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外资与通货膨胀的关联分析及对策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引进外资论文,通货膨胀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一些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在国际经济领域里出现了一种绝非偶然的现象：世界各利用外资大国普遍呈现出外债与通货的双膨胀。例如：在拉美各国深受债务问题折磨的同时，通货膨胀问题也在困扰着他们，这在80年代中后期最为明显。1973 年整个拉美国家的债务总额为428亿美元，到1980年已达2225亿美元，到1987 年又几乎增加了一倍， 为4100亿美元；与此相适应，这些年拉美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平均值也呈急增趋势：1975年为37%，1980年54.8%，1985年161.5%，1987年147%。1988年底，头号债务国巴西外债累计余额达到121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达到934%；二号债务国墨西哥，外债高达1040亿美元， 通货膨胀率为160%；三号债务国阿根廷在背负600 亿美元外债的同时， 创下了连续11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三位数的纪录； 背负190 亿美元外债的秘鲁， 在1988年通货膨胀率竟高达1700%。拉美国家做为负债率高居世界前列的地区，同时其通货膨胀率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整个80年代，拉美各国平均通货膨胀率相当于同期世界平均通货膨胀率的10倍。近几年，随着拉美地区债务危机的缓和，其通货膨胀率也降了下来。1994年，拉美地区的外债增长了300亿美元，增长幅度为5.8%，略低于1993年，拉美地区（不包括巴西）的通货膨胀率也由1993年的19%降至1994年的16%。
在拉美地区以外的负债大国中也存在上述情况。 如：南斯拉夫在60年代年均借外债6.3亿美元，70年代年均借外债31.2亿美元，到80 年代增长更快，1984年底外债总额237亿美元； 南斯拉夫的通货膨胀率与其外债增长基本同步，1955—1960年通货膨胀率仅为2.7%，70 年代平均达20%以上，80年代升至50%以上，1983年为58.4%，1985年为72.3%，1986年达到89.8%。波兰的外债负担1975年就已突破国际公认的债务安全线，到1987年底欠西方392亿美元，相当于国民收入的40 %和当年对西方出口收入的5倍，还不包括欠原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66 亿卢布，致使波兰80年代以来通货膨胀加剧，1984年通货膨胀率14.8 %，1985年15%，1986年18%，1988年达40%以上。匈牙利从70年代以来大量举债，到1987年外债总额达260亿美元，人均1500美元， 而其通货膨胀率也是从70年代开始加剧的。66—70年代平均通货膨胀率仅为1%， 71—75年达2.8%，79—86年为7%，87年10%，88年达20%以上。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现象也十分明显。1985年出现第一次外资涌入高潮，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为46.4亿美元，是1983年和1984年利用外资额的总和。同期的通货膨胀率1983年为1.5%，1984年为2.8 %，1985年猛升到8.8%。经过两年的经济调整以后，1988 年外商对华投资进入了第二次高峰期，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02.26亿美元，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而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也首次达到两位数字，为18.5%。1993年又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一个高峰年，实际利用外资额高达389.6亿美元，比1992年的192.02亿美元翻了一番多，同期的通货膨胀率也由1992年的5.4%猛升到13.2%，外债存量则由1992 年的693 亿美元升至1993年的835亿美元。1994 年中这一趋势继续发展：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创纪录的433.5亿美元，而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创纪录的21 .7%，外债存量则进一步高升至92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五大债务国。
引进外资之所以经常会引发较高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二者的内在运行机制紧密相联。
1.引进外资增加了对国内配套资金的需求，引发货币超量发行，促发通货膨胀。
引进外资被作为一种缓解国内资金紧缺的方式，但无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引进技术设备，或者是借外债，并非得到外资即可形成生产力，而是需要相应的内资相配套，这是外资项目本身所需要的配套资金。而且，由于外资的投资活动还将产生更为巨大和复杂的对内资的诱导需求，它通过技术上和信息上的扩散，使许多经济部门受其激发，某些行业或部门应运而生，这种间接的对内资产生的配套需求将是更为庞大的。比如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贷款时要求受资国需有20%左右的配套资金；从世界银行在我国的投资项目的配套比例看，外资一般只占30%，而我国的配套资金要占到70%，比例要求较高。而这种配套的内资一般来源于国家财政和银行信贷，随着引进外资的增加，配套资金亦将增加，这必将扩大对国家财政和银行信贷的货币需求，对其造成重大压力，而一旦超出了财政和信贷的承受能力，就可能造成财政赤字和信用膨胀，导致物价全面上涨。如此巨额的配套资金，再加上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引发的诱导需求，这就势必加大了国内货币供给的压力，使政府面临着二难选择：如果不保障列入外资所需的配套资金，就会使外资建设项目不能及时投产，或已投产的项目效益得不到提高，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发展速度；如果尽力保障列入外资所需配套资金，又将造成财政与信贷双重失衡，促使增发货币，从而诱发通货膨胀。比如1992年，我国为保障引入的外资，结果使国家贷款和货币投放过多，当年国家贷款增加额35477亿元，货币投放1158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19.7%和36.4%， 为此后出现的高通货膨胀率埋下了隐患。
2.引进外资增加了社会商品供应的紧张程度，从某种程度上可诱发供给不足型通货膨胀。
引进外资的最终目的是要增加商品供给，满足社会需求，但在一定时期内，引进外资却会加大供需矛盾。首先，引入外资所建项目的相当一部分在投产前，不能为社会提供商品，尤其象一些投入产出周期比较长的基础产业、制造业等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资引入过多，反而会由于外资项目大量需求基建工程和机器设备、原材料等引起生产资料供应紧张。其次，外资引进过多还会冲击生活消费品市场，因为投入基建的资金，有40%要转化为直接生活消费基金，这些基金形成的巨大的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将使其供给也呈紧张势态。再次，外资的大量涌入也会带入外国的收入和消费行为的示范效应，引发超前性质的高消费或工资攀比，这也会使供给趋于紧张。最后，过分地鼓励三资企业出口创汇也加剧了通胀效应，由于在引进外资中鼓励和引导三资企业的产品外销，在大量使用国内资源的同时，不能同比例向国内市场供应商品，造成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市场的冲击，从而加剧了物价的上涨和通货膨胀。
可见，引入外资虽然是为了增加供给缓解需求矛盾，但在增加供给滞后于增加需求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控制好外资引入的规模和结构，就会使本已绷紧的供求关系更加紧张，从而推动通货膨胀。
3.引进外资的结构不合理会加大供需矛盾，加剧通货膨胀。
引进外资主要有两种方式：借入外债（国外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二者的比例结构如何，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很大。一般说，利用外资中的国外贷款比例过大更容易引起通货膨胀。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国外贷款是以纯货币的形式流入，会直接增加国内的货币供应量，推动需求膨胀；其次，国外贷款，尤其是政府或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多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固然可以缓解对经济发展造成的“瓶颈”制约，但由于建设周期长、收效慢，如果投入外资过多，不能在一定时期内扩大社会供给，必然会拉大供需缺口；再次，借入的外债有相当一部分被用于进口消费品，这必然又会对通货膨胀产生一种滞后效应，即当还债期到来时，这一部分外债由于被消费掉了，不能形成生产能力，没有增加任何商品供给，却还要从国内产品中挤出一部分用于还债，这势必会由于需求增加供给没有增加而引发通货膨胀；最后，外债不同于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区别点是，它总有一定的偿还期限，到期的外债必须连本带息一起偿还。如果偿还期限安排不当，出现的后果会更严重，为了取得足够的外汇，必然要加快产品出口，控制产品进口，这势必会影响国内市场供应，拉动物价上涨。
4.引进外资的投向不合理会影响商品供给结构，从而产生供求矛盾。
外资在国外寻求投资场所的主要目的是追求更大的利润，因此其投向往往与东道国的产业政策相矛盾。我国引入的外资有相当一部分投向投资少、见效快、盈利高的热销产品和加工工业，这主要是外资看中了我国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外资投入的多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纺织、电子装配等行业，象1992年的广东省，这类外资的比重占其当年引入外资总额的87%。这种外资投向使得我国本来就紧张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的供应紧张状况进一步加剧，冲击了重点工业项目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此外，外资在我国的另一投向重点是非生产性的服务业，1985年到1990年我国对外签订的利用外资（直接投资）的总额中，第三产业的协议金额占55%，其中宾馆业、游乐设施和房地产业的协议外商投资额所占比重最大。大量宾馆、游乐园及房地产业上外资的涌入，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和投资环境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类行业外资的流入一方面扩大了对建筑材料的需求，一方面这些投入又不能创造出大众需要的供给，因而从不同程度上拉大了供需缺口，推动了物价上升。
5.解决债务问题的措施易与消除通货膨胀政策相冲突。
当出现巨额外债和通货膨胀问题交织在一起时，政府的调控措施往往会互相掣肘，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如一些政府面临还债高峰期时，为改善国际收支，促进产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采取本币贬值。这种货币贬值措施对解决债务问题有一定好处，但如果对物价控制不严，则会加重通货膨胀压力。因为货币贬值一方面使出口商品便宜，促进了商品的出口，使国内的供应更加紧张；另一方面，使进口商品价格提高，这既会由此带动国内物价的上涨，又会由于进口减少而造成国内某些物资的供应紧张，引发抢购风，促使价格上涨。比如80年代以来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为了促进出口、偿还外债，一直采用本币贬值的办法，推动了进口成本上涨，带动了国内物价上升；有些国家尝试进行债务资本化，这虽然可以部分地减轻债务负担，但却可能增大本国货币供应量，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所以解决债务与通货双重膨胀成为两难选择。
我国的经济发展既受供给不足的制约，又受资金短缺的约束，因此，引进国外资金发展民族经济成为我国摆脱落后状态的一条重要途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还必须走这条路。源于引进外资而产生的通货膨胀效应，客观地说，既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也有其过渡性，是我国为进一步发展壮大生产力和今后实现通货的长期稳定而付出的必要和暂时的代价。而且，如果措施得当，可以使利用外资的收益高于代价，并把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控制在较低的幅度上，这在其它国家也是有先例的。例如80年代以来的韩国，虽然其外债总额和人均外债额均居世界前列，但由于其政府采取了比较恰当的政策和措施，如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及出口鼓励措施等，不仅使其借助外债维持了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也没出现严重的债务问题和通货膨胀。我们应学习成功利用外资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尽可能地减少代价，把我国引进外资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控制到最小程度。为此，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如下相应的措施。
1.控制外债增长速度，使其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相协调。
国际上通常认为，一国的外债增长速度不宜长期高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我国1979年以来的头几年，随着改革开放，一改过去的闭关自守状态，开始进行负债经营，连年保持两位数甚至三位数的外债增长率，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1985—1988年这四年间，在外债总额已积累到一个可观量的情况下，我国的外债增长率却仍保持在年均36.33 %的高幅度上，这就大大超过了约10%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形成了一种不成比例的非正常发展趋势，这必然会对我国的配套资金和物资市场构成一种难以承受的压力，引发了1988年以来双位数的通货膨胀。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必须首先科学的厘定我国的借债规模。根据我国社会总供求的平衡状况，考虑利用外资的国内吸收、消化及配套的能力，并借鉴国际上外债规模的监测指标，通过定量、定性分析，确定出一个恰当的外债规模。控制外债规模还应注意到我国近几年来借债权力过于分散的情况。我国应加强对外债的集中管理，尽早成立以财政部为中心的有权威的外债管理机构。应该实行严格的如借款最高限额规定等直接管理，同时还可以利用一些间接管理手段，诸如外债的最高利率限制、最短期限要求、存款保证金等，形成我国管理外债规模的综合系统，以控制外债的增长速度，切断因债务膨胀而诱发恶性通货膨胀的途径。
2.调整引进外资的结构，适当提高利用外资中直接投资的比例，降低间接投资的比例，这可以避免因国外贷款过多而引发的债务危机。
引入直接投资可以利用外商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渠道，带进新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一段时期内将会扩大有效供给的质量和数量。而且，直接投资不会象对外债那样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关联要小于借外债。但我国长期以来，无论利用外资的比重还是其发展速度，国外贷款都高于直接投资， 80年代，我国利用外资中直接投资大约仅占1/3左右，近几年虽有所增长，但比重仍然偏低。 过分依赖国外贷款使我国面临着还债高峰期的威胁，尤其是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偏高，加大了借债成本，易形成债务负担。因此，我们应认真调节好外商直接投资与借外债在引进外资中的比例关系，适当扩大直接投资的比重，把通货膨胀的可能程度压到最小。
3.恰当安排好债务偿还期限，减弱利用外资的通货膨胀效应。
外债的期限结构是指各种期限的债务之间的比例关系，短期债务一般是国际商业贷款，利率高、成本大，其规模过大会造成偿债困难。如果一国的外债期限结构不合理则必然会导致偿债时间上的集中，造成创汇时间与偿债时间脱节，容易陷入债务危机。因此，我们在借入外债时，不仅要考虑所借币种的汇率风险以及利率优惠条件，还应把债务偿还期结构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在内。一方面要将短期债务保持在25%以内，确保总体债务的安全，另一方面必须均衡长、中、短期债务期限，分散还本付息，避免形成过大的还债高峰。这样可以减弱由于过分集中偿还外债而出现过度出口和过度压缩进口以致造成国内供应紧张和物价上涨的程度。
4.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从外延扩大转移到内涵增长上来。
我们提倡积极的利用外资，并不是说引进外资的规模越大越好。我国应继续大力发展“三资”企业，但当前的重点应当放在其质量上而不应放在数量上。积极引进外资不只是指大力引入，还应包含要产生积极效果的含义。因此，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应将着眼点放在对已有外资项目的消化吸收和挖潜改造上。据国家统计局估算，我国利用外资的项目中有30%左右的效益不甚理想，而搞好这部分外资的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外资的需求，避免因只顾片面追求外资规模、不注重其效益而引起配套资金与原材料供应紧张的状况。同时，提高已有外资项目的经济效益，可以增加社会商品的供给。因此，我国在利用外资时应由只重外延扩大转移到内涵增长上来，重视“三资”企业的质量，把资金和原材料保证现有企业的使用，以促使它们满负荷运转，而不是盲目引进新项目。这样，可减缓投资膨胀给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
5.优化外资投向，协调供需关系，减轻供需压力。
我国引进外资在结构与使用方向上与国家的产业政策不甚协调。非生产性项目的引进过多，外资一半以上投向以旅游、娱乐、房地产为主的第三产业，还有一大部分投向于化妆品、洗发水等消费性生产项目。这一方面增加了大量建材、能源等原材料的投入，却不能更好地增加供给；另一方面使某些消费产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超过国内需求和居民购买力水平，也冲击了国内市场。因而我们优化外资的投向首先要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严格控制消费品项目的超量引进。另外，外资在生产领域投向的合理性也是优化外资投向的关键。生产领域主要包括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部门和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部门。外资在这两个部门中按何种比例投入，是既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长期协调发展，又关系到外资对通货膨胀影响程度的重要问题。交通运输、能源、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应当重点发展。但这一部门具有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如果使用外资过多，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只增加社会需求，而不增加社会供给，对稳定市场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安排外资投向时，不仅要从经济的长期协调发展考虑，把外资的一部分引向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由国家统筹规划，提高其利用的效益；还应从当前稳定市场、稳定通货的角度考虑，把基础设施部门外资的投入掌握在一个恰当的比例上，使其实现既能保证基础产业适应经济要求而发展，也能保证生产资料供给不至于太紧张，社会供给相对宽松的局面，这是一个长短线的投资兼顾的问题。
6.有条件的地区多搞“三来一补”项目，切断利用外资与通货膨胀的联系。
国家应制定各种优惠条件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比如：多发展“三来一补”的利用外资形式，扬长补短地利用好国外的原材料、零配件和国内的人力优势，以此来减轻我国物资市场的压力，把利用外资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抑制在较小的程度上。
我国目前正处在还债高峰期，利用外资对通货膨胀的一些潜在影响因素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并发生着作用。对此我们须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将这些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以确保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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