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二象性”解读——论库恩科学哲学的若干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库恩论文,特征论文,哲学论文,科学论文,二象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3)01－0001－08
导言：问题的提出
2012年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发表五十周年。《结构》自发表以来，在科学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招致了一系列的非议和批评。在《结构》发表五十年后的今天，如何正确解读以《结构》为代表的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如何把握其科学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是科学哲学界应当面对的一个问题。
为纪念《结构》五十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其第四版。[1]除增添了一个更为详尽的索引外，这一版的变动主要在于补充了一个由著名哲学家、新实验主义倡导者之一的哈金(Ian Hacking)撰写的“导读(Introductory Essay)”。[2]“导读”的主体是通过对于库恩提出的诸如“常规科学与解谜”、“范式”、“反常与危机”、“世界观的改变”、“不可通约性”和“通过革命而进步”等观念的梳理来介绍库恩的思想，但其中无疑也包含了其独特视角下的解读和评价。
本文所借用的“二象性”概念缘起于量子理论。在普朗克1900年提出辐射量子论之后，爱因斯坦于1905年提出光量子理论以解释光电效应实验，由此，作为波动的光也具有粒子性，即所谓光的波粒二象性(wave－particle duality)。1924年，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意在其博士论文中类比提出，微观粒子如电子也有波动性(particle－wave duality)，且其频率γ和波长λ可由德布罗意公式：γ＝E/h和λ＝h/p推出，试图由此来解释微观对象的奇异性质。这一假说理论上由薛定谔发展，于1926年创立波动力学，实验上则于1927年为戴维森—革末实验所证实。德布罗意和薛定谔分别于1929年和193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据此，波粒二象性的本义是指：(1)同一个微观客体；(2)具有微粒和波动这样两种截然对立、互相排斥的性质；而按照尼尔斯·玻尔著名的“互补原理”(complementarity principle)则有(3)这两种互斥的性质又是互补的，其叠加共同构成我们对于对象的完整描述。
那么，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的“二象性”话题又由何而来，从何谈起呢？它首先当然来自于库恩自身。熟悉库恩及其科学哲学学说的人都知道，在他本人的背景、学说及由此形成的形象中，有着各式各样的二元对立，如科学/历史；科学的思想史/社会史；科学史/科学哲学；常规科学/革命科学；科学研究中的传统/创新；收敛式/发散式思维；发现的逻辑/研究的心理学；科学划界上的检验标准/解决疑难；格式塔转换中的鸭/兔图；以及其“回应我的批评者”中的库恩I/库恩II；[3]研究类型上的逻辑—语言/社会—历史；理论选择中的客观(规则)因素/主观(价值)因素；相继理论的不可通约/可部分交流；历史中(的理论)/历史外(的“阿基米德平台”)；范式内容/非范式内容；经典语言/超越性思想；科学语言的自然知识/语词知识；传统问题/革命性思想，相对主义，理性主义等，这些二元对立无论是学科的区分，还是学派的对立，无论是客观的存在，还是主观的倾向，尽管并非截然对立，但都程度不同地在他的身上或是学说里，尤其是在他后期的努力中得以表现出来。唯其如此，库恩的这种“二象性”也来自于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解读和塑造，在这些学派和代表人物，如逻辑经验主义者、波普尔主义者、费耶阿本德、SSK学者的解读和批评中，库恩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甚或是对立的——这样一种“人格分裂”的库恩，当然也会给人一种悖谬感(paradox或是dilemma)，从而恰与波粒二象性之佯谬相通。一个最新的例子，就是哈金在他的“导读”中有此表述：“人们常说，是库恩完全颠覆了维也纳学派及其继承者的哲学，是他开启了‘后实证主义’。然而，他保留了许多逻辑经验主义的预设。鲁道夫·卡尔纳普最为著名的著作名为《语言的逻辑句法》，而库恩在其最后的岁月里，可以说也是致力于探讨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2],p.26)以及“对此，我在前文中已经表达了不同的见解，这就是库恩是维也纳学派及其同时代人的基本假设的继承人；他保持和传承了其基本思想。”([2],p.30)哈金对库恩的这一解读，就似乎是与通常作为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潮流开拓者的库恩的“革命者”形象大相径庭的。
库恩思想的这种“二象性”究竟是其内在的特征，历史的真实，抑或仅仅是一种传说的形象，是他人各取所需的误读？这种“二象性”究竟反映的是其学说中的“人格分裂”，还是恰恰体现了其人性魅力？对于这种“二象性”应当如何正确理解和评价，它是否一定就是一种负面的东西？解读库恩，当然有不同的视角。但是不管从哪一个视角去看库恩，只有“正解”而不是“曲解”库恩，才是对库恩最大的尊重。只有正确地“解读”，揭示出库恩思想的特征和问题，才是对其作为一位思想家的最好纪念。
我们的“解读”，将尽可能运用库恩自己已发表的文本，来渐次关注和分析库恩思想的三个特性，这就是历史性、革命性、“二象性”。其中的第一个特性，反映了库恩思想的发现的逻辑——他是由历史的研究走向自己的成功的；第二个特性，反映出库恩思想的创造性特征，可以称之为其研究的心理学；而第三个特征，则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历史性与历史主义转向
库恩科学哲学的第一个特征，应当是它的历史性，这一点或许是其研究者的共识——库恩自己也称以自己为代表的科学哲学为“历史的科学哲学”，([3],p.83)认为“历史实践在我思想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4]
1.“历史的科学哲学”
理解库恩，让我们回到原点——库恩尽管从一开始就对哲学感兴趣，但他的学术工作却是从科学史研究开始的。“与大多数科学哲学家不同，我是作为一名科学史家，通过严密考察科学生活的事实开始研究的。”([3],p.122)是哈佛校长柯南特(J.B.Conant)把他引入了哈佛的通识教育课程做助教，并使他“第一次相信历史研究会产生出对科学研究的结构和功能的崭新的解释”。[5]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由科学主宰的时代确实需要一种透视，通过它来检验一下如此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科学信念，而且历史为这种透视提供了重要资源。……通过仔细观察它们的发展，我们能对一般的科学理论有所了解。比如说：什么是一个科学理论？它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才能博得我们的重视？它的功能、它的用处是什么？它的持久的动力是什么？历史的分析虽不能回答这类问题，但能够阐明它们并赋予它们以意义。”([5],pp.3－4)正是这一历史考察的独特视角，使得他能突破传统的科学观，从而遭遇他所谓的“亚里士多德经历”(见“什么是科学革命”([3],pp.1－22)；而柯瓦雷的思想史传统和库恩自身的哲学素养，则使他把握住了这一至关重要的“经历”，并使之不仅仅是其第一项科学史工作，而且成为其科学哲学研究的起点。
1947年夏，作为一名物理学研究生，库恩“正在准备一堂面向非科学研究者的科学课程，内容是关于力学发展的案例研究。”([3],p.4)论及近代力学起源，当然要从之前的亚里士多德力学说起，他“希望解答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曾懂得多少力学知识，他为后人，如伽利略和牛顿留下了多少尚需解决的东西。在这些问题设计的引导下，我很快发现亚里士多德几乎完全不懂力学。他把所有问题都留给了后人，主要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人。这是个标准的结论，原则上说应该是对的。但是我很困惑，因为就我所读到的，亚里士多德不仅表现出对力学的无知，而且还是位糟糕透顶的物理学家。尤其是关于运动方面，在我看来，不论是在逻辑上还是观察上，他的著作都满是令人吃惊的错误”。当然，“这些结论是靠不住的。毕竟，亚里士多德曾是位备受尊敬的古代逻辑的创立者。在他死后将近两千年里，他的著作在逻辑学上的地位可与欧几里得在几何学上的地位相比。此外，亚里士多德通常被认为是一位极其敏锐的博物学观察家。特别是在生物学方面，他的描述性著作为16世纪、17世纪近代生物学传统的出现提供了重要模式。可是，当他转而研究运动和力学时，他那独特的才能怎么会如此系统地消失了呢？同样，如果他真的失去了才能，为什么他在物理学方面的著作在他死后那么多世纪里都被看得十分重要？这些问题困扰着我。我本可以简单地相信亚里士多德只是偶尔犯了些错误，但事实不是那样的，一进入物理学，他就完全崩溃了。我问自己，也许错误在我，而不在亚里士多德。也许他的话对于他和他那个时代的人的意义，并不总是完全等同于对我和我这个时代的人的意义。”正是这种历史的眼光和哲学的反思，使库恩进入了一种新的文本阅读和理解的境界，并在思考的某一个点“突然头脑中的片断以一种新方式整合起来，并共同归属到一个立场之下。我大吃一惊，因为刹那间，亚里士多德成为一位真正十分优秀的物理学家，但却是我连做梦都想不到的那种。现在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会说那些话，以及他的权威性何在。……那种经验——片断突然以一种新的方式整理并整合起来——是革命型变化的第一个普遍特征。”([3],pp.4－5)这就是库恩后来强调的所谓格式塔变化，从一种阅读和理解方式或框架到另一种框架的转化是不连续的、突现的、革命型的；而这两种不连续的阅读或看世界的方式所揭示的，恰恰是同一文本在两种不同框架中，或者说这两种框架自身的不可通约性。由此，埋下了库恩全部学说衍生和发展的种子。
2.历史研究的案例方法
从库恩思想自身的历史过程来看，它诞生于历史研究，也得益于历史研究的特征性方法，即案例方法。“历史的科学哲学”要基于“科学生活的事实”，要在历史的视野中去考察科学理论“实然”的发展和变化，并能说明这种发展的动因，就只能从具体的案例研究入手去做详尽的“解剖”麻雀的工作，而不能沿用既有的逻辑经验主义的“应然”模型和逻辑分析方法。这是库恩所引领的历史主义转向的一个突出标志或特色。
包括“亚里士多德经历”在内，阅读库恩的其他著作，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代表性“案例”，体现出其历史主义转向的这种研究特色。这些案例本身就具有二重性，它们既是科学史上的案例，也是库恩历史研究方法的案例。在“亚里士多德经历”案例中，库恩告诉我们：“运动”一词在亚里士多德那儿并非如在牛顿力学中那样是一种“状态”，是物体在空间中位置的变化，而是一种“状态的改变”，所有在起点和终点之间的状态改变，既包括物体的机械运动，也包括橡树种子生长为大树，病人健康的恢复，都属他的“运动”范畴之列。而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对他而言，“虚空”和“无限空间”这样的概念都是不可能的。通过他的《哥白尼革命》的案例，库恩告诉我们像“哥白尼革命之前，行星绕着地球转；而革命之后，行星绕着太阳转”这样的传统表述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关于什么是恒星、行星和卫星，以及太阳和地球各自的定位，在革命前后的框架中有着全然不同的意义。通过我们熟知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哥白尼天文学革命、拉瓦锡化学革命和爱因斯坦相对论革命这三个主要案例，库恩展现了他对于科学革命的“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的结构分析，以及革命就是范式转换的观点。而在“什么是科学革命”一文中，库恩则通过亚里士多德、伏打电池和普朗克量子论三个案例，强调了革命的三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革命是整体性的；革命是语词的意义——其关联自然的方式——的变化；革命是模型——人们判定什么是相似的和不同的模式——的变化。这些案例研究不仅得出许多创新性的结论，同时也确立起一种新的科学哲学研究规范，它既为历史的科学哲学的后来者昭示出一种研究进路，也要求其对手或批评者不应简单地指责其结论的荒诞或悖谬，而应从其案例的展示和分析中去发现存在的问题。
3.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
库恩的研究开拓了科学哲学的新的方向，有许多人称之为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3],p.314)在他之后，不仅有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等这些程度不同的历史主义学者，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具有历史主义色彩的科学哲学理论，即使是亨普尔这样的逻辑经验主义代表人物，也必须思考和回应他所带来的历史主义的挑战。由此，我们可以说库恩科学哲学的历史性特征具有某种二重性，这就是一方面，从主观上讲，如前所述，库恩科学哲学的历史性体现在他所提倡的基于科学史的科学哲学进路，以及他所实践的案例分析和论证方法；而另一方面，这种历史性也体现在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中，它决定性地改变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地平线，完成了科学哲学研究中历史主义转向的关键一步，开启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研究进路。
究竟什么是科学哲学？对这样的问题，自然会有不同的回答。就其作为一种知识来说，科学哲学是关于科学的整体性、理论性和反思性知识，库恩给了我们一种特定的历史性的反思视野；就其作为一个领域来说，科学哲学探讨关于科学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库恩给了我们一种基于历史史实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就科学哲学作为关于科学的模型理论而言，库恩则给了我们关于科学发展的一种历史模型。因此无疑，库恩的学说的确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科学哲学理论，而同时，由于这种理论的影响及其与传统科学哲学的异质性，他的学说的提出，导致了科学哲学历史上的一次转型，或者说革命。
二、革命性与不可通约性
库恩科学哲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其思想的革命性。这一点在学界可能只能说有部分共识，颇多争议，毕竟在科学哲学领域似乎并没有发生较为彻底的“范式变换”，而且如下面所述，即使库恩自身的思想也并非那么彻底。
1.革命得以突显，成为主题
库恩思想的革命性是与其历史性特征分不开的，他正是在其历史研究中发现了科学革命这一主题，进而在这种对于科学革命的研究中产生出革命性的科学哲学思想——这里，再次出现了某种二重性：革命的研究主题/革命性的哲学思想。如库恩自己所说：“发现了历史，也发现了我的第一次科学革命，以后寻求最好的解读方式也往往成了寻求另一次这一类的革命事件。要认识并理解这些事件，只有对过时的文本恢复过时的读法。”([4]，“序言”，V)库恩因其对于“科学革命”研究主题的提倡和研究而荣膺“科学革命家”的美称。
诚然，在库恩之前，科学革命已经不乏一些探讨，包括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所意含的“不断革命”的隐喻。然而只有在库恩的历史研究的视野中，在他的案例研究的细致剖析中，在他亲身体悟的“亚里士多德经历”中的格式塔转变中，革命所体现的那种观念和意义上的突变才具有“革命”这一词汇字面意义上的那种震撼；也只有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分析中，科学革命也才作为一种“科学生活中的事实”，真正得以成为学术研究的主题，而不仅仅是哗众取宠的辞藻。正是基于这种以科学革命为主题的研究，才能有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开宗明义之说，历史不再被我们看作是轶事或年表的堆栈，而“能对我们现在所深信不疑的科学形象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变”，从而“勾画出一种大异其趣的科学观，它能从研究活动本身的历史记载中浮现出来”。([1],p.1)
简言之，这其中的逻辑可以概括为：是历史研究促使库恩必然去关注科学革命这样的研究主题，而对于科学革命的扎实研究，则内在地导致了他在科学观，或者说科学哲学中所做出的不同于正统的逻辑经验主义传统的革命性贡献。如他自己所说：“绝大多数历史著作都关心过程，关心随时间的发展。在原则上，发展和变化不一定在哲学中起类似的作用，但在实践中，我要坚持，哲学家对稳定静态科学的观点，从而也包括对理论结构和理论确认等问题的观点，只要有发展变化就会得到富有成效的改变。”([4],p.17)
2.研究引发革命，何以可能？
历史的研究何以能导致科学观的革命性转变？
这首先是因为，科学史的研究提供给我们科学真实发展的事实，而这样的事实应当是作为科学的模型理论的科学哲学能够说明的，不管它是逻辑的模型还是历史的模型。因此，“科学史影响最明显的一个学科今天还是科学哲学。”([4],p.121)
其次，库恩自称自己“是一个抱着哲学意图来研究历史的物理学家。”([3],p.327)他对科学理论有着准确的理解，对于历史事实有着扎实的研究，当他同时又兼有哲学意图，试图用既有的科学观或科学哲学，如累积主义进步观去理解他的历史案例时，内在的矛盾和反常，就会驱使他得出科学观上的颠覆性的观念。也就是说，是库恩的“历史的科学哲学”要求他的研究基于历史，也能说明历史，他所身体力行的科学史工作可以说是“历史的科学哲学”的典范；而这种以历史研究为起点的哲学内在地有着一种危险，即它极有可能成为颠覆旧哲学的动因。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实之间的这种说明关系潜在的颠覆性，可以类比于库恩在《哥白尼革命》中所论述的当赋予宇宙论以天文现象说明功能时所蕴含的危险：“宇宙论既要提供心理上满意的世界观，又要提供对于像日出位置的每日变动这样的可观察现象的说明，这种要求极大地增强了宇宙论思想的能力。它已经将在宇宙中寻找家园的普遍冲动，引导到对寻求科学说明的空前热情上来。西方文明中许多最有特色的成就都基于这些强加于宇宙论思想之一的种种要求的结合。但结合并不总是情投意合的。它迫使现代人将构建宇宙论的工作委托给专家，特别是天文学家，他们知道那些详尽的观测细节，而现代宇宙论必须满足它们才能被相信。由于观察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可能证实一种宇宙论也有可能与之冲突，所以这种委托的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天文学家有时可能完全因其专业上的原因摧毁一种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本来使整个文明的全部成员，不论是专家还是非专家，感到宇宙充满意义。”([5],p.7)原本似乎颇具合理性的逻辑经验主义哲学，不正是因为对于库恩等人的历史研究和案例的说明乏力而显得千疮百孔的吗？
3.革命不可逆转：库恩的坚守
科学哲学中的“库恩革命”是与“范式”、“科学共同体”、“常规科学”、“科学革命”和“不可通约性”这样一些词汇的命名和使用分不开的。恰如伊安·哈金所说，“库恩在语词的使用上具有点石成金的天赋，他的这些命名获得了不寻常的地位；尽管它们起初似乎生涩难解，但今天有些却已成为日常的用语。”([2],p.4)然而，在《结构》发表之后，他对于使其声名鹊起的这些词汇的意蕴却始终在不断地给予解说和澄清：对于“科学革命”，他在辨析其与波普尔观点的区别时强调：“只要仔细考察科学活动就会发现，正是常规科学而不是非常规科学，最能把科学同其他活动区别开来。”([4],p.266)；而论及“范式”，他在后来的论述和澄清中则更愿意称之为“共有案例”，或是“语言的分类学框架”，认为适当处理的话可以省掉“范式”这个词；(“对范式的再思考”[4]；“结构之后的路”[3])。而其中他视为核心并毕生坚守的，则只有“不可通约性”这一概念。
“库恩用他最后几十年的时间捍卫、阐释，并充分发展了不可通约性观念。”([3]，“编者导言”，p.4)而库恩则自陈：“在写完《结构》一书的三十年里，没有别的方面让我如此深切地关注过，而且这些年我产生了一种比以前更强烈的感觉，不可通约性必定是关于科学知识的所有历史观、发展观或进化观中的根本要素。被恰当理解的——有时我自己也并不总能做到——不可通约性完全不会(似乎常常会)对真理主张的合理性评价构成威胁。”([3],p.84)如前所述，对于库恩来说，“对不可通约性的认识是通向《结构》之路的第一步，这个概念在我看来仍然是那本书所提出的主要创新点。”([3],p.226)如何正确理解“库恩革命”，很大程度上在于如何正确理解“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这一概念。从最早的借喻“没有公约数”，以隐喻科学术语和概念的意义随使用它们的理论而变化，“一个理论中的所有术语不可能完全用另一个理论的词汇来定义”；到强调语词意义的整体性和历史性，语境和时间的变化使得其不可避免地有变化，使得其在不同理论中意义会改变；从强调“在不同的理论中，语词和词组关联自然的方式的变化，它们所指称对象的判定方式的变化”，到用不同理论中的“分类学范畴”(taxonomic categories)的“不交迭原则”来说明不同的分类结构必然是不可通约的，某个领域中的“两个不同词汇分类系统”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就变成了一种不可翻译性”([3],p.86)，库恩在辩护其由历史研究得出的根本性、革命性论断——不可通约性的过程中，愈来愈趋于诉诸语词和概念的意义和结构分析这样一种传统科学哲学的论证方式和手段，由此也突显了其科学哲学特征的“二象性”话题。
三、“二象性”及其悖谬
库恩科学哲学的第三个特征，是其形象和学说的“二象性”，这一点似乎较少为人们所关注和认识。哈金的“导读”和方在庆纪念《结构》问世五十周年的文章[6]对库恩的矛盾形象实际上都有所提及，尽管未做专门探讨。库恩的这种“二象性”从客观上讲，无疑首先是来自不同读者出自自身视野的解读，如逻辑经验主义者、波普尔学派、费耶阿本德和科学知识社会学者的各种解读，包括把库恩所提倡的理论选择和科学革命中的社会因素指责为“暴徒心理学”等，以至于库恩说“我常常发现，他们其实都在各说各的，简直令人难以相信这是在讨论同一本书。最后我还不得不遗憾地说，这本书之所以获得成功，部分原因竟然是：它几乎可以让任何人作任何理解”。([4],p.287)而导致这些所谓的“误读”和“误解”的原因，除了解读者自身的立场、库恩文本和概念的含糊等因素之外，的确也包含库恩自身在身份、学说和立场上的一些“二象性”因素。如篇首所说，库恩身上可例举的“二象性”很多，这里只取其要者分析如下：
1.历史/哲学二象性(学科二象性)
库恩究竟是一位哲学家，还是史学家？《结构》究竟是一本哲学著作，还是一本史学著作？1968年，库恩在密执安大学以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关系为题作伊森堡演讲，在其演讲的一开始即宣称，“我是以一个科学史工作者的身份在这里讲话的。我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历史学家，不是哲学家。我是美国历史学会的会员，不是哲学学会会员。”然而，紧接着他又申明，“我从大学一年级最初接触哲学开始，在以后差不多十年中，哲学一直是我的主要业余爱好，而且还常想用哲学去代替那个我惟一说得上受过专业训练的领域即理论物理学而成为我的专业。”而几乎直到博士毕业，“我始终没有对历史或科学史发生过丝毫兴趣”。因为“显然，编写编年史对一个主要关心演绎推理和基本理论的人来说，不可能有什么吸引力”。然而，当接触历史之后，“我不胜惊讶地发觉，历史对于科学哲学家，也许还有认识论家的关系，超出了作为给现成观点提供事例的源泉的那种传统作用。就是说，它对于提出问题、启发洞察力可能也是特别重要的源泉。所以，我虽然成了历史学家，我最大的兴趣仍在哲学方面，这一点在近年来我所发表的文章中也表现得愈来愈明显。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我既搞科学史，也搞科学哲学。因此，我当然要考虑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我也承认，它们并不是一回事。我陷入了一种二重性。”([4],pp.3－4)
库恩这里所谓的“二重性”在英文中与“二象性”同为duality一词：在同一演讲中，库恩明确指出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一系列重要的本质特征的不同，最一般而明确的，就是目标不同。大多数历史研究的最后成品是对过去特殊事件的一种叙述……一种单纯的描述。……历史叙述必须使所描述事件看起来合理，也易于理解。……历史是一种说明性的事业……另一方面，哲学家的目标主要是明确的概括以及范围广泛的普遍性概括。……他的目标是找出在一切时间地点都是真的东西，并加以陈述”。([4],pp.4－5)因此，这两个学科的根本目标和研究方法不同，它们之间可以交流，但不可合而为一；这两种身份可以转换，但不可调和。在这篇1968年的演讲中，库恩仍以一个历史学家自居，此时，他担任着美国科学史学会主席(1968－1970)；但正是这种有哲学旨趣的历史研究引导了科学哲学的变革，而这种变革是不可能由历史学家来完成的。当他称自己在这场变革中“是一个完全的局外人，又完全是这份事业的主要参与者”([3],p.83)时，他已经是以美国科学哲学学会主席(1988－1990)的身份，在美国科学哲学的双年会上发表主席致辞。当他试图用分析哲学常用的语词—意义分析工具，把由描述性方法获取的“合理的叙事”“上升为”“普遍的概括”时，这种历史/哲学的学科二象性的悖谬感就突显出来了。
2.逻辑/历史二象性(类型二象性)
当视野转向科学哲学的内部，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无疑是一对最为基本和尖锐对立的二元类型，而库恩则是历史主义的始作俑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参与了它的创造，而且当时也不是有很多人参与。其他参与者有：保罗·费耶阿本德和鲁斯·汉森，以及玛丽·赫斯、米歇尔·波兰尼、斯蒂芬·图尔敏，还有一些其他人。”([3],p.83)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转向及其革命性意义，在前面两点特征的分析中已经加以揭示，然而这并没有真正确立起一种新的哲学范式。而库恩本人则甚至于在这转向的一开始，就在担心其哲学上的合法性：“毫无疑问，有些读者肯定会怀疑历史研究是否可能会影响到这里所说的那种概念转变。一整套二分法会有利于表明，不可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历史诚如我们通常所说，是一门纯粹的描述性学科。然而上面所提示出的论点则往往是诠释性的，而有时则是规范性的。同时，我的许多概括涉及科学家的社会学或是社会心理学；然而我的一些结论至少在传统上是属于逻辑或认识论的。在前一段中，我甚至似乎有可能已经违反了‘发现的范围’和‘辩护的范围’这个当代非常有影响的区分。还有什么能比通过这种对不同领域与不同关注点的混合所展示的混乱更深刻的吗？”([1],p.7)这里，库恩客观上意识到了其历史变化的研究及其社会心理的分析无法支撑其得出的逻辑和认识论结论，而主观上则陷入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框架或不如说陷阱而无法自拔。
如我们所知，“观察”与“理论”的二分，“发现的范围”与“辩护的范围”的二分，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二分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三大预设，是与历史主义格格不入的。作为历史主义的首倡者，库恩说“当在观念上放弃了这些区分以及与之类似的其他区分时，我一时还难以更清晰地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和力量。多年来我一直把它们视作关系到知识的本质，而且我现在仍然认为，经过适当的重铸，它们还能告诉我们某些重要的东西”。([1],p.7)的确，在三十多年之后，他仍然纠结于用语词的意义分析方法给他所坚守的“不可通约性”等观念以合法性论证，这就无怪乎哈金在他的“导读”中说：一方面，“是库恩完全颠覆了维也纳学派及其继承者的哲学，是他开启了‘后实证主义’。然而，他保留了许多逻辑经验主义的预设。……库恩在其最后的岁月里，可以说也是致力于探讨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以及“我在前文中已经表达了不同的见解，这就是库恩是维也纳学派及其同时代人的基本假设的继承人；他保持和传承了其基本思想”。([2],p.26,30)这种科学哲学中的历史/逻辑的类型二象性，或许是库恩形象的“二象性”中最为悖谬的了。
3.传统/革命二象性(思想二象性)
库恩的“二象性”解读可以作进一步的延伸。他为什么没能去发展出一种“历史的科学哲学”的范式和方法论，在历史主义的框架中来认识合理性、进步和真理这些概念，至少如劳丹所试图做的那样，而是致力于如他在“结构之后的路”([3],p.83)中所说，准备再花十年的时间，来完成他计划中的书，试图用语言和意义、不可翻译性等这些传统科学哲学的语言，来回答萦绕在他心头的“诸如合理性、相对主义，尤其是实在论和真理这些问题”呢？答案或许可以从他自己的历史案例分析中借喻得出。
在分析哥白尼通过其《天体运行论》而实现的天文学革命和其本人的保守性格时，库恩有如下精辟的论述：“所以《天体运动论》的意义不在于它自己说了什么，而在于它使得别人说了什么。这本书引发了它自己并未宣告的一场革命。它是一个制造革命的文本而不是一个革命性的文本。这样的文本在科学思想史上是相当常见而又格外重要的现象。它们可以说是转变了科学思想的发展方向的文本；一部制造革命的著作既是旧有传统的顶峰，又是未来新传统的源泉。……从天文学史提供的视角看，《天体运行论》一书具有双重特性。它既是古代的又是现代的，既是保守的又是激进的。因此它的意义只有同时从它的过去和未来，产生它的传统和由它产生的传统中，才可能找到。”([5],pp.133－134)对库恩的《结构》在科学哲学中的意义，我们是否也可作此说？
库恩在评论哥白尼在天文学上激进地引进地动说，在物理学上却仍然保持为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时说：“正是在决裂的过程中最清楚地显示出哥白尼对传统的依赖。”“但是哥白尼的物理学的不足却正好说明了他的天文学革新的后果是怎样超越了产生革新的那些天文学问题的，也显示出若要让这位革新的制造者彻底了解由他的工作导致的革命是多么困难。……在《天体运行论》中简直找不到哥白尼革命的痕迹，这也是该文本的第二个基本的不协调之处。”([5],p.145,152)我们是否也可以如此来评价革命性的库恩对于传统哲学的依赖？
库恩接着说：“被哥白尼说服而接受地动观念的人们从哥白尼止步的地方开始了他们的探索。他们的出发点就是地球的运动。”([5],p.177)库恩的工作同样开启了历史的科学哲学研究之门。“科学的基本概念中的重大变革都是逐渐发生的。单个个人的工作可能会在这样的概念革命中发挥显著的作用，但……任何个人能够做出的革新范围必定有限，因为每个个人在研究中都必定要使用他在传统的教育中学来的工具，而他穷其一生也不可能把这些工具全部更换。……《天体运行论》的局限性更可视为一切制造革命的著作的本质的、典型的特征。”([5],p.178)这里，库恩是否提前五年(《哥白尼革命》成书早于《结构》一书五年)或几十年，预支了人们对于他的传统性/革命性的二象性诘难？
任何革命都产生于传统之中，也就难以全然摆脱传统的痕迹、惯性及其评价标准。革命性人物因而常常有传统/革命的二象性显露——哥白尼是这样，康德的二元论是这样，量子革命的首倡者普朗克也是这样，又更何况库恩这样一个对批评较为敏感的人？对于传统的作用，他有再三的提及：“十分常见的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必然同时显示维持传统主义和反对偶像崇拜这两方面的性格。”“识别和估价反常，又一次依赖于坚决地依附于当代科学传统。”([4],p.224,232)而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性则或许被过分强调了，如《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所说：“有趣的是，库恩至少一部分的盛名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过于革命性地理解了库恩的著作，把他冠以反理性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名号。”[7]而他本人内在的传统性一面则往往被忽视了，尤其表现在他本人并不赞成SSK学者给予他的冠名。
余论
真实的库恩只有一个。“二象性”之谓，部分源于他人的误读，部分来自其内在的矛盾。这种内在矛盾是其历史研究内在地引出的相对主义倾向与传统的理性主义立场的矛盾，是其历史使然的革命性成就与其持有的传统哲学框架的矛盾；相对主义倾向来自于历史研究的逻辑，是“科学生活的事实”使然；而无法摆脱的哲学本能、学者本能又使他面对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批评无法释然；这使他的整个后半生都纠结于此。这是革命转折点上人物的内在冲突。当我们基于其科学哲学基本特征的分析，揭示其思想和学说中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聚集和内在纠结，我们确实得到了一个“二象性”的库恩形象；但终其一生，库恩尽管致力于各种解释尝试，却始终没有放弃过其在《结构》中的基本立场，没有放弃过对范式之不可通约性的坚守，这才是其思想发展中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因此，这依然是一个本真的库恩，尽管有着各种“二象性”的色彩；也唯其如此，才符合“二象性”之真意。
［收稿日期］2012年11月20日；修回：2012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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