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蹄下的“和声”--浅谈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伪电台的广播讲话_中国近代史论文

铁蹄下的“协和”之音：略论抗战时期日伪电台的广播演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铁蹄论文,之音论文,电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日军侵华期间，日伪电台曾占据中国半壁江山，是沦陷区收音机用户的信息主渠道。在日伪当局的严密控制下，这些电台开设了大量名人演讲节目，鼓吹日中友好，宣扬“东亚共荣”和“王道文化”，大肆诋毁重庆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权，刻意营造日“满”、日伪合作的和谐图景及民间舆论与当局意志重合的假象，并试图以新的意识形态，塑造“大东亚”的归顺臣民。但在日伪当局精心布设的“协和”“共荣”广播之声中，映照的却是血与火的残酷现实。日军从侵华到“亲华”、伪政权从卖国到“爱国”形象的扭转，并不是仅凭口头标榜就能实现的。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通过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演讲，公开宣示抗战决心。此前还遮遮掩掩的日军侵华行动，至此演变成赤裸裸的武力征服与血腥屠戮。但是，权威的建立显然不能只靠武力。要实现“天下归心”，就需要用有力的道理和事实说服民众。为了给罪恶的侵略战争寻找思想和现实的掩体，日军在占领一片区域后，很快就扶植当地汉奸，成立傀儡政权。先后于1932年扶植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成立了伪满洲国政权；于1935年11月扶植原国民党冀东行政专员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8年并入伪华北临时政府）；又于1936年5月扶植蒙古王族德穆楚克栋鲁普，成立伪蒙古军政府（1939年9月改称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37年12月13日，在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40年3月，扶植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日军还在上述地区抢占、新办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台，利用各伪政权的政客和文人，在媒体上大肆推销“东亚文化”和“王道文化”，宣称“诚笃亲善，共同协力”，以实现“东亚和平”和“大东亚共荣”，为其殖民统治寻找合法依据。尤其是老少咸宜的无线电广播，更是成了日伪政权对国人进行思想收买和政治奴化的不二选项。而具有很强人际交流意蕴的广播演讲，自然成了日伪电台青睐的宣传手段。在当时的日伪电台中，除了新闻“报导”和各色娱乐节目外，便是大量知名人士的广播演讲。

      参与电台演讲的，除了伪政权的各级要员，就是在日伪特务机关“指导”下组建的“民间”团体，还有一些被迫为日伪当局站台背书的民间人士。其中，以溥仪、殷汝耕、汪精卫为代表的伪政权高官，是当时广播演讲的主力军。每当有大事或重要节日、重要活动时，都会有伪政权的头面人物亲自出马，到电台发表“特别演讲”。如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天长节”广播讲话、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委员长殷汝耕的《冀东的防共使命》广播演讲、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对全国国民广播》等。其他如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许修直，汪伪政权宣传部长林柏生、南京市伪特别市长周学昌、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伪侨务委员长陈济成等，也都曾在电台发表演讲。如1941年12月，汪伪政权举行特别演讲的有[1]：

      

      而仅在1942至1943的一年时间内，汪伪南京市政府特别市长周学昌就在伪“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对全国广播演讲达八次之多。[2]1943年5月4日，日本山本元帅去世，东京为其举办国葬典礼。汪伪政权宣传部长林柏生通过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向其致哀。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广播宣传优势，从1940年8月开始，汪伪政府宣传部又在每周三邀请伪政府高官和著名汉奸文人到“中央广播电台”举行定期演讲。1942年9月参加定期演讲的有：[3]

      

      一些日伪当局操控的“民间”组织也成了广播演讲的常客。如成立于1938年7月的大民会就是日伪广播的宠儿。该会宣称其成立宗旨是“一振兴实践‘民德’主义，确立新中国国民精神；二政教普施，民情上达；三革新生活强化民力，四中日提携以图东亚之自主兴隆。”[4]但实际上，汪伪政权成立前，大民会的活动经费全部由日本军特务供给，既不像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民众团体，而是一个连自己都承认为“畸形而特殊的组织”[5]。维新政府成立后，大民会的活动经费改由“友邦日本军特务部和维新政府各任其半”[6]。南京汪伪政权成立后，由伪政府行政院财政部拨给巨额经费，具体工作由日本军特务部滨田中佐和和军报道部马渊大作“指导”，身份却变成了更为隐蔽的“民众团体”。但正如大民会自己坦承的那样：

      本会的创立当初，大部分是出之于友邦日本人士之意思的。这种意思，我们相信，目的在乎要中国的民众走上亲日和平的路线。这一个目的，可以说，完全和我们的意思相同，所以，本会的机构虽然改组了，但是依旧是要使中国的民众走上亲日和平之路线的。我们深信，在世界政治的现势之下和东亚整个大局着想，惟有中国要亲日，日本要亲华，中日要和平，才能求两国的各自独立和两国民族的相互永久生存。……本会今后的方针，不但本身要走向亲日之路线，而且，进一步的，还要领导中国的多数民众，以大亚洲为基础走向亲日的目标。”[7]

      从1938年8月开始，大民会“本救亡图存之决心，实行思想建设精神建设，唤醒一般前被蒋政权麻醉之同胞，努力复兴礼教民德，群起反共倒蒋，倡行东亚自主兴隆之主义，以期拯民于水火，收效于万一”[8]，先后在上海和南京伪“中央广播电台”进行了数百次广播演讲。

      而此时极为活跃的另外一个组织，同样是受日方操控的“北京华侨协会”，也在北京、南京等地的日伪当局广播电台频频发声。其会长许修直身先士卒，在日本和汪伪政府签订同盟条约后，于1943年11月15日在北京“中央电台”发表演讲，认为这是“空前平等的条约”。[9]另外一个会员梁亚平则发表了《信赖盟邦，协力友军完成大东亚战争》的演讲。[10]

      与大民会和北京华侨协会甘心附逆不同，很多民间组织和个人是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做了日伪机关的宣传工具。如青岛沦陷后，日伪当局曾几度邀请市商会会长邹道臣到电台发表演讲。后在爱国民众的强大压力下，邹道臣被迫逃到外地，不敢再为日伪当局服务。还有如1942年日伪当局发起“治安强化运动”后，曾组织中学生到电台发表演讲，要求学生们协助当局的治安强化运动，实现“求学要刻苦化，服务要勤劳化，行动要纪律化，思想要纯正化”[11]。

      为了协助日伪政权建构所谓的“大东亚文化”，营造“日满协和”、“日中友好”的舆论氛围，赢得沦陷区民众认同，各路广播演讲者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他们从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言论中寻找“东亚共荣”、“日中亲善”的证据，从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失败中，寻找日伪当局执政的合法性，并颠倒黑白，为日伪当局的一系列暴行涂脂抹粉。一个个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人物相继到广播电台发表演讲，为日伪当局摇旗呐喊，无形中营造了一个万民拥戴日伪统治的虚假舆论环境。

      汪精卫作为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可谓广播演讲的行家里手。从1937年到1942年期间，广播演讲甚至成了汪精卫政治生涯的组成部分。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汪精卫就在1937年7月29日发表《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散布抗战失败主义的论调。1939年7月9日，汪精卫又在上海发表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演讲，劈头就是孙中山先生那句“中国革命的成功，有待于日本之谅解”。他以孙先生遗言引起话题，是为了表明自己才是总理遗教的继承者。接着他又说，“如果要强盛起来，日本必然要知道中国的强盛对于日本会发生什么影响，于日本是有利呢还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当然愿意中国强盛，愿意与中国为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将中国强盛的动机打消了去，决定与中国为敌。以一个刚刚谋强盛的中国与已经强盛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他接着启发听众思考，“试问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战的结果会怎么样？这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顺着这一思路，他强调战必亡国；言下之意，只有跟着他投降和投靠日本才有出路。他甚至混淆概念，拿清政府的消亡与国民党政府的抗战相比较，说：“甲午战败，是一件极不幸的事，然而当时的满洲政府，还算是有爱国心的，战败了，就承认战败，讲和的结果，虽然割地赔款，却还保住大部分未失的土地人民主权。如今呢，战败不承认战败，和一个赌鬼似的，越赌越输，越输越赌，宁可输个精光，断断乎不肯收手。这不是比起当时的满洲政府还没有爱国心吗？”演讲把卖国投降行为说成“爱国心”，把“全民族抗战”比喻成了“赌鬼赌博”。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我时时刻刻准备着以我的生命，换取同胞的生命；以我的自由，换取同胞的自由”。

      之后，每当有重大事件，汪精卫都有在电台的精彩表演。1940年4月16日，汪伪国民政府举行“还都”典礼，汪精卫发表对日广播词，声称支持日方提出的“建设东亚秩序”，与日方“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12]同年6月24日，访日期间的汪精卫又在东京NHK广播电台对日本全国广播，表达与日本之间的深情厚谊。汪伪“国民政府”“还都”一周年时，他再度发表广播演讲，强调“和平反共建国之根本方针”[13]。汪精卫显然很明白，与野蛮残忍的日本侵略者合作，是要被世人唾弃的。为了摆脱在舆论上的不利地位，他充分发挥了他能言善辩的优长，通过广播苦口婆心地阐释伪政府的意见和主张，解释本届政府的所作所为。他口口声声是继承总理遗教，强调“大东亚共荣”的概念和理想与孙中山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同质性、连续性与继承性，试图在道义上和法理上显示出某种正义的特征。

      通过对电子宣传工具的全面掌控，汪精卫的广播演讲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他的形象塑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当时，他不止受到日本人尊崇，而且表面上在国内也有不少拥趸，这与他频频利用广播等大众媒体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是分不开的。为消除其投降言论的不利影响，重庆国民党政府数度出书、刊登报纸文章、发表广播演讲，揭露和反驳汪精卫的言论，希望清除汪精卫汉奸言论的影响。

      与汪精卫类似，各地伪政权官员的广播演讲，也多围绕着时政与经济话题而展开。如当日伪当局发动清乡运动后，“思想清乡”同时发动，汪伪政权随即在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电台开辟了“清乡讲座”特别节目，向民众灌输“清乡”意识。他们邀请专人到电台，讲述这一运动的目的与意义，呼吁当地民众支持。各地开展的治安强化运动，也都邀请会长等相关政府要员亲临电台，向听众阐释其意义。[14]

      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伪政权高官言论毕竟代表的是官方，其言论之可信度和权威性，主要依存于执政者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要想真正“代表”民众，就需民众自己开口。日伪当局不惜花费血本扶植大民会等“民间”团体，就是希望借这些所谓的“民众”之口，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从大民会广播演讲的题目，即不难看出其主题和内容之所指：《自私祸国的蒋介石》、《共产党的阴谋》、《反共倒蒋的意义》、《我们需要和平》、《救国必先救民》、《蒋介石自相矛盾》、《一党专政的祸国》、《国共两党的合作势力必破裂》、《蒋政权所操纵的亡国舆论》、《蒋政权的罪状》、《中国人的责任》、《国人对日本认识的错误及应有的改正》、《爱国同胞的任务》、《大战后中日工业上之合作》、《武汉陷落后中国同胞应有的觉悟》、《怎样救国》、《建立中央统一政府》、《各地贤明之士应出负建立新中国的责任》、《希望新兴政权共同团结起来反共》、《理想的新中央政权是怎样的？》、《我们应当严密注意共产党的阴谋与活动》、《共产党更进一步的愚弄蒋政权》等。这些演讲者以自己或亲友的经历，来说明国民党执政的种种不堪，表明日伪执政的成就和日中友好的必要性，无疑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煽惑力。

      在日伪电台演讲者的叙述中，坚持抗战的蒋介石是“自私祸国”，国民党政权则是“绝对残暴”[15]。演讲者还以亲身经历，把民国以来的连年战乱归结于国民党的暴政，把日本侵略说成是国民党政府的责任。他们还污蔑共产党是“穷凶极恶的大烧大杀”[16]，是“勾结苏联出卖民族利益”，“只知有第三国际，不知有中国”[17]。而对于日军的入侵，各演讲者却又充分发挥其颠倒黑白的本事，极力美化日军形象，为其野蛮侵略寻找借口。如他们把日本在东北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称为“东北更生”，并说是由于“东北边防军的一队，在沈阳西北破坏南满铁路，攻击日本守备队。这种挑衅的举动，完全不顾国际的信义和睦谊，却是荒谬已极。”“因为张学良是一个无知的小儿，仗着他的父亲张作霖的力量，盘踞了东北，一味地只知道胡闹。对俄对日，任意挑寻，把国事当作儿戏。当时日本关东军，忍无可忍，并且深切地知道，这些扰害百姓，破坏东亚和平的军阀。假若不把他们加以廓清，则东北的人民，是不能够得见天日的。所以忍痛本着武士道的精神，帮助东北的老百姓，趁着这个时候，开始把万恶的军阀驱除了。”[18]

      这些广播演讲者还从与日本同文同宗、孙中山的革命曾得到日本人帮助等角度，强调两国不应开战，日中应当“亲善”。

      为了更好地实现广播宣传效果，侵华日军不仅紧紧地控制着广播权，还把伪满和其他殖民地、沦陷区电台链接起来。1937年9月，“满华”实行“交换放送”后，每周五和周六两天，都有“名士演讲”广播互播，把演讲节目扩大到更远的地方。而每当有汪伪头目的广播讲话，各地伪政府当局就“强行组织学校、机关、团体的人员，集合于指定场所，集中‘收音听训’”。[19]这些演讲与日伪电台有利于自己的新闻节目和其他节目一起，很大程度上蒙蔽了沦陷区人民的视听。虽然极少数的高级官员和上层社会的人家能了解国际局势，但大多数民众却被日军的宣传蒙在鼓中，以至于日军战败的消息都是最后一刻，日本天皇自己发表《终战诏书》后才如梦方醒。

      自从广播在1920年诞生以来，广播演讲就作为一种广泛受到欢迎的节目样式而存在。这种采用第一人称面向大众阐述己见的口语交流形式，结合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优势，在抗战时期之所以如此风靡，显然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当时的广播，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限于技术条件和经济状况，以及电力等的限制，广播新闻的采访并不发达，主要采用的是通讯社的新闻，属于通讯社的附属品，而且要面临严格的事先审查。除非极为特别的情况下，对自己一方绝对有利的信息才会获得发布。如此一来，与现实时政紧密结合的广播演讲，实际就发挥了类似时评的作用。这种时评性的演讲，因为有名有姓的个人的亲自播送，而被赋予了更高的可信度和亲和力。

      但是，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虽说广播具有天然的强制性，对民众思想具有很强的浸润效果。尤其是对曾亲历蒋介石弊政的人来说，日伪电台的反蒋宣传也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然而日伪电台演讲中声称“大东亚文化”的道德内涵是仁义道德，也就是感化人、要人怀德的文化。这种文化反对“行霸道”和压迫人，主张“行王道”。演讲者们在广播中不断宣扬中华传统的仁爱文化，主张日中、日“满”“协和”的“大东亚文化”，听众面对的却是日军不断屠戮同胞、压榨中国的残酷现实。当时，连汪伪政权的高层人物周佛海都私下认为，“日方统制货物，几令中国商人无生路”[20]。他甚至对日伪的广播报道持怀疑态度[21]。墨写的谎言尚掩盖不了血写的现实。空铁蹄之下的中国同胞，不从命便丢命。“五族协和”之文化，又岂是口头标榜就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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