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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8)10-0038-05
关于叙事学的演化，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文化政治语境的叙事研究称作后经典叙事学，以区别于结构主义范式的经典叙事学。现行的叙事理论学说史主要集中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美国修辞学传统及其各种变体，相比之下，对德国/德语叙事理论、尤其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里的叙事研究则未能给予足够的注意。
起源于索绪尔语言学、布拉格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的叙事学，一开始就是一项多学科、泛欧洲的课题；同时，由于其界定清晰的术语和范畴、对文学文本解读的系统论述，叙事理论得以成为跨国家、跨学科的批评元语言。[1](P3)叙事学并非是个单一起源、线性演化的研究传统，而是多种学科的兴趣交集。除文学领域之外，叙事研究还广泛散播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法学、历史学、乃至人工智能和数字媒介等学科中，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旨趣和工作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关于叙事的“转向”来追踪叙事学的跨学科线路，还原其被遮蔽的研究传统与走向，并在此基础上描述跨学科叙事学的研究主题与理论模式。
一、人文科学中的叙事转向
叙事(narrative)的拉丁词源“narrāre”和“gnārus”是“讲述”和“知道”的意思。叙事是一种交流手段、知识形式和认知模式，是自我与世界、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中介，是为人类离散的经验创造秩序与意义的一种方式。与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所诊断的叙事危机相反，过去几十年中，各学科对叙事知识的兴趣日趋浓郁，不过，重心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的叙事实践。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叙事转向，是对盛行的科学主义的一种反动。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说法，如“叙事主义”、“叙事理性”、“叙事范式”等作为对科学理性进行批判的基础，关注的目光转向叙事活动的经验模式、叙事对现实与身份的建构功能。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中，叙事从边缘走到了中心、从附属角色上升到了主流地位。
克赖斯维尔斯从一些期刊、专著、出版、体制等相关事实方面梳理出叙事研究的演变脉络[2]。北美在20世纪80年代取代欧陆成为舞台的中心，开启了叙事主义的十年。叙事研究模式呈现了从文学/语言学模式向其他理论、学科方法论、民族、意识形态以及各种研究客体(如非文本形式)的离心运动，叙事问题被置于完全不同的概念和体制框架中考察，联系着传播理论、认知、治疗、记忆、人工智能、文化生产等。巴雷更早注意到了叙事学的离心力，将其令人惊奇的疆域扩张之起点定位于1979年在波特研究院和芝加哥大学召开的两次叙事会议，并勾勒出整个20世纪80年代叙事学在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历史学、后殖民批评、舞蹈艺术、绘画、政治话语等方面的扩散。[3]韩门提出，叙事学是通过散播而演化的，起先以语言和口头对象为中心，接着迅速遭遇书面文学内容、多符号对象、非语言对象甚至非符号对象[4]。布伦斯将叙事转向总体上归结为反基础主义思想，即事物具有历史而非本质，并引证罗蒂关于从理论转向叙事的观点，说明我们可以像叙事诗人那样，以另外的方式来描写事物而改变之[5]。
有趣的是，他们所描绘的叙事转向基本上还是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景观。此间，许多知名学者如怀特、詹明信、布鲁克斯、利科、布鲁纳、波尔金霍等出版了影响巨大的专著，另有多部论文集问世。然而，在一些学者眼里，20世纪80年代却成了叙事学日渐式微、四面楚歌的一个时期。一方面，当时关于危机四伏的哀叹固然是面对各种“后”学思潮挑战与颠覆所做出的本能反应；另一方面，当时的危机论多少也是经典叙事学故步自封的一种表象，他们未曾意识到，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领域里，叙事研究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时尚。20世纪90年代是所谓叙事学复兴的十年，叙事开始与性别、性属、族裔等问题纠缠不休，派生了相应版本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研究更加旁逸斜生，扩展到哲学、法律、表演艺术、数字文本、认知科学等领域。
叙事研究的跨学科旅行迫使叙事学家们来重新检讨自己的工作。2002年，汉堡叙事学会议关注起叙事学的学科身份危机，广泛探讨叙事研究从经典向后经典转型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如对经典叙事学的修正、对历史语境的强调、对认知研究的预期、对跨媒介叙事形式的重视等，会议论文集《何为叙事学》于2003出版。汇集200余位专家智慧的《Routledge叙事理论百科全书》(2005)则力图把握两个新现象：其一是英语世界所熟知的“叙事转向”，赋予叙事理论以新的知识范式的地位；其二是叙事学以复数的、多样化的形式复兴。[6]
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巴尔主编的《叙事理论》第四卷冠名“跨学科性”聚焦真实、社会叙事、身份形态、音乐电影的时间性等问题。费伦等主编的《叙事理论指南》也收录了近10篇跨学科研究论文。巴尔走向了叙事学的文化研究，里蒙-凯南也开始在几个跨学科交汇处开展工作——文学与精神分析、历史编纂、法学研究等。
二、叙事研究的跨学科路标
跨学科叙事研究的传统可简略整理如下：
叙事与社会、历史、文化：叙事社会学着重分析叙事在各种社会语境中的作用，认为叙事是社会行为，其生产和认知取决于施为和内容的规范，通过显现特定生活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试图确定生产霸权故事和颠覆性故事的变量条件；同时，社会学大量的经验证据呈现为叙事的形式。利科从现象学的视角把叙事看作是对人类在世界中的时间经验的救赎，詹明信与怀特认为历史在人们的意识中不可避免地要被叙事化，同时也被道德化与审美化。纽宁提出文化历史叙事学，将经典叙事学所提供的分析工具用于叙事虚构的文化分析，以叙事形式语义化的思想来探讨文本中未言说的假设、态度、意识形态以及支配性价值观与规范。
叙事与法律：1995年，耶鲁法律叙事学研讨会广泛论及法学、审判、判决听证、供词、法官意见中的叙事因素。法律叙事学的兴趣主要是故事如何被建构和讲述、如何被聆听和接受、如何对故事反应或按照故事行动、故事如何变得可操作等。最关键的是故事如何被听众(如警察、法官、陪审团)评估和实施[7]，审判中产生的“叙事竞争”和“影子故事”[8]。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司法程序就是控方和辩方各自讲述一个故事，将他们的“真实故事”翻译成法律认可的叙事和修辞形式，然后，陪审团选择自己更偏爱的故事并做出判断。
叙事与心理：布鲁克斯的《阅读情节》挪用弗洛伊德理论来讨论叙事的两个侧面，《超越快乐原则》里提出的能量动力模型被用来说明情节的运动，精神分析转移的模型说明叙事情景，目的是构建“文本能量学”而不是作者或人物的心理分析。萨尔宾在主编的《叙事心理学》中提出“叙事者原则”，即人类按照叙事结构思维、感知、想象并做道德选择，考察语法般的叙事结构、儿童对叙事能力的习得、故事讲述中的自我建构以及使用阐释学技巧来解构和重新编排被叙述的自我形象。玻尔托露西和迪克松合著的《心理叙事学》，将来自叙事学的洞见和直觉同来自叙事话语和认知处理的研究方法论相结合，目的是为叙事研究提供一个“经验转向”，认为文学反应涉及的是真实读者的建构。
叙事与医学：文学理论和认知科学都相信叙事不仅组织记忆，而且还组织人类整个经验，现代医学则为叙事的认知中心地位提供了神经生物学基础。人类中央神经系统里的叙事创造是由区域性分布的神经网络作中介，这些区域的损害可以导致叙事失调。意识需要叙事结构，按照讲故事的特征(如连贯、后果、接续)来创造自我意识；在神经层次上，所有的记忆都是可疑的，然而，这并不抹杀叙事唤起在组织人类经验中的首要地位。[9]医学从业者认识到叙事在临床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叙事医学”逐渐浮出水面，被界定为用叙事能力来实践的医学，指对患者的故事进行认知、吸收、阐释、并为之感动。[10]
叙事与数字技术：文论中许多术语与观念，如互文性、超文本、根块、去中心、幻象、花园路径、镜像等，无不在数字网络技术的演化中逐一得到物理实现。经典叙事学所使用的数学思想，如，布雷蒙的“叙事可能之逻辑”(概率论)、普罗普的形态学、格雷马斯的人物功能模型(代数学)、查特曼和巴尔的人物观(集合论)等，已在人工智能、电子游戏、虚拟人物等计算机技术中尝试应用。2001年，巴黎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会议讨论电脑的虚拟故事问题，一些人文学者也开始探索数字叙事的美学问题。
这幅跨学科叙事学的图谱并不全面精确。叙事理论的边界扩张意味着，叙事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是否还有可能？能否建构某种像经典叙事学曾经拥有的那种鲜明的“几何图案”？在日渐模糊的叙事研究地图上，仍然可依稀辨别出一条总体的行动路线——认知转向，虽然此线路并未得到广泛认同。
三、叙事理论中的认知转向
叙事研究的跨学科散播呼唤一种统一的叙事理论，延续叙事学当初的宏大志向。随着叙事学的复数化，恐怕未必会有多少人还认同这个理想。但是，瑞格妮坚信这一事业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她设想这样一个理论势必把叙事生产或叙事交流，而不是叙事，作为理论反思的起点[11](P266)。叙事交流必须置于叙事文化的语境中进行考察，而叙事文化则是指以前在叙述真实或想象经验过程中所积聚的模型总库，被叙事者和读者理解事件时召唤出来。这显然是认知叙事学的基本思路。
文学研究中的“陌生化”、“互文性”、“阐释循环”等概念蕴涵着认知思想，预设了文本结构和读者储存的世界知识之间的关系。近些年出版了大量的跨学科叙事研究文集和专著，把它们维系到一起的线索就是对叙事的经验性(作为文化生活形式的叙事实践以及经验研究方法)、叙事思维或认知机制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工作更加重视叙事的文类规约与认知工具作用、叙事者的叙事意图、叙事接受者的心理认同与知识结构等问题。因此，可以用“认知转向”来标记叙事理论中这一研究取向。
认知转向旨在克服经典叙事学的局限。结构主义鼎盛时期的叙事学对叙事文本内在要素的各种组织关系乃至效果进行了卓越的描写与分类。问题是它并没有明确其理论陈述的假说地位或者对这些陈述进行实际验证[12](P411)。精致的理论模型并未得到经验主义的证实，如聚焦模式、自由间接风格等对读者反应的效果是假定的，毕竟，绝大多数读者并不像叙事学专家那样去阅读虚构作品。同样，后结构主义也高明不到哪里去，他们许多貌似颠覆的新奇论断从根本上就是反直觉、反经验的。于是，将认知科学的洞见运用到文学研究的实践，被看作是对后结构主义教条的纠偏，甚至说“认知取向的方法实际上比解构和新历史主义的形式主义更显得像唯物主义”[13](P119)。
同时，认知转向又继承了叙事学原初所追求的事业。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素、格雷马斯的符号语义学、布雷蒙的叙事可能之逻辑、巴尔特的代码分析不仅预示了叙事分析的跨学科倾向，而且也暗中契合了认知科学里的相关范畴。问题是，单纯地就叙事语法做形式描写并不能说明叙事产生的可能性条件，还必须说明特定的形式特征如何在阅读过程中激活叙事接受者的相关知识结构。于是，引入了重视互动的语境主义范式，是对结构主义范式进行补充而不是简单替换。但认知转向又不同于后经典叙事学的各种版本，它的终极企图仍然是建立一个普遍性的理论模型，而不是以具体文本的性别、种族、意识形态阐释为目的。认知范式为叙事学同经验科学的紧密结合铺平了道路，并可能最终实现叙事学追求科学形象的原初抱负[14](P59)。
总的来看，认知转向一方面表现在叙事学试图跨越文本结构研究和文本理解经验研究的门槛；另一方面表现在认知科学逐渐认识到人类感知、记忆、理解世界的故事化本质。根据赫尔曼的归纳，要实现叙事学和认知科学的连接，就是要打通两个研究策略：对故事的领悟以及通过故事来领悟[15](P13)，他甚至宣称叙事理论应该被视为认知科学的一个亚领域。
可以通过一个问题来检查认知转向的意义。文学研究一个古老而棘手的问题就是，在叙事文本的形式结构描写与历史政治阐释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在这个问题上，叙事学的经典版本具有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执着于叙事诗学的模型建构而小心翼翼地回避叙事阐释。这何尝不是一种优点，它因此提供了叙事分析的一整套工具。相比之下，叙事学的一些后经典版本似乎也太轻松地跨越了这条沟壑，在形式表征与主题意义之间建立的连接令人生疑。认知叙事学有潜力起到一种中介作用，为在审美与政治、文本与历史、个体经验与文化原型之间建立通道提供了可能。倒不是说认知叙事学能彰显叙事文本复杂的主题意义，而是说它提供了一个可以遵循的工作途径。例如，认知叙事学看重叙事理解过程中所征用的认知模型，而这些模型又恰恰是具体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模板的积淀，叙事认知要求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个体经验与他者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包含了互文性和互为主体性之维度，如此可能实现从文本分析走向身份、历史、意识形态批判。
四、走向跨学科叙事学
走向综合的、吸纳各派理论洞见的跨学科叙事学是大势所趋。如果说经典叙事学专注于形式描写，后经典叙事学侧重做意义阐释，那么，跨学科叙事学将以各种形式的文化文本和现象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探讨叙事在保存记忆、身份建构、意义协商、确立合法性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跨学科叙事理论的主要工作其实就是将强调叙事符号系统与强调叙事语境和认知的各种倾向进行调和的一种尝试[15](P7)。通过描述叙事虚构世界与现实经验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人们如何感知叙事、如何使用叙事、叙事如何记录并结构人们的经验、叙事如何塑造经验现实、经验现实又如何制约对虚构世界的认知、文本的形式结构在这些关系中起着怎样的中介作用等。在此认知模式的基础上派生出如法律叙事学、心理叙事学、历史叙事学、图像叙事学等分支。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描述跨学科叙事学的研究模式：
语用—政治维度：叙事学的关注重心从话语转向语境或者说从语法学转向语用学。故事的意义更多地是由叙事意旨(point)所决定，故事与叙述行为不可分割，人们通过叙事来做事情[16](P3)。叙事使用的思想主要是受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所启发，叙事使用乃一种语言使用，叙事具有一定目的，叙事使用将叙述行为与叙事文本联系起来[17](P73)。故事之所以被讲述是出于某种原因和意图，同时，故事又是实现这一意图的工具。最近，鲁德鲁姆在同瑞恩就叙事的界定进行争论时依然强调叙事使用的重要性，即叙事如何被语言群体所实践所体验。[18]叙事生产意义与权力、塑造经验与现实的作用突出地体现在如心理治疗、法律程序、历史编纂等实践活动中。
在文学研究中，叙事政治学的杰出代表作无疑是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他把叙事视为社会象征行为，是对真实历史矛盾的想象性解决，通过追踪历史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来解读形式的意识形态。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叙事主义认为，叙事对事件的编排必须对特定受众呈现意义，就世界以及人们对世界的经验提供洞见。在辛奇曼等看来，叙事研究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日常生活的实践，叙事的功能体现有三个范畴：其一是身份叙事，在按照想象的未来确立当下的选择和行动方向时，我们建构各种叙事以及关于自己过去的适当说法；其二是记忆，主要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重构；其三是社群，叙事在社群的形成和维系方面有重要作用，社会的团结需要某种形式的叙事。对心理现实与社会现实进行叙事探讨，尤其受到一些人的青睐，因为他们看重人类能动性的效能、自我转型的潜能以及人类经验在记忆、情境、传统中的嵌入性[19]。
语义—经验维度：叙事研究的语用学优先性并非都得到所有学者的赞同，对语义学的关注事实上也是一个持续的取向，主要围绕着虚构性和叙事性问题展开。为超越模仿语义学的局限，一个选择就是挪用并改造模态逻辑的可能世界理论。可能世界叙事学旨在描述文本所投射的虚构世界的本体论特征，处理叙事虚构中的真值问题、指涉问题、虚构世界与经验现实的关系问题。“世界”这个隐喻可以描述文本所投射的语义域，而模态概念可以对构成语义域的客体、状态、事件的各种存在方式进行描述与分类[20](P3)。可能世界方法致力于建构叙事世界的类型学和人物个体的本体论。
在经典叙事学里，对叙事世界的体验一般局限在叙事交流框架中讨论，围绕隐含作者、人物话语、聚焦等概念，分析如距离和反讽之类的阅读心理效果。杰里格将叙事经验刻画为：“读者进入故事世界，感觉像被转运至另外一片天地，远离自己的本源世界，当返回时多少被那种经验所改变。”[21](P2)瑞恩的沉浸诗学考察读者从真实的时空方位到文本世界的心理旅行，包含三个范畴，空间沉浸(读者建构关于叙事世界的心理地图)、时间沉浸(悬念设计)、情感沉浸(读者对存在物作出反应，就仿佛他们是真实的)。[22]叙事交流说是基于叙事话语的语法，而沉浸说则是基于叙事语义学。相对于叙事交流的模仿论诗学，不妨把叙事体验称作模拟论诗学。
文本—媒介维度：随着文本概念的不断扩展，叙事媒介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从亚里士多德到莱辛到当代的麦克卢汉，媒介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相对于传播学中媒介研究的社会学视角，叙事学更侧重媒介的表达功能。新技术革命将全面改变文学活动的生产方式与消费体验，一些流行的叙事作品已是文字版、影视版、游戏版同时面世。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在大众传媒时代，故事诞生为文学、成长为影视、终结为游戏。”[23](P34)网络数字媒体正取代印刷媒介成为当今主流的娱乐形式与信息通道，叙事学的触角开始伸展到超文本诗学(如互动小说)、虚拟现实(如全息小说)、电子游戏(如角色扮演类)等领域。媒介意识有助于反思叙事学的一些核心观念，如瑞恩对叙事学的计算机语言阐释。如何调和叙事性与互动性是数字叙事学的新课题。对基于网络数字媒体的新型艺术形式展开学术研究和审美思辨，已是迫在眉睫，毕竟，下一代人的成长经验将主要由赛博空间来主宰与塑造。
以上三个侧面构成等级关系。在文本—媒介层面对叙事的形式结构进行描写，这些特征在语义—经验层面才能实现意义，而叙事意义的主题阐释要诉诸语用—政治层面。将此三者统一起来的是强调文化认知的理论模型。
如果我们承认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叙事活动，那么，关注的重心就不能局限于文学叙事、不能局限于文本要素的内在组织，还要广泛深入地考察叙事文化的生产、接受、传播、媒介等侧面。跨学科叙事学具有开放的理论和方法论视角，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广阔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