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英雄观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雄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关于英雄的界说，梁启超对传统有所继承亦有所扬弃。在英雄与时势、英雄与民众的关系等问题上，梁启超提出了很多新颖的、在当时乃至今日都极有启发意义的见解。我们应当对其英雄观具体分析，抛弃其中杂芜、错误的内容，而不应以“英雄史观”简单概括之。
关键词 梁启超 英雄 英雄史观 辨析
在以往史论中，梁启超往往遭到“鼓吹英雄史观”的激烈批评。所谓英雄史观，即将英雄视为历史和人民的主宰，宣扬英雄崇拜和先验论的天才论。其实，将梁启超的英雄观与英雄史观混淆一气，是一种历史的误解。诚然，梁氏英雄观中包含着一些杂芜的内容和非历史主义观念，但其内涵决非“英雄史观”可以概括。
一
“英雄”一词，最先出现于东汉班彪所作的《王命论》一文中：“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1]
在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刘劭释“英雄”为：
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2]这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是有区别的，那些智慧超群、才能卓异、武艺高强的人被尊为英雄。
实际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可追溯至远古神话和传说时代，盘古开天辟地、后羿射日、夸父逐日、大禹治水……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代代流传。他们处于半人半神之间，具有超人的智慧、能力和力量，为民除害，为大众谋福利而又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奠定了日后中国英雄的基本性格内涵。
关于英雄，梁启超有自己的定义，他认为：
英雄云者，常人所以奉于非常人之微号也。[3]每个人身体、心理素质各异，智力、才能有高下之分，“一国虽大，其同时并生之豪杰，不过数十人乃至数百人止矣，其余四万万人，皆随此数十人若数百人之风潮而转移奔走趋附者也”[4]。英雄之所以具有如此广泛的号召力，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烟土披里纯”（Inspiration，即精神）的感召力，他们服从公理，通达时势，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愿望、意志和利益，“所贵乎豪杰者，非谓其有桀骜骁鸷之才，足以推倒他人，岿然独雄于群上也，因谓其能谋团体之幸福，以一群之公益为目的也”[5]。反之，即是以人民为刍狗，遂一己之私的奸雄和民贼。可见，梁启超眼中的英雄在品行、节操上与中国传统中的英雄同出一辙。
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是那些安邦定国、建立辉煌功业的政界、军界领袖，千军万马中奋勇拼杀的沙场勇士，行侠仗义、游踪不定的江湖侠客，还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草莽英雄、绿林好汉，等等。
但梁启超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不是他们，而是思想界的学者、哲人和思想家：“吾以环游地球之目，旅行于数千年历史中，吾遇摩西，吾遇摩诃末，预言之雄也，其人高；吾遇索士比亚，吾遇但丁，吾遇弥儿顿，诗歌之雄也，其人深远；吾遇波尔，吾遇路德，吾遇诺士，宗教之雄也，其人劲烈；吾遇约翰逊，吾遇卢梭，吾遇本士，文学之雄也，其人奇。若夫政治之雄，战阵之雄，其姓名错错落落于历史上，大者小者正者奇者成者败者，殆不下百数十，而真使吾侪有崇拜之价值者，几何人哉！”[6]1901年，梁启超在日本为其师康有为先生作传，将英雄分为应时之人物、先时之人物两大类。他认为，应时人物是实行者，先时人物是思想者；应时人物易得，先时人物难求，从而将乃师康有为许多先时而生的英雄。他写道：
有应时之人物，有先时之人物。……先时人物者，社会之原动力，而应时人物所从出也。质而言之，则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既有时势，何患无应此之英雄，然若无先此之英雄，则恐所谓时势者渺不可睹也。应时者有待者也，先时者无待者也，同为人物，而难易高下判焉矣。[7]
梁氏此种认识，在西方也有不谋而合之处。近代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其名著《哲学通信》中说过：
有人争论这样一个陈腐而烦琐的问题：凯撒、亚历山大、铁木儿、克伦威尔等人，哪一个是最伟大的人物。
有人回答说，一定是牛顿。这个人说得有道理。因为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像牛顿先生这样一个十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真正是伟大人物；至于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8]如同梁启超一样，伏尔泰将真正的伟人和英雄的桂冠奉献给科学家和思想健全的哲学家，而非声名显赫的王公贵族或军事统帅。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没有否认过英雄人物的存在，经典作家们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杰出人物能够大大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在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地位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杰出英雄人物的历史创造作用。斯大林认为，那种说马克思否认英雄、否认英雄的作用的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9]。普列汉诺夫“一千个庸才代替不了一个马克思”的论断也深可玩味。深刻的思想家和精英人物，虽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但作为“更高意义上的人”，他们能敏锐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契机，洞察社会发展的方向，从而给历史留下深刻的影响。梁启超英雄观中有许多我们必须加以抛弃和批判的成分，但他在英雄与时势、英雄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等问题上，亦有许多精辟和独到的见解。某些思想和问题的提出，是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回避的。
二
“时势造英雄耶？英雄造时势耶？”这是世纪之初梁启超对历史的追问，也是今天我们探讨其英雄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人们是在既定的生产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英雄即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时势造就了英雄。马克思指出：“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10]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主张“折衷两说，人物固然不能脱离环境的关系，而历史也未必不是人类自由意志所创造”[11]，英雄与时势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但他又说：
历史由环境构成耶？由人物构成耶？此为史界累世聚讼之问题。以吾侪所见，虽两方势力俱不可蔑，而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固当畸重。[12]
在一些论者看来，梁氏此论是英雄造时势、英雄的心力造时势的明证。实际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梁启超此处所谈论的是历史创作中的取材问题，即历史应以人物为主角，为此他肯定了司马迁作《史记》开创了中国史学“以人物为中心”的原则和传统。人类社会的历史离不开人的活动，马克思就曾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3]很难设想，离开了姿彩纷呈、活生生的人，历史记载还有什么意义？
其次，梁启超论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比较注意将英雄人物的活动放置到一定社会背景和时势中去考察，在他所作的诸多中外古今名人传记中，开篇一般辟有专门章节叙述传主所处的时代，以求知人论世。例如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梁启超首先分析了三杰出现以前的意大利形势：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意大利四分五裂，专制压迫和分裂割据使意大利暗无天日，“时势造英雄，呜呼，时势至此，岂犹未极耶！”此情此景，使“天不忍神圣之罗马，恭然暗然长埋没于腥风血雨之里；天不忍数千万文明坚忍之意大利民族，呻吟于他族异种一摘再摘之下，乃于一千八百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诞育一豪杰于意大利之治那阿市，名曰玛志尼，……犹以为未足，复于翌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更诞育一豪杰于意大利之尼士府，名曰加里波的；犹认为未足，复于翌三年即一千八百十年，更诞育一豪杰于意大利之撒尔维亚，名曰加富尔。自兹以往，而千年冢中之意大利遂苏。”很显然，梁启超此处的“天意”。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是上天有眼，降生“三杰”拯救意大利人民于水火之中，是用天命论去解释社会杰出历史人物的出现和社会历史的发展[14]。可以说，他比较明确地认识到了正是意大利风雨如磐的形势，需要英雄人物的出现，同时也就造就出了玛志尼，加里波的（弟）、加富尔这样的英雄。
最后，从宏观上讲，个人的活动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不可能脱离当下既定的社会状况而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每个时代都会造就出自己所需要的伟大人物。诚如恩格斯所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期出现于某一个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它，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但紧接着，恩格斯继续说：“——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15]这也说明，时代并不能“复制”出一模一样的替代者。从一定意义上讲，英雄造时势也未必可一概否定。梁启超所谓的先时之人物，带有一定的先验色彩和先知先觉性，但他也曾明白地指出过：“宇宙间曾无不受社会之影响束缚而能块然存在的个人，亦曾无不籍个性之缫演推荡而能块然具存的社会；”[16]个人的思想和时代思潮是相互影响的：“个人的思想，为大学者或大政治家脑力所产物，其性质为有意识的创造；时代的思潮，由遗传共业及社会现行习俗制度混织而成，其性质为无意识的演进。两者亦常有交光的关系，个人能开拓时代，时代亦孕育个人。”[17]一个人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即处在一定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影响、熏染之中，社会和文化塑造了个人，但人类在特定的文化模式中，并不是被完全决定和无所作为的，否则，社会和文化就会停滞不前。我们既要强调时代和社会对个体的人的塑模作用，也要充分意识到每个个体的人正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创造主体，才能更好地把握个体与社会、个人与时代的辩证统一关系。
三
谁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如何说明英雄人物与人民大众在历史创造和发展中的作用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梁启超英雄观的主要内容。
梁氏认为，英雄与文明成反比例，英雄会逐渐“凡庸化”。上古社会，人智未开，英雄见重于时，被视若天神；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教育的普及，人人皆为平等之英雄，英雄自可绝迹于天壤，“必到人民不倚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18]。但中国远未到此文明程度，虽然，他认识到历史活动的目的是在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但却认为历史活动的主导者只在少数人：“社会进化，全社会之人同进之谓，而导率社会多数以进者，又恒在一二人。古今中外能进化之社会，皆其历代圣哲豪杰人格之化成也”[19]，因而梁启超尤其倚重思想界的精英，政界、军界的领袖和英雄虽可威震四方，显赫一时，但人亡政息，流风余烈，后世无存。历史的天空群星灿烂，启明星只有一颗，它永远从东方升起，迎来人类的黎明。先时而生的英雄，是为历史负重的人，其思想具有某种超前性，与时代格格不入。他相信，“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话，虽或在当时不发生效力，然而那话灌输到国民的‘下意识’里头，碰着机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20]。身前寂寞，思想的光耀却可以照亮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上千年的身后世界，这正是先时人物的伟大卓绝之处。
同时，梁启超在他所作的英雄和名人传记中，浓墨重彩地渲染了英雄人物的超人业绩和作用，宣扬英雄崇拜。其言论如“今国于世界者数十，其雄焉者不过十之一，彼其鼓之铸之缔造这歌舞之庄严之者，孰有不从一二爱国者之心之力之脑之舌之血之笔之剑之机而来哉”[21]，又如“意大利人之桎梏，加富尔解之；意大利人之荆棘，加富尔锄之；意大利人之常识，加富尔畀之。意大利非加富尔之妻，而加富尔之儿也”[22]，无一不在说明英雄创造了历史，英雄是人民的救世主。
梁启超受到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英雄崇拜思想的影响，他在《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中写道：“国民不可不崇拜英雄，此英国诗人卡黎尔之言也。卡黎尔曰：‘英雄者上帝之天使，使率其民以下于人世者也。凡一切之人，不可不跪于其前，为之解靴纽。质而论之，宇宙者崇拜英雄之祭坛耳，治乱兴废者，坛前燔祭之烃耳。’嘻，殆非过言，殆非过言。征诸古今东西之历史，凡一国家一时代社会之污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与否为断，惟以其国民之知崇拜英雄与否为断。”
梁启超崇拜的英雄不一而足：
吾拜华盛顿，吾拜林肯，吾拜格兰斯顿，拜其为成功之英雄也。吾拜维廉额们，吾拜噶苏士，吾拜玛志尼，拜其为失败之英雄也。……若夫克林威尔之历史，则披肠沥脏以捧献于吾前，吾拜之，吾拜之，吾五体投地拜之。[23]
崇拜英雄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不可谓不狂热和超乎常态，无怪乎成为论者们的一致诟病之处。
梁启超用他那支生花妙笔，满怀炽烈的情感，高度礼赞英雄们自主自觉活动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可以有充分理由来批判他如同此前所有的英雄史观的鼓吹者们一样，将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因归之于少数英雄人物的天才创造，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历史创造主体地位。但英雄自有其不容否认的历史作用，况且问题更有另外一方面，这些传记，少有学理的研究，而极富现实性和政治色彩。诚如梁氏所言：“当如布尔特奇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24]梁启超为张骞、班超、郑和及赵武灵王、袁崇焕作传，因为他们是华人向世界开拓进取的典范；为康有为、李鸿章、王安石、管子等人作传，亦是侧重于他们的政治、经济、思想上的改革创新精神。他从欧美近现代史上选择一些英雄伟人，为其作传，如《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罗兰夫人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等，就是要激励国人勇气，增强自由民主意识。宣传要深入人心，自然免不了某种文辞上的夸张和情感上的渲染，正如梁启超自己不无得意地承认的：“鄙人无他长，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搔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25]事实也证明，梁启超这种宣传文字，也确实强烈震撼和影响了当时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这是鲁迅、胡适、郭沫若，包括毛泽东都曾有过的亲身经历。
梁启超常常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其英雄观也是如此。1900年，梁启超读日人德富苏峰所著《静思余录》，内有《无名之英雄》一文，极为喜受，就将它摘要翻译出来。德富氏声言，他昔日在学校中，“爱英雄，仰英雄，梦英雄，心醉英雄，当时余惟信英雄之为英雄耳，问英雄何以得为英雄，不能知也。”现在才认识到，“彼之造英雄运动英雄者，即稳于世界中之农夫、职工、役人、商贾、兵卒、小学教师、老翁、寡妇、孤儿等恒河沙数之无名英雄也”，这也可以看作是梁氏本人英雄思想的发展轨迹。自上而下变法的失败，流亡异国的切肤之痛，使他真切地认识到：“国也者，非一二人之国也，千万人之国也；国事也者，非一二人之事，千万人之事也。以一国之人，治一国之事，事罔不治；若欲以一二人而治一国之事，其余千万人皆委之而去，或从而掎龁之，虽圣贤未有能治者也。世有望治者乎？愿勿望诸一二人，而望诸千万人。”[26]中国要救亡自强，要实现政治的自由民主化，不仅仅在于一两个英雄豪杰的孤军奋战，更要唤醒四万万同胞，人人成为无名之英雄。故而，梁启超积极鼓吹新民思想和国民运动思想，倡导史学革命，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产生了重大影响。
梁启超“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27]，积极讲求新民之道，致力于思想启蒙宣传工作，终生不渝。他用浅近、流畅、华美的文笔，大量地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由、民主、科学精神，以兴民德，开民智，鼓民力，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的少年中国。政治上，梁启超一贯主张要先“养成共和国民之资格”，因为“政治是民意所造成的，不独‘德谟克拉西’政治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即独裁政治、寡头政治，也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无论何种政治，总要有多数人积极的拥护——最少亦要有多数人消极的默认，才能存在。”[28]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制度，不仅是当权者的政术使然，亦是沉默的国民所造成。1916年，梁启超在反袁南下途中的间隙里，奋笔写下了《国民浅训》这部通俗的社会政治教科书，用深入浅出的俚文俗语讲解了许多政治学的最基本的常识问题，如什么叫爱国、立宪、自治、自由平等，什么是公民应尽的义务，等等，可谓用心良苦。
现实政治的发展，往往迫使人们放弃、改变固有的思想，以迎合现实的需要。梁启超以国民程度不够反对条件不成熟下的暴力革命，甚至说出“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29]的偏激之言，恰好造成清政府拖延立宪的口实，梁又只好改口声言人民立宪程度已够。待到晚年，对现实政治无限失望的梁启超，终于脱离污浊的政坛，可仍难舍弃那一份政治关怀，转而提倡国民运动，即多数人民参加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他总结二十年来种种失败的原因，认为都是由于“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那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只有抛弃一味利用官僚、军阀和会党的手段，“各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上下功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30]。这种国民运动思想，可以说是新时期的一种新民思想，是对他20世纪初年新民观的发展。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宗法一专制制度的基础，长期以来，中国人民非惟政治能力欠缺，参政意识亦相当淡薄，正如恩格斯对法德农民的论述一样：“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广大居民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31]梁启超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更是一位深沉的忧国者。爱之深，责之切，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新民思想和人的近代化问题，其久远的意义和影响不可低估。
中国政治的自由民主化进程命运多舛，共和国的招牌下运行的仍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货色。民国成立后，“武士头颅文士笔，竟纷纷化作侯门狗”[32]，才短短的几年时间，“而历朝末叶之怪状，并世乱邦之丑剧，不啻为一缩影以陈于吾侪目前”[33]。如果仅此即认为梁启超仇视人民群众，以英雄史观作为反对暴力革命的理论支柱，则显然是一种偏颇之论。耐人寻味的是，直到1920年，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先生还在消极地指责国民的不自觉：“须知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虽勉强拉他来做主人翁，他到底觉得不舒服。”[34]“五四”后工运、学运的蓬勃发展，才使他领悟到民众力量才是革命的根本，明确了“革命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的真理。梁启超疾声呼唤英雄，号召人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而不应待时旁观，随波逐流；他一再呼吁广大民众要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他强调要有阶段的、长时期的教育和鼓动民众，使其真正具有自由民主观念和自主自觉的参与意识，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尽管在一个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鲜有变动的古老国度，一切都殊非易事；尽管在清政府灯枯油尽、摇摇欲坠之时，时局维艰、政权迭变之际，梁启超的思想和言论，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真正有意义的是在于问题的提出。
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对中国有君史而无民史深为不满，他直斥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家谱，充塞其间的是宫廷政事、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更借批判旧史学来批判君主专制制度，赞誉西方新史学宣传民主政治和民权思想。梁氏认为，虽然“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但“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35]，从而认为历史研究既要着眼于大圣哲、大英雄、大战争和大革命，也要注意那些“细微而难见者”包括“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所反映的“—社会—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36]等，以全社会人类的共同活动为历史主体，梁启超因之成为文化史的积极倡导者。半个多世纪以后，文化热的兴起，不也成为新时期以来传统史学变革的先导吗？
风雨如磐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既要争取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又要实现从中古社会向近代社会的综合意义上的全面转型。这又是一个政治权威失落，价值失范的兵荒马乱的动荡时世。乱世出英雄，各种类型、性格的人物纷纷走上历史的前台，尽情表演，各类思想、观点尽情展露、碰撞与交融，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即如梁启超本人，少年科场得志，如果中国仍是那个稳定的中古社会，他也许会如此前的许许多多读书人一样，走上科举入仕或讲学著述的人生故道，是近代的风云变幻将他推上了历史活动的大舞台。近代中国复杂的斗争形势，传统儒家的经世观念、忧患意识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使他心忧天下，他也因其政治、学术上的双重建树，成为当之无愧的英雄。
梁启超兴趣广泛，感情外露，思想博杂多变而不易把握。我国自古就有“知人论世”的传统，这应该成为我们剖析、研究梁启超思想时需要把握的最起码的方法论原则，要注意他讲话的时代特点和具体背景、场合，以求得“理解之同情”。梁启超英雄观中精华与糟粕并存，自相矛盾之处甚多，这需要我们细心分析，不能简单化，更不能断章取义，从其繁富的著作中摘出几句话来，纳入预设的框架、模式中去加以批评，这样势必影响到我们评价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注释：
[1]《文选·王命论》。
[2]刘劭：《人物志》。
[3]《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
[4]《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页。
[5]《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十四，第16页。
[6]《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三，第2页。
[7]《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六，第58页。
[8][法]伏尔泰：《哲学通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4页。
[9]《斯大林全集》，第1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450页。
[11]《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89页。
[12]《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第1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页。
[14]陈利今：《对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唯心史观的剖析与批判》，《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506—507页。
[16]《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第183页。
[17]《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第7—8页。
[18]《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
[19]《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四，第3页。
[20]《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28页。
[21]《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一，第1页。
[22]《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一，第51页。
[23]《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三，第3页。
[24]《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九，第29页。
[25]《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6页。
[26]《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48—50页。
[27]《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四十五（下），第16页。
[28]《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5页。
[29]《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5页。
[30]《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295页。
[32]唐迪风语。转引自箫楚父：《吹沙集》，巴蜀书社，1991年出版，第540页注。
[33]《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50页。
[34]《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1页。
[35]《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9页。
[36]《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