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金融结构比较分析_金融结构论文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金融结构比较分析_金融结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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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在很多方面与东南亚动荡各国具有相似之处。改革开放以来,来自香港、日本、美国和欧共体等地区和国家的资金大量流入,贸易、资本等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结构与东南亚国家有一定的同构性,产品出口以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为主,与东南亚各国经济之间的替代性大于互补性,面临着东南亚后起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后起国家的竞争。就国内而言,我国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令人担忧,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较高,1995年出现除中国银行以外的金融全行业亏损。对我国来说,经济金融结构中存在许多潜在问题和导致内源式、共振式、传递式金融动荡的诱因。对照东南亚动荡各国,对我国经济金融进行结构分析很有必要。

一、对外开放与国际化程度

东南亚国家开放程度普遍较高,经济具有一定的外向型特征,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国由于成本上升等原因而将出口加工企业转移至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外来投资增加和出口加工企业发展使得这些国家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四国贸易国际化程度即贸易依存度普遍较高,四国贸易依存度平均为106%,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也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国际贸易在地区结构上比较集中,日本以外东亚各国出口额的38%为区域内贸易。过高的贸易依存度和相对集中的区域内贸易一方面使东南亚各国在贸易带动下经济增长比较快,另一方面也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在国际化程度提高的情形下易受外部因素,如国际资本移动和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经济波动的概率大大提高。

我国贸易国际化程度1995年为40%,1996年为35%,1997年为36%,远远低于东南亚四国平均数。我国贸易依存度高于日本、印度和巴基斯坦,但明显低于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四国。从地区结构来看,1997年底我国对港贸易占15.62%,对日贸易占18.71%,对韩贸易占7.40%,加上对东亚其它国家和东南亚贸易约14.35%,我国对外贸易约56.08%为区域内贸易。要注意调整和优化贸易地区结构,扩大区域外贸易,降低对某一特定区域的过高的依存度,形成一定的风险分散机制,“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同一个蓝子里”,避免因贸易在地区结构上过于集中而传递别国经济波动,增加经济风险。

从资本国际化程度来看,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的净资本流动总额与GNP的比重分别为10.25%、3.3%、6.95%和5.4%,平均6.5%。中国为9.6%。除马来西亚高于中国外,泰国、印尼、 菲律宾均低于中国。从外国直接投资来看,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小于中国,但高于印度、斯里兰卡,也高于韩国。

从外国直接投资(FDI)占国内资本形成的比例来看,马来西亚、 泰国、菲律宾等新兴市场国家明显高于台湾、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和中国。与一国经济规模相关,中国吸收的国外直接投资虽然数量大于东南亚四国,但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资本形成的比例明显低于后者。

从外国直接投资来源看,东南亚各国70%以上外国直接投资来自本地区。中国情况与之类似,1995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中,香港占53.39%,日本占8.49%,二者合计占61.88%,如果考虑台湾、韩国及新加坡等的直接投资,来自本地区的投资比例将在70%以上。投资来源地过于集中对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都不利,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双方相互依存度提高,一国的经济或非经济因素变化容易给对方造成影响,相互传递经济波动或风险的可能随之加大。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需注意吸引其它地区的资金,以形成集中和分散适度、比较合理的资本来源结构,以避免互相间的不良影响。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及近十年来的近十起金融大小动荡应成为我国引进外资的前车之鉴。

二、贸易结构

从出口结构来看,印尼和菲律宾以多元化为主,泰国、马来西亚和四小龙以制成品为主,中国亦以制成品为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工业制成品占出口的平均比重1995年为93.9%,1996年为93.4%,东南亚六国工业制成品占出口的平均比重1995年为70.2%,1996年为71.4%。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比重1996年为85.6%,1997年为86.90%, 大致与新加坡持平,低于日本和其它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但高于所有东南亚和南亚六个国家的比重。

由于中国与亚洲“四小龙”及泰国、马来西亚出口结构均以制成品为主,因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从而具有竞争性,正如泰国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受到韩国等的挑战,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受到印度等竞争一样,中国出口贸易也面临着来自本地区的竞争,尤其在东南亚各国货币贬值的情况下,中国产品出口面临新挑战。东南亚四国货币平均贬值28.60%, 意味着中国竞争性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上升28.60%,以出口需求弹性1.0331%, 中国竞争性商品需求将可能下降29.55%,进而影响到整个出口。 虽然贸易渠道的形成要支付相当的交易费用并因期限因素而具一定的稳定性,但如果转换收益大于转换成本,那么随着期限因素的减弱,转换将现实地发生。即短期内对于中国的出口贸易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将随时间推移而增大。

东南亚金融动荡的一个直接诱因为国际收支不平衡,而国际收支不平衡则与其经济结构尤其是贸易结构等有关。从对外贸易的产品结构来看,东南亚正处于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之中,此过程中遇到了来自高技术和低成本两方面的夹击,作为在位者,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受到低成本进入者的挤出替代;作为进入者,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受到高技术在位者的排挤阻挠。我国与东南亚各国贸易结构具有同构性,现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有来自更低成本进入者的替代威胁,如东南亚和南亚等国的竞争和替代,以及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引起成本下降后的反竞争替代。因此,从贸易的地域结构来看,东南亚各国过于依赖区域内贸易尤其依赖对日贸易,把多数“鸡蛋放在了同一个篮子里”必然要受到贸易伙伴经济波动的传递影响,加大了波动的可能性。我国在此亦有类似性,有必要建立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风险分散能力的对外经济结构,把传递性、同构性动荡的诱因减少到最低限度。

三、国际收支

东南亚四国国际收支已持续多年出现逆差,1993年以来,各国经常项目均为逆差,其中泰国和马来西亚从1994年起国际收支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持续多年超过5%的警戒线,菲律宾1993年和1996 年两度超过警戒线。

泰国1994年经常项目赤字为80亿美元,1995年为135亿美元, 1996年为162亿美元,1997年一季度为33亿美元,每月经常项目赤字在5—10亿美元之间。菲律宾近两年的经常项目赤字约为30亿美元。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增加,使东南亚国家外汇储备相对不足。泰国危机前外汇储备为300亿美元,不足以支付13个月内到期的外债。菲律宾仅有100亿美元。国际收支逆差和外汇储备不足,使得东南亚国家本币面临巨大贬值压力,最终导致货币贬值和金融动荡。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情况正好相反,除1993年出现逆差外,1994年以来国际收支均为顺差,外汇储备逐年增加,截止1997年底,外汇储备已高达1399亿美元。东南亚金融动荡再次说明,一国在开放过程中,随着经济金融开放度的不断提高,经济波动的可能性随之加大,一定比例和数量规模的外汇储备是必要的。在此次货币动荡中,东亚各国货币汇率基本是下跌势态,唯有中国和香港汇市略有上升,充足的外汇储备在此起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增加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货币升值压力。在此情况下,如果本币对外不升值,则面临越来越大的外汇储备增加和国内货币发行增加进而通货膨胀、本币对内贬值的压力。如果本币对外升值,则可能造成出口产品成本上升、抑制出口,与存在出口竞争关系的东南亚各国货币贬值的影响相叠加,中国出口商品成本将有双重上涨因素推动,对于出口、国际收支进而国内总需求及经济增长有不利影响。因此,外汇储备也有一个最优规模问题,既不能太少,也不宜太多;既不是越多越好,当然更不是越少越好。以经历了东南亚货币动荡之后,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认真研究我国外汇储备的最优规模问题。

四、对外融资与外债

80年代中期以来,东南亚地区逐渐成为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热点,大量资本从日本、台湾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及欧美等流向泰国、马来西亚等。1993年、1994年以来的日元大幅升值促使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进一步加大,加上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受日本经济不景气及出口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经常项目赤字连年加大,不得不依靠资本项目尤其是短期资本项目来弥补,使得外资和外债不断增加,致使外资、外债在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统计,1996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资本达2000亿美元,其中20%为私人资本。流入亚洲各国的外国资本中,有53%为外国直接投资,11%为证券投资。在东南亚各国中,资本流入以泰国为最多,流入泰国的外国资本又以日本为最多。1986—1989年是泰国的外资投资高潮,流入泰国的外资总额增长400%,1987—1989年吸收的外资比1960 —1986年27年吸收的外资投资累计额还大5倍。1987 年日本在泰国的投资超过前20年投资之和,此后一直持续增长,1990—1995年日本的投资占泰国吸收外资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

从外资期限来看,东南亚各国1/4的外国贷款为短期,并以此来支付进口。1996年泰国外资流入总额中53.2%为短期资本。从外资投向来看,东南亚各国的外资投向以金融、电信、不动产等为主。以国际股票和债券发行的行业分布为例,金融业所占比例泰国为52.3%,印尼为60%,菲律宾为26.2%;电信业所占比例泰国为30.1%,马来西亚为65.7%,菲律宾为59.7%;不动产所占比例泰国为25.3%,菲律宾为20.7%,印尼为12.1%;此外,泰国还在钢铁方面投资近10%。东南亚各国在运输、制造、电力、电子等方面投资比例较小。

与东南亚各国相比,我国的外资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期限主要以长期资本为主。一些短期资本通过混入经常项目的方式进入我国,但由于我国资本项目仍实行管制,短期资本流入有限。从我国的外资结构来看,金融、制造、钢铁、石油、运输等比重较高,虽然国内前几年不动产投资较大,但外资所占比重不大,远低于东南亚国家。相对于东南亚四国而言,我国的外资结构比较合理。但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来看,在我国的外资结构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加以重视和解决。一是外资投资的地区结构不均衡,近年来中西部外资投资有所降低,东部地区外资投资增加较快;二是出于种种目的的假投资现象仍然存在;三是企业购并重组中存在一些“短期”投资现象,如在内地购买国企后迅速包装到海外上市,企业改制等相对落后,这与德国规定在原东德地区购买国有企业若干年不许转让出售的规定形成鲜明对比;四是外资的行业、产业结构不甚合理,过于偏重一些行业;五是对外资限制进入的行业未真正限制起来。

由于大量对外融资使得东南亚各国债务均有一定规模,尤以印尼的外债规模为最大。1996年外债占GDP的比重各国均接近或高于40%, 其中泰国为46%,印尼为47%,马来西亚为39%,菲律宾为54%,四国平均为45.5%。从债务人结构来看,泰国、马来西亚均以私人融资(企业和个人融资)为主, 而私人部门又将相当比重用于非生产性投资。 1993—1996年流入泰国的国外贷款500亿美元,大部分用于房地产等。1996年投向房地产的外商直接投资188亿铢,占外商投资总额的1/3 左右。1996年泰国近900亿外债中的700 亿为私人外债(其中短期外债300亿美元),私人外债占GDP的38.5%,占国内信贷的31.7%, 大部分用于房地产。泰国1960—1980年人均外债39.4美元,到1996年上升为人均145.3美元。外国净贷款在国际收支外汇总额中所占比例泰国为18.3 %(1995),菲律宾为7.8%(1996)。与泰国、马来西亚不同, 印尼和菲律宾则以多元化融资为主。1996年印尼公共债务占GDP的36.6%, 菲律宾公共债务占GDP的47%。由于债务额大且债务期限短, 债务偿还成为东南亚各国经济面临的一大负担。泰国当前外债总额为900亿美元, 今后5年内须还外债达5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私人部门所贷,但泰国危机前的外汇储备已不足以偿还13个月内到期的外债。菲律宾等面临同样问题,且早在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将菲列入近期偿还有困难国家的名单。而当时泰国的情况尚未恶化,被认为属“近期偿还无困难”国家。

中国截止1996年底外债总额为1160亿美元,大致与印尼相当。但由于中国属大国经济,以12亿人口计,人均外债不足100美元。 从偿还角度来看,目前正处于偿还高峰,每年本息约200亿美元。但负债率、 偿还率等均低于国际通行的警戒线水平。从债务结构来看,中国外债基本为企业融资,大部分用于生产性用途。与东南亚各国相比,中国的债务状况应该说比较适宜。

五、金融资产结构

东南亚各国金融资产结构中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房地产贷款在贷款总额中占有相当比重,其中以泰国、马来西亚为最大,房地产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接近或超过30%。房地产的过热发展导致房产供过于求,大量闲置。估计泰国闲置率达35—40%,菲律宾达15—20%。房地产积压导致呆帐坏帐不断增加,泰国、印尼等不动产呆帐坏帐在信贷总额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由于房地产呆帐坏帐的不断增加,致使银行呆帐坏帐总额不断加大。泰国1996年呆帐总额为208亿美元,占信贷总额的9.8%;1997年上升为310亿美元,占信贷总额比重上升至14%。 不良资产的增加直接损害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使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趋于下降。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已由10%左右降至8%的最低标准, 菲律宾也有所下降,致使印尼、泰国等在金融动荡之后关闭大量金融机构。

与东南亚各国相比,中国金融机构虽也有一定的房地产贷款或投资,但比例不大,今后对于房地产信贷要以东南亚国家为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有企业造成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较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尚不足8%,低于东南亚各国水平,且呈继续下降趋势, 这是金融结构中潜在风险的最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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