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技术与中国的跨世纪社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社会发展论文,科学技术论文,跨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跨世纪的社会发展必须依靠科技
跨世纪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意味着什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跨世纪，这是国人都在思考，而且也是必须思考的问题。作为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我国究竟应该从什么样的认识出发，迈出什么样的步伐？
（一）21世纪的社会发展目标应体现两个“跨越”。第一，在生产力方面，跨越旧时代，迎头赶上新时代。从以生产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先后经历了“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子时代”，下个世纪中叶将进入“信息时代”。作为我国来说，并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地经历“蒸汽”和“电子”等时代的独立发展阶段。这对于我们跨世纪的发展来说，就必须同时肩负起既要着重推进传统的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如果我们不注重从生产力方面对前两次科技革命给以超越，并在行动纲领上拒绝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超越战略，那么我们将永远是“等距离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在这种意义上的跨世纪，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即使能够实现，也只能是差有相当距离的“相对现代化”，不具有真正的时代意义。相反，如果我们瞄准世界先进生产力水平去跨越世纪，并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潮流，那么我们的跨世纪才会在科学技术的生长点上溶入真正的时代意义；第二，在发展程度上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邓小平早在80年代就明确提出到下个世纪中叶我们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跨世纪奋斗目标对于我国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它意味着我们在社会发展程度上将实现由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程度的跨越”。如果实现这个跨越，我们将在世界上成为综合国力相当强盛的国家，同时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也将在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方面得到体现，而且也能够为社会主义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目标模式上去跨世纪，我们在世界上才能够挺起“社会主义”的胸脯，才能使社会主义在世界面前展现出新的姿态。
（二）我们应该看到跨世纪的艰巨性。当然，达到前此提到的目标绝非易事，就目前我国的具体状况而言，达到这样的目标是异常艰巨的。这种艰巨性主要来自我们发展中的差距。一是我们在生产技术基础低下的条件上起步。目前发达国家生产技术基础比我们优越得多，它们的方向是朝着高新技术产业化、高新技术产业主导化、高新技术产业主导普遍化的程度发展，并且前二者基本解决，而我们是在前二者才局部解决，后者相距程度更远的条件下去发展。不仅如此，据调查，“目前我国国有企业设备中，属于70年代水平的仅占20%，陈旧仍可使用的占20—25%，应淘汰的占到55—60%，达到国际水平的仅有12.7%；企业设备中，自动化作业的只有2.6%，机械化的为24.85%，半机械化和手工作业的分别为33.7%和28.85%。[①]在这种比较劣势的情况下，去实现我们的跨世纪目标，其艰难程度是可以想见的。二是我们在劳动生产率落后的起点上赶追。据有关研究显示：196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中国4600亿美元，而1985年超出额达到36800亿美元。[②]1960年日本的GNP还与中国相当，可是1980年却变为中国的4倍，1985年是中国的5倍，1990年达到8倍；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还名不见经传，80年代出口额却为中国的3—4倍。我们何以被甩得这么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李京文先生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乔根森和日本庆应大学教授黑田等人通过对1953年—199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变化所做的测算发现，“在这38年中年均经济增长率为6.78%，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5.07%，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9.47%，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占5.46%。如果按改革前后划分，则改革前（1953—1978年）生产率的贡献为负数，而改革开放后（1979—1990年）则上升为30.3%。”[③]目前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才“只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5%左右”[④]。再从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美国60—7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民财富增长的71%来自科技进步。相同时期，日本科技进步因素占国民财富增长的65%。[⑤]而中国在80年代前的30年间，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仅达25%左右。[⑥]9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贡献率已达80%，而我们才达到30%左右。正是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下，我们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国民财富差距才越拉越大。如果我们不依靠科学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难以达到跨世纪的目标，而且还会加大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三是资源禀赋差且利用率低，弥补不了我们其它方面的差距。从资源条件看，农牧业我们不占优势，我国“人均领土面积仅占世界平均数的1／3；人均耕地面积为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1／3；人均牧场面积为世界人均牧场面积的1／4。若同美国的情况相比，比例就更低。中国的人均可耕地面积只有美国的1／3，森林人均所占面积仅为美国的1／10”。[⑦]这里没有依重的余地。靠借重于能源，中国的能源人均占有量并不高。矿产资源目前已发现的是162种，按国际矿产品价格和国际水平的总回收率计算，其中45种主要矿产品的潜在价值仅次于前苏联和美国，是世界第三大矿产国。但是，按人均占有量计算还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居世界第80位左右。[⑧]煤炭资源已探明的储量是9724亿吨，居世界第三，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70%[⑨]。相反我国“能源利用率却很低，每创造1000美元GNP所 消耗的能源，比美国高3倍，比日本高7倍，比印度还高2倍（当然，这里有汇率问题，扣除这个因素后，差距有所缩小）”[⑩]。这种能源现状仅能维持自给，靠其创汇来弥补经济发展之不足根本没有余地。四是富余程度偏低，对支撑国际竞争难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我们未来在吸收外资和技术方面，将处于竞争更加激烈的境地。目前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都在加强，它们都将成为我们强劲的竞争对手。从南面看，我们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或GNP）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美元，韩国、台湾很快也要达到1万美元，马来西亚在20年内也将达到这一目标。80年代初，泰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中国的1倍，1990年已上升到1420美元，为中国（370美元）的3.8倍。苏东地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趋于稳定。这些国家的资源条件、基础设施、科技水平、人员素质都相对较强，投资环境也会逐步改善，它们将成为比我国南面诸国更为强劲的竞争对手。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抓住机遇，通过依靠科技使竞争能力有一个较大的提升，那么我们的发展环境将 岫窕N迨俏夜竦恼逅刂势停萍既嗽笔垦现夭蛔悖荒苁视萍*
现代化的需要。据统计，“我国文盲、半文盲率为15.9%，劳动者素质普遍较低；中国大学生入学率仅为1.7%，远低于世界12.7%的平均水平。”[(11)]“到1988年底，我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共有966万人，仅占职工总数的9.7%；集体所有制单位拥有自然科学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共45万人，仅占职工总数的1.3%；而发达国家的科技人员，一般占职工总数的30%”。(12)我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1992年为127.7万人，1994年为152.9万人。(13)就1994年的数字看，每百万人工程师和科学家才仅有1276人左右。这个比例仅相当于发展中国家1980年的平均水平，但低于印度1985年3374人的水平。这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 (14)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高水平的专业科学研究队伍，就难以攀登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峰”。 (15)
（三）未来战略运作应做好策略选向。第一，在侧重发展资金投入少而见效快的科技项目的同时加强引进消化。从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看，科技进步的模式基本分为两类：自主开发型和引进消化型。前者的优点是有利于建立自我完善、相对独立的研究开发体系；缺点是研究开发周期长，见效慢，容易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容易受到我国资金不足和科研手段落后等条件的限制。如果我们选择投资少、见效快的方向发展则可暂避我们条件之不足，当然这里并不排除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必要性；后者的优点是投资少见效快，既可以节省资金，又可以节省时间；缺点是容易盲目引进而不注意消化吸收。如果我们能克服其缺点则大有可为。这方面，日本和韩国就是很好的例证。日本从国外引进技术比研制推广国节省31—35倍费用；节省1／2—1／5的时间(16)。韩国通过技术的大量引进与消化吸收相结合，(17)30年就实现了经济腾飞。第二，走超前性切入特点的路子。纵观近代人类科技文明史，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永远处于世界的最前面。关键在于哪个国家抓住历史提供的机遇，采取正确的政策，走好超前切入的路子。历史上这种先例是不胜其多的，发达国家各领风骚的事实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就我国的情况看，也有这样的例子，如“华光”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使我们一下子越过国外第一、二、三代计算机排版系统，直接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又如，我国电子通讯在落后美国近70年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光纤通信，超越以同轴电缆为主的通信发展阶段，缩短了同发达国家在通讯手段上的差距等等。如果我们能大量超前切入，将会缩短现代化的里程。
二、科教兴国重在落实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95年在“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开篇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国家强盛的决定性因素” (18)。这种提法本身已经充分说明国家关于科学技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伟大作用的认识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并表明了“全面落实” (19)的思想和决心，而这却给实践者们提出了能不能落实好和怎样来落实的问题。
（一）在蛋糕分割上，首先保证教科文投入占国家预算支出的比重比发达国家要略高一点。中国应走科教兴国之路，这已成为国人的共识，但国家必须首先保证对教科文的“投入”这一关键问题却未真正得到有关方面的共识。殊不知确保对教科文特别是科技和教育的投入，是科教兴国的首要前提。
从生产的角度来考察，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其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就是资金的持续投入。其中，生产越发展，其所需要的生产技术基础就越先进，所需要的劳动者之素质也就越高。而先进的生产技术基础和越来越高的劳动者素质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靠对科技和教育事业的投入得以实现的。从这一点来讲，走科技兴国之路，必须投资于教科文事业，这个道理是不容置疑的。
若从生产周期的角度来考察，参与今天生产过程的科学技术和劳动力，是昨天的科学研究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结果，参与明天生产过程的科学技术和劳动力则是今天的科学研究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结果。从这一点来说，不优先发展教科文事业是不行的。1985年，我国著名学者何祚榕先生就曾提出：“在我国人民吃饭、穿衣等饱暖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的条件下，以及在面对我国必须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形势下，要想更多更快地发展生产，在生产部门中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须更为优先地投资于教科文。”“加强智力投资的战略地位和战略意义比在生产部门中优先发展重工业更为重要。”(20)这一观点是颇有见地的。笔者体会，优先发展教科文有三点要求：其一是首先保证国家对教科文的投入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略高一点。这是因为我们跨世纪的奋斗目标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我们的追赶是在与中等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差的基础上起步的，即使我们抛开发展程度的差距而不论，那么我们在发展的条件上若还不加以补足的话，那就等于最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的支撑条件不足。所以如果我们的投入不比它们的平均水平略高一点，其结果就不但难以缩小差距直至赶上它们，甚至有可能被拉得更远。其二是我们的投入计划要有超前性。因为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开发和人才的培养，都是具有周期性的，今天的投入是为明天或后天的需要作准备的，如果我们不把将来的需要纳入到今天的视野中来考虑，而是今日只思今日事，那么我们社会对科技和人才的需求就会永远处于“渴求”状态。其三是确保教科文投入的相对比例。目前我国还不富裕，财力不足，很难有足够的力量投资于教科文，这是客观实际。不过，如果说从绝对量上我们还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个道理是讲得通的，那么从相对比例上我们也达不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相应水平（教育投资，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8%，科学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入，中等发达国家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6%，而我们1994年前者仅为2.4%，后者仅为0.5%，到2000年预计前者达到4%，后者达到1.5%，但能否达到还没有保证），恐怕就不是道理本身的问题了。何祚榕先生以分蛋糕为例所作的分析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他所作的比喻是：“每年国家财政收入犹如一块蛋糕，蛋糕有大有小，发达国家每年可分配的蛋糕大，我们的小，但无论大小，总有那么一块蛋糕可分。”(20)教科文未能分到相应比例，只能说明我们重视不够，并且还没有落实的保障机制。
对教科文的重视不够的重要表现就是分得“蛋糕”的比例小，并且还被挤占而逐年下降。例如国家对教科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比例：教育1992年为2.94%，1993年为2.66%，1994年则变为2.4%；科学研究与开发经费1992年为0.71%，1993年为0.62%，1994年和1995年均为0.5%。这个比例不仅与发达国家相差悬殊，就是与发展中国家也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平均为4.1%，R＆D经费平均为1—2%之间）。这个投入力度，对于我国的跨世纪社会发展来说，实难实现对科技和教育的“依靠”！
（二）集中建设资金逐年兴办一些发展高科技的大事。根据科技的发展规律和我国财力不足、资金有限这一实际，我们在发展科技时，在策略上应避免全面铺开、齐头并进，而是应有重点、有选择地逐年推进，要坚持“有所赶，有所不赶”的原则。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或对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制约作用的科技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必须要“有所赶”，要有计划有侧重点地逐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联合攻关，务求突破。如在应用技术方面，要以信息技术为先导，以农业技术、能源和原材料技术、通讯和消费类电子技术、先进制造技术、航天和军民两用技术以及国民经济产业的共性技术（如节能和环保技术）为重点，有步骤地逐年推进。在基础性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方面，应优先发展生命科学、信息科学、能源科学、资源和环境科学、海洋科学等。在各项科技计划安排的排序方面，要统筹安排，加强协调，突出重点，防止力量分散和重复，力戒低水平地引进而不加消化吸收。这样，我们就可避免“全面开花”、“蜻蜓点水”，使有限的资金用于“急需”和“必需”，收事半功倍之效。
（三）深化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以调动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第一，科技和教育深化体制改革的方向要以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目标。科技和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发展的支持，社会的发展反过来也需要科技和教育给予其以回报。若从这种互为需要的角度考虑，科技和教育二者在深化体制改革中，就不能只从自身的发展需要出发去谋求发展，而是要从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这样一个战略层次上去谋得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取向应贴近于社会发展需要，改变以往脱离社会需要而“独善其身”的发展道路。第二，二者的深化体制改革要面对国际竞争这个大环境，要有利于经济竞争能力的提高。目前，世界各国致力于发展科技和教育的直接目的都在于通过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来增强本国的竞争力。鉴于这一点，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要明确其为社会发展服务的目的性，要兼顾到国家经济竞争能力的提高。为达此目标计，科技要加大小科学的发展力度，通过小科学的技术来增强经济的竞争能力；教育要加强社会应用型人才和科技开发型人才的培养力度，以提高科技长入经济的能力和增强竞争中人力资本的强度。第三，二者在深化体制改革方面，都要注重调动内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科教兴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积极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以能否调动起科技和教育内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是走科教兴国之路能否对科技和教育实现依靠的关键。根据多年来的经验，增强科技和教育内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需启动两根杠杆；一是提高待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低质量的待遇换取高质量的付出，是不可想象的。从待遇情况看，日本80年代教师的工资水平比一般职员平均高出15%，英国一般大学教师的平均工资相当于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水平，属于中等收入阶层。(22)而我国教师工资水平才仅达到全国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水平左右。对这种待遇水平教科文系统的工作人员有49.5%的人不满意。(23)待遇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该职业的社会地位，所以重科教就必须改善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改变他们收入偏低的状况。二是完善二者内部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目前，科技和教育内部，完善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尚未建构起来，还没有真正营造出人才成长的公平环境和报酬取得的合理规制。这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不合拍的。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并通过竞争机制拉动人才脱颖而出，通过激励机制使做出成绩者得到鼓励，这才有利于调动二者内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四）加强对企业和社会的指导，发动企业和社会办科技。国家兴科技并不是科技事业全由国家包揽，而是指国家在兴办科技事业中要发挥主体和主导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科教兴国这项伟大事业，只发挥国家一头的积极性是不够的，国家在充分发挥主体和主导作用的同时，还要调动起企业和社会的积极性，要通过强有力的宏观指导来发动企业和社会共同办科技。这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科教兴国既是国家的事业，也是全体人民的事业。人民的事情人民办，这也是入情入理的。另外，许多国家鼓励企业和社会共同办科技的先例也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如美国政府采取7项措施对私人部门办科技给予鼓励：（1）长期减低资本所得税率，以刺激企业家的活动；（2）永久地建立研究与开发的信贷资金，以减低私人投资风险；（3）通过国际谈判保护知识产权；（4）放松出口控制，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5）改进法律体系；（6）改革联邦采购程序，为提供新产品的合同提供革新和降低成本的激励，使其保有技术知识产权；（7）鼓励私人厂商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合作（实际上放松了反托拉斯法对企业的限制）。(24)日本采取三项间接措施，鼓励民间办科技：（1）税收优惠：一是对本国科研活动实行税收优惠，对研究试制费予以税收扣除；对试验研究的机械设备予以特别折旧优惠。二是对引进技术的有关开支予以税收优惠；（2）提供研究补贴和委托研究经费。经费使用由工业技术院管理，民间机构或企业凡需要补助时，需向工业技术院申请，项目经工业技术院确定后便拨付补助和委托经费；（3）由日本开发银行和大藏省的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向工业技术院规定和研究开发项目提供低利贷款。(26)韩国“通过减免税，折旧，财政拨款、利用长期低息开发贷款等各种政策鼓励并辅之以从中进行协调与斡旋” (26)等行政支持，鼓励大公司建立研究中心，中小公司在有关领域组织联合开发研究。各国这种鼓励与指导相结合的政策措施对企业和社会办科技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就韩国而言，私立研究机构的数量，从1960年的52个增加到1988年的503个，研究联合体在这段时间内从零增加到37个。这种通过政策鼓励来促进科技发展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据有关方面调查，目前我国仅有10%的企业对技术进步有危机感，许多企业却仅仅满足于眼前产品的畅销，缺乏依靠科技发展的战略眼光。另据1992年和1993年两次对10%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抽样调查：“其中60%以上的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动因和思想来源，是市场需求与竞争” (27)拉动的。这种调查结果表明，在我国企业界依靠科技的动因中，尚未表现出国家政策鼓励的作用。加强国家宏观指导与政策鼓励，将是未来发展取向中的“必补”之缺。
综上诸端，我们认为，中国的跨世纪社会发展重在科教，科教兴国重在落实，落实的关键重在“投入”与政策有力。此点需决策者思之！国人思之！
注释：
① ⑨ 《中国技术经济科学》1995年3期，第7、6页。
② 见世界银行，1985年度《经济发展报告》。
③ ④ ⑤ ⑥ ⑩ 李京文：《科技富国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9、462、466、39页。
⑦ （英）保罗·肯尼迪：《为21世纪做准备》，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⑧ 林兆木、邵宁：《跨世纪的发展思路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11) 《人民日报》1995年5月24日。
(12)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报）1995年2期，第1页。
(13) 1994年《中国发展报告》。
(14)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8、94页。
(16) 《科学技术发展启示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页。
(17) 《科教兴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18) (1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5年5月6日）。
(20) 何祚榕：《怎样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体现教育和科学这一战略重点》，《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21) 何祚榕：《再论教育在发展经济战略中的首要位置》，《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22) (27) 《参考消息》1995年12月4日、4月27日。
(23) 参见《社会发展蓝皮书》（1994年—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24) (25) (26) 《出国考察报告集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230、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