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界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界论文,日本论文,中日论文,邦交正常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谈判，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同时，日本也与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中日复交，当然是日本国内外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仅从日本国内政治过程来看，参与其中的行为主体就有自民党、官僚、经济界、在野党等。本文拟通过对日本经济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所扮角色的分析，以求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
日本经济界参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过程，同中国提出新的中日贸易原则有很大的关系。
1970年4月19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日本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时， 针对从事对华贸易的日本商社和企业，提出了“中日贸易四原则”（以下简称“四原则”），即中国拒绝与下列四种企业进行贸易：（1 ）帮助南朝鲜和台湾的；（2）向南朝鲜、台湾的企业大量投资的；（3）为美国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提供武器的；（4 ）在日本的美日合资企业（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70年4月20日、29日。）。5月2日，中国方面向参加春季商品交易会的日本商社和企业通告了这四原则。四原则的提出，对实际上在“政经分离”原则下进行中日贸易的日本企业，不啻是晴天霹雳。
中国提出贸易四原则，与1969年11月21日日美签署的《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有着直接的关系。该声明宣称将延长和继续坚持《日美安全条约》，其中第四条说，“韩国的安全对日本自身的安全是紧要的”，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是日本安全的极其重要的因素”（注：[日]斋藤真、永井阳之助、山本满编：《战后资料日美关系》，日本评论社1970年版，第458—462页。）。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将其周边地区视作自身安全的公开表示，充分表明日本想要分担美国在亚洲军事上责任的强烈愿望。这不能不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各国的高度警惕。1970年4月7日，中朝两国政府在平壤发表联合公报，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注：《人民日报》1970年4月9日。）。于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成为人们的首要任务，而中国领导人认为，在经济上对其进行打击，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还有人认为，周恩来提出四原则最根本的原因，是对中日贸易带来的政治效果感到不满（注：[日]细谷千博、绵贯让治编：《对外政策决定过程的日美比较》，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版，第229页。）。其目的是制造面向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环境（注：[日]添谷芳秀：《日本外交与中国（1945—1972）》，庆应通信1995年版，第221页。）。四原则的提出，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它促使许多日本企业纷纷倾向中国。
首先对四原则表示支持的，是友好贸易系统的民间贸易团体和友好企业。它们不断发表声明谴责三菱、三井等违背上述原则的日本企业。此外，还可根据接受四原则的情况，将日本的企业分成三类集团。即对中日贸易依赖程度高，因而对接受四原则不太踌躇的企业；中间派集团；与台湾经济关系密切，因而对接受四原则十分慎重的商社。
第一类集团主要由钢铁行业和肥料行业构成。1969年日本钢铁行业向中国的出口达126万吨，仅次于对美国的出口。 日本向中国出口钢铁的四大企业是住友金属、日本钢管、川崎制铁和新日铁。除新日铁外，其它各大企业在中国提出四原则后迅速作出反应。住友金属、川崎制铁和日本钢管分别于5月9日、11日和12日，表示接受中方提出的条件。新日铁由于当时已在台湾和南朝鲜进行大规模投资，加之它又是作为半官半民的“国策会社”发展起来的八幡、富士、日本制铁的后身，因而其进退与其它公司政治意义不同，政策转换也较为困难。尤其应指出的是，新日铁会长永野重雄还担任着日本财界四团体之一的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的要职，同政界关系密切。同时，永野还是日本经济界“亲台派”的代表之一。这一切，使新日铁很难在短时间内作出接受四原则的决定，最终它还是选择了台湾方面，结果，被拒之于中国贸易的大门之外。
日本肥料行业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更加明显，当时几乎处于没有中国市场就无法生存的境地。1969年，日本肥料行业对中国的出口，占其整个对外出口的76%（注：[日]《中日经报》（日中经济协会）第27号（1974年3月），第251页。）。因此，该行业接受中方提出的原则也不困难。5月11日，日本硫安工业协会的住友化学、三井东庄、三菱化成、宇部兴产、昭和电工、日产化学等六大公司的首脑紧急会商，很快决定接受四原则，并声明今后不再出席“日华协力委员会”会议。
第二类的中间派集团在接受四原则时，其反应则与上面这些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企业有所不同。首先，大商社中同台湾、南朝鲜经济联系较少的日商岩井、住友商事、安宅产业和日绵实业四个商社，于5 月中旬宣布接受四原则。然而，同台湾、南朝鲜建立了正式经济关系的企业，在接受四原则过程中，往往利用中日之间既有的贸易渠道，即通过备忘录贸易事务所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牵线搭桥。
从1971年4月前后起，中国在四原则的适用基准上， 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如在投资方面，比较注重企业今后不再向台湾和南朝鲜大量投资这一点，对于过去已有的投资则相对看得较轻。这种“微调”，同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在时间上大体一致。说明中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同中美接近密切相关。中国方面的灵活态度，促进了对接受四原则最为慎重的第三类集团向中国的“倾斜”。
第三类集团的代表是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丸红饭田、伊藤忠商事四大商社。这些商社在60年代占有日台贸易的40%，同时还利用“替身公司”进行中日贸易。主要替身公司有和光交易、明和产业、启明交易、新日本通商等。当中国方面以总公司为日华协力委员会成员为由，通告中止与这些替身公司的交易时，它们多半很快地断绝了与总公司的关系，选择了留在中国贸易上的道路。当然，中国方面的主张不仅是要清理好替身公司与总公司的关系，而是以要求总公司表明态度为前提条件的。三菱、三井、丸红、伊藤忠四大商社接受四原则，是在“尼克松冲击”之后。伊藤忠和丸红饭田分别于1971年9月和1972年4月接受四原则。而三菱商事和三井物产，在复归中国贸易的时机判断上则一直煞费苦心。但当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两大商社就立即发表谈话，表示欢迎，并表明了加入中国贸易的意向。尽管如此，它们仍像往常一样，保持着与台湾和南朝鲜的贸易关系，而回避中日贸易四原则的问题。他们在静待形势的进一步变化。到1972年夏，两大商社看到佐藤内阁的中国政策仍无进展，于是便基于“如果等到日中恢复邦交之后，那只能是浪费时间”的判断（注：[日]《朝日新闻》1972年6月14日。），于6月14日同时宣布接受四原则。
上面日本企业接受四原则的情况，归纳起来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积极回应中方条件的企业，大都依赖于中国贸易，甚至离开中国市场就无法生存。第二，对中国提出的条件，较早地作出反应的，多为日本关西地区的企业。关西的企业战前就同中国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战后关西经济“地壳下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失去了中国市场。为了复兴这一地区的经济，必须扩大中日贸易，这是关西经济界和企业的共识。另外，关西地区的企业，比较而言，还有不太依靠政府发展的传统。第三，与台湾、南朝鲜经济关系密切的大企业和商社，在接受四原则时大都比较谨慎，只是当中国对四原则表现出一定的弹性后，它们才肯接受。
日本企业接受四原则的过程，同日本财界接近中国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它引发了面向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整个日本经济界的“中国倾斜”现象。
二
历史的脚步迈入70年代后，围绕中国和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1970年10月、11月，加拿大和意大利相继与中国建交，承认中国的国家达57个。尤其是在这一年的联合国大会上，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提案首次获半数以上支持。这对极力追随美国、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日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国内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进一步高涨。日本经济界更是积极参与其中。随着一些大企业渐次接受中方提出的四原则，日本经济界上层的财界也开始接近中国。
1971年1月14日， 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木川田一隆在该会一年一度的新年贺词中说，这一年的主要任务是，打开日中关系，并准备探讨包括向中国派遣使节团在内的具体政策（注：[日]《朝日新闻》1971年1月19日。）。 经济同友会（简称“同友会”）是仅次于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的日本财界四大团体之一。它与其他财界团体不同之处在于，会员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因而能比较自由地采取行动。关于中国问题，该会早就同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务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的许多成员对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比较热心。正因为如此，一旦围绕中日关系的形势出现转机，该会便在财界四团体中率先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同友会首先让小松制作所社长、经济界中国通河合良一担任副代表干事，回应中国方面针对日本经济界开展的“攻势”。进入1971年，面对日本经济界的对华接近，中国方面当然更希望执政府和自民党牛耳的财界能够转变方向，并着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前面提到，关西地区对中国关心程度高，而且同政府政治上联系又少，容易自由采取行动，因而关西财界就成了中国方面对日本经济界开展工作的首要对象。而在中日间发挥桥梁作用的是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该组织把实现关西财界代表团访华，作为1971年度的中心任务。尤其是该本部会长松原与三松和专务理事木村一三所起的作用更是不能忽视，他们是对关西财界人士开展工作的核心人物。
1971年4月13日，通过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的搭桥， 率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参加世乒赛的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王晓云，实现了同关西财界领导人在名古屋的会晤。王晓云表示，随时欢迎关西财界领导人访华。在王晓云会见的鼓舞下，4月19日， 关西财界在关西经济同友会内部设立了“中国问题恳谈会”，开始做派团访华的准备（注：[日]《朝日新闻》1971年4月18日；[日]《东洋经济》1971 年5月8日，第68页。）。5月6日，关西主要经济团体领导人云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就9月或10 月派遣由关西财界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访华一事达成一致意见（注：[日]《朝日新闻》1971年5月7日。）。
同关西财界领导人积极的对华姿态形成对照，东京财界的行动相当谨慎。譬如，1971年11月，当关西财界欲将上面提到的“中国问题恳谈会”扩大为全国性组织时，东京财界表示拒绝参加（注：[日]《世界》1972年5月号，第123页。）。关西财界的积极姿态，还表现在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前承认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政治三原则问题上。可是，东京财界人士却将此作为非同寻常的事情不情愿地接受了下来（注：[日]《经营问题》第10卷5号（1972年冬），第249页。）。
酝酿东京财界人士的访华计划，始于1971年初，同中国方面开展对关西财界人士的工作几乎同时进行。上面提到的王晓云，在会见关西财界领导人一周之后，经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总理事今里广记引见，还于4月19日实现了同东京财界领导人的恳谈。这次会谈，是日本财界上层人物同中方要人的首次接触，它表明财界上层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势必会对中日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正如河合良一所说：“财界首脑同王氏会谈本身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政治行动”，“会成为今后（中日关系）的一个巨大的基石”（注：[日]河合良一：《中国问题与财界的姿态》，载《经济学家》第49卷22号，1971年6 月1日。）。
1971年7月15日（日本时间7月1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即将访华的消息，给日本财界带来很大的冲击。日本经济界立刻有一种“自由了”的感觉，此后支持中国的言论与行动越发明显起来（注：[日]细谷千博、绵贯让治编：《对外政策决定过程的日美比较》，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版，第233页。）。“尼克松冲击”当天，新日铁社长稻山嘉宽就声明，今后不再参加日华协力委员会和日韩协力委员会，决定接受四原则。新日铁会长永野重雄也作出“胜负已定”的判断（注：[日]《朝日新闻》1971年7月23日。），遂不参加7月27日在东京召开的日华协力委员会会议。相反，永野却出席了为参加松村谦三葬礼而赴日的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与同友会干部的会谈。9月2日，永野声明将遵守四原则，并明确表示参加同友会访华团（注：[日]《朝日新闻》1971年9月3日。）。永野转变态度，对当时整个日本经济界特别是经济界上层震动很大。日本报刊评论说：“从永野重雄在财界的地位和实力来说，他对整个财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以此为契机，经济界的中国热立刻升温了。”（注：[日]《经营问题》第10卷5号（1972年冬），第249页。）此后，东京财界迅速向制定访华计划的方向前进。
10月7日， 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永野重雄与同友会代表干事木川田一隆商量派团访华事宜，双方都决定以顾问身份参加访华团。此前不久，对访华态度积极的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总理事今里广记则公开声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注：[日]《朝日新闻》1971年9月2日。）。这样，日本财界四团体中，就只剩下经团联还继续持慎重的态度。这是因为，经团联内部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政治性很强的问题，会员间意见分歧较大，因而始终在等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经团联会长植村甲午郎和副会长堀越祯三又都是日华协力委员会和日韩协力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他们反对把台湾逐出联合国，支持佐藤内阁的“逆重要事项”和“双重代表权”的提案。但是，10月25日，当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日本经济界几乎是完全朝着支持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作为日本财界的“司令部”和素有自民党政府“太上皇”之称的经团联，也不得不转变态度。12月6日，在经团联评议员会议上，植村会长致辞时说：“既然（中国）加入了联合国，那么我们就期待着尽量加快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注：[日]《经团联月报》1972年1月号，第5页。）这是经团联第一次在组织上讨论中国问题。植村的发言，明确了经团联的立场。至此，日本经济界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统一意见基本上形成了。
三
如上所述，1970年春中国提出四原则后，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与对华贸易相关的日本企业大多接受了这些原则。而且，关西财界等还表现出了积极的访华热情，并加紧进行这方面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尼克松冲击”后，东京财界也开始积极制定访华计划。从此，日本财界掀起了访华热潮。
1971年9月17日，以佐伯勇为团长， 由关西五大经济团体领导人组成的关西财界代表团访问中国。其目的不仅仅在于经济交流，同时也是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而整备环境。这一点如实地反映在代表团访华时发表的若干声明中。访华团归国后在大阪机场发表声明，呼吁日本各界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采取行为。关西财界此行在日本形成了一种“政治压力，不可否认地在当时对政府此后的中国政策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注：[日]日中经济协会：《日中备忘录贸易的10年》，日中经济协会1975年，第178页。）。
继关西财界之后，11月13日，以东海林武雄为团长的东京财界代表团也访问北京。由于成员中的岩佐凯实、永野重雄、木川田一隆和今里广记分别担任日本财界四大团体的领导职务，因而人们认为他们联袂访华显示了日本经济界主流带有战略性的动向（注：吴学文等著：《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东京财界访华，不仅给整个日本经济界以很大影响，同时也对日本政界造成很大冲击。由于佐藤政府在“尼克松冲击”这一国际形势的剧变中未采取任何积极的对华政策，逆历史潮流而动，因此财界领导人的对华快速反应，必然会对其政权产生影响。特别是木川田一隆和永野重雄的行动，给佐藤首相以很大的刺激，因为他们不仅仅是财界四大团体中两个团体的领导人，而且还是电力与钢铁这两大行业的代表。“财界虽然不像日本在野党和群众团体那样公开批评佐藤内阁的敌视中国政策，但他们的行动本身已充分表达了对佐藤内阁的不满。他们的访华对日本统治集团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注：吴学文等著：《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以东京财界代表团访华为契机，日本经济界逐渐发挥了要求政府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压力团体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日益增强。
进入1972年之后，日本经济界的访华热潮进一步向专业领域扩展，大型企业陆续组团访问中国。3月， 伊藤忠商事社长和住友商事社长分别率团前往北京，开创了日本综合商社首脑访华的先例。他们的行动对其他企业集团和综合商社的访华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紧接着，日本化肥行业、海运行业、住友银行、三和银行、东洋棉花、丸红饭田等也都先后组团访问中国。在大商社的访华热潮中，三菱集团的访华尤其引人注目。8月17日至19日，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协助下，田实涉、古贺繁一和藤野忠次郎等三菱集团的三大首脑联袂访华，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三菱集团首脑访华后，该集团的三菱商事和三菱重工很快被中方指定为友好商社，恢复了与中国的贸易及其它经济往来。“日本最大的企业集团三菱与中国关系的重开，是象征着它与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政府层次的交涉表里一致的一件大事。”（注：[日]山村喜晴、山本刚士：《三菱集团的华丽转身》，载《中央公论》1972年10月号。）继三菱之后，古河、芙蓉、三和、三井等企业集团也组织代表团访问中国。
在日本各大商社积极组团访华的同时，财界上层人物也加紧了访问中国的准备。7月7日，田中角荣取代佐藤荣作出任日本首相后，针对田中内阁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首要外交课题，财界方面给予了积极的支持。7月9日，当周恩来总理发表对田中内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积极态度表示欢迎的讲话后，财界便立即敦促田中内阁采取主动行动，要求田中首相直接访华，并提出迅速废除对华贸易限制等要求。并且，财界积极与中方代表孙平华、肖向前等进行接触，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交换意见。8月30日， 以新日铁社长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本经济界代表团抵达北京，并受到周总理的接见。财界的对华积极姿态，加快了田中内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步伐。
四
通过上面对日本经济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政治过程中所扮角色的描述与分析，我们不能不对日本经济界参与政府对外决策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般说来，在解决或处理与经济相关的外交问题时，经济界往往直接参与其中，通过与政府的密切合作，制定对外政策。例如，在制定资本自由化政策的过程中，无论日本的企业还是工商业界，都积极与政府部门的通产省保持紧密合作，尤其是经济界上层的财界，还向政府外资审议会派送委员，直接参与自由化时间表的拟定。因此可以说，资本自由化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建立在经济界与政府相互作用基础上的。这一点，同中日邦交正常化政治过程中经济界所扮角色形成了鲜明对照。
如上所述，无论是接受中国提出的中日贸易四原则，还是同中方要人举行会谈，或者是组团访华，日本经济界都不同政府进行协商，而是通过既存的两个民间贸易窗口，即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务所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及该会关西本部等的接触，根据自身判断采取行动。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日本的政府机构所发挥的作用，自始至终都是相当有限的。因此，日本经济界就不可能像解决经济问题时那样，通过与政府部门的直接联系，参与决策。事实上，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日本经济界采取了现实而灵活的态度，始终走在官僚阶层和保守派政治家的前头，它是作为压力团体从外部间接地促使政府转换政策的。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促成了日本经济界的这种压力团体化。“尼克松冲击”使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是促使日本经济界接近中国和掀起中国热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如此，经济界行动的根本动机，归根结底还在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日本经济界非常担心佐藤内阁敌视中国的政策会导致美国抢先于日本“占领”中国市场。从日本经济界接受中日贸易四原则的先后顺序来看，同中国有着直接利益关系的企业和商社往往走在前面，就是很好的例证。总之，日本经济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扮演的压力团体的角色，无疑对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