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休闲体育行为制约因素的定性研究--基于性别理论的视角_社会性别论文

中国女性休闲体育行为限制因素的质性研究——基于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性别论文,因素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修订日期:2012-07-13

1 前言

女性休闲研究在北美是一个引人瞩目的新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此行列之中。女性休闲研究往往把焦点集中在女性休闲方面的不利地位,因此,关于女性休闲限制的研究,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近30年来,大量的研究主要针对西方国家女性中产阶级的休闲和休闲体育行为,也有一些学者考察了不同宗教信仰和种族的女性休闲体育行为(Henderson和Ainsworth,2003;Livengood和Stodolska,2004;Stodolska和Livengood,2006;Koca等,2009),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休闲体育研究提供了信息。Henderson和Shaw(2006)指出,“虽然女性主义研究者致力于揭示西方女性的休闲生活,但需要更多地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物质条件、不同权力和资源的女性和男性的研究”。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是由社会文化建构起来,而不只是由生理因素所决定。所以,我们在考察女性休闲体育行为的限制因素的时候,应基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本研究以休闲体育限制理论的基本框架进行质性访谈,从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和思考,考察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休闲体育行为的限制因素,旨在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休闲体育研究拓宽思路。

2 文献回顾

2.1 休闲限制理论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探讨“休闲限制”时常采用“leisure barrier”一词,当时的休闲限制研究只关注影响个体休闲参与的制约因素,有无限制因素可以解释为个体参与或不参与休闲活动。随着对休闲限制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广泛,休闲限制被阐释为任何影响主体休闲偏好、休闲决策过程及休闲体验,而导致其无法、不愿意或减少参与休闲活动的因素及其内在制约机制(Goodale和Witt,1989;Jackson,1988)。Crawford和Godbey(1987)归纳了各类休闲限制研究,把制约个体休闲偏好与休闲参与的影响因素归纳为3类:自身限制、人际限制和结构限制。邱亚君(2008)在休闲限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休闲体育行为自身特性,提出了休闲体育行为的第四种限制因素——体验限制,并指出在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的限制因素中,除了自身限制、人际限制、结构限制以外,体验限制也会对休闲体育行为产生影响,体验限制在休闲体育行为的行动阶段表现最为强烈[10]。

2.2 社会性别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的社会性别理论,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西方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性别”概念可以按照生物性别、社会性别加以区别。生物性别是天生的,社会性别是社会文化造成的。《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把社会性别理解为:由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不同女权主义流派对社会性别概念认识的侧重点不同,但对社会性别理论基本内容的理解基本包括三个方面:

1.社会性别差异,社会性别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强调性别的社会文化建构性,强调两性之间的差异是“非自然”的、“非生理”的。生理的差异不影响性别的建构,真正对性别划分起作用的是文化的规范,是长久以来性别文化的熏陶使得我们有了“男”和“女”的概念。

2.社会性别角色,包括性别角色期待和性别角色表现,前者是指社会期待某类性别的人从事的活动内容,后者是指两性依循着社会期待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个体或群体通过学习特定社会文化中规定的一整套两性价值规范来获得自己的性别身份。

3.社会性别制度,在这一方面,社会性别理论揭示了在传统的父权制统治下,两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等级关系、一种权力关系。

2.3 关于社会性别和休闲限制的研究

社会性别作为休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为理解现有的和将来的女性休闲提供了社会性别差异、社会性别角色、社会性别制度等视角。

社会性别差异在女性休闲限制方面的体现,受到长久以来社会文化的影响,特别与性别文化中的伦理关怀、家庭责任密切相关。自Gilligan(1982)提出了伦理关怀这个概念,现已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并和女性缺乏休闲紧密联系在一起。女性总是把别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从而忽视了自己的休闲需求(Henderson和Allen,1991)。Lamond(1992)对护士的工作、家庭休闲活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伦理关怀是护士们休闲生活的一个主要限制因素。Harrington等(1992)研究发现,伦理关怀也会限制女性的休闲享受[34]。女性认为她应该承担起家庭生活中照管别人的角色,所以,家庭责任也会限制女性的休闲生活(Hunter和Whitson,1992;Shaw,1992)。Larson(1997)发现,母亲们很少在家庭休闲活动中获得愉悦感,因为她们在休闲过程中,还必须承担照顾别人的责任和义务。Arab-Moghaddam和Henderson(2007)对伊朗女性的休闲限制进行了研究,认为繁重的家务劳动和家庭责任会限制她们参与到休闲活动中去[47]。Koca等(2009)对土耳其妇女休闲体育活动的限制因素和变通策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责任、伦理关怀是影响其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27]。这种社会性别差异还表现在一些女性缺乏对休闲权利的认识。研究表明,女性不但很少有时间进行自己的休闲活动,而且,她们不觉得自己有休闲的权利(Green等,1990;Harrington等,1992)。Peter和Raaijmakers(1998)对荷兰妇女的休闲行为进行考察,一些女性表示,如果本来可以与家人在一起,自己却在参加休闲活动,她们心里会感到很内疚。根据Henderson和Bialeschki(1991)的研究,这种对休闲权利的缺乏是女性独有的。Demir(2005)对土耳其大学男女生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女性在对休闲生活的期望、休闲机会的认知和家务劳动责任等方面比男性受到更多的限制。

社会性别角色也是影响女性休闲行为的限制因素,包括性别角色期待和性别角色表现。Shaw(1994)认为,女性参与休闲活动会受到传统的性别刻版印象的限制,譬如,倾向于参加女性化的活动项目,以及对于良好身材的追求等。Dattilo,Samdahl,Kleiber(1994)发现,不论是那些低收入的肥胖女性,还是那些身材适中甚至瘦削的女性,身体形态都会成为她们参加休闲活动的一个障碍。Fredecick和Shaw(1995)也发现,体态问题可能会对女大学生在参与休闲活动中的情绪产生不良影响[31]。James(2000,2001)研究表明,一些性别角色的因素如何限制休闲参与,如对身材形象的自我意识,在公共游泳池,一些女孩会觉得尴尬,为了避免让别人看到,就会采取掩盖身材、到远的区域游泳、避免在同一泳池等。Shaw和Henderson(2005)认为,对外表和体重的关注是所有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在乎的因素,而年轻女性特别容易受社会压力的左右而把身材规定在标准或理想状态。Jackson和Henderson(1995)认为,角色期望与感知限制因素有关。Clup(1998)发现,性别角色及角色期待会限制女性参与户外的休闲活动。Shaw和Henderson(2005)则认为,女性休闲和限制会受社会的角色期待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

社会性别制度会影响到社会资源的分配领域和社会的分层系统,从而影响个体的休闲生活选择。Hunter和Whitson(1992)认为,家庭主义和父权制社会使女性对家庭负有责任,导致她们很少有时间为自己计划休闲生活,从而会限制女性的休闲参与[42]。Shaw等(1991)发现,女性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会产生一系列的好处,譬如,会增加她们的收入。但是,她们不会因为有了工作而减少家务劳动的时间,所以,就导致她们更少的休闲时间[50]。Mannell和Kleiber(1997)认为,有工作和孩子可能会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照顾小孩和家务劳动上,因而就会比男性拥有较少的休闲时间。缺乏经济来源同样地影响着女性参加休闲活动(Searle和Jackson,1985)。Shaw(1985)的研究表明,单身母亲、低收入女性、失业妇女和有色人种妇女在参加休闲时,会比白人妇女和中产阶级妇女更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另外,是否能得到社会支持和休闲机会也是影响女性参与休闲活动的因素[49]。Deem(1986)对英国人进行研究,认为女性参与休闲生活会受到她们的丈夫或明或暗的控制,也就是说,他们是否赞成她们的休闲活动会直接影响她们的休闲行为。Arab-Moghaddam和Henderson(2007)认为,对暴力的恐惧、缺乏安全感等社会安全因素会影响伊朗妇女参与休闲活动[47]。Koca等(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会影响许多女性,尤其是低层女性追求她们的休闲生活[27]。

国内学者对女性体育行为的影响因素也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一些学者对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等不同地区女性参加体育活动的制约因素进行研究(臧超美、卢元镇,1998;辛利,1998;徐箐、肖焕禹,2005;宋珏,2011),另有一些学者对不同职业和不同阶层的女性体育行为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和分析,包括职业女性、知识分子、高校女教师、“白领”群体以及农村妇女、下岗女工人、家庭妇女、退休女性等(魏丽艳、李彩秋,2003;宋红莲,2006;朱家新,2007;高秋平、戴国清,2007李瑜,2007;熊欢,2008;杨露、杨树盛,2009),还有一些学者对不同年龄女性体育健身活动现状及制约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程云峰、陈观云,2002;冯惠玲、吴军,2006),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她们参与体育活动的原因主要集中在:缺乏健康意识和体育兴趣,家庭的双重负担,余暇时间不足,缺乏专业的健身指导和科学的锻炼知识,经济制约,缺少活动场所,没有同伴,锻炼怕辛苦,受教育程度,传统文化影响等。

也有一些学者从社会学和文化学视角对女性休闲体育限制因素进行探讨。胡锐(2007)通过对女性休闲体育影响因素的分析,认为影响中国女性参与休闲体育的限制因素主要有:自我观念、性别角色、个人经历、技术技能、受教育程度、性格因素、年龄因素、时间因素、经济能力[5]。周学兵、杨培基、李海乐(2009)基于文化学视角度阐述了社会文化与妇女大众体育的关系,认为影响妇女大众体育参与的文化因素有妇女的体育意识、妇女的多重角色、妇女的体育消费观念、大众媒体导向[26]。欧平(2009)指出,导致女性休闲体育滞后的因素包括两方面:一方面,社会性别观念、体育决策者性别差异和女性社会地位等因素造成休闲体育发展的性别差异现象;另一方面,女性的自我观念、对性别角色的妥协和认同、缺乏技术技能等自我限制也影响了女性参与休闲体育[9]。熊欢(2012)对中国城市女性体育参与的分层现象进行质性研究,并基于体育女性主义视角,从经济能力、教育背景、家庭角色、文化影响等角度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和讨论[21]。

2.4 文献小结

社会性别已成为妇女问题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国外文献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从社会性别差异、社会性别角色、社会性别制度等方面对女性休闲限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相对于国外的女性休闲限制研究,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停留在对限制因素的简单罗列、描述和统计分析,对限制女性休闲体育行为不能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的探索还比较少。然而,社会性别在不同的文化中是有差异的,而非单一化存在的。国外关于社会性别和女性休闲限制的研究结果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我们应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探索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休闲体育行为及其限制因素的特点。

3 研究方法

质的研究认为,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动作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分不开的(陈向明,2000)。因此,我们运用质性访谈来收集原始资料,从中可以了解女性在休闲体育过程中具体的、细微的个体经验,以及这些个体经验背后的社会情景,并因此可以深入、细致、清楚地呈现社会事实。同时,在数据收集方面,还运用电话、网络等多种访谈形式,并结合观察和已有的相关文献资料,从而有效控制研究的效度。

3.1 访谈对象

本研究选择浙江杭州、江苏南京、上海三个城市,于2011年11月至2012年4月期间,在各城市的社区、公园、休闲会所(俱乐部)等公共场所,选取不同对象的女性受访者,在征得其同意后进行访谈。最后选定正式女性受访者65人,其中社区对象21人,公园对象23人,休闲会所(俱乐部)对象21人,包括经常有规律地参加的20人、经常参加但无规律的23人,有时偶尔参加的16人,从来不参加休闲体育活动的6人,年龄最大68岁,最小20岁,已婚53人,未婚12人。

3.2 访谈过程

本研究采用开放型结构访谈的形式,根据访谈提纲,询问受访者的休闲体育行为及其限制因素。访谈内容包括:1)在闲暇时间,您是否参加休闲体育活动?您参加哪些体育活动?2)哪些因素会影响您在闲暇时间参加体育活动?3)您在参加休闲体育活动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在得到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对内容进行录音,同时建立访谈笔记,记录和补充相关信息。

3.3 资料整理

因为质性访谈产生大量的数据,本研究采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 8.0来管理所收集的访谈资料和相关信息,而且该软件支持音频材料、文档的导入和直接编码。根据研究的目的,所设计的访谈内容主要针对女性参与休闲体育行为及其限制因素,根据研究设计的前提,访谈结果呈现出较强的类属性质,这为进一步的编码和分析工作提供了便利。在资料整理过程中,创建了行为阶段、活动项目、限制因素等节点。在限制因素层次下面,又创建了自身限制、人际限制、结构限制、体验限制四个树节点,对导入的材料进行编码。

4 研究结果

4.1 女性休闲体育行为自身限制因素研究

自身限制,是指影响个体休闲偏好或参与,存在于个体内在的因素。开放式登录过程中,有关自身限制的66个参考点,共涉及惰性、自身技能、害羞、兴趣4个本土概念。其中,自身惰性是访谈对象提及频率最高的自身限制因素(33.3%),产生自身惰性的原因主要呈现出几个方面:一是,因为女性工作过于繁忙,难以分出精力从事休闲体育活动;二是,缺乏韧性,女性对体育活动很难长期坚持;三是,女性心理压力过大,导致身心反应变得迟钝。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职业女性面临着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使其在生理、心理上不堪负重。职业女性的体力劳动强度增大,时间比过去少,精神压力明显加大,加之作为女儿、妻子、母亲、雇员等角色的矛盾与冲突长期存在,带来较大的心理压,。从而表现出对待休闲体育不是很积极的态度。

自身技能的缺乏也是访谈对象提及频率较高的自身限制因素(24.2%)。与其他休闲方式不同,除了自身的心理因素外,自身技能也是存在于个体内在的,影响个体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限制因素之一。访谈过程中,也有人表示:“选择的休闲项目跟掌握的技能很有关系,我的羽毛球水平还可以,如果朋友约我打羽毛球的话,我就会很乐意去;但如果叫我打乒乓球的话,就会不太愿意去参加了,因为我不太会打。”(30岁,已婚)胡锐(2007)也认为,缺乏技术技能是女性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限制因素之一,她们可能会选择观赏体育的方式来代替技术含量稍高的休闲活动,如看体育电视转播和去现场观摩体育比赛、表演等[5]。从中可以看出,技术技能对于个体休闲体育活动的倾向和选择会有一定的影响。女性在参与休闲体育活动过程中,倾向于选择一些健身操、瑜伽、舞蹈等项目,但这些项目的技能要求或身体素质要求比较高,致使一些女性“望而却步”,这也是女性参与休闲体育活动区别于其他休闲活动的特点之一。

害羞主要是指女性因胆怯或怕被别人嘲笑,而不好意思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主要涉及身材过于肥胖,或动作做得不够完美等因素。Raymore,Godbey,Crawfore和von Eye(1993)认为,自身限制还包括害羞、敏感及某种“不自然”等导致“兴趣缺乏”的因素[48]。Shaw(1989)指出,这种敏感心理在某些休闲场景或活动中显得很成问题,如徒手操、游泳、舞蹈等项目,因为在这些项目中,要求参与者穿贴身的和非常短窄的衣服。访谈对象也表示:“我在健身房看过别人跳肚皮舞,很好看。但是,要穿那种服装,肚子都露出来了,要身材好的人才好看,我太胖了,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这么穿。”(42岁,已婚)所以,这种害羞和敏感的因素直接影响了女性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体育兴趣是人们积极认识和优先从事体育活动的心理倾向,它使人可能从多种活动中做出选择,选择他所喜欢的体育活动内容或形式,并且乐此不疲。对某项体育活动感兴趣,可以促使人们对此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徐和庆(1988)认为,体育兴趣对运动参与有长期明显的定向作用[22]。女性缺乏体育兴趣会影响她们体育参与的具体活动方向和强度,也就是说,可能会很少参加或不参加休闲体育活动。主要的原因涉及自身的身体状况、家庭影响等:“小时候有过骨折,后来高中的时候突然之间检查出来心脏不好,所以就一直没有参加体育活动,对体育活动就不感兴趣了。”(26岁,未婚)“还有一个原因是妈妈也不爱运动,从小就受她影响比较多,也就不喜欢运动,就是家庭影响比较大。”(21岁,未婚)只有9.1%的访谈对象提及缺乏体育兴趣是影响她们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因素之一。

4.2 女性休闲体育行为人际限制因素研究

人际限制是指在和其他人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干预性因素。开放式登录过程中,有关人际限制的108个参考点,主要涉及家庭和同伴2个本土概念,其中,家庭因素是访谈对象提及频率最高的人际限制因素(54.5%),主要体现在一些已婚妇女需要照顾小孩,而放弃参加体育活动(表2)。部分老年人因家庭因素而影响其参与体育活动,是因为要照顾第三代小孩:“我有三个孩子,现在帮他们带小孩,大的12岁,小的才1岁多,每天帮他们烧早饭,要搞卫生,给孙子洗衣服,很多事情的,这些事情都要做的啊。”(58岁,已婚)也有一些女性在选择休闲活动方面也体现出很强的家庭观念:“如果家人没时间,那我也会在家不出去了,在家里陪他们。还是一家人在一起好,不管做什么。”(29岁,已婚)访谈对象并没有提及家庭成员(包括丈夫、婆婆等)对其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不支持态度,这与国外一些研究结果(Deem,1986)有所不同。

同伴因素也是访谈对象提及较多的人际限制因素(39.4%)。原因之一是得不到同伴的支持和监督会导致不想去参加或放弃休闲体育活动,一些女性表示靠自己一个人很难坚持体育活动,而如果有个同伴一起去,或者相互监督,那样的坚持性就会好多了。其次,是因为一些体育活动的特殊性,特别是对抗性项目和集体性项目,在活动过程中必须有他人一起参加,如果只是个人的想法,就很难付诸实施。如“其实我很喜欢打排球,但是实在是没有这种环境,主要是因为没有同伴,一个人又没法打,所以只能换其他项目喽。”(28岁,未婚)同伴支持是社会支持的其中一种类型,属于互助性行为。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体需要从社区、社会网络和亲密伙伴等渠道感知或获取一些支持,其中亲密伙伴是个人生活中的一种紧密关系,关系中的人认同和期待彼此负有的责任,这些伙伴可以提供包括引导、协助、有形支持与解决问题的行动等工具性支持,或者提供包括心理支持、情绪支持、自尊支持、情感支持、认可等的表达性支持。所以,缺乏同伴的支持会影响女性参与休闲体育活动。

4.3 女性休闲体育行为结构限制因素研究

结构限制,是指来自外部环境的制约性因素,开放式登录过程中,有关结构限制的106个参考点,主要涉及时间、场(馆)设施、天气、费用4个本土概念,提及率为66.7%。其中,时间因是访谈对象提及频率最高的结构限制因素(57.6%),主要是因为工作和家庭占去了大部分的时间,拥有的闲暇时间较少。中国当代职业女性的人口逐年增加,已经占就业人口的40%左右。访谈对象中,除了退休妇女外,只有2位是家庭妇女,其他都是职业妇女,要安排较多的时间在工作上,所以,在时间因素方面会受到更多的限制。特别是有子女的已婚妇女,白天上班,晚上回来还要照顾小孩,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参加体育活动,如:“有了小孩之后,有时候事情会比较多,很少有时间让自己可以完全自由地去支配。运动也是挺喜欢的,但就是没有时间。”(32岁,已婚)Shaw(1985)也认为,有小孩的职业妇女更受到时间限制的影响,她们可能更感到缺乏休闲时间[49]。

场地设施因素主要涉及场馆、地理位置、设施等方面。体育活动不同于其他的休闲活动,对于场地设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访谈者会较多地提及这方面的限制因素(33.3%)。一部分人是因为没有合适的锻炼场所,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距离健身场所较远而制约其参加体育活动。虽然近年来,政府各部门新建了许多全民健身活动场所,但因为人们的文化生活品位逐渐提高,对体育的需求也日益旺盛,所以,对环境设施的要求相应也逐年提高。

天气和费用因素的提及频率较少(12.1%、9.1%),特别是在费用问题上,许多访谈对象表示只要不去高档的场所,以现在的收入状况还是能承受得起一般的消费。目前社会上有偿的体育活动场所收费并不很高,许多社区和公共场所也有一些免费的场地和设施提供给大众,她们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选择活动场所。但如果是参加一些高档的体育活动,消费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有时候跟老公一起去打高尔夫,但需要的用具要求比较高,费用也很高,还需要教练,会困难比较多点,所以就很少去。”(37岁,已婚)

4.4 女性休闲体育行为体验限制因素研究

体验是指外界事物、情境所引起的内心感受、体悟或亲身感受。个体在参与休闲体育活动过程中的亲身感受或留下的印象,会影响个体对体育活动的情感和认识,从而制约其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去,这些因素就是体验限制因素。开放式登录过程中,有关体验限制的26个参考点,主要涉及教练、环境、身体感受3个本土概念,提及率为33.3%。部分访谈对象认为,教练是影响休闲体育过程中体验愉悦感的较重要因素,教练是否拥有健美的体型、自身的动作技能是否熟练或优美,是否会运用多种教学技巧和教学方法来吸引健身会员等等。身体感受涉及的内容也是休闲体育活动区别于其他休闲活动的特点之一,如果运动过于激烈或持久,会造成乳酸的堆积,形成肌肉酸痛。这种感受往往会导致有些女性中断甚至放弃体育活动:“有时候运动了以后会肌肉酸痛,爬楼梯都很痛,要好几天才能恢复过来。想想下次运动了又得这么痛,就懒得动了。”(34岁,已婚)另一个因素是环境因素,环境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生活空间或环境对人的行为、情感和生理均有影响,休闲体育的环境也会给个体的体验产生影响。个体认为参加休闲体育的环境不那么令人满意,譬如:人太多、空气不好、游泳池水质不好、服务不好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她们参与或享受休闲体育。

5 分析和讨论——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

5.1 社会性别差异

社会性别差异在中国女性休闲体育限制因素中的表现,也与性别文化中的家庭责任密切相关,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与西方的表现不尽相同。在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中倡导“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伦理道德规范。但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女性主体意识的新觉醒,这种传统思想已越来越失去其存在的土壤,很多女性逐渐从家庭走向社会。另一方面,女性意识层面的家庭观念衍变却并非一朝一夕,很多妇女仍扮演着许多的传统角色,承担着事业与家庭的双重负担。而很多女性在选择家庭、事业和休闲娱乐时,总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她们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起照顾小孩、家务劳动等责任,这种现象和国外一些关于道德关怀和家庭责任的研究结果类似:

“觉得应该多陪伴孩子,然后就会打消自己锻炼的念头。不过我有一种锻炼的方式,就是带孩子的时候,我就随意地、简单地锻炼,换这种方式弥补自己锻炼的不足,所以会经常折中地选择这种锻炼的方式。他跟同伴玩的时候,我也锻炼一下,因为我觉得当妈的责任还是比较重大的。”(38岁,已婚)

社会性别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动态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性别差异。随着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迅速提高,带来了两性关系事实上的平等化,也改变着现代家庭中家庭成员的关系。年轻妈妈生了小孩后,又会回到职场,很多奶奶或外婆在能力尚可的情况下担当起为儿媳照顾孙子孙女的责任:

“作为奶奶,也是应尽的义务,儿子媳妇都要上班,我反正退休了,就帮他们带带小孩。不下雨的话,每天都会去爬山的,利用早上时间,小孩还没起床,6:30就出发,到山上,做老年操,做一个小时,小孩要8点多起来,我从山上回来,他起来了,刚好弄早饭吃。我只有早上这点时间还可以出去,基本上没其他时间活动了,家里我绑得比较牢的。老头子空余时间多,节目也多,爬山、跑步、唱歌。肯定是女的做家务多一点,带孩子啦、做家务啦,女的仔细一点嘛。”

所以,很多女性会提及因家庭因素或时间因素而影响到她们参与休闲体育活动。魏丽艳等(2003)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大多数的职业妇女(67%)认为,如果由于参加体育活动而没有时间来陪丈夫和孩子会感到内疚[17]。然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男主外,女主内”现象并非由于人们的生理性别所决定,而是后天社会化的结果。男女生理性别差异是先天的,客观存在的,而社会性别差异是后天的,是社会对性别建构过程的结果,是由不同的社会文化决定的。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被塑造成的,从中可以看出,生物构成与社会文化构成的区别。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社会对女性角色和行为的期待,往往是对女性生理性别规定的角色的延伸,其过程可分为三个转变阶段:首先,是从生理差异向社会差异的转变,然后,是社会差异产生价值关系,最后,引导出不平等观念。如可以形象地表示为:女人能生孩子(生理差异)——女人应该照管孩子(价值关系)——女性被限制在家中(不平等观念)。长久以来,照顾社会中弱势成员的工作主要是由家庭来提供,而照顾责任总是落在女性身上,妇女被期望承担照顾孩子、照顾老人、操行家务等,女性从一出生开始,其照顾者的角色意识就不断地在传统性别化过程中以及社会期待下被灌输与强化,使女性具备了“与生俱来”的母性和感性,从而更注重家庭和亲情。

5.2 社会性别角色

基于生理差异的社会分工、社会文化等因素,导致了人类社会的性别角色分化,铸成了人们对男、女性别的刻版印象。性别刻版印象是人们对男女两性的生物属性、心理特质和角色行为的较为固定的看法、期望和要求。首先,在外形方面,对于身材的追求是女性永远的话题,很多女性参加体育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苗条身材:“去年又胖起来了,觉得自己应该去锻炼了,而且春天到了,穿衣服会显出我的肥胖,更加要去参加体育活动了。”(33岁,已婚)女性对身材的追求,实质上是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文化控制和文化操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身体观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我国古代妇女的裹脚,欧洲历史上女性的束腰和现代女性的追求苗条身材,都是屈从于男权文化之下而呈现出的一种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同时通过一种无形的强制力,施加于每一个作为个体的女人,使女性感受到并服从它。在对个人的价值批判上,女性尤其会因为她们的身材而受到他人的批评和赞赏。所以,也有一些女性因为自己身材不好而不好意思去参加有些项目,譬如跳肚皮舞等。欧平(2009)认为,自我观念会在无形之中决定女性选择休闲活动的方式,如敏感、害羞、过分关注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象等往往会导致自尊心的缺乏,对休闲行为产生不利的影响,最终成为限制女性体育休闲的一种因素[9]。布莱恩·特纳也认为,“当代关于女性美的文化规范强调的是纤瘦和苗条”是女人们对苗条身材如此着魔的原因。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妇女生活在一种社会压力之下,自己制造出驯服自己的身体,是自我管制、自我约束、自我遵从规范的结果。

女性在参与休闲体育活动时经常会因为缺乏同伴的支持而受到影响:“如果有个同伴一起去,会好一些,可以相互督促,就不会那么偷懒,说不定可以坚持下去”。(40岁,已婚)在大多数的社会文化里,女性通常被认为是柔弱、温顺、胆小、依恋,人们甚至认为女性感性依赖、男性理性强大是一种自然现象。从女性发展的历史看,人类从母系社会开始,女性既承担着繁衍养育后代的天职,又担负着社会管理的责任,双重的压力使得女性更富有忍辱性和宽厚性,这种特性决定了女性一方面自强、一方面又极易自责自罪的矛盾性。这种冲突让女性心理更为脆弱,更需要支持和理解。女性可以在自己的同类处才能得到共鸣,所以,女性间的倾诉和依赖就较为普遍。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更加造成了对女性思想和心灵的束缚,社会习俗的浸染,以“三从四德”为核心的封建思想的灌输,更加形成女性的依附心理,缺乏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缺少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思考和追问。

女性在选择休闲体育项目上倾向于一些柔美、塑形或不太激烈的运动,如瑜伽、健身操、游泳等。相对来说,其他一些较激烈的运动项目,如乒乓球、排球等,就会有较少的女性参加,所以,在访谈过程中也有人提及因缺乏同伴而限制她们参与到这些项目中去。石振国等(2006)认为,在项目选择上,女性比较喜欢相对“静”一点的相对单调的项目,如散步、瑜伽、太极拳等;男性就比较喜欢相对“动”一点的项目,如跑步、旅游、打球等。社会性别角色的形成通常经历角色期待、角色领悟和角色实践三个阶段。首先,社会对不同性别所应具有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有不同的期望;然后,不同性别的个体对其角色规范和角色要求的认识和理解;最后,个体会根据不同角色对自我的要求而调节自己的行为。每个人的性别角色都在社会文化中被固定和强化了,变成人们的一种期待、规范和评价[15]。社会期待女性只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而且,这种角色定型往往是不自觉的。同样的,社会对性别的建构,暗示女性参加特定的运动项目,影响女性和男性对体育运动项目的选择。在我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对女子的要求是“笑不露齿,目不斜视”,妇女很少参加户外体育活动,妇女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之下逐渐形成温顺、体贴和服从的性格。同时,女性也会不自觉地把它内化成一种心理定势,这种对性别角色的妥协和认同会影响女性对休闲体育兴趣的表达。如果女性觉得社会不赞许她们从事某项活动,那么,她可能根本不会去考虑参加这项活动,并认定自己对这项活动“不感兴趣”。虽然现代社会女性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体育活动,并在休闲体育领域展示出她们特有的风采,但在项目选择上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特色,倾向于选择柔和、塑体,不太激烈的运动。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压力之下,遵从规范,塑造自己。女性心甘情愿地以社会的期望自觉地进行“自我审视”和“自我塑造”,也揭示了现代社会女性自主性的相对缺失和仍处于从属地位的现状。

5.3 社会性别制度

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社会性别制度,同一文化中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性别的具体规范也会发生变化。中国在封建制度的影响下,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制度,“男主外女主内”一直是许多家庭的分工模式。但随着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性别角色的行为规范有了急剧改变,传统的分工模式悄然发生了变化。大批妇女纷纷走出家门,以社会角色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展示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实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指出,一个社会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可以用来衡量社会的进步程度,而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妇女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很多女性逐渐在经济上取得独立,不再依靠男性,为女性自我实现提供了有效平台。所以,经费不足已不是影响妇女们参与体育锻炼的主要因素,大部分妇女在访谈中表示,只要不是经常去高档的或奢侈的健身场所消费,基本上都能承受得起。虽然她们的体育消费水平仍很低,与她们的收入不相称,这可能是由于受传统文化中“崇尚节俭”和“量入为出”消费观念的影响。

然而,当女性以社会角色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重新回到公共劳动的同时,因角色冲突而带来了新的问题。职业女性意识到只有与男性一样奉献社会,才能找到完整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但儒家文化中的“男尊女卑”观念还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认识。对于当今大多数职业女性来说,她们既要承担起重要的工作角色(社会角色),又要能担当起独特的家庭角色(妻子角色和母亲角色),越来越多的女性将“事业和家庭两不误”的完美角色作为追求目标。但是,女性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的跨度比男性要大得多,在工作角色上,人们对成功男性和成功女性的要求几乎一致,而在家庭角色的要求上,则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于是,许多女性常常因兼顾事业和家庭而力不从心,没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从事休闲体育活动,休闲机会也大大减少。所以,职业女性可能是当今社会中最缺乏休闲时间的一个群体(Witt和Goodale,1981;Harrington和Dawson,1995)。当然,有一部分男性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开始分担一些家务劳动。“毕竟不是家庭主妇,大家都要忙工作,所以,会相互体谅一点,谁有空的时候就多做点(家务劳动)嘛!”(30岁,已婚)随着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大潮对传统性别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冲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种改变进一步融入当代社会,为人们所接受,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6 结论

1.女性休闲体育行为的限制因素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自身限制、人际限制、结构限制、体验限制。自身限制涉及惰性、自身技能、害羞、兴趣4个方面,人际限制涉及家庭和同伴2个方面,结构限制涉及时间、场(馆)设施、天气、费用4个方面,体验限制涉及教练、环境、身体感受3个方面。

2.女性休闲体育行为过程中遭遇限制因素的原因不只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而且,是在我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逐渐构建形成的,从社会性别差异、社会性别角色、社会性别制度三个方面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我国女性休闲体育行为限制因素的社会性别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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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休闲体育行为制约因素的定性研究--基于性别理论的视角_社会性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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