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语堂小说创作中的文化选择与审美追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小说论文,论林语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林语堂是位“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作家。他长期生活在西方社会，对国内的社会颇为陌生。然而在民族自尊感和抗日爱国热潮的驱使下，他创作了多部才子佳人小说。这些作品贬儒倡道，可读性强，表达了其爱国情感和对东西方文化思考等重大而严肃的主题。林语堂写才子佳人，但并不宣扬色相。他笔下的少女形象，不光是具有生理形态上的自然美，更透露着一定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积淀的理性的审美观照。读林氏的小说，虽然给人以生活源泉枯竭之感，但不能不折服其小说，特别是《瞬息京华》乃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 林语堂小说 才子佳人 贬儒倡道 中西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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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是林语堂先生一生的自我总结与写照。30年代，他的一位朋友也谈到他的最大的长处是向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确，林语堂一生都在致力于“中西文化溶合”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而在1936年出国以后，“他已不再平均使用力量，明显地加重了其中一只脚的份量，把重心偏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那只脚上”。〔1〕除了他的散文、译文以外， 他的小说也成为他文化介绍活动中所采用的一种重要手段，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以对中西文化思考为创作本体的“文化小说”。由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与文化氛围决定了他独特的思维方式，他拥有与同时代作家完全迥异的心理历程。林语堂对人类文化的思考在他的“文化小说”中基本上呈现出四个阶段：（一）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中，通过儒道对比，倡导道家文化；（二）通过中西比较，情感的天平倾向中国文化；（三）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审视世界文化时，发现中西文化各有利弊，于是设计了属于未来世界的人类文化前景——中西合璧；（四）中西文化融合的无奈与对山地文化的追寻。
《瞬息京华》属于作家对文化思考的第一阶段的产物。
《瞬息京华》以道家哲学为脉络，以道家女儿姚木兰的半生经历为线索，描写了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史和三代人的悲欢离合。小说展示了中国广阔的社会人生，通过儒道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人生方式在风云变幻的同一时代背景下的对比，得出道家总是比儒家胸襟开阔的结论。
从作品对主要人物的刻画中，我们是不难看出作家这一创作意图的。处于全书中心位置的是道家的姚思安及其长女姚木兰、二女婿孔立夫。他们都信奉道家自然主义，崇尚自然人生。在人生方式上，遵循道的必然，自在地舒展自身的性灵，自己主宰着自身而不为他物所役。豪放豁达，淡泊名利，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顺应时代潮流，这三位道家人物的人生方式是作家的理想人生方式。林氏在结束这部小说的写作时曾道：“若为女儿身，必为木兰也。”道出了作家对这三位道家人物的钟爱。而林氏在刻画儒家人物时，主观厌恶情绪的介入就特别明显。他们或保守，或愚蠢，或丑陋，或可笑，甚至连同其子女也俗不可耐。曾文伯就是死抱着祖宗传统不放而最终被时代所抛弃的可怜虫；牛思道则是一位贪婪、庸碌而又愚蠢的混世魔王、社会蛀虫。尽管如此，林氏对曾文伯仍怀有一丝同情与怜悯，对牛思道进行评论时也认为他“并非坏人”，〔2〕甚至借他女儿黛云之口说他“心地单纯”。〔3〕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林氏安排这两个儒家形象的真正动机：他真正要枪挑的是牛思道与曾文伯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封建官场及整个封建制度，而这一切正是儒家文化繁衍的产物。
小说中，还有一位儒家人物即曾家的大媳妇孙曼妮值得重视，她是一位充分体现着儒家传统妇德的女性形象。如果说曾、牛二人的塑造是为了正面批儒，那么，曼妮的塑造则是向人们展示一份儒家文化的祭品。
孙曼妮原是一小镇上的一位纯朴美丽的姑娘，从小由儒家父亲抚养长大，受过完备的旧式女子教育，接受了儒学礼教给女性所规定的一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曾家为了替病魔缠身的大儿子亚平“冲喜”，把年少的曼妮娶了过来，随即亚平夭折，而曼妮却心甘情愿地过着漫漫无期的形同枯槁的孀居生活。人性在这里受到戕害，人情在这里遭到虐杀。曼妮的人生历程甚为简单，从一个儒家家庭进入另一个儒家家庭。从她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儒家礼教的魔爪就伸向她那幼小的心灵；当她思维成形时，她就知道，她不属于自己，她的行为为礼法所制约，她是为未来的夫君生活的。在丈夫死后，她尚是一纯洁少女，但她认为，她的身心今生和来世都应以曾家为栖息之地。一名如此善良、美丽、纯洁、温驯的少女就这样被儒家礼法以不流血的形式虐杀了。儒家礼法所塑造的悲剧主人公又何止孙曼妮呢？
小说贬儒倡道的立意是非常明显的，作家站在人生方式的选择角度，赞扬了姚家顺从天道，超脱名利，超脱是非，超脱生死，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人生观；对曾家一切都因循守旧，满足于做封建统治者的附庸和工具的“雅人之俗”作了揶揄；对牛家崇拜金钱和权势，为了满足自己的那种市侩式的庸俗追求，可以遗弃自己的良心与人格的“常人之俗”进行了批判。
但是，林氏在小说中张扬的道家文化并非纯然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家文化，而是经过了西方文化过滤的道家文化，这种文化以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为内核。
道家的理论基石是：“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是实在的，永恒的。道生长万物，养育万物，使万物各得所需，各适其性，而丝毫不加主宰。”〔4〕林语堂认同道家文化顺应天道、自然和发展个性的一面， 在《瞬息京华》中表现这样一种思想：人也应顺从天道，让人的自然之性获得自由发展，而不应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剥离了传统道家的养生、知足、无为等消极因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老滑、散漫等国民劣根性和和平哲学，对改革麻木冷漠等。小说中的几位道家代表人物，都以这种观点认识人生、观察人生、实践人生的。他们虽然生活在古老的儒家文化中心北京，但他们都拥有一种潜在的自由、平等、民主意识，当西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传入时，这两种思想的共鸣与融汇就成为必然。可以说，小说主要在探寻“自由”、“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与中国道家哲学的相通性。孔立夫致力于道家文化与现代科学的糅合，并写出过《科学与道家思想》、《〈庄子〉科学评注》等学术文章的行为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看到，《剪拂集》时期的林语堂，高举浮躁凌厉的笔投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西方文化为准绳，对传统旧文化进行大扫荡，这与十年后他在《瞬息京华》中的倡道反儒的行为，是有着内在思维的承续性的。
林语堂独特的“双料”语言优势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使他毕生的视点都凝聚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上。时至1948年，林语堂创作第三部长篇小说《唐人街》时，对中西文化的思考进入了第二阶段：通过中西比较，倡导中国优秀文化。
《唐人街》描写了纽约一华人家庭的一段日常生活经历。这是唐人街一普通洗衣工人家庭，家庭成员较为复杂，既有纯正的中国人，又有纯正的西方人；既有早期赴美的老一代，又有较晚才来美的新一代，他们基本上分别属于中西文化两大阵营。作者通过对他们不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展示及其交汇、冲突的描述，对两种文化的优劣进行了对比，从而得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一种智者的文化的结论。这种文化不仅能适应中国人，也能指导西方人的生活，并且能给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人性异化以弥补，给他们商业社会重压下的心灵享受家庭的温馨与慰藉。
道家的智慧曾使老一代的老杜格与冯老二等处于开发时期充满险恶的美洲大陆上顽强生存下来，并开创出自己的生存空间；儒家文化则使年青一代戴可夫妇、汤姆夫妇享受到家庭的甜蜜。特别是戴可妻子佛罗拉，意大利人种，成长于西方文化氛围中，笃信基督教，热情而坦率，最初也希望象其他美国人一样过着脱离父母的独立自主的小家庭生活，但在中国大家庭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她终于体味到中国式大家庭的温暖与人情味，和谐地成为中国家庭中的一员。而同样是中西结合的义可夫妇，完全以西方文化中的性爱观来构筑他们爱的小窝，特别是义可，本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刻意沉醉在西方市侩式的婚姻生活中，结果不久家庭破碎，各自留下一颗带伤的心。小说暗示着这样一个事实，西方世界拥有发达的物质文明，但物质文明并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特别是精神上的沟壑。
创作于1955年的《奇岛》（又译《远景》），是一部描绘人类未来的小说。从小说的题目我们也可以看出，林语堂对文化的思考已跨出了40年代通过中西文化对比而判定孰优孰劣的局限，他已站在整个世界利益的高度，审视着整个人类文化，为人们构想未来世界的文化蓝图。
人们对世界文化需要变革的思考，与两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物质文明而带来的人类某些退化与困惑不无关系。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完成其自由发展时期，并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秉承人们在40年代对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人性异化思考的深入，林语堂认识到，世界各地的区域文化虽然各有优点，但他们各自的缺陷同样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合情与合理，令林氏甚为兴奋与自豪，但拖在这一文化后面的落后的物质文明尾巴，又使林氏甚为尴尬；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令林语堂不无欣羡，但工业化带来的人性失落又叫他甚为睥睨，于是他对人类文化的思考走上了中西合璧的轨道，并展现在《奇岛》中。
小说着重指出：由于工业化，“人性不再完整，人类原始而丰盈的人性被禁锢、压榨、脱水，在角落里绉缩成一团。”〔5〕“物质研究越来越进步，人类受到的注意就越来越少。人类个性改变了；他的信仰也就改变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也改变了；人类自我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也不同了，自精神角度而言，人类越来越贫乏，他渐渐失去自我。”〔6〕为了找回人类所失去的，使人类“更多一点生命， 更多一些想象，更多一些诗歌、阳光、固有的自由和个性”，〔7〕应该从哲学、 宗教、艺术、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入手，对“旧世界”全面检讨，建立一套新的文明体系。要求哲学勇敢地研究生活的艺术，以希腊哲学为楷模，热爱智慧，执着于对美善生活的探讨，用神话等象征性的语言来解释宇宙的力量，用令人愉快的故事来记录人类瞥见的某种真理的瞬间印象，以找回现代人已失去的想象和虚构的天才，恢复人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要求宗教不再束缚人类心灵的自由舒展，与艺术携手，使美感与虔诚结合，它不应是为活着而道歉，而应是感谢生活的赐予。要求艺术回到希腊古典艺术时代，去虚伪，重新主宰心灵和快乐，恢复人们对美与善的感觉。要求教育也应以古希腊为榜样，加强身心优美与力量的训练，还应仿照孔子制礼，培养人们健康的德行。
显然，“中西合璧”是林语堂通过小说《奇岛》为西方工业化带来的人性异化这一弊端而开具的药方，实质上是古希腊与中国先秦文化的结合。这一带有复古主义梦想色彩的构想，又是在为他的“生活艺术化”的人生观进行文化寻根，是其幽默观由文艺观上升到人生观层面的结果。小说对西方工业社会里物欲横流，人性失落的认识是合理的，揭露是深刻的，他对世界文化进行思考所站立的高度也是令人钦佩的，但其可行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林语堂在《奇岛》中对中西文化合璧的构想是轻松的，但在1963年创作的《赖柏英》中，林氏则明显地表露出对这种调和的失望。在《奇岛》中，林语堂的代言人劳思在伯爵夫人的餐桌上关于中西文化合璧的演说虽然眉飞色舞，终究只能给人们以画饼充饥的感觉。《赖柏英》中，潭新洛与欧亚混血儿韩沁的恋爱婚姻过程远远没有这么罗曼谛克。在这场恋爱中，他们都没有感受到爱的甜蜜，家的温馨。他们感受到的是这种中西文化冲撞时的苦痛与面对这种苦痛的无奈。最后，他们却带着一种惆怅的情怀退回到各自的文化城堡，显示了中西文化融汇的艰难。
小说中的潭新洛具有中国文化的一切优秀成分。他既秉承了儒家的正直、善良与唯义是守，又保持着一颗浪漫的童心，追求人世间纯真的美与爱，有着道家超脱享世的品质。但他却在新加坡这块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地带遭到了势利与市侩的包围。他虽然在韩沁身上寻找到了西方文化的另一种新的异质：美与真，但最终双方都难以跨越由中西两种文化而带来的两种不同人生方式所构成的沟壑。最后，潭新洛回到了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所构成的纯真与美丽的世界里才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从而宣告了林语堂文化调和实验的失败。但他是一位负责的试验员，也具有作为一位有修养的作家应有的品格——尊重事实，不护短。他没有去巧编故事以印证他那些玄妙构想的可能性，而是如实地描绘了这种“调和”的艰难，这也正是《赖柏英》比其他文化小说更成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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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在文艺理论中尚是一个有争议的课题，那么，在林语堂的小说世界里，情爱主题的恒定性则是无容置疑的。七部小说中部部有情爱，除《奇岛》以外，其余六部都是以男女主人公的恋爱、婚姻为主旋律，而且都是上承中国传统文学中主题原型——才子佳人的爱情模式。
林语堂在请求郁达夫为他翻译《瞬息京华》时就曾披露自己采用“才子佳人”模式的动机：“弟客居海外，岂真有闲情谈说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岁月？但欲使读者因爱佳人之才，必窥其究竟”。〔8〕这大概也是其六部小说所以描写才子佳人的动机吧。
林语堂在从事小说创作之前，对中国传统戏剧、小说，如《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浮生六记》、《红楼梦》等进行过系统研究，特别是对《红楼梦》的研究，能独抒己见，颇有造诣。他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学中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决不是现代性爱意义上的爱情，总是在爱情描写之外寄寓了深厚的思想情感和社会内容。而且“才子”往往是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和人生理想的象征，女性则往往是作为一种“价值尺度”或“表现工具”而出现，佳人爱才子也就意味着对某种社会价值和人生理想的肯定。长期生活在西方社会的林语堂，面对西方社会的文化缺陷，在民族自尊感及抗日爱国热潮的驱使下，使他找到了独特的表达方式——才子佳人小说，既投读者所好，可读性强，又能传达其爱国情感和对东西文化思考等重大而严肃的主题。
其次，爱情题材的采用也是他“生活艺术化”理论的实践。小说《红牡丹》中，作者就曾借白薇之口道及爱情的功用。她说：“生活里似乎有许多丑的、痛苦的事。你看有多少渴求的眼光，多少因饥饿而张着嘴，他们都需要满足。那么多的杀害，大屠杀，互相仇恨，在自然界如此，在社会上也是如此。”〔9〕“我想，能使生活美满的， 只有爱情，感情由内心发出，就影响了我们的生活。”〔10〕这虽然是作品中人物的言语，没有充分理由来把它作为论证林语堂思维方式的依据，但从林语堂小说创作中所一贯的创作主体前置甚至与人物主体合二为一的特点来看，还是能找出林氏思维中的某些端倪来。恋爱是富于想象的行动，最富有情感的行动，因此，人们总是能够以恋爱为引导，通过想象把生活重新塑造。林氏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人们拖出丑陋、灾难的现实人生，走进主观虚幻的象牙塔，从而达到“享受人生”的目的。其消极因素，无须笔者指出，已跃然于纸上了。
在林语堂的小说作品中，我们还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才子佳人模式，那就是才子几乎是林语堂化身的才子，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出现，他们虽然情况不同，但几乎都会碰上一个美丽的女人，并和他们相爱。作者所要否定的男人，或者让他娶上一个品格低下的卑劣的女人，让其丢尽脸面，或者让佳人从他身边走开。在《瞬息京华》中，才子是孔立夫，虽然出身贫寒，但他是道家文化的继承人与发展者，在姚思安的影响下，从事道家文化与现代科学发展之关系的研究，代表着林语堂构想中的传统中的道家文化与现代意识接轨的人物，于是迎来了“姚府”两位佳人姚木兰、姚莫愁姐妹俩的爱慕。甚至当立夫与莫愁结合以后，美若天仙的木兰对立夫的恋情仍然藕断丝连，仍是那么一往情深。相反，出卖灵魂与良知，投靠日寇的牛环玉则娶的是放荡形骸为娼为妓的莺莺。
《风声鹤唳》中，老彭是一位善良、好施、乐于助人的人道主义者，虽身为佛教徒，但仍得到了年轻美貌的丹妮的倾心相恋。《朱门》中的李飞，是一位出身贫寒，但为人正直、人道、爱国，在声援“一·二八”战争的游行中，遇到了美丽、善良、勇敢，出身朱门的杜柔安；而为富不仁虚伪自私的杜范林父子，虽一时得到过美丽而又大方的春梅与香华，但他们最后均多行不义而自毙，佳人们也随即他去。春梅这朵插在牛粪上的鲜花终于得其所归，与交游广阔，富于侠义情怀的方文博结合；香华也投向了一直在追求纯真爱情而又敦厚善良的蓝如水的怀抱。在《唐人街》中，汤姆是一位勤奋吸取西方文化而又具有中国道家文化特征的华侨青年，是一位有中西文化合璧雏形的新型文化人。即使他生活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也终于迎来了东方古典美人艾丝的青睐。《红牡丹》中学识渊博而富有现代意识的梁翰林，狂放洒脱蔑俗的诗人安德年，以及具有魁武伟岸身躯的拳师傅南涛，都具有作家臆想中现代人品格的一面，于是他们都得到过“人间仙子”般美丽的梁牡丹的爱恋，他们的人格价值都在恋爱中得到了肯定，而他们的人格缺陷也在他们各自的失恋中遭到否定。在《赖柏英》中，潭新洛是一个不顾一切地追求纯贞的美与爱的青年知识分子，他甚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能不能在历经成年的世界时，永保童心？”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哪怕被弄得焦头烂额。最后他那颗疲倦的心终于在健美、纯朴、无私的赖柏英的怀抱里得到了慰藉。唯有《奇岛》，虽也有恋情描写，也有佳人芭芭拉·梅瑞克，但她所恋诗人阿席白地·里格尚难以构成“才子”，但小说通过描述梅瑞克由对“理想王国”的恐惧到难舍难分的留恋的情绪变化，肯定了这一“理想王国”的文化构想，“才子佳人”模式小说是有些变形，但其精神血脉，与其它才子佳人模式小说仍是相通的。
总而言之，林语堂的爱情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才子佳人模式的承续，而非外国文学技巧的借鉴。也就是说，林氏在小说创作上的艺术修养主要是来源于中国。甚至说他的小说创作是“旧瓶装新酒”，也并不为过。
爱情题材的采用，无疑为林语堂的小说带来了预期的效果——可读性强。特别是“林语堂三部曲”在描写上层社会少妇生活方面有一定的开拓性，填补了其他现代作家视野中的盲点，但是与开拓性随之而来的题材狭隘性大概也是作家自己所没有想到的。小说负载的社会时代信息太小，局限于“几个女子”的爱情婚姻的悲欢离合。我们不难发现，表面看来，描写的笔涉及古今中外，包罗万象，实际上，作家生活的天地并没有跳出他的书斋，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异常隔膜。对抗日战争，林氏也给予过充分关注，写出了《瞬息京华》与《风声鹤唳》，但作者毕竟生活在远隔重洋的美国纽约的公寓里，缺少生活体验，只能凭借他的主观臆想与道听途说去虚构其艺术世界，描写的重心也只能放在情郎艳女的恩恩怨怨上。与同时代的作家老舍的《四世同堂》，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等小说相比，林氏的小说给人以生活源泉枯竭之感，一种单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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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佳人”模式的采用，使林语堂塑造了不少的“才子”与“佳人”，特别是“佳人”的描写最富有感染力。在林语堂的小说里，一般都是以青年女性为主人公。《瞬息京华》是《红楼梦》的摹写，但取消了贾宝玉形象，主写了道家的女儿姚木兰；《风声鹤唳》展示了崔梅玲变幻升华的情感世界；《朱门》则以杜柔安的爱情追求贯穿始终；《红牡丹》中的梁牡丹则是全书的核心人物。由此看来，写出一批女儿的美好形象，无疑是作者创作的一个重要愿望，林氏成功地再现了东方女性的风采与神韵，既有古代女儿的仪容，如孙曼妮，又有当代少女的风韵，如梁牡丹；既有乡村少妇的质朴，如赖柏英，更有上层社会少奶奶的高贵，如姚木兰。必须指出，林氏绝不象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作者，庸俗地宣扬色相，以一个风流公子，两个绝代佳人，敷演出一段三角恋爱故事来。在林氏的笔下，这些中国少女的形象，不光是有着一般生理形态上的自然美，她们更透露着一定的社会历史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积淀的理性的审美观照。
而且，林语堂小说的女性形象系列中，蕴藏着一个来自《红楼梦》的基本原型——钗黛对补。所谓对补，可细分为对立、对照和补充（衬映）。对立者少，对照者多。对立不是指利益的对立，而是指思想道路、人生志趣上的对立，关于宝钗与黛玉相对补，林语堂是有过明确态度的。
他说：“宝钗与黛玉相对的典型，或者依个人的好恶，认为真伪之别，但是不是真伪二字可了。飘逸与世故，闲适与谨伤，自在与拘束，守礼与放逸，本是生活的两方面，也是儒道二教要点不同所在。人生也本应有此二者相调剂，不然，三千年鞠躬，这民族就完了，讲究礼法，待人接物，宝钗得之，袭人也得之。任性孤行，归真返朴，黛玉得之，晴雯也得之。反对礼法，反对文化，反对拘束，赞成存真。失德然后仁，失仁然后义——这些话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是人生在世，一味任性天真，无所顾忌，也是不行的。……我想思想本老、庄，行为崇孔、孟，差为‘得之’。”〔11〕
林氏秉着对钗黛对补的思考，进而对儒道文化互补的觉悟，使得其小说中的青年女性形象呈现出两大系列。为了张扬个性自由，人性的解放，反对封建纲常，礼教束缚，使人们的心灵朝着自然本性的方向舒展，林氏在作品中把一切性灵、人性得到自由舒展的形象，都塑造得那么纯真而活泼，那么惹人怜爱，如木兰、丹妮、牡丹、柏英。同时他又丢不下中国传统美学和传统伦理留给他的审美趣味，塑造了一系列讲究礼法的古典美人，如曼妮、莫愁、素馨、艾丝等。前者如灿烂牡丹，尽呈其艳；后者如空谷幽兰，回味无穷，红花与绿叶，各得风流。这种古典的优雅与现代的强劲的糅合透露出林语堂的审美趣味，也构成了林语堂小说的主体风格。
唐弢先生曾用周作人的“两个鬼”的理论来概括林语堂的精神世界，说林语堂是“绅士鬼和流氓鬼萃于一身”〔12〕（这里的“流氓”是指爱抱不平，多少有点江湖侠义意气的人），指出了林语堂的双重人格。这双重人格是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冲撞的产物。正是他身上那些旧的、封建的东西构成了“绅士鬼”，由此而牵出了一系列以宝钗为原型的古典儒家美人；也正是那些来自于西方社会和文化素养形成了他的“流氓鬼”，于是有了以黛玉为原型的“道家的女儿”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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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语堂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众多研究者都有所论及，但权威性结论仍属唐弢先生的《林语堂论》。唐弢先生在评《瞬息京华》时说：“人物是不真实的，不是来自生活，而是林先生个人的概念的演绎，因此没有一个人物有血有肉，能够在故事里真正站起来。”应该指出，这不仅仅是《瞬息京华》的缺陷，也是他所有小说的共同特征。而且，唐弢先生把小说中人物的扁平现象归结于作家的脱离生活，这也只是找出了其中的一个症结。
我们不应该忘记林语堂乃性灵文学的倡导者，性灵文学实质上是抒情文学的一种，“主张自抒胸臆，发挥己见，有真善，有真恶，有奇嗜，有奇忌，悉数出之，即使瑕瑜并见亦所不顾，即使为世俗所笑，亦所不顾，即使触犯先哲，亦所不顾”，“于写景写情写事，取其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13〕它与叙事文学不同，叙事文学以人物塑造为创作中心，追求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最高美学品格，而性灵文学以创作主体为中心，重在表现创作主体的所思所想，追求作家独立自足的个性弘扬。性灵文学理论曾指导了林语堂前期的小品文创作，于他出国后的小说创作仍然影响颇大。在长篇小说创作里，林语堂仍没有也无意展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发展变化，而是在专一地传达他本人对文化的思考，使小说成了他的自供状。林氏曾直言不讳：“供认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得的经验。我不想发表客观意见，也不想创立不朽真理。更实在瞧不起自许的客观哲学；我只想表现我个人的观点”。〔14〕林语堂就是这样无视身外的一切艺术成规而执拗地在小说中书写着他个人的思考与体验。而且为了他的文化哲学思考的逻辑性，小说中的人物呈现出单纯静止的凝定性，成为一个个简单的文化意符，被贴上标签，或儒家人物，或道家人物，或中方文化代表，或西方文化代表。为了展示这些人物在各自不同文化观念影响下独特的人生方式，作家总是以最单纯的行为方式来表现人物单一的性格特征，而不愿为人物性格多加一点因素。而且，在《瞬息京华》和《赖柏英》中作家还运用抒情散文的笔法展开了大量的自然风景和民俗风情描写，描绘了古老儒雅的北京，幽静秀丽的苏杭和质朴恬淡的闽南山区等一个个画面，人物则成了静态画面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丧失了长篇小说描写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特长。
由此看来，在小说创作中，除了要发挥作家的主体性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发挥人物的主体性，而后者恰恰被林语堂忽略了。林氏曾倡导性灵文学，要求作家以居高临下，超然物外的姿态发表真情实感。他是那样执着，直到出国后的小说创作都仍未沉潜“物”中，超然于人物精神世界外。他虽然也把笔探入了人物的生活、思想、情绪领域，但这种思想情绪缺乏主体性、指向性和选择性，不是人物自身的，而是作家强行安排的，故人物缺乏活力，少了点“神韵”。
从小说的传达对象——文化思考的角度看，人物扁平现象是林语堂主观选择的结果。在国内，作家深感封建儒学礼教对人情的压榨，对人性的挤压；在国外也有感于西方工业文明中的人为物役，人性异化，企图从历来文化环境中寻找人性失落的原因，在小说创作中以人格设计方式对中西文化进行全面的清理盘底，从理想人格角度对中西文化进行研究、选择、整合，建立一种合乎人性的文化，从根本上解放人性的沦落。为此，林氏运用简单化的原则将小说中人物的血肉、情感榨干，抽象为扁平型的文化人格，归纳出几种人格模式，如道家的智慧自由人格，儒家典雅守旧但仍唯义是守人格，佛家的慈悲人格，儒道互补人格、纯真人格、市侩人格等。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肯定林语堂对传统文学观念超越的胆识。
林语堂利用小说传达其文化思考时，塑造了一批抽象的具有类本质的“文化人”。这是一种新型小说观念，突破了以人为主体的审美对象，以伦理道德的价值判断为审美目的的中国传统小说美学观念。这种“文化人”同样具有一定的思想容量与艺术张力。他们是生活在林语堂精神王国里的人，缺少了些真实性与现实性，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缺少了些世俗气。特别是那些道德高尚人性纯洁的人物，如赖柏英、姚木兰、梁牡丹，甚至使我们这些怀疑主义的现实主义者都难以抗拒，而为他们的精神所吸引，有着高度唤起性的艺术本质。
文学，除了追求塑造典型人物这一美学品格之外，还应有着另外一种永恒：那就是为人们提供反映人的某些抽象的类本质的具有高度唤起性的艺术造型。林语堂的小说，特别是《瞬息京华》具有长久艺术魅力的根源也正在于此。
注释：
〔1〕施建伟：《林语堂出国以后》，《文汇》1989年第7期。
〔2〕〔3〕《瞬息京华》郁飞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49页、541页。
〔4〕陈鼓应：《庄子论“道”——兼评庄老道论异同》， 《老庄论集》齐鲁出版社，1987年4月版。
〔5〕〔6〕〔7〕《奇岛》张振玉译，上海书店，1989年10月第1版，第50页、129页、179页。
〔8〕林语堂：《关于〈瞬息京华〉——给郁达夫的信》， 转录《瞬息京华》。
〔9〕〔10〕《红牡丹》张振玉译，上海书店，1989年10月第1版，第140页。
〔11〕林语堂：《无所不谈合集》。
〔12〕唐弢：《林语堂论》，《文艺报》1988年1月16日。
〔13〕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自序》，转引林太乙：《林语堂传》第148页。
〔14〕《记性灵》，《林语堂散文》（上），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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