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工厂”到“研发中心”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发中心论文,工厂论文,战略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世界工厂”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过渡目标
1.从“世界工厂”到“研发中心”的发展战略，是我国实现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转变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劳动力等基本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我国已经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众多产品的主要生产加工区。资料显示，中国大量的外资企业和本地企业生产着占世界产量40％的扬声器、微波炉、电脑硬件，60％的复印机，80％的拖拉机和集装箱；电话机、彩电、视盘机等一大批电子商品、元器件及中间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他产业如制鞋、家俱、五金、纺织服装等亦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加工区。积极参与全球化分工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然而，这种依靠基本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而形成的“世界工厂”地位，并不能帮助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实现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变。美国经济学家波特认为，在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中，如果发展中国家单纯依靠其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则只能处在“生产要素导向”的初级发展阶段[1]。在此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增值较低的环节，在国际贸易中完全依靠价格条件进行竞争。这种竞争方式不仅对提升生产力的帮助不大，而且极易受到全球经济循环、汇率变化、贸易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现阶段在国际贸易中所遭遇到的反倾销制裁、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现象，主要是由于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过低、技术含量过低、竞争方式单一所导致的对外贸易环境的恶化。如果我国单纯的依靠比较优势，以“世界工厂”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则极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出现贸易的贫困性增长。
目前，在全球化的国际企业竞争中，竞争的焦点已经从价格竞争转移到了技术与产品的差异上，寻求成本领先与差异化相结合的竞争战略成为必然选择。应对这种情况，中国应该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适时地研究建立世界“研发中心”战略，通过掌控研发环节，增加国际价值链中的国内增值比重，以在国际贸易的分配中获取平等的地位，进而掌握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主动权。
2.从“世界工厂”到“研发中心”的发展战略，是我国资源现状与利用能力的必然要求
由于我国目前的自然资源状况已经不能够支持以全球价值链的加工环节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赶超战略，就必须在价值链的其他环节另谋出路。研发作为技术进步与改进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手段，必然成为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环节。
罗莫和卢卡思认为，为了改变发展中国家低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增长方式，政府需要做的只是鼓励投资于研发和人力资本[2]。阿格辛和霍维特认为，向研发环节投资可以生成新知识，由研发所带来的内生性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知识的公共存量的增加可以说明技术进步的余值[3]。因此，迈耶和斯蒂格利茨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以研发为核心的人力资本的重视甚至要超过有形资本[4]。张海星依据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际数据，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构建模型，对我国的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对研发的投入同样具有正向经济增长效应，它主要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经济增长方式，从而促进经济增长[5]。“研发中心”的发展战略将大大缓解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自然资源压力。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成为“世界工厂”应是我国攀登“比较优势阶梯”的过渡阶段。作为一个追求持续发展的经济大国，掌控价值链中的研发环节应该是形成全球竞争优势，改善经济增长方式，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所必须采取的战略目标。
二、我国从“世界工厂”到“研发中心”转变的潜在优势
1.国内市场需求升级呼唤技术进步
国内市场的特质与组成通常会影响企业的竞争能力。众多的挑剔型消费者将帮助企业了解最新、最重要的市场需求并产生压力，刺激企业在产品和服务上进行研发与创新。日本消费者由于住宅狭小而对“轻薄短小”产品的特殊需求，促使日本企业对轻便、精致、多功能产品的研发能力世界领先；意大利于20世纪60年代对新设计、新性能瓷砖需求的不断增加，促使其于20世纪80年代成为国际瓷砖设计与创新的领航者；瑞典消费者由于本国恶劣的气候、崎岖的地理环境而对交通工具安全性产生强烈需求，促使瑞典汽车企业在安全性方面的研发能力大大提高，其沃尔沃品牌成为了世界上最安全汽车的象征。波特将国内市场的“需求条件”列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四大要素之一，进一步说明了国内市场需求的升级对企业研发与创新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电子信息通讯产品、住房、汽车、教育、旅游等逐渐成为新的消费热点，社会需求不断升级并且越来越多样化。根据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是个重要战略新起点，国民将加快走向富裕的速度，国民的消费结构开始急剧升级。随着中国国内市场需求结构的不断升级，价格因素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相对降低，对高质量、个性化、差异化的产品需求将逐步增加，这将进一步刺激中国企业的研发与创新投入。容量巨大并且不断升级的国内市场需求为我国实现从价值链加工环节到研发环节的过渡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2.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提供了技术溢出机遇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方式为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直接寻求较先进的科学技术提供了可能。
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具有不可抗拒吸引力。为了准确的了解目标市场偏好与加快目标市场变化的反映速度，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其研发部门与在中国的市场销售渠道紧密联合，使技术溢出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加以适当的制度引导，我国完全有可能在国际价值链中掌握研发环节，实现从加工环节向研发环节的转移。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一战略为我国实施从“世界工厂”到“研发中心”的发展战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国一方面可以利用巨大的市场需求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吸引众多的FDI，通过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研发思路、营销策略，逐步增强自身的吸收能力和学习能力，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整体素质，最后实现对国外技术的改进甚至自我创新。另一方面，我国一些具备能力的企业可以通过全球范围内的收购与兼并、战略联盟、合资合作等方式，直接获取世界上较先进的技术，形成自身的研发能力，并通过参与国际上更高层面的竞争、服务更苛刻的用户来提高自身的整体竞争能力。邓宁在北京演讲时肯定了中国的跨国公司通过输出FDI，或跨国界合作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先进技术的可行性[6]。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中国不仅可以进一步培育自身科技创新能力，还可以相应地提高管理、制度、企业的生产流程、控制体系与组织形式等多层次、多角度的创新能力。
3.低廉的人力资本成本可望形成研发聚集地
我国拥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如果能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本优势，那么中国成为世界研发中心的设想将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发展中国家一般劳动力过度供给的劣势有可能转化为在知识型劳动力要素上的优势[7]。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相对于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而言，知识是一个国家可能在比较短的时期内积累起来的重要生产要素。与以资本为核心的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中知识型人力资源的积累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会更快一些。其原因之一是知识本身具有外在性与流动性。相对于研发新知识所需的巨大成本而言，复制一份新知识所需要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8]；而由于全球化与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知识的流动性大大增强，甚至不需要实际物流的发生。由于知识的外在性与流动性，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完全有可能通过直接学习比较先进的知识，跨越性地成为具有继续研发能力的知识型人力资源。
更重要的是，我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崇尚学习的优秀文化传统，为较快培养出大批具有研发能力的知识型人力资源提供了可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家庭用于子女教育的消费于2004年超过了养老和住房，成为家庭收入中的最大支出，中国是向海外输出留学生最多的国家，2003年中国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跃居世界第一。
另外，中国人力资本成本相对低廉。资料显示，在中国培养一个大学本科生的社会和个人成本大约为5.5万元人民币；而在美国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大约为10万美元，是中国的16倍。这些因素都是我国快速形成人力资本的特有优势，如果政府实施积极的人力资本培育措施，中国则有可能实现从低廉的加工成本到低廉的研发成本的转换，成为吸引跨国公司转移研发环节的聚集地。
加大人力资本的培育也有利于解决我国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并可望在更高层次上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从而使中国的劳动力供求结构形成不断改善的良性循环。
三、研发的市场经济回归
尽管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外在性、可转变的人力资源、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等诸多因素为我国确立“研发中心”的发展战略提供了可能，但是真正实现从“世界工厂”到“研发中心”的过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我国目前的形势来看，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确立我国的研发创新模式尤为重要。
1.从直接干预到间接引导，使市场竞争成为企业研发的真正动因
只有激烈的市场竞争对拥有永续经营信念的企业形成竞争压力，才能刺激企业进行自有研发与创新。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的一些保护措施影响了以竞争为基础的效率，妨碍了企业研发与创新能力的形成。
克鲁格曼指出，技术创新带来的报酬递增将导致不完全竞争，而短暂的垄断是技术创新必要的动力[9]。一般的垄断企业主要是利用品牌忠诚度、高效率所带来的成本优势、经济规模以及持续的研发创新构筑起进入壁垒，从而减少新企业进入市场的威胁，最终形成其垄断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新企业进入市场的潜在威胁是存在的，市场中的垄断企业就有可能是有效率的[10]。
但是，我国的大部分垄断企业却与这种“短暂的垄断”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他们垄断地位的形成是依靠政府的保护措施与市场准入政策，由于不存在潜在竞争者的威胁，这些企业大多在产品技术创新上外无压力内无动力；再加上管理者过分注重任期内的短期业绩，对研发等长期战略性的投入积极性不高。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促进国家整体研发能力的有力工具应是维护更有效的竞争、提供更完备的信息、协助引入国内外相关企业从而打破垄断等间接的、渐进的调控，而并非保护、补贴等“特效药”。
2.从直接投入到完善环境，使企业成为研发的真正主体
只有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才能通过研发与创新形成其独特的“核心竞争力”。知识型人力资源通过专业化、团队作业，在企业运营中边干边学，不断总结经验，研发能力正是在企业独特的知识、诀窍、运营风格、企业家精神等特定的企业组织环境中孕育成熟，最终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
但从我国企业的研发实践来看，企业的主体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尽管目前我国的科研能力已经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大量研究成果却无法转换成生产力。我国大量的科研成果仍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离转化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存在巨大差距。这与我国研发投入机制有关。
一方面，我国研发资金由政府集中投入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上，而企业作为产业发展的直接推动者，所投入的科研经费却很少。美国的科研经费使用比例为：联邦政府研究机构占11％，工业企业占72％，高等院校占13％，其他非赢利机构占4％。而我国科研经费的50％来自政府，只有35％来自企业。由于缺乏企业家精神与永续经营的发展战略，企业本身将资本投入到有关产业长远发展的研发活动上的主观意愿非常薄弱。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性，致使企业投入于研发的机会成本大大提高。企业投入于公共关系或其他短期机遇上所获得的收益往往比投入于长期研发所获得的收益大得多，而且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的不健全，使其研发投入的最终回报预期大大降低。与国际企业相比，世界500强企业中，平均每个企业的研发费用占其销售收入的10％—20％，而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费用仅占其产品销售收入的1.4％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通过保持其政策的稳定性与一致性为企业的永续经营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通过降低公共道德风险、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知识产权等措施降低企业投入研发的机会成本。
3.从政府拨款到资本运作，使资本市场成为研发资本的主要来源
与政府拨款相比较，畅通的融资渠道既能够提高资本在研发与创新需求中的配置效率，又可以加快高科技的产业化步伐，为企业研发提供新的动力。
以美国为例，其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为研发与创新提供了充足的资本，复杂多样的投资主体在市场上追逐着各种可能存在获利机会的研发与创新。资料显示，美国的风险资本已开始逐步取代政府投资而成为研发资金的主要来源。而在我国已转化的高新技术成果中，风险投资仅占2.3％。
印度之所以能在信息、医药、汽车等产业的研发领域跻身世界前列，其完备的资本市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印度资本市场运转的高透明度与高效率为其研发企业提供了多方面的融资渠道。世界银行2002年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52％接受调查的印度公司宣称它们在获取资金方面存在困难，而中国这一数字则达到80％。
中国要实现从“世界工厂”到“研发中心”的转变，还需要进一步丰富资本市场层次，创新融资方式，提供更灵活高效的融资工具，为技术进步提供融资支持，实现研发与资本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