争正不断向基础研究前移的趋势下,基础研究成为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和实现科技强国的重要途径,强大的基础研究实力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同时,基础研究的知识成果能够增加一国乃至全球的知识储备,是一国综合国力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是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前提和关键。加强基础研究是提高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积累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是跻身世界科技强国的必要条件。在投资和从事基础研究过程中,政策制定对于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至关重要,而随着财政在国家治理中作用的不断提升,如何借助于财政政策实现基础研究成果的突破,提高我国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理性客观地分析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现状与存在的不足,探索促进基础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升的有效路径,为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探讨了财政政策在基础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除绪论外,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我国支持基础研究财政政策的现状进行分析。其次,采用DEA和Tobit模型,对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效率进行了量化评价,揭示其影响因素。再次,采用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方法深入剖析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然后,采用归纳比较分析方法论述了国外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最后,基于以上内容,对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有效路径提出可行性政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现状分析。主要围绕基础研究整体发展情况、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政策、政府采购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四个方面对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现状进行分析:第一,基础学科研究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基础研究发展平台逐步完善、企业关注力度有所提升、基础研究成果多方面提高。第二,19842018年,我国相继出台了适应不同时期的基础研究发展战略及人才计划,基础研究得到快速发展;财政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人员队伍不断壮大,但依然存在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偏低、渠道单一、基础研究薄弱的短视现象。第三,为了促进基础研究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基础研究的政府采购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2）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的实证分析。鉴于财政作用于基础研究有两个可能的重要渠道:一是影响基础研究投入的效率与效果;二是影响拔尖人才的成长。首先,以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模型对20092016年基础研究投入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并运用Tobit模型从经济、人力、地区、社会、贸易、财政结构等角度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效率与技术变化的年平均下降速度均为4%,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综合效率指数年平均提升1%。从具体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源水平对于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社会信息化水平、财政支出结构表现出负向影响,人口密度、财政负担对基础研究投入效率影响效果不明显。其次,以19992016年1971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分布及成长路径。从学科分布上可看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学科的分布上存在集中趋势,主要分布在工学和理学两个学科上,共约占总人数的71%;不同学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年龄上存在较大差异;赫芬达尔指数表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依托单位的分布上呈高度集中趋势。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发现拥有国际化教育背景、本硕博直读型培养方式、分学科分类别交叉型教育模式有利于加速拔尖人才的形成。（3）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第一,在支持基础研究财政政策体系方面,财政投入机制不完善,财政科学技术支出预算权限在分配上没有实现统一与制衡;财政投入强度不足,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处于较低水平;财政科技支出结构偏向严重,中央财政科技支出中以应用研究为主,地方的财政科技支出以技术研究与开发为主,均未给予基础研究应有的重视;未形成多元投入机制,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渠道单一,企业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和参与度不足;财政投入地区不均衡,基础研究投入效率有待提高等。同时,在政府采购政策方面存在采购规模小、可操作性差、支持范围有限等问题。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表现出立法层级偏低、政策缺乏稳定性、税收优惠政策间不协调、普惠性力度不强、税收优惠方式单一等一系列问题。第二,在财政支持基础研究人才发展研究方面,教育投入不足、政策激励程度有限、人才分布集中是制约人才发展的主要原因。（4）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国际比较。选择美国、日本、韩国等创新型国家为研究对象,从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执行结构、投入规模、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三国在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体系上各具特色。美国的主要特点是资助体系表现为政府与企业双主体运行,各主体资助结构迥异,任务导向型特征明显,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形成了侧重于“所得税减免”的税收优惠体系;日本政府内部拥有稳定的基础研究资助部门,基础研究经费分类拨付,高度重视竞争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其税收优惠偏重于“应税收入抵扣”;韩国政府形成了因时而变的灵活资助模式,注重基础研究发展的政策配套。三国的共同点在于构建以政府与企业共同参与的资助体系,以大学或企业为主体的执行结构,稳定充足的投入规模,有效的税收优惠制度。（5）政策建议。在前文理论基础、现状分析、实证分析、国外借鉴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支持基础研究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具体包括:第一,优化财政投入体制机制。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进一步调整中央、地方的财政投入结构,完善资助体系;均衡基础研究区域发展。第二,调整财政投入结构,提升经费使用效率。第三,完善促进人才成长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遵循培养规律,均衡人才分布,完善激励机制,增加人文关怀。第四,强化支持基础研究的税收政策。构建基础研究税收政策体系,明确税收优惠政策的定位,增加税收优惠政策手段。最后,从优化基础研究环境、发挥政府采购的激励效应、注重学科均衡发展、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联合、提高基础研究成果的质量等方面提出促进基础研究发展的综合性配套措施。
郑涵[10]（2019）在《“营改增”后推进金融业税收制度完善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金融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金融业的税收制度作为我国税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为国家贡献重要的财政收入以外,也潜移默化地给金融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基于税收原则理论、税收中性理论、最优税制理论及税收职能理论等基础理论,通过历史与现状的纵向比较,本行业与其他行业及国际上相关国家的横向比较,揭示我国金融业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结合“营改增”顺利落地实施这一历史契机,提出税收制度完善与税收立法应相辅相成,二者相得益彰。同时本文就推进我国金融业税收制度完善和立法的指导思路和路径选择,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根据以上思路,本文论述内容如下:论文首先探寻我国金融业税收制度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进程,归纳各阶段的特点,金融业税收制度的沿革是与宏观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但我国金融业税收制度发展仍需要关注一些问题。站在今天的历史时点和空间位置,对我国金融税制现状特点进行归纳和评价,更深刻的阐述了我国金融业税制的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重点分析了“营改增”税制改革给金融业带来的影响,包括其对普遍关注的金融业税负的影响;对金融业经营模式、经营成果、管理行为等方面的影响,从多个侧面评价了“营改增”在金融税制改革中的历史作用、对金融业带来的影响和意义。本文以具有较好代表性的国有五大商业银行数据为基础,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对金融主体征收的税收,尤其是间接税,对金融主体的生产经营和发展带来了非中性影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主体的盈利能力和效率,进而影响了金融市场的效率和活力。同时,随着金融主体积极性的降低,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实证分析后,本文论述了如何体现一个科学、现代的金融业税制体系的税收中性特征,如何选择实现税收中性的路径。通过比较国际上相关国家的整体税制设计思路和税种要素,分析其税制设计背后的原因,具体从直接税和间接税两方面比较税制结构、税种选择和税种要素等,分析国际上相关国家金融业税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结合我国金融业发展实践,研究国际上相关国家税制给我国金融业税制完善带来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我国金融业双主体税种的情况下,完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是完善我国金融税制体系的有力抓手。“营改增”改革之后,作为金融业主体税种的增值税立法已经刻不容缓。本文论述了金融税收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立法路径的选择上,应尽可能的采用原则性立法的模式,同时在法律具体内容中对相关产品服务约定清楚。在“营改增”后相对稳定的时期,应该尽可能做到先立法后改革。金融业税收制度的立法要明确立法与授权的关系,促进现代税制结构的形成,要明确政策目的,坚持税制改革的初衷。结合国内外热点问题,我国应着眼建立能适应经济全球化、防范金融危机风险、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体系。税收制度完善与税收立法相辅相成。税制完善要通过深化税制改革,凝炼税制要素来完善,又通过税收立法来引领,从而推进税收立法。而我国税收立法应具有前瞻性,更好发挥税收立法对税收制度完善的引领作用。在使完善税收制度与税收立法二者相辅相成的总体思路下,本文从作为具体立法内容的税收制度,即从直接税、间接税结构和内容角度,对税制结构、税种要素的完善提出了创新性的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写作视角具有创新性,从适用金融业税收政策的主体角度,对“营改增”实施后推进金融业税收制度完善问题进行研究。以税收制度对金融主体在经济运行中的影响进行分析,论述金融业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营改增”改革及“营改增”后金融业税收制度对金融业的影响及推进制度完善和税收立法的相关建议。以金融业市场主体的视角,对税收制度对金融业影响进行了量化评估,包括统计性的数据分析、归纳金融业税收政策特点、“营改增”对金融机构主体税负变化及经营结果的影响、降低间接税税率对金融机构主体的影响等等,提出了创新性的建议。实证分析部分的模型建立、变量设定及结论分析具有创新性。论文结合面板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混合的数据特点,选取税收变量和可以代表金融业经营指标的变量,建立模型,分析得到税收对金融主体盈利能力、经营效率、信贷规模等非中性影响的结论。为后文分析实现税收中性的途径奠定了基础。在比较我国与国际上相关国家税收制度时,本文并没有简单分析税收制度内容的不同,而是从税收制度设计的理念和整体思路出发,分析税收制度设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我国金融业特点,提出我国金融业税收制度需向国际上相关国家借鉴和完善方面的建议。本文提出了以下结论:关于通过实证分析得到金融业税收影响金融主体的盈利能力、经营效率和信贷规模,进而影响了金融业的活力和效率,不利于体现税收中性特征的结论。提出通过尽可能全面降低税收对金融业经营的影响,降低税负,尤其是间接税税负、缩小免税范围、保证抵扣链条完整、合理设定征税环节等方式以实现税收中性,提高社会整体福利;降低税收遵从成本也是体现税收中性的重要方面,税收中性不单单体现在税收金额上,也体现在不给纳税人带来超额负担,降低税收遵从成本,提高整体社会效率方面。通过与国际上相关国家的金融业税制结构、税种要素进行比较,分析其设计原因、理念及发展思路,提出需树立大局意识、全面考虑战略性、系统性的问题,需统筹考虑税制结构、各税种的配合与衔接,在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的同时优化各税种要素。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暂时不宜开征银行税等功能性税种,但可以向国际上相关国家借鉴,合理设计间接税征税环节,试点消费地原则增值税,以更好的发挥税收中性特征,均衡税源。对于税种要素中降低税率及税率简并的方式,国际上相关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情况不同,我国在减并税率的过程中,应统筹考虑如何完善税收优惠制度。本文创新性的提出了金融业税收制度完善与税收立法的关系,二者相互推进,相辅相成。深化税制改革,凝练税制要素,完善金融业税制是推进金融业税收立法的基础;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推进税收立法又引领税制改革。推进税收制度完善应兼顾好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抑制金融风险与推进金融创新的平衡、建立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平衡、优化税制结构与构建地方税税制体系的平衡。我国宏观经济大形势和金融业发展热点问题不可避免的影响了金融业税制发展和演进,在金融全球化、数字化、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结合当今宏观经济和社会的热点问题,应更好发挥立法前瞻性对金融业税收制度完善的引领作用。结合金融业自身特点,本文论述了应在一种产品服务一种税收规则的方式明确税种要素的基础上,采用原则性的立法模式。同时在“营改增”实施后税种要素相对科学合理、税收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尽可能选用先立法后改革的路径。对于完善金融业间接税税收制度的具体建议,论文提出:1.应尽快完善传统信贷业务等核心业务间接税税收制度,短期内贷款利息支出进项税应允许下游企业进行部分抵扣,在财政收入允许的范围内,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中期,进一步允许贷款利息支出进项税全额抵扣;长期,应对金融业核心业务免税,并给融资企业配套的进项税扣除政策。2.随着我国增值税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应进一步降低、简并增值税税率。短期内,参考现代生产生活服务业的进项税配套扣除政策完善金融业相关抵扣配套政策;中期,考虑调整较高两档增值税税率,适当降低金融业核心业务税率;长期,随着我国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的改革完成,对金融业核心业务免税。3.对金融业相关业务,理顺增值额,确定合理的计税基础。4.合理确定征税范围。5.将增值税改革融入到中央、地方税制建设的过程当中;中央地方的税收收入分配应保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采用以事权定财权的原则,使地方政府具有积极性。我国可考虑由现在的按比例分成方式逐渐转变为特殊行业分配原则与消费地原则相结合的模式,对于部分特殊行业增值税收入归中央政府,用于风险防范、危机应对及补偿税式支出等,对于其他行业,结合可以调整的分成比例,试点实行消费地增值税,以更好的体现税收中性,公平各地区税负,使地方政府注重内涵式发展。6.尽快推进增值税电子发票建设,提高征管效率,降低遵从成本。7.用好税收优惠政策,有的放矢,通过完善资本市场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小微企业、农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等,使金融业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等等。对于完善金融业直接税税收制度的具体建议,论文提出:1.合理设定金融业企业所得税税负。2.合理设定所得税税率结构。3.将金融业风险防范与企业所得税制度紧密结合。4.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更好的发挥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等。总之,“营改增”实施后应积极推进金融业税收制度的完善,同时加快推进适应并促进金融业发展的金融业税制（如增值税制等）的立法进程。
二、重大税收优惠政策出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重大税收优惠政策出台（论文提纲范文）
（1）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地方执行研究 ——以内蒙古W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国外相关研究 |
| 2.国内相关研究 |
| 3.国内外相关研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内容 |
| 3.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限度 |
| 1.创新之处 |
| 2.研究限度 |
| 一、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大企业 |
| 2.税收优惠 |
| 3.政策执行 |
| (二)本项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税收激励理论 |
| 2.米特–霍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 |
| 二、W市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现状及成效分析 |
| (一)W市大企业概况 |
| 1.W市大企业构成情况 |
| 2.大企业对W市的税收贡献 |
| (二)W市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现状 |
| 1.政策标准与目标的设置 |
| 2.政策执行资源的配置 |
| 3.政策执行机构的特性 |
| 4.政策执行方式 |
| 5.政策执行环境 |
| 6.政策执行人的价值取向 |
| (三)W市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初步成效 |
| 1.降低了大企业的税收成本 |
| 2.激励了大企业的研发支出 |
| 3.推动了地方经济稳定增长 |
| 三、W市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W市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面临的主要问题 |
| 1.部分优惠政策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 |
| 2.政策执行资源配置不充分、不到位 |
| 3.基层税务机关的政策执行能力不足 |
| 4.政策执行方式与大企业需求不匹配 |
| 5.政策执行环境欠佳形成了外部制约 |
| 6.部分税务人员对政策的选择性执行 |
| (二)W市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面临问题的原因分析 |
| 1.部分政策标准与目标的设置不科学 |
| 2.政策执行资源配置问题被长期忽视 |
| 3.基层税务机关的管理水平亟待提高 |
| 4.政策执行方式未能实现服务型转向 |
| 5.政策执行环境存在诸多不可控因素 |
| 6.培训、考核与奖惩制度缺乏实效性 |
| 四、可供借鉴的国内外经验与启示 |
| (一)可供借鉴的国内外经验 |
| 1.国外经验 |
| 2.国内经验 |
| (二)对W市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启示 |
| 1.通过立法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
| 2.实现优惠政策执行的专业化 |
| 3.重视政策执行中的纳税服务 |
| 五、提升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地方执行质效的对策及建议 |
| (一)科学设置政策标准与目标 |
| 1.政策制定要注重系统性和整合性 |
| 2.目标设定要力求稳定性和长远性 |
| 3.标准设计要注重合理性和适用性 |
| (二)合理配置政策执行资源 |
| 1.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
| 2.加强信息资源整合 |
| 3.充分利用外部资源 |
| (三)全面提升税务机关政策执行力 |
| 1.实现政策执行的专业化管理 |
| 2.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与配合 |
| 3.健全税务机关内部监督机制 |
| (四)切实改进政策执行方式 |
| 1.政策宣传与培训要精准 |
| 2.办理程序要精简规范 |
| 3.服务措施要严格落实 |
| (五)不断优化政策执行环境 |
| 1.进一步改善税收法制环境 |
| 2.创造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 |
| 3.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
| (六)规范政策执行人的行为 |
| 1.加强职纪教育和业务培训 |
| 2.建立健全考核和奖惩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调查问卷 |
| 附录2 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
| 致谢 |
（2）减税降费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及建议 ——以J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分析 |
| 2.1 我国中小企业基本界定 |
| 2.2 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征与作用 |
| 2.2.1 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征 |
| 2.2.2 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
| 2.3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挑战 |
| 2.3.1 中小企业税费负担重 |
| 2.3.2 中小企业融资难 |
| 2.3.3 中小企业人才流失严重 |
| 3 我国现行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梳理 |
| 3.1 减税降费政策出台的背景意义 |
| 3.2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 |
| 3.3 支持融资税收优惠 |
| 3.4 促进技术进步税收优惠 |
| 3.5 其他方面的减税降费政策 |
| 4 减税降费政策对中小企业的成效——以J市为例 |
| 4.1 助力了企业降本增效 |
| 4.2 鼓励了企业创新转型 |
| 4.3 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
| 5 中小企业在减税降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5.1 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不协调 |
| 5.2 减税降费政策缺乏系统性、稳定性 |
| 5.3 不同行业间受益程度不一 |
| 5.4 部分政策门槛高影响减税降费效果 |
| 6 完善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政策的对策建议 |
| 6.1 提高直接税在税收结构中的比重 |
| 6.2 提高政策稳定性,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
| 6.2.1 完善税种间的政策协调 |
| 6.2.2 建立规范的政策框架 |
| 6.2.3 加强减税降费统计核算 |
| 6.3 加强税收征管,降低遵循成本 |
| 6.3.1 加强日常跟踪管理 |
| 6.3.2 完善认定管理办法 |
| 6.3.3 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
| 6.4 拓展减税降费形式,丰富政策扶持手段 |
| 6.4.1 加强政策宣传 |
| 6.4.2 加大优惠力度 |
| 6.4.3 优化管理服务 |
| 6.5 减轻中小企业融资压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基于纳税人需求导向的楚雄州税务局政务公开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文献评述 |
| 三、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界定和相关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 一、政务公开 |
| 二、政务公开与政府信息公开 |
| 三、税务政务公开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服务型政府理论 |
|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三、知情权理论 |
| 四、税收遵从理论 |
| 第二章 楚雄州税务局政务公开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税务政务公开的相关制度 |
| 一、我国政务公开制度概述 |
| 二、税务系统政务公开的相关要求 |
| 第二节 楚雄州税务局政务公开现状 |
| 一、政务公开的制度建设 |
| 二、政务公开的组织领导 |
| 三、政务公开的内容及流程 |
| 四、政务公开平台建设情况 |
| 五、开展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情况 |
| 第三节 楚雄州税务局政务公开绩效考评现状 |
| 一、考核指标内容 |
| 二、指标考核情况 |
| 第四节 楚雄州税务局政务公开成效 |
| 一、促进税收执法规范化 |
| 二、提升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 |
| 三、促进税收营商环境优化 |
| 四、促进机关行政效能提升 |
| 第三章 纳税人政务公开需求及满意度调查分析 |
| 第一节 调查问卷说明 |
| 一、问卷设计情况 |
| 二、调查样本构成 |
| 第二节 纳税人政务公开需求分析 |
| 一、政务公开的内容需求分析 |
| 二、政务公开的平台需求分析 |
| 三、政务公开的质量需求分析 |
| 四、政务公开的时效需求分析 |
| 五、政务公开的服务需求分析 |
| 六、关于政务公开的监督要求分析 |
| 第三节 纳税人对楚雄州税务局政务公开现状满意度分析 |
| 一、纳税人对税务政务公开工作的总体评价 |
| 二、纳税人对税务政务公开工作的分项指标评价 |
| 第四章 楚雄州税务局政务公开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政务公开内容不够全面 |
| 一、决策信息公开不全面 |
| 二、执行信息公开不全面 |
| 三、管理信息公开不全面 |
| 四、服务信息公开不全面 |
| 五、结果信息公开不全面 |
| 第二节 政务公开平台建设不够完善 |
| 一、线上、线下信息资源整合不到位 |
| 二、网站功能不完善 |
| 三、税收新媒体作用发挥不充分 |
| 第三节 发布信息质量不高 |
| 一、公开格式不规范 |
| 二、内容呈现形式单一 |
| 三、公开精准度不够 |
| 四、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不足 |
| 第四节 政务公开的时效性不够强 |
| 一、信息发布不及时 |
| 二、过期信息清理不及时 |
| 三、政策解读不及时 |
| 第五节 政务公开服务有待提升 |
| 一、依申请公开服务还需改进 |
| 二、征纳双方双向互动还需加强 |
| 三、缺乏政务公开工作中的问题收集反馈机制 |
| 四、政务公开信息查询渠道还需拓展 |
| 五、政务公开监督和救济工作还需加强 |
| 第五章 楚雄州税务局政务公开问题的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思想认识不到位 |
| 一、税务机关对政务公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
| 二、税务机关政务公开服务意识不够强 |
| 三、政务公开与信息安全的关系处理不到位 |
| 四、纳税人政务公开参与意识不强 |
| 第二节 政务公开法律制度不健全 |
| 一、政务公开立法滞后 |
| 二、税务部门政务公开管理制度不健全 |
| 三、税务部门政务公开救济制度不健全 |
| 第三节 政务公开保障措施不到位 |
| 一、机构人员保障不到位 |
| 二、政务公开经费保障不足 |
| 三、培训宣传保障不到位 |
| 第四节 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 |
| 一、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 |
| 二、内部考核机制不健全 |
| 三、激励问责机制不健全 |
| 第六章 改进楚雄州税务局政务公开工作的对策 |
| 第一节 树立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的政务公开理念 |
| 一、充分认识做好政务公开工作的重要意义 |
| 二、进一步增强征纳双方政务公开意识 |
| 三、正确处理税务政务公开与信息安全的关系 |
| 四、正确处理好税务政务公开与税收宣传的关系 |
| 第二节 加快政务公开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建设 |
| 一、加快政务公开法律体系建设 |
| 二、完善税务部门政务公开制度 |
| 三、严格执行法律制度规定 |
| 第三节 立足纳税人需求加强政务公开平台建设 |
| 一、整合利用传统政务公开平台资源 |
| 二、加强部门网站建设 |
| 三、用好用活新媒体平台 |
| 四、增强政务公开平台互动效果 |
| 五、建立基于民众需求导向的税收大数据分析发布机制 |
| 第四节 健全政务公开保障机制 |
| 一、强化组织保障 |
| 二、强化人才保障 |
| 三、强化经费保障 |
| 四、强化技术保障 |
| 第五节 规范税务政务公开实施工作 |
| 一、推进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
| 二、明确界定政务公开范围 |
| 三、规范政务公开流程 |
| 四、增强政务公开时效性 |
| 第六节 健全政务公开监督考核评价机制 |
| 一、制定科学合理的政务公开考核评价指标 |
| 二、引入第三方对政务公开进行多维度评价 |
| 三、加强政务公开考核评价结果运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楚雄州税务局政务公开调查问卷 |
| 致谢 |
（4）重大疫情背景下的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基于宏观层面的研究综述 |
| 二、基于微观层面的研究综述 |
| 三、疫情期间的财税政策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或有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重大疫情背景下的税收优惠政策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重大疫情背景下的税收优惠政策理论依据 |
| 一、公共风险理论 |
| 二、灾害经济学 |
| 三、税收激励理论 |
| 第二节 重大疫情背景下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必要性 |
| 一、支持重大疫情防控 |
| 二、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 |
| 三、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
| 第三章 重大疫情背景下税收优惠政策的问题分析——以新冠疫情为例 |
| 第一节 新冠疫情影响经济发展的表现 |
| 一、新冠疫情对不同区域的影响 |
| 二、新冠疫情对不同产业的影响 |
| 三、新冠疫情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 |
| 第二节 应对新冠疫情的税收优惠政策梳理 |
| 一、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 |
| 二、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 |
| 三、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 |
| 四、其他税收优惠政策 |
| 第三节 应对新冠疫情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不足与原因分析 |
| 一、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时间存在滞后性 |
| 二、税收优惠政策的针对性有所欠缺 |
| 三、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地效果和纳税人的政策诉求存在偏差 |
| 四、短期税收优惠政策较多,长期政策不足 |
| 五、税收征管的信息化和法治化水平有待加强 |
| 第四章 重大疫情防控的税收政策国际实践与启示 |
| 第一节 国外应对重大疫情的税收优惠政策借鉴 |
| 一、美国应对疫情的税收优惠政策 |
| 二、日本应对疫情的税收优惠政策 |
| 三、英国应对疫情的税收优惠政策 |
| 四、韩国应对疫情的税收优惠政策 |
| 第二节 国外应对重大疫情的税收优惠政策启示 |
| 一、应急税收优惠政策应有法律保障 |
| 二、重视对居民个人和家庭的扶持 |
| 三、政策更多向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倾斜 |
| 四、注重疫情防控与提振经济同步推进 |
| 第五章 重大疫情背景下税收优惠政策的优化方向和建议 |
| 第一节 后疫情时代税收优惠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国际税收合作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
| 二、经济新业态税收问题成为国际税收的焦点 |
| 三、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尚需持续加强 |
| 第二节 重大疫情背景下税收优惠政策的优化建议 |
| 一、重大疫情发生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强化制度保障与预警机制 |
| 二、重大疫情发生时的税收优惠政策:强调政策适宜与协调统筹 |
| 三、重大疫情发生后的税收优惠政策:强调财税改革协同推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研究 ——以新冠疫情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三、文献综述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
| 二、税收制度体系 |
| 三、税收优惠政策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公共产品理论 |
| 二、税收宏观调控理论 |
| 三、税收的公平与效率 |
| 第二章 税收政策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联性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
| 第一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分析 |
| 一、对社会的整体影响 |
| 二、对经济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税收政策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联性 |
|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税收的影响 |
| 二、税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作用 |
| 第三节 税收政策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的作用 |
| 一、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初期的作用 |
| 二、公共卫生事件中后期的作用 |
| 三、公共卫生事件恢复期的作用 |
| 第三章 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梳理与评价 |
| 一、一般性税收政策现状梳理分析 |
| 二、临时性税收政策现状梳理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成效分析 |
| 一、税收政策对比分析 |
| 二、税收政策运行效果分析 |
| 第四章 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优势与不足分析 |
| 第一节 优势与原因分析 |
| 一、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优势分析 |
| 二、形成优势的主要原因 |
| 第二节 存在的不足及成因分析 |
| 一、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立法不足 |
| 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制定缺乏体系性 |
| 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优惠政策针对性不够 |
| 四、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征管措施较少 |
| 第五章 国际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对比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梳理 |
| 一、国际组织应对疫情的税收主张 |
| 二、世界各国（地区）应对疫情的税收政策 |
| 第二节 国际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对比分析 |
| 一、税收政策形式 |
| 二、税收政策力度 |
| 三、税收政策体系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优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初期的税收政策 |
| 二、公共卫生事件中后期的税收政策 |
| 三、公共卫生事件恢复期的税收政策 |
| 第二节 政策优化建议 |
| 一、出台更具有针对性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 |
| 二、构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长效机制 |
| 三、建立“一揽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税收政策应急预案 |
| 四、进一步完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征管程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应对疫情的税收政策感受度调查 |
| 致谢 |
| 本人在读期间发表论文 |
（6）高质量发展下江西省创新激励的税收政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创新激励、主体税种与税收政策效应相关研究 |
| 1.2.2 高质量发展、阶段性特征与综合税收政策效应相关研究 |
| 1.2.3 融资约束、创新行为与综合税收政策净效应相关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 |
| 第2章 高质量发展下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科技创新 |
| 2.1.3 税收政策 |
| 2.2 基本理论 |
| 2.2.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2.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2.3 外部性理论 |
| 2.2.4 创新理论 |
| 2.2.5 公共财政理论 |
| 2.3 作用机理 |
| 2.3.1 基本逻辑关系 |
| 2.3.2 基本作用机理 |
| 第3章 高质量发展下创新激励税收政策的规范分析 |
| 3.1 相关税收政策的情况分析 |
| 3.1.1 企业所得税创新激励优惠政策 |
| 3.1.2 增值税创新激励优惠政策 |
| 3.1.3 个人所得税创新激励优惠政策 |
| 3.2 科技创新的基本情况分析 |
| 3.2.1 科技创新研发经费基本情况 |
| 3.2.2 科技创新研发人员基本情况 |
| 3.2.3 科技创新研发产出基本情况 |
| 3.3 创新激励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3.1 税收优惠主体覆盖范围不广 |
| 3.3.2 税收优惠与创新行为之间存在不一致性 |
| 3.3.3 缺乏对于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 |
| 3.3.4 税收政策对初创企业激励不足 |
| 第4章 部分主体税种的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实证分析 |
| 4.1 背景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背景分析 |
| 4.1.2 理论推导 |
| 4.1.3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
| 4.2 企业所得税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实证分析 |
| 4.2.1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2.2 实证分析 |
| 4.2.3 稳健性检验 |
| 4.2.4 小结 |
| 4.3 增值税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实证分析 |
| 4.3.1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3.2 实证分析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3.4 小结 |
| 4.4 个人所得税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实证分析 |
| 4.4.1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4.2 实证分析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4.4 小结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阶段性特征影响下的综合税收政策效应实证分析 |
| 5.1 背景分析 |
| 5.2 研究假设和模型设定 |
| 5.2.1 研究假设 |
| 5.2.2 模型设定 |
| 5.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数据来源 |
| 5.4 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
| 5.4.1 实证分析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融资约束下的创新激励综合税收政策净效应实证分析 |
| 6.1 背景分析 |
| 6.2 研究假设和模型设定 |
| 6.2.1 研究假设 |
| 6.2.2 模型设定 |
| 6.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6.3.1 变量选取 |
| 6.3.2 数据来源 |
| 6.4 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
| 6.4.1 实证分析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进一步完善现行创新激励税收制度体系 |
| 7.1.1 积极推动税制改革,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 |
| 7.1.2 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发挥好政策导向作用 |
| 7.1.3 全面推行增值税改革,普遍降低企业税负 |
| 7.1.4 转变个人所得税征税模式,定向减税促进研发创新 |
| 7.2 重点优化创新激励阶段性税收政策 |
| 7.2.1 把握好阶段性特征,坚持差异化的税收政策 |
| 7.2.2 坚持长期战略原则,提升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水平 |
| 7.2.3 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提升税收政策综合治理水平 |
| 7.3 积极健全创新激励税收政策多方协调机制 |
| 7.3.1 推动多方协作,解决好融资约束难题 |
| 7.3.2 积极降低税收优惠门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
| 7.3.3 积极推进立法工作,着力完善跨部门保障机制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中国创新政策 ——演进、机理及绩效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创新驱动理论 |
| 二、创新系统理论 |
| 三、公共物品理论 |
| 第二节 创新政策的研究综述 |
| 一、创新政策的含义 |
| 二、创新政策的分类 |
| 三、创新政策的演进 |
| 第三节 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研究综述 |
| 一、创新政策绩效的内涵 |
| 二、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方法 |
| 三、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内容 |
| 第四节 创新政策选择与优化的研究综述 |
| 一、创新政策工具的选择 |
| 二、创新政策的优化策略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第二章 中国创新政策体系的演进与构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政策的阶段划分 |
| 一、全面恢复科技体系阶段(1978-1985 年) |
| 二、科技体系结构调整阶段(1985-1995 年) |
| 三、科技体制改革深化阶段(1995-2005 年) |
| 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阶段(2006 年至今) |
| 第二节 中国创新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 |
| 一、中国科技创新组织体系和计划体系 |
| 二、中国创新政策工具的主要类型 |
| 第三节 我国创新政策演变的趋势分析 |
| 一、从独立“科技政策”到“创新政策体系”演变 |
| 二、从“政府导向”到“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协同演变 |
| 三、从“单项政策”向“组合政策”转变 |
| 第三章 中国自主创新的现状评价 |
| 第一节 中国自主创新的主要成就 |
| 一、科研投入持续加强夯实创新基础 |
| 二、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成果不断涌现 |
| 三、创新人才队伍持续壮大结构优化 |
| 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动力 |
| 五、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水平不断提升 |
| 第二节 中国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 |
| 一、创新投入的强力支撑 |
| 二、政府市场的良性互动 |
| 三、地方实践的积累扩散 |
| 四、协同创新的活力释放 |
| 第三节 中国自主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科技人才队伍结构不优 |
| 二、各类企业创新表现不均 |
| 三、知识产权保护维权不力 |
| 四、企业创新经济效益不高 |
| 五、政府创新管理定位不清 |
| 第四章 中国自主创新的路径特征:基于创新政策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政策的分析框架 |
| 一、技术创新政策的三种分析框架 |
| 二、基于技术创新政策分析框架的创新活动研究框架设计 |
| 三、中国自主创新的典型模式:基于创新活动分析的研究框架 |
| 第二节 “逼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十大军工集团为例 |
| 第三节 “等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建筑央企为例 |
| 第四节 “争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创业板公司为例 |
| 第五节 “网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BAT为例 |
| 第五章 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总体效应测度 |
| 第一节 中国创新政策的总体效应及时间差异 |
| 一、变量、数据及模型设定 |
| 二、单位面板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 三、实证分析结果 |
| 第二节 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地区差异 |
| 一、DEA评价模型及其适用性 |
| 二、创新政策绩效评价的指标设计 |
| 三、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超效率评价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效应检验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的区别 |
| 二、理论假设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 |
| 二、模型设定 |
| 三、描述性统计 |
| 四、单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实证结果 |
| 一、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二、同时享受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9）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 ——实证分析与政策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财政投入基础研究的效果评价 |
| 1.2.2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拔尖人才成长 |
| 1.2.3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影响因素 |
| 1.2.4 不同财政工具对基础研究的影响效果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目标和思路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之处 |
| 1.5.2 论文不足之处 |
| 2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理论依据 |
| 2.1 重要概念的界定 |
| 2.1.1 财政政策 |
| 2.1.2 基础研究 |
| 2.2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作用机制 |
| 2.2.1 基础研究的特点 |
| 2.2.2 基础研究的公共产品属性与财政支持 |
| 2.2.3 基础研究外部性与矫正性的财政政策 |
| 2.2.4 基础研究引发的市场失灵与财政支持 |
| 2.2.5 基础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财政激励 |
| 2.3 本章小结 |
| 3 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现状分析 |
| 3.1 基础研究发展情况 |
| 3.1.1 基础学科影响力 |
| 3.1.2 创新基地建设 |
| 3.1.3 基础研究管理体系 |
| 3.1.4 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 |
| 3.2 财政投入政策 |
| 3.2.1 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及政策 |
| 3.2.2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情况 |
| 3.2.3 基础研究人员投入情况 |
| 3.2.4 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情况 |
| 3.3 政府采购政策 |
| 3.4 税收优惠政策 |
| 3.5 本章小结 |
| 4 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的实证分析 |
| 4.1 财政投入基础研究的效率分析 |
| 4.1.1 DEA原理与Malmquist指数 |
| 4.1.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1.3 实证研究 |
| 4.2 基于Tobit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模型构建 |
| 4.2.2 指标设定说明 |
| 4.2.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3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人才成长路径分析 |
| 4.3.1 数据处理 |
| 4.3.2 样本基本情况分析 |
| 4.3.3 模型设定与指标说明 |
| 4.3.4 实证过程与结果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5 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 |
| 5.1 支持基础研究财政政策体系的主要问题 |
| 5.1.1 财政投入体制不完善 |
| 5.1.2 政府采购政策激励效果不明显 |
| 5.1.3 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不健全 |
| 5.2 支持基础研究人才发展的主要问题 |
| 5.2.1 教育投入不足制约人才发展 |
| 5.2.2 激励人才发展的财税政策力度不足 |
| 5.2.3 基础研究人才的分布存在“马太效应” |
| 5.3 本章小结 |
| 6 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
| 6.1 美国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政策 |
| 6.1.1 资助体系 |
| 6.1.2 执行结构 |
| 6.1.3 投入规模 |
| 6.1.4 税收优惠 |
| 6.2 日本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政策 |
| 6.2.1 资助体系 |
| 6.2.2 执行结构 |
| 6.2.3 投入规模 |
| 6.2.4 税收优惠 |
| 6.3 韩国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政策 |
| 6.3.1 资助体系 |
| 6.3.2 执行结构 |
| 6.3.3 投入规模 |
| 6.3.4 税收优惠 |
| 6.4 国外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的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7 政策建议 |
| 7.1 优化财政投入体制机制 |
| 7.1.1 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 |
| 7.1.2 均衡基础研究区域发展 |
| 7.2 调整财政投入结构,提升经费使用效率 |
| 7.2.1 调整R&D内部经费结构 |
| 7.2.2 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
| 7.2.3 强化管理运行机制 |
| 7.2.4 建立资源共享机制 |
| 7.3 完善促进人才成长的财政政策 |
| 7.3.1 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 |
| 7.3.2 遵循培养规律,均衡人才分布 |
| 7.3.3 完善激励机制,增加人文关怀 |
| 7.4 强化支持基础研究的税收政策 |
| 7.4.1 构建基础研究税收政策体系 |
| 7.4.2 明确税收优惠政策定位 |
| 7.4.3 增加税收优惠政策手段 |
| 7.5 完善综合性配套措施 |
| 7.6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营改增”后推进金融业税收制度完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主要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写作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六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我国金融业税收制度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业税收制度演变 |
| 第二节 从税制历史沿革看我国金融业税制发展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
| 第三节 我国现行金融业税收情况概况 |
| 第三章 “营改增”的改革背景及对金融业的影响 |
| 第一节 “营改增”的理论依据和改革背景 |
| 第二节 “营改增”对金融业税负的影响 |
| 第三节 “营改增”对金融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营改增”对金融业影响评价 |
| 第四章 我国税收制度对金融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金融业税收制度效应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实证研究结论分析与政策启示 |
| 第五章 国际金融业税制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国际金融业税制设定基本思路与框架 |
| 第二节 国际上相关国家金融业税制要素比较研究 |
| 第三节 国际上相关国家金融业间接税制研究 |
| 第四节 国际上相关国家金融业直接税制研究 |
| 第五节 国际税制比较对我国金融业税制的启示 |
| 第六章 我国金融业税收制度完善与立法的指导思路与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金融业税收制度完善与税收立法的指导思路 |
| 第二节 从国内外新形势视角看金融业税收制度的完善 |
| 第三节 金融业税制体系的法制现状评价 |
| 第四节 金融业税收制度完善与立法的实现路径选择 |
| 第七章 完善我国金融业间接税制的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我国金融业间接税制的整体思路 |
| 第二节 从税收职能看金融业间接税制完善 |
| 第三节 从税收原则看金融业间接税制完善 |
| 第四节 完善我国金融业间接税制的建议 |
| 第八章 完善我国金融业直接税制的建议 |
| 第一节 对我国金融业企业所得税制现状的评价 |
| 第二节 完善我国金融业直接税制的建议 |
| 附表:实证研究原始数据 |
| 附表1:我国国有五大商业银行2006-2018年财务数据一 |
| 附表2:我国国有五大商业银行2006-2018年财务数据二 |
| 附表3:我国国有五大商业银行2006-2018年财务数据三 |
| 附表4:2007年-2018年全国贷款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重大税收优惠政策出台（论文参考文献）
- [1]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地方执行研究 ——以内蒙古W市为例[D]. 李银生.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2]减税降费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及建议 ——以J市为例[D]. 傅孟清.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3]基于纳税人需求导向的楚雄州税务局政务公开问题研究[D]. 杨大泽.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4]重大疫情背景下的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研究[D]. 张佳臻.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5]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政策研究 ——以新冠疫情为例[D]. 尹悦.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3)
- [6]高质量发展下江西省创新激励的税收政策效应研究[D]. 吕从钢.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7]中国创新政策 ——演进、机理及绩效评价[D]. 吴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8]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9]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 ——实证分析与政策优化[D]. 姜群.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10]“营改增”后推进金融业税收制度完善问题研究[D]. 郑涵.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