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深受杨昌济、黎锦熙、蔡元培等人的影响，亦受美国学者杜威、英国学者罗素等人的影响。在探索怎样使全社会的人都能受到教育的过程中，他又曾受新村主义、工读互助运动思潮的影响。在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后，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采用古书院与新学校之长办新型院校，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人才，终于把自己的教育梦变成了现实。此时，毛泽东的教育理念不仅基本形成，而且有成功的办学经验、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成为一名出色的教育家。
关 键 词：青年毛泽东；教育梦；教育家
三 新村主义、工读互助运动的尝试失败与转向
毛泽东在探索怎样使全社会的人都能受到教育的过程中，又曾受新村主义、工读互助运动思潮的影响。这是因为五四运动时期，周作人将日本的新村主义传播到中国，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很大影响，群起效仿，付诸实践。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曾登门拜访过传播日本新村主义的周作人，对新村主义颇感兴趣。
周作人年轻时曾受到过江亢虎、刘师复的影响，向往新村生活。1906年，周作人随兄周树人(鲁迅)赴日本留学。1910年间，他开始受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所宣传的新村主义影响。武者小路实笃是小说家、剧作家、画家，年轻时崇尚俄国的托尔斯泰，提倡人道主义。从1910年开始，武者小路实笃创办《白桦》杂志，宣传新村主义，主张用和平的社会改造办法，进行共产村试验，实现理想的社会——新村。1918年冬天，他在日本九州的日向选定地方，创办第一个劳动互助、共同生活的新村；又在东京发行《新村》月刊，宣传新村生活。
吴邦伟在民国时期历任国民体育委员会委员、教育厅督学、省立体育场场长，创办期刊、编撰书籍，对当时的社会体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许多思想在今天看来都具有超越时代性和前瞻性；对其社会体育思想的深入探讨，不仅是对老一辈体育人的深切怀念，更是从历史的发展中探寻前人的智慧，为当下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入融合提供借鉴意义。
五四运动前后，周作人积极地把日本的新村主义传播到中国。1919年3月15日，即日向新村成立后四个月，周作人便撰写《日本的新村》一文在《新青年》六卷三号予以介绍，并摘译了《新村》月刊第二卷第一号武者小路实笃介绍“第一新村”村民生活状态的文字：“每日值饭的人五时先起，其余的六时起来，吃过饭，七时到田里去，至五时止。十一时是午饭，下午二时半吃点心，都是值饭的人送去。劳动倦了的时候，可做轻便的工作。到五时，洗了农具归家，晚上可以自由，只要不妨碍别人的读书，十时以后息灯。这是日常的生活。”①周作人：《日本的新村》，《新青年》六卷三号(1919年3月15日)。周作人认为：“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真正普遍人生的福音。”②周作人：《日本的新村》，《新青年》六卷三号(1919年3月15日)。该文在中国知识界中引起很大反响。
1919年7月，周作人到武者小路实笃创办的新村实地考察。据周作人介绍，该新村的土地约八千五百坪(中国45亩地余)，住在村里的共19人。会员分两种，凡愿入村协力工作，依该会精神而生活者，为第一种会员；真心赞成该会精神，而因事情未能实行此种生活者，为第二种会员。第一种会员的义务权利，一律平等，共同劳动；平时衣食住及病时医药等费，均由公共负担。第二种会员除为会务尽力之外，应每月捐金50钱以上，“以忏除自己的生活不正当的恶”。村的住屋有公共住室，有厨房，有图书馆，还有马厩猪圈。屋前有一条新造大路直到水边，以便洗濯淘汲。新村经济上勉强可以支持，农作物略有出产还不够自用。新村养有马、羊、猪、鸡，还有狗。周作人还随同会员到地里种甘薯，到豆田拔草。三天的体验让周作人感觉“新村的人，真多幸福!我愿世人也能够分享这幸福!”③张明高、范桥编：《周作人散文》第3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考察之后，周作人即在东京写作完成《访日本新村记》。《访日本新村记》发表在1919年10月《新潮》二卷一号上，更引起人们对新村运动的兴趣。
在4k技术电视播放实践一体化网络系统运行的过程中，系统的相互联通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系统中各子系统间的数据交换；其次，播放实践一体化系统和其它技术系统之间的交互。[3]为了保障上述两项联通的稳定性，结合4k技术电视的具体需求，可以设置以下几项接口：4k技术电视播放实践一体化网络系统和视频、音频系统间的接口；播放实践一体化网络系统内部各业务子系统之间的接口；播放实践一体化网络系统和办公系统的接口；播放实践一体化网络系统和拓展业务系统的接口；播放实践一体化网络系统和台外系统的接口。
场上，艾尔一拳狠狠地打到威尔的下巴上。我往回缩了一下。艾瑞 克站在房间另一边，一脸假笑地看着艾尔，不断用手翻动他的眉环。
1920年2月，周作人在北京西直门八道湾11号家中办起了新村支部，并于4月1日出版的七卷四号《新青年》上刊登启事，说可代办有关新村各种事务。1920年4月7日，率领“驱张”代表团前往北京的毛泽东，曾专程到八道湾拜访周作人。尽管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只简略记写了“毛泽东君来访”几个字，但真实地记录了毛泽东当时追求新生活的热情。1934年，毛泽东曾遗憾地对人这样说过：“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④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文学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74页。《新青年》是青年毛泽东爱读的刊物，《新潮》杂志也是青年毛泽东所喜欢的，其上载有宣传新村主义的文章毛泽东应当关注到了。毛泽东回长沙后创办文化书社，1920年10月他撰写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中，提及的销售杂志中包括《新青年》《新潮》，11月撰写的《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中销售杂志亦包括《新青年》《新潮》。
日本的新村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知识界产生很大影响。当时，少年中国学会⑤少年中国学会是李大钊、王光祈等联合有志青年发起的进步组织，1918年6月30日筹建，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有信约四条：(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会员有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高君宇、李达、蔡和森、张闻天等百余人。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对新村主义极为向往，积极传播，并加以发挥与具体规划。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包括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当时对新村主义都抱有兴趣与希望，并在中国开始创造性地付诸实践。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曾与王光祈来往较密切，受其影响也颇大。
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在《晨报》上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倡议发起小组织新生活的男女生活互助社，以便可踊跃与黑暗势力奋斗，训练独立生活，可自由读书，养成互助劳动的习惯，以实际运动为起点来从事改革社会的实际运动。他列出计划实行的18条方法：
陕西省不同级别医院药学人员的职业认同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施 昶等（14）：1877
“(一)这种团体的名称，可以称为‘工读互助团’，因为在这种团体里的团员，必要具备两种资格：(1)作工；(2)读书。(二)生计方法，暂时可以分出两种：(1)手工，如织袜、织手巾、装订书籍之类。(2)贩卖，如贩卖国货及书报之类。关于置备机械、租赁房屋的资本，我们愿意担任筹募。(三)团员不限于男女，均在一处共同作工，惟寝室分作两处。(四)每日作工六小时，读书三小时，其余时间作为娱乐及自修之用。(五)共同工作所得之收入，为团体共有之财产。(六)团员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皆由团体供给。(七)团员所需之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皆由团体供给。惟所购之书籍报纸，均系团体共有。(八)团体中须置备陶情悦性之音乐数具，随时举行各种游戏，共同娱乐，或结队郊外旅行，强健身体。(九)团员求学择校，完全听其自由，并可用团体名义请求各校特准旁听，减少学费。(十)若因工作时间太多，不便在各校听讲，则由团体每日敦请有专门智识的学者教授二钟。(十一)凡有团员一人之介绍，经本团体评议会认可，便得为团员。(十二)凡自愿退出团体时，须提出理由书，经评议会通过，得听其自由退出。(十三)每日工作所得，皆须在册上注明。若有怠于工作情形，由评议会提出警告。若经三次警告，仍不努力，即令其退出团体。(十四)本团评议会，由团员全体组织之。(十五)本团执行部由评议会中选出若干人组织之。(十六)执行部办理会计庶务等事。(十七)本团团员须随时佩带本团徽章。(十八)团员有不道德之行为时，互有规勉的义务。若事情重大，有妨团体名誉，即由评议会令其出团。”①《王光祈文集》第4辑，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27页。王光祈认为：“这种组织比‘新村’容易办到。因为‘新村’须要有土地，而且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又在城市，所以这种主张比较切实可行，更为需要。”②《王光祈文集》第4辑，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28页。他计划在北京先行着手，将来在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处，都要设法推行。他还说：“这种办法已与陈独秀、高一涵、李守常诸君等商量，我们立刻就要做去。”③《王光祈文集》第4辑，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28页。
然而，这还只是一种计划中的方法，故王光祈随后给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左舜生写了一信，他设想在农村租地建新村：
“我们先在乡下租个菜园，这个菜园距离城市不要太远，亦不要太近，大约四五里路为最宜。这个菜园不要太大，亦不要太小，只要够我们十余人种植罢了。菜园中间建筑十余间房子，用中国式的建筑法，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上作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作我们的卧室、饭厅等等。园子西南角上建筑一个厨房。东北角上建筑一个厕所，房子后身砌上一个球场。园子周围挖下一条小溪，溪边遍植柳树，柳树旁边就是竹篱，竹篱里头就是我们的菜园了。
兹将每日课程列表如下：(一)种菜两钟；(二)读书三钟；(三)翻译书籍三钟；其余钟点均作为游戏、阅报时间。
第六章研究说明学校研究的范围分为三类：科学，哲学，文学。研究之方法分为二种：单独研究，对于所选定之学科单独修习；团体研究，组织各种研究会，随时开会辩论商榷。
1919年12月24日，王光祈、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高一涵、罗家伦等17人发起在北京成立工读互助团，有团员30多人。团员分组作工，工余则按照指定的科目、时间往北大上课。对于这一工读互助团，蔡元培非常看重，他说：“这个学会的会员，现又发起一个工读互助团，他的宗旨与组织法，都非常质实。要是本着这个宗旨推行起来，不但中国青年求学问题有法解决，就是全中国最重大问题，全世界最重大问题，也不难解决。这真是有大希望的。”②《蔡元培选集》(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44页。继之，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广州和扬州等地先后组织了工读互助团一类的团体。
毛泽东对北京创办的工读互助团很感兴趣，尽管当时情形并不好。1920年2月，他曾参观王光祈试办的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参观后，他给新民学会会友陶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指地处长沙故稻田的湖南省立女子师范——引者注)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狠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页。如毛泽东所料，王光祈在北京创办的工读互助团很快失败。1920年5月，王光祈到法国、德国留学，1936年病逝在国外。尽管如此，王光祈在北京的工读互助试验给毛泽东影响很大。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曾与王光祈接触较多，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李大钊是介绍人。王光祈青少年时代经历坎坷，与毛泽东一样，对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有深刻认识，故有共同的理想与追求。1960年代，当陈毅副总理到四川接待前来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时，他受毛泽东之托还特别在吃饭时向当时担任成都市副市长的李劼人问起王光祈的下落。由此可见他对王光祈的感情之深。
其实，青年毛泽东受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的影响，除周作人、王光祈等人的影响外，更有辛亥革命以来国内对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大环境的影响。例如，中国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倡导人刘师复1912年5月在广州组织晦鸣学舍，其所宣传的纲领是：“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④师复：《〈晦鸣录〉编辑诸言》，《晦鸣录》第1期，1913年8月20日。这种无政府共产主义是“以克鲁泡特金学说为主体，但也吸收了托尔斯泰的泛劳主义、禁欲主义”⑤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30页。。刘师复1914年生活在上海，上海的工人运动日渐活跃引起他的注意。“他提出工人应‘结团体，求知识’，建议各业工人组织工团，各业工团再组成总工团，各级工团应办平民学校，无政府主义者应进工团进行指导”⑥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32-333页。。这在中国开了工团组织的先声。刘师复倡导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及其结成的组织，在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后来，创办工读互助团一类的组织曾令青年毛泽东十分向往，构成他的一大理想并形成实际方案。1918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之际，毛泽东面临就业的问题。他当时想邀数朋友在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但“事无成议”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49页。。
1918年夏至1919年春，毛泽东送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其间他接受国外思潮的影响更多，对周作人介绍的日本的新村主义更有兴趣。毛泽东从北京经上海回到长沙后，“再发生这种想像，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对于学校的办法，曾草就一计划书”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49页。。这一计划书名为《学生之工作》。
不难看出，在这个阶段，“困境儿童”的学术概念处于发展中的阶段，由不同的词源引入，尚未能对定义达成共识。而随着儿童福利制度的发展，政策定义上对“困境儿童”的概念要求显然要更迫切。在这个阶段，除了民政系统传统的保障对象——孤儿外，还将与孤儿有着很大相似度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了保障对象。此时孤儿与“困境儿童”群体的区分依据，不在于类型上的区别，而是出于政策救助传统的考量。
青年毛泽东的总体计划是创办一学校式新村。对于学校的具体教学，毛泽东的安排是：“学校教授之时间，宜力求减少，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49页。时间实数分配是：睡眠八小时，游息、自习、教授、工作各四小时。“工作之事项，全然农村的”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50页。，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同时，“工作须为生产的，与实际生活的”⑤《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51页。。因现时各学校之手工，其功用在练习手眼敏活，陶冶心思精细，及审美之情，然多非生产的，又非实际生活的，学生在学校所习，与社会之实际不相一致，结果则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并且，现时学生毕业之后，多鹜都市而不乐田园。农村的生活非其所习，从而不为所乐。而此于地方自治之举行有关系。“农村无学生，则地方自治缺乏中坚之人，有不能美满推行之患。又于政治亦有关系，现代政治，为代议政治，而代议政治之基础筑于选举之上。民国成立以来，两次选举，殊非真正民意。……推其原因，则在缺乏有政治常识之人参与之故。有学生指导监督，则放弃选举权一事，可逐渐减少矣。”故毛泽东强调新村工作：“第一，所以使之直接生产。第二，所以使之合于实际生活。第三，所以养成乐于农村生活之习惯。”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52页。
他继之写道：“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然兴办学校，不过施行教育之一端。而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而止，其一端则有家庭，一端则有社会。”“故但言改良学校教育，而不同时改良家庭与社会，所谓举中而遗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新教育中，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⑦《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52-454页。毛泽东明显受到外国思潮的影响。他说：俄罗斯之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日本之青年，近来盛行所谓“新村运动”。美国及其属地斐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不过，他更赞赏俄国，“论社会革命之著明者，称俄罗斯，所谓‘模范国’是也”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页。。可是，毛泽东因投身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也无资金支持，当时未能实现新村梦想。
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之后，在生计无着之中选择进入师范学校读书。然而至1915年，已在一师就读的毛泽东，仍在考量是自修好还是在学校读书好，如果读书选择什么类型的学校好这样的问题。这从他致湘生的信(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可以看其思想转变的过程。毛泽东说，自己从前拿错主意，后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从前“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尽管对学校有了认识，但他还是问询湘生：“不知足下之意，学校与自修果已定否？看君欲学英文、数学，又似预备进学校。”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如果湘生想自修，毛泽东向他荐举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40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40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启超先业词章，后治各科。毛泽东还在信中告知：“适得高等师范信，下期设招文史两科，皆为矫近时学绝道丧之弊。其制大要与书院相似，重自习，不数上讲堂，真研古好处也。吴校长，即作训学生辞者，教习闻皆一时名宿。阅其招学通告，固自与他〔校〕不同，吾意与足下宗旨相合，可来考乎？”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看来，毛泽东仍在关注那些书院式的学校。
但毛泽东追求新生活、创办新学校的想法总是萦怀不去。1919年12月，他率领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请愿团到达北京后，适逢王光祈等人联合发起的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并募集经费，以组织、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这一运动虽然最终未成功，但仍给毛泽东以重大启发并跃跃欲试。1920年2月，他致信陶毅说：“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66-467页。稍后，他又致信周世钊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5-476页。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竹编工艺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竹编匠人老龄化，后继乏人；竹编制品的生产力落后；产品设计缺乏创新，跟不上时代的需求。应对挑战，竹编工艺的发展应开拓创新，培养新人，充分发挥竹编制品的环保性，拓宽其应用领域。同时，竹编制品作为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应尽力发扬光大，唤起更多的人对竹编艺术的认知和热爱。
然而，毛泽东在上海试办工读互助团受挫。1920年3月5日，尚在北京的毛泽东，与陈独秀、王光祈等联名在上海《申报》刊登了《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附有《上海工读互助团简章》)。启事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表示要追求合理的教育、正当的生活，并说明了工读互助与教育、学习的关系：“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受教育的不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造就奴隶的东西。”“现在中国的学制，是求学的时代不能谋生活，谋生活的时代不能求学。求学的时代不谋生活，学问就变成形式的、机械的了；谋生活的时代不求学，学问就是不永续的——不进步的了。”“教育与职业是相冲突，生活与学问是相冲突，怎么能算为合理的教育、正当的生活呢？因为要想一个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的法子，就来发起这个工读互助团”，“这要算是我们发起人的唯一宗旨”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76页。。
这一募捐启，署名的发起人除陈独秀、王光祈、毛泽东外，还有彭璜等人。募捐启说明约需一千元的费用来筹备工读互助团发起，希望能够在经济上得到赞助。
毛泽东离开北京，1920年5月5日到达上海后，居住在安义路63号(原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进行繁忙的社会活动。5月8日，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彭璜等人为欢送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的6名新民学会，在上海半淞园开送别会，并讨论新民学会的会务、学会态度、入会条件等。送走会员后，他与彭璜、张文亮等一起试验工读生活。在上海民厚里租几间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过着一种简朴的工读生活。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不久，旅沪的湖南学生又组织了沪滨工读互助团。但是，与北京及中国各地的工读互助团一样，上海工读互助团仅一个月后即陷入困境。同年6月，毛泽东、彭璜返回长沙，工读生活随之终止。返湘前，毛泽东曾致信黎锦熙表明心迹：“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⑤《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8页。
不过，毛泽东在上海不只是从事工读互助活动。他还思考怎样改造湖南，在上海《时速新报》先后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的自决》，发起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的倡议，在申报发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为湖南自治大造舆论。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多次前往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与之讨论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谈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这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组建共产党。这为毛泽东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起到了牵引作用。7月初，毛泽东离沪返湘时途经武汉，拜访利群书社创建人恽代英，商谈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事宜。
从总体上看，当时全国各地的工读互助团都好景不长，由于经费缺乏，在半年时间里纷纷解散。工读互助团带有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运动的色彩，它没有系统的工作训练与教育学理论。虽然毛泽东较快从这种运动中走了出来，但是，由于实行作工与读书相机结合，这种组织形式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打下了较深的烙印。
他是将街头奶茶方便化的第一人；他推动奶茶进入全球饮品主流，一手开创了固体杯装奶茶市场，并奠定了香飘飘在奶茶行业领先的品牌地位。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即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化，同时关注湖南改造与建设。8月，上海“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推陈独秀担任书记。毛泽东与陈独秀保持不间断的联系，于11月在长沙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并很快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自此，毛泽东成为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1年，毛泽东作为湖南的共产党组织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回到长沙以后，于8月在长沙正式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这所大学虽然延续了以往的工读办学理念，但目的和性质完全变了，它主要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人才。
目的论有三个指导原则，分别是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诚原则。这三个原则之间有先后等级之分，连贯的优先级高于忠诚，同时这两个原则要以目的原则为前提[2]。在该理论的视角下，一切翻译行为都必须首先服从“目的原则”，也就是译文应该根据所要达到的效果进行语言上的组织，同时还应该被目的语读者接受[3]。译文所要达到的效果是译者选择翻译技巧首要需要考虑的因素，也就是效果决定技巧[4]。连贯的核心思想是翻译成果被目的语读者理解，符合其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在忠实原则视角下，译文应该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内容和神韵，但是再现程度根据译文所要达到的功能而有所不同。
四 采用古书院与新学校之长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成型
第九章成绩表示，说明学友成绩分为三种：平时所作之记录及论文，每学期届满时所做之论文，每一科目修习完毕时所做之论文。学友每人修学年限无定，以修习一科完毕为单位，成绩及格者，给与某科目修学证书。但不要证书者听。
办怎样的学校或寻求更好的学校让学生学好知识，是青年毛泽东思考较多的。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就读期间就在思考教育与教育改革问题，探寻怎样的学校才是好学校，才能适应学生，让学生学到更多真正有用的知识。
青年毛泽东对古书院与新学校两者孰优孰劣，或如何兼取二者之长而办学与学习，与他既不喜欢私塾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有关，也与他不满足新式学校开设的课程使他求学兴趣受限有关。这同时与湖湘文化大环境有关。毛泽东求学的长沙有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求实书院。毛泽东求学期间，曾多次到岳麓山游玩，对书院颇有印象。1918年6月他于一师毕业后，还与蔡和森等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有实践建设“岳麓新村”的设想。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对学校与书院的对比也直接引发毛泽东的有关思考。杨昌济在一师讲授教育学时曾讲到：“中国学校寄宿舍之饭菜，实大有害于卫生，而推其所以然，则由人数太多之故。故有谓今日学校会食之制，反不如前日书院分斋之制者，所言亦未为无理。”①《杨昌济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页。所有这些都引起毛泽东对古书院与新学校各自长短的思考，是探索采用古书院与新学校之长办新型院校的前提。
在压水试验之后，将配制好的水泥浆通过高压泵和注浆管注入桩端土层中。初注时压力较小，浆液由稀到稠。注意注浆压力、注浆量和压力软管变化，并注意注浆节奏。同时，用百分表监测桩的上抬量。注浆完毕或较长时间停泵时，须对高压注浆泵、浆液拌和机及地面管路系统等认真清洗，以防水泥浆结块，堵塞管路和泵体。完成注浆后须立即将注浆管顶端用堵头封闭，以免回浆而降低注浆效果。
在致萧子升信(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中，毛泽东也谈了自己态度转化、决心在学校读书的过程。他向萧子升交流自己向一师教师黎锦熙讨教后的看法：“仆问邵西，学乌乎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⑤《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黎锦熙则指出这是先后倒置，要好通与专，“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政治家更应注意。俾斯麦、袁世凯都富有通识，而王安石只有专门之学，改革卒以败。毛泽东“于是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然而学校的缺陷总是让毛泽东感到不满意。1915年11月9日，他致信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黎锦熙，透露对一师的不满：“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⑦《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0、31页。但黎锦熙没有返湘，毛泽东商之无人，只好在一师继续学习下去。
对毛泽东来说，在一师学习没有多大压力。于是，他担负学校学友会的工作，1917年10月又任校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还积极办理工人夜校，教工人学文化。办工人夜校是辛苦的，但也为毛泽东日后推广社会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
上海工读互助团试验不成功后，毛泽东便想在长沙试办一所半工半读式的自修大学。但这所自修大学的具体形式仍在逐步探索之中。1921年，毛泽东作为湖南的共产党组织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长沙以后，其想法开始转变为现实。1921年8月，毛泽东等在长沙正式开办湖南自修大学。这所大学，虽然延续了以往的工读办学理念，但目的和性质完全变了，它主要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革命人才。
第二章是说明校董会的责任。第三章说明学员及办事员，如内容是大学设学长一人，由校董会聘请，担任指导学友之自修，考察学友之成绩等。
毛泽东与何叔衡等拟定《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 》(《新时代》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清楚说明了创办大学的指导思想，有着丰富的新内容。大纲共13章31条，相当完备。其第一章《宗旨及定名》的第一条是：“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釆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材，使文化普及于平民，术学周流于社会。”①《湖南革命史料选辑——新时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2页。
第四章说明通讯员的职责，于国内国外学术昌明之区域设通讯员，担任本大学与各文化区域之连络；于湖南省内各重要之中等以上学校，并各种学术团体，设通讯员，担任本大学与各校各团体之间连络，并互相介绍其学术。
第五章学友说明报名入学资格，膳费及杂费，及不符合学校规定者得随时令其退学。其中第十七条专说明学校暂设文、法两科。文科有中国文学、西洋文学、英文、论理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新闻学、哲学。法科有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它规定“学友于以上各种学科中至少须选修一种”②《湖南革命史料选辑——新时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
我们园中要附设一个平民学校，附近农家子弟均可以到学校读书，不纳学费。我们还要常常到那些农家与他们诚诚恳恳的周旋……”①《王光祈文集》第4辑，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53页。
第七章劳动，宗旨是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劳动应有相当之设备，如园艺、印刷、铁工等。
第八章图书馆及实验室，说明这些设施是为学友阅读、实地试验之用。
从毛泽东的艰辛曲折求学经历来看，他最终采用古书院与新学校之长办新型院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也经历了一个艰辛曲折的探索过程。
按照等截面法将炉排片沿炉排宽度方向分成8个截面，考虑到炉排出口对风室静压的影响，因此在距离炉排下方60 mm的地方选取风室静压分布点，各点分布情况见图2。
第十章经费，说明其来源为船山学社津贴，公私捐助。
图1为L2线自然电场法剖面曲线，可见3个频率的电位在140～250号点与400～600号点处均较低，推断该处裂隙较发育。
第十一章校舍，说明以湖南船山学社房屋为校舍。
第十二章分院及海外部，说明“本大学之学友，因必要，得设海外部”③《湖南革命史料选辑——新时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第十三章自治规约及本大纲修改，说明“大学内部生活，以‘自治规约’规定之。此项自治规约，由驻校校董、学长、办事员与学友共同订定”④《湖南革命史料选辑——新时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其修改须得校董会之同意。
在中间的部分，数据的特征都比较模糊不易区分。ST-SNE在这部分数据中识别出了更多的特征，并形成了一些独立的簇和模糊的簇，模糊的簇在有染色的情况下是比较清晰的。BH-SNE这部分的结果显得比较杂乱，没有识别出不明显的特征。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 》表明，毛泽东所创办的已是一所有“自治规约”的新型大学，并且还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发展，它已经不再只是简单的半工半读学校，而是有着自己办学理念和风格的大学——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并革新是它的重要任务。
从《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可见毛泽东对办学宗旨进一步的学理解释。他用较大篇幅对比分析了书院与学校的各自利弊，说明湖南自修大学完全是一所新时代的学校。毛泽东指出：人要求学就要地方、组织。书院废后，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书院可毁在其研究的内容不对，但是书院也尽有好处。学校的好处很多，但坏处也就不少。进而，毛泽东诉说了学校的三大坏处：第一“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过是一种商行为罢了!”第二“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有心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第三“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学校“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灭掉性灵，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①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第3页。。总之，学校教育泯灭个性，培养不出高素质人才。回看书院，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处，则都没有，“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②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第4页。。但是现代学校的特长是他“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是书院所不及的。“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③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第4页。。
师：每一股风都是一种力量，母亲的鼓励使我们有创作的灵感和源泉，但同时也容易让我们骄傲自满。父亲的严厉批评给我们警告和提醒，让我们不断提高，但同时也容易挫伤我们的积极性和自信心。所以，当母亲的表扬让我们骄傲自满时，需要父亲的批评警醒我们；当父亲的批评让我们灰心失望时，需要母亲的鼓励让我们坚持下去。我们需要两种力量来平衡，所以作者在文中写道：“我谨慎地把握住我生活的小船，使它不被哪一股风刮倒。”你们是如何谨慎地把握生活的小船，使它不被风刮倒的呢？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拿起笔写一写吧。
自修大学取书院和学校各有的利而去其弊，其独有的利“就是平民主义”④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第4页。。相反，书院和官式大学是非平民主义，均有极严峻的程限。现在确实有好些有志青年，没有得到求学的机会，实在可叹可惜。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⑤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第4页。。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自修大学力矫这些弊病，一则除住校学生，因房屋关系须稍示限制外，校外学生则诸凡有志向学以上均可入学。二则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三则自修大学在现在这‘金钱就是生命’的时代，固不能使所谓‘无产阶级’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学问，但心里则务必使他趋向‘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校里来研究，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比较官式大学便利得多，花费也就自然少了”⑥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第4页。。
毛泽东进而说明：自修大学作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其内容“大略于下”：“第一，自修大学学生研究学问的主脑，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自修大学里面的‘图书馆’，就是专为这一项用的。第二，自修大学学生，于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各种研究会的组织，就是专为这一项而设的。第三，自修大学虽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员，但也要有随时指导的人做学生自修的补助。第四，自修大学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间和范围，都听学生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度去定。第五，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①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第4页。
最后，毛泽东还说明了自修大学在湖南的必要：做一个最高的学术机关，将湖南人精神的欲求和文化的冲动表现、发挥出来，“自完成自发展自创制湖南人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②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第4页。。
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在当时颇有影响，更有示范作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中指出，“湖南学者乃有自修大学之创设。购置书器，延聘导师，因缘机会，积渐扩张。要以学者自力研究为本旨，学术以外无他鹄的。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吾实在觉得他们自修大学的组织，可以为各省的模范”③《湖南革命史料选辑——新时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页。。另一位著名教育家李石曾在《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中说：“自修大学果能得适宜之发展，诚足为一新教育制度之纪元，而成学术之普及。赖此可使大学由特殊阶级之制度而成为群众之组织：由名城要邑之集中而成为地方平等之事业，此非其他大学所能而为自修大学所独有之希望。执此以热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为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为社会自由制度实现之先导。”④《湖南革命史料选辑——新时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5页。从二人的赞誉与希望可以看出，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顺应了社会发展潮流，也遵循了教育的一般规律，所制订的自修大学办学方针是切合实际的，对教育发展具有引导作用。
然而，湖南自修大学还有其特殊的使命，这是当时人们没能看出来的，这就是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人才——它总共培养了200余名学生。湖南自修大学图书馆新置的书刊中，“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本有：《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等；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著作有：李汉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邵飘萍《新俄国之研究》、恽代英《阶级争斗》、李达《唯物史观解说》、李季《社会主义史》等。”期刊“有《共产党》、《新青年》”等 。还有贺民范私人寄存书籍“其中有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本和进步书刊多种”⑤俞息安：《一份珍贵的书目——介绍〈湖南船山学社(自修大学)图书目录〉》，《求索》1982年第1期，第107页。。
1923年，毛泽东又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他在发刊词中明确宣示：“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因此本刊出世的使命实在是非常重要。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倘能藉此引起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们从事这种社会改造的事业和研究，那是同人所十二分盼望的。”①《湖南革命史料选辑——新时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从湖南自修大学所购置的书刊和《新时代》的发刊词等文章可见，它的使命是要为中国社会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改造而培养人才。
故可以说，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在毛泽东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发展中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成型。在民主革命和战争年代，毛泽东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红军学校，办党校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办教育事业，都是基于湖南自修大学这种极其重要的经验，后来他提出的有关教育的论述，都是在此经验基础上的延伸、演化和发展。当然，也打上各种历史条件的烙印和历史时代的特点。
出席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这两件事对毛泽东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政治上他抛弃了种种其他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实现了巨大飞跃，采用古书院与新学校之长办新型院校，成为一名出色的教育家，终于把自己的教育梦变成了现实。
作者简介：胡为雄，男，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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