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作品_莎士比亚论文

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作品_莎士比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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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评论

摘要 莎士比亚是我国介绍的第一位西方戏剧家。他的作品清末便输入中国,“五四”以后译介种类更多,影响也日益扩大。莎剧很早就搬上了中国戏剧舞台。建国后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被译成中文出版,莎剧的演出更为普遍,莎学研究也取得了较大成就。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有力地促进了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艺的建设。

关键词 中国;莎士比亚作品;翻译;评论;演出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他与法国的拉伯雷、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并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坛的“三杰”。数百年来,莎士比亚的作品传入了世界各国,受到了各国人民的喜爱。莎士比亚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对此十分敬佩。一百多年前,莎士比亚的名字就传入中国。本世纪初期,莎翁的作品开始译成中文出版。时至今日,莎士比亚的名字已为千百万中国人所熟悉。他的悲剧、喜剧、历史剧、传奇剧、长诗、十四行诗都已译成汉语,其中不少名作还被搬上舞台。莎学研究也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莎士比亚的名字是由传教士首先介绍进来的。1856年,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翻译了《大英国志》一书,由上海墨海书院刊印。书中第一次提到莎士比亚,当时译为“舌克斯毕”。最早介绍莎士比亚的中国人,大概要算清朝外交官郭嵩焘了。郭嵩焘(1818—1819)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官,19世纪70年代曾任清朝政府首任出使英国大臣,后又兼任驻法大臣。他在光绪三年(1877)古历七月初三的一则日记中,曾提到莎士比亚的名字,并说莎士比亚可以与古希腊大诗人荷马齐名。中国学者介绍莎士比亚,则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1894年,著名翻译家严复在其所译《天演论》的《进微》篇里提到了“词人狭斯丕尔”。1902年,梁启超第一个把Shakespeare译成今天通用的“莎士比亚”。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对莎士比亚等西方诗人予以很高评价,他说:“希腊诗人荷马,古代第一文豪也,……近代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尔顿、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也。”〔1〕1904年,评论家蒋观云在《新民丛报》发表《中国演剧界》一文,对莎士比亚剧作的社会作用予以高度评价。此后,南社著名诗人苏曼殊在《与高天梅论文学书》一文中,也对莎士比亚竭力推崇,说“沙士比亚,弥尔顿,田尼逊,以及美之朗弗劳诸子”,“可与杜甫争高下”〔2〕。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中,也多次提到莎士比亚。1916年,孙毓修在他的《欧美小说丛谈》一书中,对莎士比亚的生平和创作第一次作了比较全面具体的介绍。而1918年发表于《太平洋》杂志1卷9号上的《莎氏东府谈》,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评介莎士比亚的专论。

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初是通过翻译19世纪初期英国散文作家莱姆姐弟编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介绍过来的。该书1903年由上海达文书社出版,题名为《澥外奇潭》,译者不详,书中只收入10个故事。这是莎士比亚作品的最早的中译本。因此书现已很难见到,故将其内容略介一二。全书共分10章,每章一个故事。各章题目分别为:

第一章:蒲鲁萨贪色背良朋;

第二章:燕敦里借债约割肉;

第三章:武历维错爱孪生女;

第四章:毕楚里驯服恶癖娘;

第五章:错中错埃国出奇闻;

第六章:计上计情妻偷戒指;

第七章:冒险寻夫终谐伉俪;

第八章:苦心救弟坚守贞操;

第九章:怀妒心李安德弃妻;

第十章:报大仇韩利德杀叔。

1904年,著名翻译家林纾与魏易合作,将莱姆姐弟编写的20个戏剧故事全部译成中文出版,题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我国早期上演的莎剧,多以此书为蓝本进行改编。《吟边燕语》出版后,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从此,中国读者便开始认识到这位伟大的作家,领略到莎士比亚作品的不朽魅力。1911年,包天笑翻译改编了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译本题名为《女律师》,发表于上海城东女学编印的《女学生》年刊第二期。随后几年,林纾用文言以故事形式翻译了莎翁的几种历史剧:《亨利第六遗事》、《亨利第四纪》、《雷差得纪》、《凯撒遗事》、《亨利第五纪》,这些译本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或发表于《小说月报》杂志。邵挺的文言改译本《天仇记》(《哈姆莱特》)亦由商务出版。

与此同时,莎士比亚的戏剧也开始搬上中国舞台。1913年,新民社首先在上海演出《威尼斯商人》,后来又有不少剧团演过此剧。该剧中译名甚多,如《一磅肉》、《肉券》、《借债割肉》、《女律师》等。欧阳予倩等人组织的春柳社,于1914—1917年演出了莎翁悲剧《倭塞罗》(今译《奥瑟罗》)、《鬼诏》(今译《哈姆莱特》)、《铸情》(今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喜剧《驯悍》等。1916年,为反对袁世凯称帝,郑正秋等人组织的药风新剧社上演了《窃国贼》,此剧是根据莎剧《麦克白》改编而成的。新剧公会、民鸣社等剧团也上演了《篡位夺嫂》(《哈姆莱特》)、《肉券》等作品。在教会学校中,业余剧团演出莎剧亦十分普遍,并且很多是用英文演出的。凡此种种,都表明莎士比亚的作品已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兴趣。当时,其他西方戏剧家大都尚未为国人所认识,惟独莎士比亚受到了人们的钟爱。据统计,“五四”以前我国上演的话剧,可以查考的外国剧本, 最多的便是莎剧, 约20种。

“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开始大量介绍西方的文化艺术,西方文学的翻译随之出现了一个高潮。莎士比亚的作品更加引起中国翻译界和文艺界的重视,莎剧在中国的影响也更加广泛和深远。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后莎士比亚剧的翻译不再象清末民初那样,以戏剧故事形式出现,而是采用原有的剧本形式,语言也改用白话。这就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莎剧的原貌,使中国读者对作为戏剧家的莎士比亚有了较为明确、清晰的认识。 第一个用白话文和剧本形式译介莎剧的翻译家是田汉。1921年,田汉翻译了《哈孟雷特》,1924年又翻译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他曾计划翻译10种莎剧,最终只译出上述两种。截止20年代末,又有曾广勋译《威尼斯商人》、张采真译《如愿》、诚冠怡译《陶冶奇方》、邓以蛰译《若邈久溺新弹词》等多种莎剧中译本出版。20年代我国发表的莎评文章数量不很多,较为重要的有:愈之的《托尔斯泰的莎士比亚论》,载《东方杂志》17卷2号; 志廉的《英国戏剧与莎士比亚》,载《学林》杂志1 卷1 期; 汝宽的《沙翁传记及其作品纪要》, 载1927年1月17日《世界日报》;梁实秋的《莎士比亚传略》, 载《新月》1卷11号;梁实秋译《莎士比亚时代之英国与伦敦》等。 这个时期莎士比亚研究在我国刚刚起步,论文大多局限于一般性介绍,还谈不上深入的研究。

在20年代的中国戏剧舞台上,莎士比亚作品的上演倒是颇有成绩的。那时上演的莎剧,几乎都是根据林纾所译《英国诗人吟边燕语》改编而成的。如《口孝与心孝》(《李尔王》)、《仇金》(《雅典的泰门》)、《怨偶成佳偶》(《无事生非》)、《医生女》(《终成眷属》)、《孪生兄妹》(《第十二夜》)、《从姐妹》(皆大欢喜》)、《孪误》(《错误的喜剧》)、《维也纳大公》(《一报还一报》)、《指环恩仇》(《辛白林》)、《夏夜梦》(《仲夏夜之梦》)、《飓媒》(《暴风雨》)等〔3〕。演出中, 演员可根据演出大纲作即兴表演,可临时编造台词,不要求忠实原著。当然,教会学校的演出要正规得多,它们不仅采用英文,而且按莎翁的原著进行排演。

30至40年代,莎士比亚作品的译介进入黄金时期。1931年,曹未风开始系统翻译莎翁作品。他原来计划把莎剧全部译出来,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各方面条件太差,经过10 多年的艰苦努力, 才完成了11 种。 1942—1944年,贵阳文通书店出版这些译本,题为《莎士比亚全集》。后来上海文化合作公司又重印了其中的9种,外加一种新译本,共10种,以《曹译莎士比亚全集》为总名出版。在翻译莎剧方面贡献最大的,要算朱生豪。朱生豪在学生时代就喜读莎士比亚作品,1933年他从杭州之江大学毕业,进入上海世界书局担任英文编辑。同年开始翻译莎剧《暴风雨》,并立志要将全部莎剧译成中文。“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他收藏的莎剧版本尽毁于炮火。1942年返回故乡嘉兴,闭门不出,悉心译书。两年后,朱生豪不幸因病去世,享年32岁。他生前译出的莎剧共有31个,仅差6个剧本而没有完成全集的翻译。1947年, 世界书局出版了朱生豪翻译的莎剧27种,分三辑出版,题为《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的翻译态度非常严肃,常因“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他善于以明白晓畅的文字准确传达出原著的神韵,故其译文受到翻译界推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抗战后期到解放前夕,参与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的人仍然较多。如曹禺翻译了《柔蜜饮与幽丽叶》,梁宗岱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商籁》、孙大雨翻译了《黎琊王》等等。

30—40年代的莎学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了20年代。这个时期在莎学研究上成绩较为突出的有梁实秋、杨晦、陈铨、赵景深、袁昌英、张源长、王文祺等人。梁实秋在这一领域用力最勤、成就最大。他从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末期, 先后写出了《关于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在十八世纪》、《是培根还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诗人还是戏剧家》、《〈哈姆雷特〉问题》、《〈哈姆雷特〉问题之研究》、《莎翁名著〈哈姆雷特〉的两种译本》、《〈威尼斯商人〉的意义》、《〈李尔王〉序》、《〈马克白〉的历史》、《〈马克白〉的意义》、《〈暴风雨〉序》等10多篇文章,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评论。杨晦为其译本《雅典人台满》所撰写的长序,也有相当的份量,被学者们称为是“中国第一篇用马列主义观点来介绍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重要论文”〔4〕。其他论文大多泛泛而谈, 缺乏细致精深的评价,有些观点也较偏颇。但是,这些文章毕竟有助于我国读者加深对莎剧的认识和理解,也为后继者的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其启蒙意义不能抹杀。需要注意的是,此期我国引进了欧美和苏联的一些莎学研究成果,如狄纳莫夫的《莎士比亚新论》等。比较而言,我国学术界对欧美的莎学更为重视一些。

在舞台上,莎剧上演的次数与规模也远远超过了20年代,而且开始真正按原著进行排演,不再任意改编原著。1930年,上海的“戏剧协社”在中央大会堂上演《威尼斯商人》,这是莎剧在中国舞台上第一次比较严肃的演出,后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首届毕业生也上演过此剧。1937年春末,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获得极大成功。抗战期间,国立剧专内迁四川,曾在重庆、江安等地公演《哈姆莱特》、《奥塞罗》。成都、上海等地也演出过莎士比亚戏剧。中国早期的许多名导演都导演过莎剧,如应云卫导演过《威尼斯商人》,章泯导演过《罗密欧与朱丽叶》,焦菊隐导演过《哈姆莱特》,张骏祥导演过《柔密欧与幽丽叶》,余上沅导演过《威尼斯商人》、《奥塞罗》,黄佐临导演过《乱世英雄》(根据《麦克白》改编)等。著名演员中也有不少人在莎剧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如赵丹、金焰扮演过罗密欧,白杨扮演过朱丽叶。

建国以后,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除一再重印朱生豪、曹未风的优秀旧译本之外,新译本也在不断涌现。60年代初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完整的《莎士比亚全集》,为此特别约请几位知名翻译家根据牛津版全集对朱生豪译的莎剧进行校订、补译,并将未译出的6个历史剧和全部诗歌补全。后来因文革十年动乱, 此计划未能如期实现。直至1978年,《莎士比亚全集》11卷本才与广大读者见面。1至10卷共收入莎剧37个,第11卷专收诗歌。 这是目前国内最完备的莎士比亚作品中译本,也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外国作家的作品全集。卞之琳、吴兴华、方重、方平、林同济等人都有新译作推出。这些新旧译作都受到了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有时一次印数就达10万册。

50至60年代,莎士比亚研究的成果也颇为丰硕。苏联的莎评文章大量译成中文。此期研究者大多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从社会历史角度剖析莎士比亚作品的思想内容,评价莎翁创作的意义,但因受苏联的影响,庸俗社会学的弊病较为明显。“文革”期间,莎剧遭到批判否定的命运,莎学研究陷于停顿。粉碎“四人帮”后,莎学研究在中国重新兴起,并很快形成一个新的高潮。莎学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数量之多,远远超过过去数十年发表论文之总和。质量也有很大提高,研究范围由几部主要作品扩及莎翁的大多数作品。在评述内容上,除继续探讨其思想性之外,开始重视艺术分析。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在不断更新,特别是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莎剧的文章明显增多。莎学研究队伍日益壮大。1984年,中央戏剧学院建立了莎士比亚研究中心。同年,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并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莎士比亚研究》,有的省还成立了莎学研究分会。

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在50—60年代也颇为常见。如北京上演过《罗密欧与朱丽叶》、《第十二夜》、《无事生非》,上海公演过《无事生非》等。80年代以后,北京和上海多次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如《威尼斯商人》、《麦克白》、《请君入瓮》、《暴风雨》、《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哈姆莱特》、《冬天的故事》等,其中有些作品是第一次搬上中国舞台。广东、山西、浙江等地也先后演出过莎剧。在京剧和地方剧种中,出现了根据莎剧改编的作品,如京剧《铸情》取自《罗密欧与朱丽叶》;川剧《杀兄夺嫂》、沪剧《铁汉娇娃》取自《哈姆莱特》。昆曲、 粤剧等也移植过莎剧。 70年代末,以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英国老维克剧团应中国文化部的邀请,来中国演出莎翁名剧《哈姆莱特》,为中英戏剧交流揭开了新的篇章。此后来华演出莎剧的还有英国伦敦莎士比亚剧组等团体。莎剧的上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莎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扩大了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影响。我国著名戏剧理论家、导演黄佐临说过这样一句话:“要充分理解莎士比亚,就必须上演莎士比亚的剧本。”〔5〕1986年,北京和上海举行了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 全国有20多家剧团参加,上演莎剧70多场。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标志着莎学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演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莎剧的输入,契合了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需要。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在作品中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反映了人民的苦难,歌颂了人文主义的美好理想,因此,其作品在近代中国为反对封建主义“三纲五常”而奋斗的先驱者心灵中产生了共鸣。象《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剧本,便激起了广大青年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愤慨,鼓舞着青年男女为争取纯洁美好的爱情而奋斗,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直到今天,莎剧中的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它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鞭挞,仍然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和深刻的影响。其次,莎士比亚作品为中国的新文学作家、话剧工作者开拓了眼界。不少作家从莎剧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提高了自己的创作水平,马克思所说的“莎士比亚化”成为许多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家自觉追求的目标。中国的话剧工作者从莎剧中受到的教益就更多了,以莎剧为代表的西方优秀戏剧作品熏陶出了现代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话剧作家。我国话剧开拓者田汉、夏衍、曹禺、老舍、欧阳予倩、阳翰笙、熊佛西等人都受到过西方戏剧的影响。话剧是引进的外来艺术形式,如果没有莎剧等西方戏剧的输入和影响,我国的话剧是不会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较大成绩的。再次,莎剧的演出,为我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演员和导演。莎剧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形象独特鲜明,语言隽永优美,演出难度较大。排演这样的剧目,无论对导演还是演员都是一种“大运动量”的锻炼,是对其艺术素养的一次考验。为了演好,艺术家们必须去深入钻研,反复琢磨,从而提高了艺术修养和表演水平。综观早期话剧史,不难看到,我国的许多著名导演和演员大多是通过排演莎剧等西方剧作而显露才华的。最后,莎剧的翻译和演出,也提高了我国读者和观众的审美鉴赏能力,使他们在获得审美享受的同时,思想认识和道德情操方面也有了收获,心灵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升华,精神境界得到提高,艺术趣味更趋高雅。

著名作家曹禺曾说过:“莎士比亚的伟大与深刻是永久的。 ”〔6〕莎士比亚的朋友、与他同时代的英国剧作家本·琼生(1572—1637)也曾说过一句名言: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7〕!莎士比亚的作品将永远给予我们美的享受, 永远激励着人类去求真、向善、爱美!

注释:

〔1〕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三),上海中央书店,第115页。

〔2〕《苏曼殊全集》第一册,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25页。

〔3〕参见陈丁沙:《中国早期舞台上的莎士比亚》, 《戏剧报》1983年12期。

〔4〕曹未风:《莎士比亚在中国》,《文艺月报》1954年4期。

〔5〕黄佐临:《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演出的展望》, 《文汇报》1984年4月26日。

〔6〕曹禺:《“有朋自远方来”——欢迎英国老维克剧团来华演出》《人民日报》1979年11月3日。

〔7〕见杨周翰编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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