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历史趋势_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历史趋势_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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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发生了许多世界性的历史事件:世界大战的爆发、联合国的成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原子动力学的产生、人类进入太空、后工业技术取得初步成果、经济全球化的开始、国际信息传播体系的建立。然而,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和片面的评价,那么20世纪最突出的事件是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就其对世界历史进程所起的推动作用而言,可与18世纪法国革命媲美,因此完全有理由说俄国革命是一次伟大的革命。

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队伍的阶级斗争,而主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的对抗,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本身不可逆转的发展。尽管社会主义在苏联、中欧和东南欧国家遭到暂时失败,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的现代历史时代仍将是人类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因此,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最重要的任务是进一步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资本社会化

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固是一种虚假现象,其内部对资本主义基础起破坏作用的社会经济因素日渐增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正在经历着资本社会化的过程,即在资本的组织、职能和发展中社会性不断增加的过程。

在学术著作和政治作品中,资本的社会化往往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趋同。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加尔布雷思把趋同同他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新工业国”的两个模式的解释加以对比。他认为,趋同并不是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融合为某种“社会资本主义”,而是保持各自独立发展潜力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通过“技术操作结构”的近似来相互充实。我们在《新工业国》一书中看到:“无论这里指的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技术操作结构具有类似的权能,并使用同样的集体方法来作出决定。因此技术操作结构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就不足为怪了。”(注: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1969年莫斯科版第144页。)在加尔布雷思的观点中,所有制、经济和政治制度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在作者看来这属于道德和社会公正问题。

加尔布雷思认为,不能把趋同看作是抽象的理论。趋同具有十分确切的前提,这些前提植根于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独特的自然联系而在客观上为社会所固有的组织联系(关系)中。在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的社会关系体系加以对比时,这种联系具有某种独立性。然而其独立性是相对的。各种可能的组织联系方案的实现总是取决于构造系统的社会关系的特点。组织联系如同其他类似的社会生活现象一样,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形态中,而履行这种社会形态职能的则是社会关系。

加尔布雷思的趋同论观点并不是孤立的。20世纪50-70年代,在西方还流行另外一些关于趋同的解释。最先流行的说法是资本主义吞并社会主义。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政治家布热津斯基认为,后工业发展始于20世纪中叶,他根据这一发展来阐明自己的趋同观,明确宣称美国社会体系是世界变革的催化剂,是普遍效法的榜样。对于他来说,趋同意味着只能承认西方世界的价值意义是独一无二的。(注:布热津斯基:《两个世纪之间——美国在电子技术至上论的作用》1972年莫斯科版。)

前苏联院士А.Д.萨哈罗夫(注:А.Д.萨哈罗夫:《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世界》1990年莫斯科版。)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趋同持不同看法。他认为,趋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在社会关系体系中的结合。至今具有中派倾向的俄罗斯政治家和政论家仍持这种观点。“按资本主义方式工作,按社会主义方式分配”,莫斯科市长Ю.М.卢日科夫这样来阐述问题的实质。著名的政论家尤·布尔金在以类似的方式阐释趋同论时,甚至提出了列宁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发展的看法的独特演变模式。

布尔金在《三个列宁》一文中描述了列宁的三幅肖像:十月革命的列宁,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列宁,立下政治遗嘱的列宁(指的是列宁的晚期文章)。好像是依据这些文章的内容,他相应地提出了关于新社会的三个概念:趋同前的社会主义即军事共产主义,混合型的社会主义即把趋同的经济基础和趋同前的政治上层建筑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完全趋同的社会主义。布尔金认为,列宁在“政治遗嘱”时期,将新经济政策等同于社会主义,因此,在新经济政策占优势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不是敌对的:它们是相容的,因为它们从事共同的文明工作。(注:Ю.布尔金:《三个列宁》,载《独立报》1999年1月21日。)

这种推论是没有客观根据的。现今,明显显现出来的历史趋势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而是资本主义辩证的自我否定。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不能将社会主义仅仅归结为简单的反资本主义。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历史的继承性。但是,这种继承性同折中主义即创造某种“杂交社会”毫无共同之处。它是通过辩证的“扬弃”来实现的,即将先前的成果加以改造,使其处于次要地位,然后将其融入新的社会体系中。资本的社会化也正意味着一个新事物通过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而诞生,而这一新事物在当代不断获得明显的社会主义特征。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至少可以划分出资本社会化的四种基本形式:

1.从社会主义那里借用来的对经济实行有目的的计划(规划)管理和国家调节,Ф.鲁兹韦尔特的“新方针”为此奠定了基础。经济发展的市场自我调节的货币模式证明自己是站不住脚的。现在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市场”。后苏维埃俄罗斯市场改革的实验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和整个国家管理体系的瓦解。不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经济全球化,后者是目前客观产生的世界经济联系的一种发展趋势。市场全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是一种神话。

2.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劳动者居民阶层的切身利益。当然,这决不是执政的“领导者”的恩赐。现在要解决其他问题:缓解社会的紧张状态,防止出现社会暴乱。

3.建立在部分经济职能合作化基础上的个人企业活动。例如:建立农场主贷款合作社、销售合作社、机器—技术合作社等。只有这样,小商品生产才能在同大商业活动的竞争中获得某些生存的机会。

4.建立在不同形式的劳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企业活动。同时,不能不看到垄断资本本身发展正在经历的内在过程。目前在其结构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约500家最大的(主要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它们控制着约50%的世界工业生产、60%以上的国际贸易,拥有约80%的最新技术特许证和许可证。它们的内部经营活动完全服从计划原则。最终价格不是取决于市场形势,而是取决于公司的战略目标。

如果从客观研究者的眼光看现代资本主义,就不由自主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目前可以谈论的是什么样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自由价值?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写道:“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19页。)这句话是多么深刻。社会主义无非是资本主义垄断,“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17页。)

劳动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形成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神圣的东西”——私有制关系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劳动集体所有制社会经济成分的形成在资本主义自我否定中起着特殊作用。这个过程产生于20世纪中叶。到了20世纪末,劳动集体所有制的各种形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结构中平均约占10%。国有制和私有制,其中包括联合所有制约占30-60%。

尽管代表小规模生产、顶多是代表中等规模生产的传统合作社在现代世界还不是寻常现象,但这类合作社在意大利、荷兰、瑞典、芬兰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中起了显著作用。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把芬兰的经济制度描述成人民合作社制度是可能的。但主要问题还在另一面。新的劳动集体所有制已经产生并得到发展。与通常的合作社不同,建立在这种所有制形式基础上的企业所从事的是中等规模的和大规模的生产,这就为从技术上革新生产过程、运用科学和技术成果创造了无可比拟的更大的可能性。

目前有劳动集体所有制和劳动集体企业活动这两种新的基本形式。劳动集体所有制目前不仅仅是合作社所有制,它还包括劳动者股份公司所有制。现在相应地应当把以资本为基础的股份公司同以劳动为基础的股份公司区别开来。

第一种新形式的劳动集体所有制的范例是闻名世界的西班牙联合会“蒙德拉贡”(蒙德拉贡合作社集团),现在有200个企业和组织,其中包括由劳动者集体自我管理的工业、农业和贸易公司(合作社),投资银行(劳动人民银行),科学研究、技术和教学中心。第二种新形式的劳动集体所有制的范例是采用创建劳动者所有制方案的商行和公司。美国正式使用这个方案。英国、加拿大、日本、阿根廷等国也使用这个方案。

1998年10月1日,《关于劳动者股份公司(民营企业)的法定地位的特点问题》的联邦法在俄罗斯生效。该法案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法案对组织和实施生产民主提供了十分充分的法律准则;另一方面,关于把商业组织变为民营企业的决定不是由劳动者(劳动集体),而是由商业组织的参与者(法定资本的占有者)来通过。劳动者只是对建立民营企业表示同意。法律在这一点上确认劳动集体无权。在此恰恰应当探索一下维堡纸浆联合企业悲剧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事件发展成武装血战。俄罗斯的几十个企业的劳动集体目前就处在类似状况中。

当然,未必可以把“蒙德拉贡”和美国的创建劳动者所有制方案理想化。例如,有事实说明,创建劳动者所有制方案往往是被私人公司的老板和主管人员为了自身利益而加以利用,他们只是想借助优惠贷款和征税来摆脱破产和被竞争者吞并。在这方面可能会存在金融投机勾当以及公司的工人和职员的表决权被操纵的情况。但重要的仍然是考虑劳动者利益的所有制关系的转型道路正在开通。

随着劳动集体所有制的社会经济成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混合经济也在形成。人们往往把混合经济同多种成分经济混为一谈,同时认为,在社会历史中似乎经济总是混合型的。但是,如此强调术语是否有意义呢?我认为,没有意义。在我看来,混合经济是这样一种多成分经济,在这种经济中,表面特征不相同的所有制的各个历史阶段共存并相互作用。混合经济的存在证明了社会的过渡状态。这或许是先前的社会形态发展的遗物,或许是新社会形态的萌芽。国内外学术刊物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说成是后资本主义国家和后经济国家并不是偶然的。(注:B.伊诺泽姆采夫:《论后经济社会形态的理论》1995年莫斯科版;《超越了经济社会的范畴》1998年莫斯科版。)

雇佣劳动的危机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劳动集体所有制的社会经济成分,其内部必然伴随着雇佣劳动的危机,雇佣劳动是资本自我再生产以及所有制、权力和文化对劳动者异化的基础的基础。这个危机目前是资本主义占有生活资料方式同现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明显表现之一。波兰著名哲学家A.沙夫在其1993年用欧洲几种文字出版的《我的21世纪》一书中写道:“显然,尽管这会使某些人感到不快,因为像他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形式的劳动即雇佣劳动,作为现代工业革命的结果将消失。我不知道这个过程进行的速度是怎样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这个过程已经开始。”(注:A.沙夫:《我的20世纪》,载《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4期第31页。)

业已形成的形势的实质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应当分析一下雇佣劳动的性质。雇佣劳动就是出卖劳动力,其鲜明的特点是,在劳动与劳动产品之间不存在经济联系。雇佣工人的工资是在其将劳动力投入生产过程之前通过劳动协议来确定的。所以,工资的多少不取决于劳动的经济成果。工人的奖金及其他奖励最终只不过是行政管理措施。按照卡尔·马克思的话说,工人关心的是“工资的名义数额,而不是他所给予的东西,即劳动的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96页。)

在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雇佣劳动的效率不高,而且随着在生产中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其效率在下降。对那些基本上不使用雇佣劳动的新劳动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经济活动的分析证明,这些新企业同在技术上可以相提并论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比较,除工人的工资更高、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的增长速度更快外,还可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雇佣劳动没有前途,因为雇佣劳动首先失去了创作性工作的动因,即主人翁的感觉。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除客观原因外,还有其主观原因。

在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建立在限制和克服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特性是什么?现在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一个被忘却了的原理。

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贷款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马克思在把当时业已产生的第一代股份企业同与其同时代的劳动合作社(“工人合作工厂”)相比较时,提醒人们注意,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尽管程度不同,都是资本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4页。)但如果当时存在的股份公司按马克思的说法是资本转化为股份生产者的直接社会财产的道路上的“过渡点”,那么,“工人合作工厂”不仅是“过渡点”,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缺口”。这个缺口的实质在于积极消除这类合作社中的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也就意味着(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克服雇佣劳动的条件。联合生产者将成为特殊的“对自己而言的资本家”。卡·马克思说,劳动合作社“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

当今时代证明,马克思的结论是正确的。新的生产方式是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和发展的。在劳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已经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了。但这也还不是社会主义关系,因为劳动集体所有制的现实性不是体现在资本主义体制的外部,而是在其内部,因此,劳动集体所有制服从于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为了使新的生产方式被确定为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至少要具备列宁所论述的两个先决条件。第一,解决国家权力问题,使其有利于工人阶级、劳动群众。第二,确定“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2页。)归国家所有。只有具备这些条件,劳动集体所有制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形式。

生态灾难的威胁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富有的十亿”)的生活水平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不等价交换和肆意掠夺。现今的世界秩序是建立在把人民划分为富人和穷人的基础上的。世界上20%最富有的居民目前占有世界收入的82.7%,而20%最贫穷的居民只占有世界收入的1.4%。他们之间的差距在1960-1990年几乎翻了一番(从30倍增长到约60倍),目前仍在继续增长,具有引发世界震荡的危险。(注:М.金《行动纲领。21世纪议程及里约热内卢的其他文献》1993年日内瓦版;В.А.科普秋格:《决定人类向稳定发展的基本事实》、《从稳定发展的观点看俄罗斯改革》1995年新西伯利亚版。)但是,整个人类能够像美国社会学家福山(注:福山:《历史的终结?》,载《哲学问题》杂志1990年第3期。)所想像的那样朝着“极富有的十亿”的那种出了名的浪费标准方向发展吗?对这种前景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判断是经不起推敲的。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由国家和政府首脑参加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对于认识日益迫近的全球性的人类悲剧来讲,是一个重要事件。会议总书记M.斯特龙格(加拿大)在开幕式上让与会者注意灾难产生的原因。他说:“经济增长过程使富裕的少数人达到空前富足和具有无比的威力,同时导致冒险和不平衡,使富人和穷人面临同样程度的危险。这种发展模式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和消费特点对于富人来说不是固定不变的,对于穷人来说也是不会重复的。遵循这条道路可能使我们的文明崩溃。”(注:В.А.科普秋格:《联合国关于环境和发展会议(1992年6月里约热内卢)》一书信息一览,新西伯利亚1992年版第7页。)然而,会议结束时只是就部分问题通过了关重声明和一般宣言《21世纪议程》。

了解现代全球过程的意义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确定如何战胜生态灾难的威胁,便成了完整统一的科学——全球学的使命。是否要把这一科学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国内某些政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似乎已过时,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步观是反生态学的。只能说这种论点是草率的和无知的。是不是这样?

我们最好回忆一下马克思的著名结论:“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页。)恩格斯否认早在当时已流行的关于人对自然的无限统治,提醒人们不能沉醉于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接着他又指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页。)恩格斯没有把人类的未来同人口数量的必然增长联系在一起。他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恩格斯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利在这方面提出某些建议。他认为,在未来社会,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45-146页。)

如果以上所引用的,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许多论述是反生态学观点,那么请问什么是生态学观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现代生态学及整个世界体系知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俄罗斯著名学者А.Л.费多托夫(注:А.Л.费多托夫:《全球学绪论——对关于现代世界科学的补充》莫斯科1999年第2版补充版。)确定了一些全球性问题,从而对全球学这门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深入研究了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综合数据(数学公式),其中包括人类活动对生物圈造成的负载指数及世界和地区社会制度稳定(自给自足)发展指数。这些计算证明,现今人类活动造成的负载密度超过所允许密度约2倍。人类在其历史中首次超过了生物圈自我繁殖的可能性。

世界体系的选择

Д.梅多乌兹及其研究小组(注:Д.Х.梅多乌兹、Д.Л.梅多乌兹、Й.雷恩杰尔斯、В.В.贝伦斯:《生长的极限》莫斯科1991年版;Д.Х.梅多乌兹、Д.Л.梅多乌兹、Й.雷恩杰尔斯:《超越生长极限》莫斯科1994年版等。)早在70年代就提出了“增长极限”的观点。许多持全球学观点的人根据这一论点,认为要实现人类稳定发展(我认为可以说得更确切些,要实现社会、自然体系的自给自足的发展)只能终止世界经济的增长(地球人口数量和物质生产规模的稳定)。经济增长的战略被说成是人类自杀的战略。

但是,在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居民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许多国家的惟一农具仍旧是木犁和木铲的情况下,能够从根本上拒绝经济的增长吗?显然不能。必须区别对待,必须要有首要的措施和分阶段解决这一任务的纲领。此外,最为重要的是确定这种世界体系改革的战略。

1.停止无谓的军备竞赛,将规模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潜力用于人类文明的自给自足的发展,彻底消灭各种形式的贫困。

2.改变生活标准,或者换句话说,改变“极富有的十亿人”的已稳定的生活模式,即对“极富有的十亿人”在物质需要方面、尤其是在那些影响巨大的物质需要方面的自然增长加以限制。A.戈尔把这种改变称为折磨人的过渡时期(注:A.戈尔:《天平盘上的土地》莫斯科1993年版。)。

3.根据社会—自然体系的自给自足发展的指数,有目的的建立适合于某些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合理的物质消费。

4.技术过程生态学化,或者说,使技术过程进入地球近表层的外壳的物质和能源的自然循环中去,生态生产即人类生命活动的自然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例如,清除人为造成的国内水域和世界海洋的污染,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重新利用废矿山等等。

5.建立完善的、所有国家的居民都能接受的保健体系和教育体系。

6.调整人口的统计方法。

要想提高人的需求,首先必须增加人类生命活动的各个领域的信息因素和精神因素。当然,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关系,首先是所有制关系,所有这一切就无从谈起。在讨论里约热内卢会议的文件时的争论就令人信服地证明:对于实现社会—自然体系的自给自足的发展思想,其中包括运用最新的生态安全技术的思想来说,最大障碍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私有制是文明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里约热内卢会议关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议》的讨论在这方面就很说明问题。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对生物技术的研究及在农业、医疗、自然环境保护的运用中获取高额利润。建立生物技术的原始遗传物质的提供者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当然,这些国家认为,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一工作,向他们转让部分利润或按优惠条件转让一些有助于环保问题解决的生物技术是公正的。这些建议已被写进《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议》草案中,但美国代表团却对此作出消极反应。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拒绝在协议上签字,理由是协议破坏了公司和个人的知识产权。美国代表团要求这种转让只能在商业基础(注:В.А.科普秋格:《联合国关于环境和发展会议》。)上实现,因而对会议所有文件都采取强硬立场,哪怕这些文件只是间接地涉及到新技术的转让问题。

资本主义获取利润的机制运行只能是以破坏地球生物圈为代价,而地球的生物圈作为一个整体是不能以国界划分的。这一机制对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是危险的。因此俄罗斯稳定(自给自足)发展观的设计者完全有理由把这一观点同B.И.韦尔纳茨基关于智力圈的学说联系在一起。B.И.韦尔纳茨基断定,智力圈的概念“同贯穿于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注:B.И.韦尔纳茨基:《自然科学家的反思》莫斯科1977年版第2卷第67页。)。不管我们是否承认这一点,私有制将人类文明推到了自我保护和生存的极限。世界体系的选择是现实的:或者是对私有权加以干涉、限制和消灭,或者是人类文明走向灭亡。历史选择的前景就是如此,别无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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