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1-0211-05
一、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提出
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问题是中共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化”和“科学化”问题。他说，关于主观主义错误，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1](P92)。新中国成立后，傅钟首先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科学”的命题。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中专门讲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并着重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政治化与科学化的问题。1980年6月，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全国机械工会联合会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思想政治工作要成为一门科学”作为一个命题正式提出。1982年11月，宋任穷在全国党的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明确肯定了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治党治国的科学”。1983年5月，作为全国最早成立的行业职工政研会——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简称中纺政研会)成立，并单独设立了“科学化研究”学组。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通知》首次在党的中央文件中肯定“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2001年3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举行的“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教育座谈会”上，提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加大科学含量”。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其对科学化的探索过程。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化水平，不仅需要在政治上肯定“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而且就一门学科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更需要在学理特征和学科规范上作出符合科学化的论证。
二、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背景
由于受到“唯理主义”的影响和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教育学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曾出现的科学化思潮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先声。一方面，“科学”发轫于自然科学领域，科学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以自然科学为样板规定其含义的；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兴起，人们开始认识到自然科学所揭示的普遍规律，同时也开始了按照自然科学模式去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的尝试。另一方面，教育学科是由国外引进的，其学科地位并不高，甚至有学者对其存在的必要性提出质疑；教育学研究者的目的就是通过教育学术科学化，“促成教育学术为独立的、专门的、严整的、充实的应用科学，使一般人无冷讥热嘲、排斥嫉视、乱发议论、乱作文章的余地”[2]。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教育学开始了其科学化的探求。
思想政治教育所遭遇的科学性质疑和探索正是在教育学的意义上展开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也遵循了教育学科学化的逻辑。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一般是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开展的，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未形成完整的学科形态时，作为实践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了形势政策宣传服务的，与自然科学相比，这样就容易使人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应有”的客观基础。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所宣传的内容多为国家的方针政策，一般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因而也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建立过程中缺乏如同自然学科(如数学和物理学等)一样的严密的逻辑体系。再者，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在于改造人的思想，而思想观念的隐蔽性使得思想政治观念、态度的变化难以量化和测度，这样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也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如生物学和工程学等)那样凸显自身的价值，因此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很难赢得如同自然科学家那样的尊重和荣誉。最后，人的思想观念变化除受思想政治教育影响之外，还会受到众多其他因素(如家庭环境、社会风气、人际关系、大众传媒、理论和现实的反差等)的影响，甚至在众多的解释变量中，思想政治教育已经不具有显著性影响，这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不像“硬科学”一样在现实中显示出精准的预测性和显著的指导性。以上这些“软肋”必然导致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产生质疑。在此背景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为了谋求学科地位和学术话语不得不走上“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道路。
三、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相关研究
经过几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的共识。但一个思想(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要想让人接受，必须提出让人接受的理由，而且这种理由是站得住脚的。学者们在论证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过程中，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从研究对象的独立性(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角度论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及科学性基础。恩格斯曾说：“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固有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3](P593)毛泽东也曾论述：“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科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一门科学的对象。”[1](P309)这些论述影响并代表了大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学者的观点。比如，陈秉公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学正是一门对象具有“特殊矛盾”的，研究“一系列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独立学科；这个特殊矛盾就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与受教育者现有水平的矛盾[4](P6-7)。李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人，也不是人的思想，关于人们思想意识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也不完善，而应该是“关于教育客体科学的思想意识形成、发展、变化规律以及教育主体如何依据客体的身心发展规律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因此，融合科学的思想意识形成、发展、变化规律与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为一体的重任天然地落在了思想政治教育学身上，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从而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定位[5]。
2.以方法的科学化来推动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徐金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科学性应体现系统性(整体性、有序性和主体性)、概括性(抽象性、普适性和指导性)以及创造性(时代性、现代性和预知性)[6]。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在具体方法上实现科学化的改造。如刘永红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应体现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具体方法的科学化，包括借鉴“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协同论”等观点，借助电脑、人工智能等工具，引入计量、实验、图表、影像等成果，运用调查研究、典型示范、民主对话、实践教育等方法上[7]。李智栽也认为，在社会经济关系、生活方式、思想活动、生活内容等都出现了多元化倾向的今天，思想政治教育要想收到较好成效，就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不断提高科技含量，包括拓宽信息传播渠道，使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新时代信息量骤增的要求；促进教育手段向形象化发展，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性与感性形式；引进计算机和数学方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定性与定量分析的统一[8]。
3.以学科范畴体系的规范性和逻辑性来佐证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徐志远特别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范畴体系的科学化，认为“科学化，就是要按照精确化、规范化的标准来创造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新范畴”[9]。张耀灿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是指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及实践中贯穿和体现的真理性、规律性；其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是在理论形态上要求有一个各个范畴和原理之间具有必然内在联系的极其严密的科学体系；具体而言，就是这个科学体系具备客观性、规律性、辩证法、具体性和整体性等五个方面的特征，这样才算具有了现代科学的完备形态，才算实现了科学化。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承认思想政治教育是科学，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其范畴不够精确、不够规范，结构不够合理，层次不够清晰，体系不够严密[10](P62)。
4.以概念表述的完备性和语义内涵的全面性来促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如熊建生认为，科学性是指真理性、可靠性、合理性和有效性[11]。何美金认为，科学的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特征应是指导性与价值性、逻辑性与彻底性、比较性与发展性、情感性与诚信性的统一[12]。余仰涛等将思想政治工作学定义为一门横断性的社会科学学科[13]。李长喜则将思想政治工作视为一门“高科学”[14]，等等。
5.从其他学科借鉴和吸收“科学”成分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科学性。刘福林主张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管理学、行为科学的原理与方法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并提出了“思想教育——行为量化”系统[15]。李德顺指出，“增大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含量”，是指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观念、方式方法、手段直到其语言的科学性、艺术性等，使它能经受住实践检验，在实践中能够得到不断支持，能够为群众所接受，从而真正发挥作用；“科学含量”简单说就是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成果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占的比重[16]。
此外，李永山、张蔚萍从“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有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和规律”和“有自己的专业和具体业务”四个方面论证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并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成为一门科学，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客观规律性”[17]，进而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源于其客观规律性和对实践的指导。
四、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努力方向
通过对上述已有研究成果的考察可以发现，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问题的研究仍有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除张蔚萍之外，绝大部分学者都是从某一个方面来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从而导致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考察不足。尽管徐志远从范畴研究的意义上强调了范畴的规范化和系统性，但也只是在范畴研究之内来说“系统性”，没有涉及范畴之外的系统性，如范畴与理论体系的其他方面的系统性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系统性等都未涉及。
其二，论证基本上是从文本到文本，忽视了对客观基础的现实考察。比如，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论证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基础问题。诚然，“特殊矛盾”和特殊“运动形式”需要专门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来对其进行研究，但这种“特殊矛盾”和特殊“运动形式”只是事物运动过程中显现出来的表象，所以仍需继续追问出现这种矛盾和运动形式的深层次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
其三，逻辑性体现不够。逻辑性是指各要素之间的归纳演绎关系，就单个方面而言，也就无所谓逻辑性。张蔚萍从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科学规律、具体业务以及实践反馈五个方面讨论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问题，但对这五个方面的逻辑关系却并未作出明确说明。
其四，理论的科学化与实践的科学化界定不清楚。比如，就研究方法而言，有学者提出了工作方法的科学成果借鉴，有学者提出了研究方法的科学思想引入，还有学者提出了方法论的科学化问题。虽然都是方法问题，但有的涉及理论层面，有的涉及实践层面；究竟方法在何种意义上归属于理论层面，在何种意义上归属于实践层面，需要有一个明确界定。此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涉及到。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探索，从中纺政研会科学化学组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知识化、模式化和标准化，到在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引入现代科技成果，再到范畴体系的规范化，学者们对此的认识也经历了逐步深化的过程。如上所述，学者们已经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到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以及有效性等不同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内涵给出不同的阐述，各有侧重，既有共识，也有异见。当前，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化追求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逻辑必然性，并积累了初步成果，对学科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水平。但是，要防止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研究中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科学标签化”倾向，即将“科学”作为标签贴在思想政治教育前面，以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如“用科学精神明辨是非，用科学知识开启心智，用科学方法增强效果”；“坚持科学的定位，采取科学的态度，讲究科学的方法”等提法。这种不注重内容只在于形式的“科学化研究”不仅无益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研究的推进，相反却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研究引向了低俗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的学术素养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缺乏规范的方法和科学的工具。二是“自然科学化”倾向，即运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科学化判定，并按照自然科学中的模式来构建所谓的“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而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性，而形成这种倾向的主要原因是对科学的片面认识。
哲学上，将“科学”定义为“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18](P722)。从知识体系的意义上讲，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至少应该体现客观性、逻辑性、系统性和有效性四个方面。
1.客观性：以人的需要为基础
罗素把凡是诉诸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诸于权威的一切确切的知识，称之为科学。这里的“确切的知识”，就是指关于有限领域的、具体对象的、一定程度精确的或有实证根据的知识，而不是靠信仰得来的知识。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所担负的对民众进行符合执政阶级价值观念说教的政治任务，因而其客观性也往往受到置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来自于“信仰”，特别是执政党的信仰，而不是“有实证根据的知识”。真的是这样么？暂且不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仅从人的自身需要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它的客观实在性体现在人的基本需要中。人的需要理论认为：“从生物意义上的人(humans)成为文化意义上的人(person)，从逻辑上说，他们必须有能力参与一种方式的文化生活；从实践中说，他们必须有身体、智力和情感能力，持续地以某种受到尊重和强化的方式，与其他行为者互动。”[19](P91)所以，对现有“文化生活”的积极参与和互动，也需要首先对自我及现有“文化生活”的认识和理解，而获得这种认识和理解的必然途径是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这种学习的具体组织形式。诚然，站在探求真知的角度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不应对现有“文化生活”给予限制性预设，但至少也要为此而提供必要的理论参考和概念工具等思想准备工作，无论其结论是对此前提的正当性诉说，还是批判性反思。
2.逻辑性：理性社会接受的前提条件
科学通常遵循一定的程序，从某个明确的问题开始，用一些准确的思想、概念、范畴、公式、原理表述出来，直到获得一定的结论为止(当然，该结论又会引出新的问题)。科学知识处于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之中，构成有机的严密逻辑系统，这是因为它力图在清晰语言结构中，用首尾一贯的系统方法表示经验事实，即科学通过形成系统的理论来解释世界，从而在结构上呈现出极强的逻辑性[20](P43)。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理性化，而逻辑性便是程序理性的集中体现。在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任何思想具有与生俱来、一劳永逸支配人心的理由。任何学说本身都不再被看作是神圣的东西，都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都可能被人们问一个为什么。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客观性基础上的一切思想和经验，如果没有逻辑性的贯穿，只能是一堆概念和命题的简单罗列，既形不成严谨的理论体系，也不可能构成可被人接受的思维共识。正如爱因斯坦所言，“逻辑对于科学，犹如比例和透视对于画家一样。”[21](P304)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科学化难道能忽视逻辑性么？此外，徐志远一直致力于思想政治教育范畴体系的研究也正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范畴体系中逻辑性的探索和追求。
3.系统性：一种思维方式的框架性重构
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性不仅在于认识系统的特点和规律，更重要地还在于利用这些特点和规律去控制、管理、改造或创造新系统，使它的存在与发展合乎人的目的的需要。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特别提出“系统思考”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自幼就被一种局部和片段的思维方式所局限，虽然这使得复杂问题得以简单化，但我们也因此“失掉了整体的连属感，也不了解自身行动所带来的一连串后果”，最终使得人或者组织陷入“学习障碍”之中而无法自拔；而要避免这种状态的发生，就要对整体而不是对任何单独部分进行“系统思考”，使个人成为“学习者”、组织成为“学习型组织”。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从横向上来说，它是一个包括人的心理、伦理、世界观、人生观等要素变化着的有机整体；从纵向上看，人的思想变化是一个从深度和高度上逐渐深入的过程。圣吉的“系统思考”观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系统性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从系统的角度来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问题。
4.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归宿
理论的归宿在于指导实践。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是一门学科或者能否成为一门学科，关键之一即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有效，能否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一切探索都是增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努力。鉴于“思想和行为的不一致性”的广泛存在，也如圣吉所指“学习的精义不是知识和资讯的吸收而是行为的修正”一样，这里的“有效”不仅是指思想观点的接受，更在于其行为符合思想观念的选择。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化和科学化，无疑都是在探求规律和尊重规律的基础上，对现实问题进行的合理化诉说和规范性指导。如果失去了对实践的指导和实践中的反馈，那么任何理论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和发展动力；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质疑和尴尬也正在于此，就是因为面对急剧变化的各种内外的环境因素使得被誉为党的工作的“生命线”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无为和无奈，才有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种种努力。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对其有效性的提高。
总之，客观性、逻辑性、系统性和有效性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客观性为科学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逻辑性保证了基于规律性之上的演绎、推理和结论的自洽性；系统性把客观性和逻辑性动态的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开放的耗散结构；有效性则将理论引向实践，从而形成一个信息反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