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思考与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公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建议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目前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基本问题
我国目前收入分配领域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在实际的分配状况方面，表现为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乃至悬殊：在社会心理及公众舆论方面则表现为“不公”呼声及不满情绪不断高涨。
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既体现在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也表现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及不同群体之间。所有这些最集中的表现是高低收入层的分化问题。高收入层从改革之初形成，至今已分化得十分明显。综合各方面资料，目前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者约有400—500万人； 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者约有100万人；个人资产逾百万、 千万甚至更高者都不乏其人。另有学者测算，1991年占人口总数2 %稍强的高收入者的储蓄额占城乡居民储蓄总额的26%，1992年这一数字为28%，1993年则为30%左右（资料见《新华文摘》1995年第3期，第51页）。 与高收入形成对照的是，一个明显的低收入层也已分化出来。在农村，尚有7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在城镇，综合各种资料测算，也约有1200—1500万人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其中很多家庭人均月生活费收入不足百元。
仅从上述简单的数字对比就不难得出结论：目前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状况已经到了相当悬殊的地步。事实上，从现实生活中可观察到的巨大消费差距及消费断层现象，也不难得出收入差距悬殊的结论。
目前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反应是相当强烈的。199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完成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中认为贫富差距问题严重和比较严重的比例达72.8%，且这一看法在各阶层中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如认为问题严重的工人比例为75.3%，干部为80.3%，科技人员为71.4%，就连被视为高收入者的私营业主，认为问题严重的比例也高达75%。（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1994年11月22日。）综合各种调查结果与前几年相比，社会各界的不满情绪不仅一直未缓解，还有不断强化之势。
二、收入悬殊的成因及不满情绪的根源
在短短十来年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竞争性因素。随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成员的收入状况已由原来主要取决于计划分配转向主要依据市场选择机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因人们的禀赋、竞争能力等存在很多差距，收入差距的形成及其扩大也是必然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无疑也是合理的。竞争性差距不仅表现在个人之间，也表现在群体之间，如不同地区间长期形成的经济基础及结构差异，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虽然象地区间差距等问题成因复杂，但至少在现阶段是符合经济理性的。
2.体制原因导致的非竞争因素。由于现阶段很多改革尚不到位，新旧体制严重摩擦，致使很多收入差距的形成不是取决于市场竞争，而是取决于某些制度因素。这种影响基本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造成不平等的竞争条件与环境，如在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和不同所有制之间具有差别性的税收、信贷、价格政策以及各种具有差别性的分配体制等等都造成了竞争机会与条件的不平等分割，进而使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全面扩大。第二方面的影响是直接形成结果差距，这里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不同群体间极具差别性的非货币（如住房、医疗）福利分配方式。这一问题不仅长期有之，随着近几年各种形式的福利扩张，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愈来愈大。总的来讲，非竞争性体制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是群体性的而非个体性的。对一个具体的劳动者来讲，其收入状况往往更多地取决于其所归属的群体、部门或具体的单位。
3.非法及腐败因素。相当一段时间以来，非法收入问题也一直严重影响着收入分配问题。非法收入的成因一是体制存在大量漏洞，二是打击不力，致使某些社会成员能够于以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从而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悬殊。谋取非法收入的手段多种多样，既有倒买倒卖、投机欺诈，也有制假贩假、走私贩私，比较普遍的是各种偷、漏税行为。在近一个时期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腐败收入问题，某些公职人员或直接利用职权贪污、腐化、挥霍，或进行各种权钱交易。更有甚者是结成各种“寻租联盟”，大肆侵吞和瓜分国有资产，或敲诈、剥夺其他社会成员利益。在获取腐败收入问题上，有个体行为，也有群体（部门）行为。如公有制财富以各种体外循环方式向小集团利益的转化、某些职权部门依靠权力对公、私财物的明征暗索，都是以群体面目出现的，而最终受益者还是小集团内部的成员，尤其是少数掌握实权者。
总体上说，非法收入问题的存在仍是改革不到位的结果，致使市场分配过程受到非法因素的严重干扰，而在必须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管理中则渗透着非法交易行为。
4.再分配手段不足。目前无论是对高收入的税收调节还是对低收入者的保护都明显不足，致使初次分配形成的悬殊差距无法缓解。对高收入税收调节不力的原因有二：一是因地下经济、灰色收入大量存在，导致无法真实掌握居民真实收入情况；二是征收特别是惩戒力度不够，偷、漏税风险很小，从而刺激逃税行为。对低收入保护不力一方面是保障体制有缺陷，同时税收不足引发的财政紧张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目前普遍不满情绪的原因看，反应最强烈的还是高收入层的收入合法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近60%的人认为目前社会上富人中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很少”。与前年人们主要关注个体、私营经济收入的情况相比，目前人们更不满的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以及各种公款挥霍等腐败问题，即目前社会舆论中“分配不公”和痛恨腐败已完全交织在一起。
现实中悬殊的收入差距尤其是悬殊的消费差距对公众的影响也决不可低估。不仅各种不法收入、腐败消费使人痛恨，高收入及高消费的存在也刺激多数社会成员的贫困意识和不安全感。与前几年社会成员收入水平普遍或多或少有所提高相比，近一段时间部分社会成员收入水平的绝对和相对下降也是不满情绪强化的重要诱因。据《中国信息报》公布的统计结果，城镇居民收支增幅在1993年低于1992年的基础上，1994年上半年比1993年同期又分别回落6.4和3.5个百分点。另外，城市居民减收面近期持续扩大。1993年35个大中城市居民平均减收面为30 %， 比1992年上升5个百分点；1994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减收面达37.9%， 比1993年同期又扩大了2.7个百分点。相比之下， 农村的此类问题更为突出。如此类问题继续发展，不满情绪将更为严重。
近期过高的通货膨胀问题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这在中、低收入层中的表现尤为明显。因为通货膨胀问题不仅会导致部分居民现实购买力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还会大大弱化人们对未来收入与生活稳定的预期，使心理承受力进一步降低。此外，通过通货膨胀中的价格混乱以风险转嫁等问题也会在客观上刺激收入差距的扩大及悬殊问题。
三、有关政策建议
解决分配不分、缓解社会不满情绪的长期思路无疑还是应以制度建设为目标，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及有效的再分配制度和手段。近期的治理可重点考虑以下几方面措施：
1.本着“重典治乱”的方针，严厉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及非法收入问题。对各种权钱交易、贪污腐化等行为尤其要重点打击。近期内应考虑以法律方式明确对合法收入、非法收入进行界定。在反腐败活动中，应尽快制订规范公务人员行为、反腐反贪的正式法律文件；在规范个人行为的同时，也必须强化对具体单位和部门，特别是对一些掌握实际权力的职能部门的行为进行规范，应全面制定和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在各种商业、贸易活动中，以目前的反暴利活动为基础，也要进一步明确法规，对其他各种形式的非法经济活动从严打击。如果统一的全国性法规短时难以建立，可由地方政府依据各自具体特点，先期制订各种地方法规。
在打击力度方面，应全面加重对非法收入的经济处罚，并附之以更为严厉的行政和司法处理力度。除对当事人从严打击外，还应从严对其他有关人员的连带责任进行追究，对执法不严问题也要严加惩处。
2.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控和保护。进一步严格财务制度，尽可能全面实施帐务公开制度；国有资产的使用和监护过程应当分离，形成制约；审计工作也要与经常性的资产、效益评估相结合，谨防国有资产流失及向个人转移。在一些不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中，应逐步减少计划手段，代之以更为公平的市场手段。如土地批租、工程建设，应尽可能以竞价方式进行。
3.强化税收调节。对此应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一是以更有效的方式控制和把握真实收入情况。应尽快结合房改、医疗改革将各种非货币收入货币化；严格各种经济活动中的建帐制度，严格控制灰色收入并从严打击“地下经济”活动。近期可考虑逐步实施银行存款确认制并建立个人收入申报制度。为强化税收征管，可考虑逐步发展税收中介组织，推进税务代理制。对偷、漏税问题也要加强惩处力度。二是应考虑对税种改革，如开始征收遗产税、馈赠税；鉴于目前的高消费、畸型消费问题，还应考虑全面征收消费税，对高消费课以重税。另外，对“级差地租”问题，也应考虑以规范性税收制度进行控制管理。
4.加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强化对低收入居民的保护。在农村，重点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并进一步搞好扶贫工作；在城镇，除稳步进行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外，应以亏损企业在职和退休职工为重点，强化社会救济和救助工作，尽快建立制度化的社会救助体系。除政府工作外，还应动员社会力量，大力发展各种慈善事业。
5.切实控制通货膨胀问题，尤其要对关系大多数居民生活的必需品的价格进行有效控制。应以多种手段逐步减少中间环节、降低过高的商业利润。必要时，可对某些商品实施最高限价。
6.除各种经济及法律手段外，还应灵活运用舆论、宣传等手段，稳定并转移社会成员情绪。此外，在打击非法收入问题上，应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