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屿港与十六世纪全球贸易圈的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世纪论文,贸易论文,全球论文,双屿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双屿港的历史作用与地位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之一。虽然明清时期就有相关的记述，但作为专题研究则始于20世纪，先后出现了两条典型的研究路径：一条以政治为视角，将双屿港放置在抗倭的历史中考察；另一条则以贸易为视角，着力探索其在对外贸易史上的辉煌地位。两条进路的研究均取得较丰硕的成果，但是都受制于史料的匮乏，遗址至今难以准确定位，学者们的论述出现了证据雷同现象。①在史料挖掘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双屿港研究应采用实证性研究与阐释研究并举的方式，从新的角度对双屿港的地位做出新的解释。因此，本文提出要将双屿港纳入全球化贸易的语境中考察，双屿港直接见证了欧亚海上航路的延伸并沟通世界主要区域的贸易路线，它的兴亡是国际军事、政治、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全球贸易圈的形成
双屿港的考证具有传奇色彩。20世纪30年代，方豪(1969)与日本学者藤田丰八(1936)不谋而合地将西方文献中“Liampu”考证为“双屿港”，不但揭示了隐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一段轶事，而且还勾起了人们对中国与欧洲海上直接交往的回忆。这个被明朝军队于1548年剿灭的港口如何成为葡萄牙人的“侨居地”，“实为十六世纪之上海也”②，“就好像位于里斯本和圣塔伦(Santarem葡一港口)之间”③成为热议的话题。方豪等人对“Liampu”港的正名是中国历史文献与西方文献共同印证的成果，我们对该地的认识也需放置在葡萄牙东进之路的宏观框架中考察。
双屿港的兴起与欧亚航路的开辟有着密切的联系。葡萄牙在十五世纪前因在地理上无缘环地中海经济圈而在政治经济上均处于落后地位。葡萄牙人通过开辟欧亚航路突破了托勒密称之为“荒漠”的大西洋障碍，将天然屏障变成财富之路，摆脱了环地中海富裕国家对其的打压。
“发现美洲和打通经好望角通往东印度的航线是人类有记录历史上的两个最重要的事件。”④亚当·斯密强调两次航行的历史意义。然而，他的论述评述并不确切，其一是他从欧洲的获得财富的方向，将地理大发现当做两条完全独立的路径，而实际上两条线路有着密切的关联，不仅起点相似，而且殊途同归。首先，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同属利比里亚半岛的君主立宪制度国家展开航海竞争，其同一目的是找到前往印度和中国海上航线。热那亚人哥伦布在向葡萄牙寻求资助未果的情况下，才转向西班牙。他的请求之所以被拒，部分原因是葡萄牙人如迪亚士(Dias)已到达非洲的好望角，他们确信西向的航线能够到达东方。让哥伦布与达·伽玛船队劳燕分飞是大西洋的信风。北大西洋环状信风将哥伦布带到了美洲，西班牙随后在那里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地；达·伽玛的舰队则得益于南大西洋的信风，最终绕过好望角找到通向印度洋的航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沿这两条路线发展而成的商路仍在延伸并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在中国汇合：里斯本—好望角—果阿—马六甲—澳门；马德里—墨西哥—马尼拉—澳门，它们构成了16世纪全球性的贸易网络主干，丝绸、陶瓷、白银、玉米等实现了在全球主要区域的流通，而双屿港推动此网络的形成。
其二，亚当·斯密的评述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的确，这些“壮举”在人类认识自身环境的过程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全球探险活动促成了人们对世界的整体知识。⑤然而，地理大发现的原初动力是出自商业利益和宗教的原因，如同达·伽玛到达印度卡利卡特(Calicut)所说，是为“香料和基督徒”而来。
葡萄牙人首先以印度果阿为据点控制原有的欧亚陆海贸易线。此前，欧亚贸易主要路线有二：陆路的“丝绸之路”和印度洋经阿拉伯海再通过陆路转运到地中海的“海上香料之路”，亦称“海上丝绸之路”。前者运距长，易受战乱影响且运量有限；后者运量相对较大，一直被阿拉伯人和热那亚(意大利)人所控制。葡萄牙人对后者的侵占打破了原有的贸易格局。“在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实际上已经成功地抑制了威尼斯的贸易，尽管他们从未能阻塞这条贸易通道。”⑥原主要贸易港口的运输量严重下降：亚历山大港和贝鲁特港1496—1506年的贸易量大幅下降。⑦葡萄牙在十六世纪通过欧亚新航路运输的胡椒和香料占据欧洲消费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⑧专攻葡萄牙扩张史的历史学家哥迪赫(V.M.Godinho)认为，在16世纪初期，对外贸易已成为葡萄牙王国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在1506年，由海外贸易直接和间接返回的收益占其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1518—1519年，这一比例上升至百分之六十八，其中单单从亚洲进口胡椒和香料而获得收入就超过葡萄牙国内的整体税收收入。⑨通过海外扩张，葡萄牙找到了其城市化发展所需的财富，一举进入其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成为称霸全球达一个多世纪的强国。
葡萄牙人在海外的活动充满了暴力。第二任印度总督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是海外葡萄牙人的典型代表。“恐怖者、大帝、东方的凯撒、海上雄狮、葡萄牙战神”(wikipedia)，我们可从他的头衔上闻到着葡萄牙人扩张过程的血腥气。正是他为控制伊斯兰世界和香料之路而大开杀戒；他在1510年率兵攻占果阿，翌年又率兵1200人分乘十七条船占领了满剌加(马六甲，当时为中国的朝贡国)；随后远征红海地区，占领了霍尔木兹；所到之处，屠杀穆斯林人，迫使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也是他派遣第一支先遣队前来中国。
1517年汤姆·皮莱资(Tom Pires，也译作皮雷斯)受命出使中国。他不但是一名学者，著有《东方志》(Suma Oriental)一书，而且还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曾积极策划葡萄牙人出兵占领马六甲(满剌加)的行动，他在1512年就认识到了马六甲的战略地位，“谁控制了马六甲，谁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⑩他率领使团随葡船队来到中国。葡萄牙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在军事恫吓无济于事的情况下，请求与中国通商。广州守军查明葡萄牙既不是朝贡国也没有勘合符拒绝了这一要求。使团部分成员飞扬跋扈加上葡商人的为非作歹，不但导致使团被逐出中国，而且明朝政府明令禁止国人与葡萄牙人接触，“由是番舶几绝”。(11)葡萄牙人只能在海上与中国等国民间商人交易。
二、双屿港成为葡人的“侨居地”的原因
中国对外实行朝贡制度年代久远，但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实施的“勘合符”将这一制度推向极致，持有“勘合符”的外国商船才能进港贸易。朝贡贸易是一种特许贸易，外国政府和商人以贡品来换取中国的“赏赐物”。它虽是一种保守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各国商贾因觊觎中国的奇异产品而趋之若鹜。
明朝由于受“北虏南倭”的侵扰，官方对外严格管制，对内则严格控制边民。早在1404年开始时断时续地实施禁海政策，但从1500年起，采取严格的惩戒措施，如制造三桅杆的远洋船只的人会被处死。然而，沿海居民为了生计，仍冒险通商或捕鱼。
在这样的情况下，觊觎东方财富的葡萄牙人与希望交易的边民有着一个共同的诉求—经济利益。正是因为利益葡萄牙人在中国虽屡次受挫但仍未撤回，“与中国的贸易价值太大，他们不会不做挣扎便放弃这一前景看好的新市场。”(12)也是因为利益，中国人李光头和许家兄弟在1539年引其北上到了双屿港。
博客舍看到了经济利益对葡萄牙人的吸引力，但他认为双屿港“不过是一个临时居住点”，因为“葡萄牙人一般会在贸易季节里上岸搭建茅舍、储存货物。随后便会收拾物品，焚烧这些临时建筑，起锚开航”。他以此斥责平托对双屿港内的葡萄牙式城镇建制描写是谎言，也不相信双屿港会有城镇的规模。(13)他的质疑在当今的学界里具有代表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只是从欧洲人的视角单向地看待葡萄牙人在华活动，而忽视了下述事实：在葡萄牙人到来前，双屿港已是中国边民居住地，“最晚从1525年起这里就被用来作为交易地”(14)。宁波(明州)是对日和琉球的朝贡贸易港，而双屿港则位于对日韩和南亚诸国的航线上，此地早已开展与日本、琉球等地的贸易，如李光头等人与日本、南亚国家的客商有着密切的联系。再则，葡萄牙人的活动不同于其他贸易者，他们在重要的位置均要安营扎寨，一有机会便做永久居住计，以维持由此连起的贸易线。双屿港成为葡萄牙人的长期居住地是偶然中的必然，他们在广东被逐后，需要避开政治锋芒，只能选取海岛而不是沿海城市作为其贸易据点。双屿港地处舟山群岛，星罗棋布的岛屿为葡萄牙人提供了一个安全港湾。
双屿港接近苏杭丝绸、景德镇陶瓷、越磁的产地，这些都是传统上让欧洲疯狂的产品，地理位置与港口条件均强于福州和漳州。明朝王在置在《越镌》一书里曾做过这样的记述：“宁波通番，于今创建，又转而及于杭州。杭之置货便于福，而宁之下海便于漳。”他的话既说明葡人所带来的变化，也指出当时双屿港所具有的区位优势。这种优势可以在平托等西方人的描述中得到印证，如与平托同时代的克鲁兹(G.D.Cruz)指出，葡萄牙在此地区的贸易辐射到南至漳州、广东北至南京以北的辽阔区域。(15)
明朝实施的禁海政策迫使贸易中转站多功能化：不仅有避难功能，还有收购与销售的功能。在商品的购销方面，岛基贸易中心不如陆基贸易中心那么便捷，交易需要时间。李金明认为，葡人大船停泊在双屿港湾，而小船则去采购。(16)这种方法可能只是诸多交易方式中的一种。由于葡人不能公开到大陆上收购和销售产品，就需要当地人的帮助，而同样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越来越多。王在置的报告反过来说明与葡人通商的中国人为数众多。
再者，双屿港不仅是避风港而且还是候风港。气候条件使得葡萄牙人不得不在双屿港长期居住。平托在其游记中写道，葡萄牙人在双屿港是为了“过冬”，(17)克鲁兹也有同样的说法。(18)过冬实际上也是迫不得已的事，与当时运载工具帆船有着密切的关系。帆船的动力源自风和洋流，而它们在不同的洋面有着不同的类型。如前所述，正是大西洋的南北信风造成哥伦布与达·伽玛走了不同的路线，对风的认识是欧亚航路得以建立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东南沿海和印度洋也有着不同的季风类型。三、四月南风汛时，葡商船可由广东而上到达福建、浙江沿海；十一、十二月西北风汛时他们则由浙江南下，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欧亚航线回到里斯本。
另外，在双屿岛等地逗留时间内(1542年)，从暹罗前往中国的三位葡萄牙商人在海上遇到风浪，被吹到日本种子岛(Tanegashima)，葡萄牙人至此渗入了东亚所有的主要贸易路线，贸易量逐渐上升，东南海上贸易量远远超过朝贡货物量。(19)因此，通过双屿港，欧亚航线北移至中国浙江，后又延至日本，双屿港推动了全球贸易圈的形成。
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在西亚和东南亚活动的情况有助于我们探讨双屿港研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在港人数等问题。平托在游记里将双屿港描述为一个葡式城镇，称葡萄牙人在此地“建房一千有余”、“六七座天主教堂”，依照葡萄牙建制管理。后又将1548年6月双屿港被剿描述为一场“血浴”，称有数千人丧生。苏拉马尼亚姆收集了在亚洲活动的葡萄牙人的数据：1516年，葡萄牙在亚洲的人数估计为4000名，到1540年，人数上升到6000—7000名。(20)根据这一数据和葡萄牙人在1540年代的主要活动区域分布情况，我们可以认为，平托所称的在双屿岛的葡人过千是言过其实的说法。但平托所描述的教堂存在着由葡人建造的可能性。按照他们在非洲和亚洲的活动规律，教堂是他们首先建立的建筑物之一，他们在果阿、马六甲、屯门和后期的澳门均是如此。传教与敛财是葡萄牙人的两大使命。
最后，双屿港内葡萄牙人的身份问题也值得我们考虑。从中国官方政策而言，葡萄牙人在双屿港从事的贸易应该是一种走私贸易，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对于学界将普遍将其成为私人贸易，笔者不敢苟同。他们不同于中国的边民，因为后者在政府严厉打击下而完全是民间性的。葡萄牙人的身份是一种混合身份：军人—商人—外交人员。葡萄牙政府为海上扩张而提供给这些“探险者”多重便利条件和自主权：葡萄牙的海上远征通常是按外交任务组织的，其司令兼任大使或特使。(21)上层情况如此，下层也是如此。商船大多是一些武装商船，明朝时通常将葡萄牙人称作佛朗机，他们使用的火炮也被称作为佛朗机。这种人炮互指突出的是葡萄牙人的军事特征。另按欧洲惯例，欧洲人可以以政府的名义行事。如可以宣布新占领的土地为本国国土，而政府需将百分之二十的份额归个人所有。这是一种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捆绑在一起的制度，个人的活动总是以国家作为后盾的，而国家也从中获利。正是这个原因，葡萄牙人只要有可能就要建立永久性的居住地。葡萄牙人在果阿、马六甲、霍尔姆斯、屯门和随后的澳门等地的活动均验证了这一点，无一例外。双屿港出现葡式建制也就见怪不怪了。
三、双屿港与澳门之间的关联
金国平、吴志良明确地提出：“澳门的起源在浙江。”这一论点直接道出双屿港与澳门之间的关系。双屿港作为葡萄牙人的贸易据点时间不到十年，但意义重大。在双屿港逗留期间，葡萄牙人开始直接与日本贸易，至此他们已渗透到亚洲主要海上贸易区域。这直接得益于亚洲早已发展起来的区域贸易网络。这样的贸易网络，他们更不可能放弃。双屿港被剿后，葡萄牙人仍然在中国沿海滞留，四处寻找新的替代地，毕竟中国的货物是他们的财富之源。他们在1553年左右以晾晒货物为名而获准在豪镜(澳门)暂居。他们的借口之所以得逞受益于多种因素，如他们能为中国的边民提供交易的机会，加上明政府后来放宽政策，广州府可从中收税。金、吴先生在此问题上的另一观点，“允许葡萄牙人居住澳门至少可以迫使葡萄牙人不再公开与日本人为伍，”(22)值得商榷。事实是，葡萄牙人在澳门迅速发展恰恰是得益于中国与日本的紧张关系。1550年代，明政府放宽海外贸易政策，但仍然绝对禁止与日本的贸易。葡萄牙在澳门便有机会担负起中日贸易的中介并从中渔利。他们以澳门为据点采购中国丝绸、陶瓷、香料，不仅把它们运回欧洲，还运到了中国的传统市场日本和菲律宾。1565年4月，西班牙入侵菲律宾，开始了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1580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以葡萄牙国王去世无嗣，强行继承了葡萄牙，从而两国合并。美洲的西班牙势力与亚洲的葡萄牙势力也联系在了一起。
由此，在十六世纪后半期，东亚及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形成了两个中心为枢纽、多条海路相交叉的贸易格局。两个中心是葡萄牙活动中心区—澳门、西班牙活动中心区—马尼拉。马尼拉原本是中国的传统贸易区。面对西班牙侵略，当时活跃在此地的中国商人不但没有得到来自国内的海上力量的保护，相反因会受到诛杀而不敢逃回国内。他们在马尼拉三番五次地受到侵犯，甚至惨遭屠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分别挤占了原有的中日航线、海上丝绸之路、马尼拉等贸易区的基础上，构建了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及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这些航路相互交叉，钩织出一个全球贸易网络。果阿、澳门和马尼拉贸易据点的建立分别是葡萄牙海外扩张的三大发展阶段的标志。
葡萄牙人主要靠金银等贵金属和采用新型的贸易方式开展与中国的贸易。除白银外，葡萄牙人还依赖于新的贸易形式，如海路收税和居间贸易：前者可使欧亚海路上的各个贸易据点自我维持，后者帮助葡萄牙商人从各地的供需关系中寻找商机，而不完全依赖于本国市场。新型的贸易是在利益驱动下产生的，如葡商人从印度将香料运回葡萄牙需一年的时间，而运到中国的时间只需一个月，而获利均很丰厚。居间贸易便将多个区域连接起来，促进贸易网络的形成，相互交织的关系成为全球贸易圈的典型特征。典型的例子是葡萄牙商人在中日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主要是将中国的产品运往日本，换回日产白银销往中国和其他地区。弗兰克称“欧洲人的货物主要不是欧洲产品，而是中国的瓷器和丝绸。”(23)正是葡萄牙人创新的贸易方式才导致这一奇特现象的出现。
结论
双屿港在当时发挥着多种功能，葡萄牙的前哨，政治上的避风港，经济意义上的集散中心。葡萄牙人借此将贸易路线延伸到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区域，不但让他们获得了中国产的丝绸、瓷器、麝香等产品，而且还与日本、琉球等国的贸易建立了联系。双屿港兴旺直接得益于政治因素，但也是政治因素造成它的灭亡：究其实质，“吾朝威武”的明朝政府难以容忍独立于其统治之外的贸易港口的存在。
葡萄牙人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采取军事—宗教—贸易并举的策略，其共同目的是谋取财富。为获利，他们在不同的地区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在非洲地区难以与其抗衡时，无视他族的存在，开垦种植园，并用武力抢夺有价值的东西，甚至把人也当做商品出售；他们在亚洲面对实力强大的明朝时，则侧重贸易，拓展了贸易的范围和手段。贸易的多元性与多样性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观明朝，虽然强大的实力使其暂时免遭欺辱，但它所采取的保守政策使其与新型的经济发展潮流渐行渐远。
注释：
①沈登苗：《明代倭寇兼及澳门史研究中文论著索引》，《澳门研究》2005年第30期。
②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健民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82、384页。
③Pinto,F.M.The Voyages and Adventures of Fernand Mendez Pinto.H.C.Gent trans,London:J.Macock.1663,p.82.
④Smith,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2005,p.508.
⑤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温洽溢译，台北时代出版公司，2000年，第2页。
⑥赫·库尔克、迪·罗特蒙特：《印度史》，王立新、周红红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256页。
⑦桑·苏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何吉贤译，澳门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7年，第76页。
⑧Disney,A.R.A History of Portugal and the Portuguese Empire.Vol.2,Cambridge:Cambridge UP,2009,p.152.
⑨Disney,A.R.A History of Portugal and the Portuguese Empire Vol.2，Cambridge:Cambridge UP,2009,p.147.
⑩赫·库尔克、迪·罗特蒙特：《印度史》，王立新、周红红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256页。
(11)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4页。
(12)Boxer,C.R.Southern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Bangkok:Orchid Press,1953,xxi.
(13)Boxer,C.R.Southern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Bangkok:Orchid Press,1953,xxii.
(14)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张书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33页。
(15)Boxer,C.R.Southern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Bangkok:Orchid Press,1953,p.192.
(16)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89页。
(17)Pinto,F.M.The Voyages and Adventures of Fernand Mendez Pinto.H.C.Gent trans,London:J.Macock.1663,p.80.
(18)Boxer,C.R.Southern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Bangkok:Orchid Press,1953,p.192.
(19)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58页。
(20)桑·苏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何吉贤译，澳门：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7年，第83页。
(21)Disney,A.R.A History of Portugal and the Portuguese Empire,Vol.2 Cambridge:Cambridge UP,2009,p.137.
(22)沈登苗：《明代倭寇兼及澳门史研究中文论著索引》，《澳门研究》2005年第30期。
(23)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