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社会”的名与实——日本中间层研究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间层论文,中流论文,日本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间层问题可谓日本社会学研究中的基本课题之一，日本总理府宣传室从1958年起每年举行一次的“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中专门有一项设问：“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水平从社会一般的眼光来看属于何种程度？”从1955年起每十年举行一次的“关于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调查”（简称SSM调查）中同样有类似的问题：“假设将现在的日本社会总体分为五层，你觉得自己属于哪一层？”因为上述两项调查结果均显示日本国民总体选择“中”的人数比例居高不下，因而甚至出现了日本“一亿总中流”的流行说法。因此，从某种角度说，中间层问题是一个牵动日本政府、普通国民、专家学者们共同兴趣的重大社会课题。
日本学术界对“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等相关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20年，日本平民图书刊行会便出版了名为《中产阶级的呼声》（宇野宙人，1920）的著作。对中间层问题的关心与明确表述，更早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抱有浓厚精英意识的革新思想家时代，认为中等阶级乃社会的脊梁，保护这一阶级、防止其坠落到下等阶级是社会政策的精髓，是一切的根本，提倡以中等阶级作为标准阶级，使下层阶级逐渐向该阶级靠拢，谋求上下阶级的融合。（注：有吉広介·浜口晴彦『日本の新中间層』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2年、3页、i页、105-161页。）二战后，日本掀起了“新中间层”研究热，相继涌现出一批结合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研究，并就“新中间层”的界定、阶级意识与阶层意识的消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甚至展开了若干次激烈的论战。影响较大的如1960年前后的“中产阶级动向”论战、1979年的“龟裂的中流”论战和20世纪末的“中流崩溃”论战。后者产生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中流意识面临危机的背景之下，京都大学教授桔木俊诏的《日本的经济差距——以收入与财产为视角》成为引发论战的导火索。在此之前，京都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于90年代中期进行了关于“日本中产阶级的确立过程——人口、家庭、职业、阶层”的大型合作研究，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6月同样在开展合作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了“世纪末的中产阶级”研讨会，日本社会学会的专业杂志《社会学评论》1999年的专辑“阶级、阶层的现代面貌”上刊登了一批关于中间层问题研究的论文。东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佐藤俊树所著《不平等社会日本——再见，全体中流！》于2000年出版后短短半年便再版14次，跻身日本畅销书行列。
本文试图对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的概貌进行初步梳理，探讨其中笔者认为较为关键的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具体课题等内容，旨在把握现当代日本社会中间层历史的基本发展脉络与研究导向，以期为中国当今的社会结构变迁研究提供些许“他山之石”。
一、日本“新中间层”意涵变迁
论及各国中产阶级或中间层问题时，习惯上依据现代科层制的诞生等规定将其划分为老与新两种类型（注：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汲取欧美社会学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日本社会学界也沿用了这一分类，但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所谓的“新”只是某一时段的相对区分概念，其内涵不断发生着变迁。
1.较为传统的划分是以20世纪10年代产业资本的萌芽期为分水岭，伴随日俄战争后产业资本的确立，东京急剧吸收地方劳动力，与此同时，以薪金生活者为中心的新中间层不断增长。从内部构成来看，当时的新中间层恰如金字塔一样包含着一小撮精英层和庞大的非精英层，包括公司的一般职员、政府行政人员、学校教职员及医生、技师等掌握各种技能的人员。
战前的新中间层中，部分中上层群体拥有一定财产并形成了独特的“中流”生活方式，成为日本日后中产阶级研究的参照系，如居住在东京近郊山手地区的“山手阶级”。但总体说来，二战前日本新中间层的生长空间较为狭窄，甚至被称为“没有‘中产阶级’的国家”，中间层地位的沉浮与形象的变迁与国家权力消长及贫困问题紧密相连，不断面临着危机与不安，供给过剩后的贬值、军国主义的高压等导致该阶层日益形成不安心理及安分守己、消极温顺的性格，而且随着贫困问题的加剧，逐渐沦落为“被冠以中流之名的贫民阶级”，中产阶级运动也从原本劳资间调停人的角色逐渐发展成独立的社会运动力量：“最近日本无产运动的一个特征性倾向就是中间社会层的大量参加”（日本社会大会党第五次全国大会文件）。
2.“新”的另一种解释是针对二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时期的新中间阶级而言的，认为“战后日本的社会动向是阐说新中流阶级持续增长的例证”（注：村上泰亮『新中间大众の时代』、中央公论社、1987年、185页、188页、187页。）。日本于50年代中期兴起了大规模产业革命，经济高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产业结构变化，使得白领膨胀化现象出现，日本人的消费生活、家庭意识等也开始出现新的倾向。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的《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描述。另外，米尔斯的《白领》一书于1957年在日本翻译出版，其有别于马克思和韦伯的综合研究视角受到日本社会学界的高度评价，“新中间层”问题也因此开始引起研究界新的思考。在《日本的新中间层》一书中，对“新中间层”的界定便是“根据这些人在现代取代了产业社会中以前的老中间层承担的职业功能这一角度以及从社会分层的各项标准看来已经到达相对新阶段的中间性位置这一角度”（注：有吉広介·浜口晴彦『日本の新中间層』、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2年、3页、i页、105-161页。）来进行的。
对这一时期的“新中产阶级”，有从马克思的阶级史观出发进行的思想意识形态先行的研究，也有承袭当时欧美发达国家的“middle class”研究的影响、精于统计分析的年轻学者所做的研究调查。1952年“SSM研究会”进行了阶级归属意识调查，1955年，在国际社会学会(ISA)协助下，日本社会学会调查委员会主持实施了“成层与流动调查”，即后来的第一次SSM调查。对中产阶级在日本社会形成的可能性异常关心是当时日本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并出现以培养中产阶级为目标的新的政党“民主社会党”。该党将“中产阶级化”政策定为基本路线，宣称不为特定的上层阶级服务，而要保护并发展广大人民的利益，并将当时“中产阶级化”的具体目标描述为“今后八年内实现标准家庭的年收入翻两番，平均五万日元”，“创造出低收入者也不低于三万日元的环境”。
3.经历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期，但因为社会已经实现一定程度的基本富裕，国民的生活满足感大大增强，自我感觉处于中层的人数不断增加，1977年达90%，其后长期保持在这个水平。至此，日本似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全民皆中游的“中流社会”。不过，该阶层并非由各方面均呈中间状态的人们所组成，而是一个失去轮廓的流动的群体。传统意义上的中间层在社会资源的三元分布上是彼此协调一致的，即阶级地位较高的阶层政治上拥有较强的权力，文化上威望亦较高，称作“成层的结构化”，而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这种结构化机制逐渐崩溃，呈现出显著的“成层的非结构化”现象。村上泰亮借用韦伦斯基(H.L.Willensky)“new middle mass”的表述概念，认为日本进入了一个“新中间大众”的时代（注：村上泰亮
。），内部的不平等只是非结构性的量的差异，不会凝聚成意识形态上的阶层或阶级，实质上意味着社会的无阶级化。“新中间层”意涵至此发生了巨大的质变，作为实际阶层存在的内容逐渐消散。
4.泡沫经济时期的狂热加剧了日本人“中流”意识的膨胀，但“新中间大众”时代充溢着“全体中流”自豪感的日本实现的实质上只是“基础财富”的平等而远非“高级财富”的平等。80年代后期，除却部分拥有高额资产的富裕阶层，大部分日本人生活水平停滞。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失业破产不断，国家进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代，而一批IT精英等跻身全球性大公司的“新阶级”（注：「新·
。）却伴随全球信息产业、知识经济的发展获取了巨额财富，“一亿总中流”的平等、富裕表象再也掩盖不住现实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从1980年到1992年短短十多年里，日本基尼系数上升了约0.1，且数值超过0.4，以致在各发达国家中不平等程度最高，甚至超过了美国。有研究者认为，日本已从曾经堪与北欧媲美的机会与结果的双高平等社会落入与英法德等国为伍的机会不平等、结果也不太平等的社会。（注：橘木俊
。）
在这一背景下，对中间层问题的探寻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中流崩溃”论成为众多研究者论述的主题，《2010年中流阶级消失》（田中胜博，1998）、《中流幻想的崩溃》（上野千鹤子，1987）、《“中流”的幻想》（岸本重陈，1985）等类似的著述标题便清楚反映出作者的观点，认为所谓的“中流社会”不过是一个迟早会破灭的幻想而已。也有的学者认为，日本现在的不平等只是“富裕中的不平等”，“‘中流层崩溃’说缺乏根据”；另一些学者则从“新中产阶级”研究概念的产生上反驳“崩溃说”，认为从米尔斯的“新中产阶级”论述、甚至18世纪“新中产阶级”概念诞生伊始，就是“位于阶层序列的中部、支撑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的符号化的象征性存在，并非真正的实体，因此所谓的“中流崩溃”不过是个故事而已。（注：盛山和夫「中意
属意识の变化の构造」、『理论と方法』第5卷2号、2000年、228-229页。）还有的学者通过具体的实证分析，发现占全体人口约20%的白领上层雇员代际继承性增强，且在地位、职业、学历等方面均与战前的中产阶级相似，是“中流阶级的复活”，“正在形成经济高速发展期后日本的新中流阶级”。（注：佐藤俊樹『不平等社会日本——さよなる总中流』、中公新书、2000年。）据此，“新中产阶级”又开始具备自己的实体，成为重构日本新型社会的希望。
二、定义与方法
从前面的一些叙述中可以发现，日本围绕“middle class”研究出现了多种名称定义，“中产阶级（阶层）”、“中流阶级（阶层）”、“中间阶级（阶层）”、“中等阶级（阶层）”等等，不一而足，其中虽不乏无视区别、顺手拈来型的混用，但对有产还是无产、阶级还是阶层等概念的区分却反映出研究者对该问题的根本认识立场。经过调查统计发现，日本普通民众对这些用语也有着自己清晰的区分。对“中产阶级”，接受调查的人一般主要着眼于财产、收入等方面的情况，认定其“在以经济能力建构的阶级结构序列体系中处于接近顶点的相当高层”；对“中流阶级”、“中流阶层”等用语，则主要与人们所占的社会地位高低、社会威望大小相连进行判断，注重的是印象中的家庭背景、交际范围、学历、职位等因素，其在以社会地位高低划分的阶级结构中大体接近中间位置。而对“中间层”、“中间阶级”等用语，一般被调查者的反应是一种模糊不定、悬在半空的不稳定感，更多强调的是“中间”概念中消极的一面。从学术角度来说，该定义应属适用范围最广、最为贴切的表达，前两种含义都包容在内，但从调查结果来看，认同者却最少，多只有学者群体使用。1960年的调查结果发现，选择“中流”的占56%，“中产”占29%，“中间”占19%。（注：尾高邦雄「日本の中间皆级——
、『日本劳动协会杂志』第22号、1961年、4-27页。）
日本的中间层问题研究较早是在阶级分析的框架中进行的，作为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补充，认为它属于劳资间的第三阶级即中间阶级。二战后，阶级分类逐渐演化为阶层结构分析，1975年日本实施的第三次SSM调查放弃了阶级概念，专门采用阶层概念，阶层结构被定义为“社会性诸资源分配形态的相对持续性状态”。村上泰亮根据韦伯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分层方式，对“中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定义：经济上拥有足够维持一定生活方式的收入和资产；政治上拥有选举权，而且在行政机构、民间法人企业、地方社会肩负着某种管理职责，包括为产业社会的运行和管理提供不可缺少的信息和知识的智能型专门职业层，即广义的管理阶层；文化上受过一定高等教育，拥有独特的“中流式”生活方式，是促进产业化的“手段式”价值即所谓“中产阶级美德”的自觉承担者，是资产阶级实质上的文化领导层。（注：村上泰亮『新中间大众の时代』、中央公论社、1987年、187页。）盛山和夫通过对阶级分析历史的回顾，同样否定了存在所谓“导致社会变动的政治活动主体的阶级”（注：原纯铺·盛山和夫『社会
不平等』、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150页。），认为应从身份制、社会资源分配等角度重新找寻中间层问题的研究途径。但渡边雅男等学者坚持阶级观点，主张应当重新回到马克思。（注：渡边雅男：《现代日本的阶层差别及其固定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430-43页。）
就如何具体区分出中间群体，一般有主观、客观、主客观综合三种方法：第一种主观方法由传统的舆论调查发展而来，询问被调查人认为自己属于哪一阶级，由此决定其所属阶级。第二种客观方法较为复杂，并根据选取最具决定性的变量数目又不断细化。第三种是一种综合尝试的方法，如日本1955年的“成层与流动”调查中，将被调查者自我认定的阶级归属与被调查者的职业结合，划分出(1)资产阶级、(2)小资产阶级、(3)白领A、(4)白领B、(5)蓝领等五个阶级，再据此调查全国的阶级结构。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较为综合的划分法是分为上层、中产阶级、准中产阶级、中间层、下层等五个阶级，1955年日本经济腾飞期该分类的各层比例分别是3%、18%、19%、32%、28%。有的研究者认为，上层仅占3%，中产阶级和准中产阶级的数目几近金字塔结构的顶端，因此，作为“中产阶级”培养对象的应是第四阶级的中间层，“中间层”与“中产阶级（包括准中产阶级）”在阶级归属意识、工作中的权力、支持的政党类别等方面存在深刻的性质差异。
三、“中意识”研究
阶层意识是联系个人社会心理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理念，在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中，对“中”意识的探讨是一个占据很大比重的核心论题。所谓“中”意识，一般指假定日本社会由从上至下的连续性多层组成、在询问自己属于哪一层时回答“中”者的意识，属于一种阶层归属意识。日本总理府“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显示，1958年到1979年，调查中选择“上”的人数几乎没有变化，选择“下”者从1958年的“17%”减少到1967年以后的5%-7%并长期维持在这一水平，而合计后“中”的选择人数从1958年的七成迅速增长到1964年的九成，其后一直维持着这个“饱和”状态的比例。这种状况促使众多研究者纷纷探索高比例“中”意识的成因，追寻“中”意识的产生、膨胀、崩溃与日本社会发展和结构变迁的关联。
原为“中位阶层意识”的“中”却演变为“九成中流”、“一亿总中流”的“中流”，曾几何时的概念偷换令人深思。有研究者批驳“中”意识层并非拥有实体的整合的归属集团，只是以调查数据为基础的统计集团，至多不过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参照群体而已。（注：犬田充
、PHP研究所、1982年、43页、117页。）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意识的功能可以说正建立在虚构形象这一点上，该意识的泛化是阶层非结构化、中流阶级逐渐失去实体的社会意识上的反映，也是社会流动开放公平的象征，正因如此，这种泛化成了政治上的“安全阀”。（注：原纯辅
、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
日本战后“中”意识的评价标准总体经历了一个“狂热→集约→多元化”的变迁过程，围绕战后日本“中”意识迅速增长的状况，出现了多种成因解释。有人认为“存在一种与特定消费内容和财产相连的绝对性的‘中’标准”，“中”意识的增长反映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其解释基础为绝对标准机制，而在与他者的相对关系中寻求判断依据则称作相对标准机制。持“平等化论”的学者认为战后的民主化、福利政策等促进了平等意识的提高，由此带来了“中”意识的增长。还有观点认为社会资源分配多元化导致的“地位非连贯性”促进了人们“中”意识的产生。高坂模式(FK model)则否定了日本人的“中”意识与客观阶层地位的关联：“现在高水准的‘中意识’，如我们根据FK模式所论证的那样，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由独立于阶层结构存在本身的判断机制作用的结果。”（注：高坂健次·宫野
、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47-70页。）还有的研究者进行因子分析后发现，“中”意识感与幸福感、生活满足感强相关，且受代际差异感、社会平均化意识等社会心理因素影响，传媒对成功、幸福等形象的渲染也相应导致“中”意识的固定化与膨胀。另外，日本人往往以社会外部集团的价值准则为依据调整自己的行为，努力避免冲突，做到与众相同，而且在日本民族传统心理中，“中”隐含着一般化、马马虎虎的语义，自我认同的可能性也相应提高。
四、生活意识论与“生活政治”
长田政一的“中”意识层生活意识研究既可看做前述对其成因探讨的延续，也是对该阶层总体特征的一种描述与总结。（注：长田政一「生活意识」、《日本の新中间層》、1982年、105-161页。）长田对影响阶层意识的变量进行了细化分析，得出“中”意识的主要影响变量是财产与生活方式的结论，因为惟有这两项在起伏不平的阶层分布曲线图中较均匀地处于上下两层之间。他使用的“生活标准”概念着眼于人们期望的生活条件与现实条件之间的落差，表明“中”意识层共有的生活标准印象是拥有的财产收入足以维持以衣食住为中心的基本生活，同时存在多层化序列结构，这种“同一化中的不平均”堪称日本中间层的一个重要特征。
生活意识论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对“中”意识层价值观的探讨。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与经济发展这一中心课题相关联。经济发展使人们的生活行动范围、基本生活态度等相应发生变化，逐步转变为“个人生活本位”，保守倾向重，只敏感于别人外在的生活方式是否与自己相同。越往中下层，人们越容易从保持共同的生活方式中寻求心理安慰，这对维持并增强“中”意识起到了消除不安、保持心理平衡的功能，但也影响到人们的社会参与态度，难以将他们组织起来真正解决问题。特别当作为“中”意识层同一性生活方式基础的生活物资出现暂时短缺时，很容易积聚不安心理，且易以此为导火索爆发情绪性反应。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的几次恐慌抢购风潮，便是极好的佐证。因此，要使“中”意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富裕意识，必须彻底改变被动保守的生活意识形态。
对生活意识特征的关注，体现出日本中间层研究向“生活政治”的靠拢。“生活政治”来源于日本中间层研究与阶级政治、地位政治、生活政治三种政治类型相对应的“三段论”说（注：高坂健次《现代日本における「中」意识の意味》、2000年、145页。）。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的核心是阶级利益的对立与调整，谋求通过利益分配进行社会整合，对集体性、组织性利益追求产生的利益对立进行调停。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指这样一种现象：人们因极端注重社会地位而产生需求不满，这种不满心理往往会投射到政治立场上，并由此滋生对立，提高职业地位、学历、收入等是其最重要的关心目标。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是注重生活方式、生命历程的政治，包括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等内容，不效仿地位政治追求富裕的拥有，而是着意追求自我实现、生存价值等对存在的指涉(being)，似与鲍曼的后现代政治理念及詹明信的“认知图式”追求有相通之处。继60年代初阶级政治、70年代末地位政治框架下的中间层研究之后，可以说日本现今处于“生活政治”影响时代，“生活方式”成为导致价值转换的决定性因素。中间大众无法再保持均一的生活方式，分解后细化为从社会参与、志愿活动中寻找生存方式的人、将休闲作为生活意义所在的人、从消费中寻求自我认同的人等，成为各种“中间分众”（“分众”，分化的大众）。
另一方面，“生活政治”理论正遭遇着愈来愈严峻的社会困境，物质需求和地位实现取向在所谓的后物质社会里似乎并没有减弱。1980年，日本“中中”意识层所占比率下降到50%，出现“中流意识阴翳”现象；1987年“中上”从46.6%下降到40.7%，“中下”却由35.2%增加到38.7%；1988年“中上”下降到34.5%，“中下”增加到40.9%。“中”意识层逐步分化为“新富族”、“新贫族”等“分众”，舆论纷纷主张大众社会的终结、新阶层消费时代的到来。有人甚至断言，2010年中流阶级将消失，日本将大分裂为10%的富人和90%的穷人。
结语
以上对日本中间层的发展和研究历史进行了粗略的回顾，可简单小结如下：
1.重视中间层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可以说是日本近现代社会的传统特色之一，该传统成为日本社会积极关注中间层问题的前提。
2.日本对应“middle class”的名称多种多样，“中”概念的内涵、标准是相对的、多元的，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及后现代转型存在某种关联。
3.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总体纳于宏观社会变迁的框架之内，倚重社会开放度、平等等热点问题研究，其理论视角经历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韦伯的阶层分析、布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等变化，正面临后现代视野下“阶级”、“阶层”概念主体均被解构的社会情境。
4.“中”意识是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其性质变化体现的社会心理特征是微观考察日本社会发展机制的重要参考。
5.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的方法特色是重视实证研究和量化研究，且已形成大规模系列化研究调查体制。
纵观日本中间层作为一种群体形式的发展历史，西美尔的话似乎可成为我们解读的注脚：“中间等级起作缓冲地带或者防震垫的作用，缓冲地带和防震垫能够不知不觉地接受、缓和和分散在事态迅速发展时不可避免地引起的整体结构的种种震荡。因此，各种拥有强大的中间等级的社会具有自由主义的性质。与此相反，为要保持一种非持续的、表现出强烈的内部差异的社会结构而不惜付出维持社会和平、稳定的任何代价的群体生活将会具有保守的性质……社会性质的稳定性和社会距离的广度之间的这种相互关联也表现在相反的方向上。在群体的自我保存由外部通过强加稳定而获得的地方，随后有时会立即形成很强烈的社会差异。”（注：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28页。）战前日本社会的保守性质与巨大的贫富差距不无联系，20世纪60、70年代中间层的迅速成长，为战后民主社会的自由发展提供了保障。而80、90年代，中间层内部分化激烈，只能靠“一亿中流”这种虚幻意识的外部作用力才得以维持，同时，它又是随之而来的社会差异的前兆，“中流崩溃”论下日本社会总体的保守化（如有事法案的通过等）再次印证了西美尔论断的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