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产权稳定性与劳动力转移关系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稳定性论文,劳动力转移论文,农村土地论文,产权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是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富饶的土地、丰富的劳动力、高资本投入、先进技术无疑会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在这些要素数量一定的情况下，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和制度设计对资源利用方式和生产效率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产权制度安排、劳动力市场发育等。一方面，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都显著推动了中国农业发展(Deininger and Jin,2005; Huang and Rozelle,1996)。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不稳定显著地减少了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并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Jacoby,Li and Rozelle,2002)。
产权制度安排影响资源的利用方式与效率。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变革就是最好的例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1979～1984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6％，粮食产量年均增长4.9％①，大量的实证研究(例如Huang and Rozelle,1996; Lin,1992; McMillan and Zhu,1989)表明，正是使农户享有生产剩余的产权制度安排刺激了农业生产并提升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好的产权制度能够稳定延续也同样重要，稳定的产权是保证资源合理有效利用的基本条件。在目前的农地制度下，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成员平等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其结果是土地分配随人口变动而定期、不定期进行规模不等的调整。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土地产权不稳定会使生产者明显减少能够增加土地肥力的有机肥投资，取而代之的是以速效化肥为主的短期投入品，这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和高效使用(Jacoby,Li and Rozelle,2002; Krusekopf,2002; Liu,Carter and Yao,1998; Rozelle,Brandt,Li and Huang,2002; 姚洋，1997)。农村地区土地产权制度不仅影响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效率，还可能影响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效率。
“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是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论之一(李强，2003)。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和移民搬迁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于是，流入地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流出地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人口迁移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秦伟平、李豫新(2007)在理论分析中除了讨论劳动力转移的一般因素外，还特别强调了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他们认为，制度作为控制变量会使推拉因素的综合作用力扩大或缩小。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有关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与农村劳动力利用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非常少。在现实中，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否改变了农村劳动力的利用方式，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其影响程度如何？本文通过回答上述问题试图解释不同制度安排下劳动力就业行为的差异。为实现上述目的，笔者将首先观察样本村的土地产权稳定状况和劳动力转移行为的变化，然后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并解释农村土地产权稳定性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本研究对于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和消除贫困，促进农村发展与新农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数据来源和描述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资料系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于2005年4月农村实地调研所得。具体选样方法如下：首先，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在全国各大经济区各随机抽取一个样本省②。然后，按照人均工业产值排序并分层抽样的原则，在每个样本省中随机选出5个样本县，在每个样本县中按同样的原则随机选取2个样本乡镇，在每个样本乡镇随机选取2个样本村，最后得到了5个省25个县50个乡镇的101个③ 村级样本。为了获得更加翔实可信的村级数据，调查员不仅对村领导进行了访谈，还在每个村随机选取了3位村民小组长和8个农户作为访谈对象，这样，共收集了101个样本村、262个村民小组和806户样本农户的数据④ (见表1所示)。从三个角度(村、村民小组、农户)收集村级数据的优点主要是所用的数据更为全面、可信，并可以互相验证。
课题组对101个村、262个小组和806户农户的调查内容除了村庄的一些基本社会经济信息以外(例如，1998年、2003年、2004年三年村庄的土地资源状况、人口变动和劳动力就业等)，还重点关注了村庄土地产权制度的变化情况，即村庄的土地调整情况，具体指由村委会、村领导或上级政府发起的，并且农户被动接受的行政性的土地调整。中国在80年代早期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除少数国有农场土地保留全民所有制外，农村的大部分耕地归集体所有，并明确了农民可以直接获得农业生产剩余，但同时，村集体仍保留对土地资源整体管理和内部重新调整的权利，村领导经常不定期地对村内土地进行调整。对一般农户来说，土地调整是不可预测的(Jacoby et al.,2002)。村庄土地调整的信息具体来源于两个渠道，即村民小组和农户。一方面，课题组收集了1991～2004年各样本村中各个样本村民小组的土地调整信息，具体内容包括期间土地调整的次数、土地调整所涉及的农户数量等；另一方面，课题组收集了1991～2004年各样本村中各个样本农户的土地调整信息，具体内容包括期间农户所经历的土地调整次数、土地调整所涉及的地块数量等。
(二)农村土地产权稳定性状况分析
1.土地产权稳定性衡量指标。在对土地产权制度的研究中，土地产权稳定性是国内外学者广泛采用的一个指标。其具体含义是指农户有权长期使用某一块土地而不用担心将来某一天使用权被无偿剥夺的状态(Brandt,Rozelle,Li and Huang,2002)。所谓“土地产权不稳定”就是农户的土地财产权被不公正地或随机地侵犯(Bruce and Migot-Adholla,1994)。村级土地产权稳定性主要采用以下三个指标综合评价，分别是一定时间段内的土地调整频率、一定时间段内的土地调整规模(强度)、某个时点距上次调整的时间。具体讲，土地调整频率指某个时间段内村庄发生土地调整的次数；土地调整规模(强度)指某个时间段内有过土地调整的农户数量占该村全体农户数量的比例，或发生调整的地块数量占该村全部地块数量的比例；距上次土地调整的时间是指某时间点该村农户平均享有的稳定经营土地的时长(或者没有土地调整状态的持续时间)。所以，村庄土地调整频率越低，有过土地调整的农户比例或地块比例越小，距上次土地调整的时间越长，则该村庄土地产权越稳定。
结合本文所拥有的数据资料，并参考前人的研究经验，本文按照以下方法生成土地产权稳定性指标。前文已说明，本项研究拥有两个层面(村民小组和农户)的土地调整的数据资料，由于它们各自都是在各个村庄内随机选取产生的，所以，可以分别将两套数据以各个村庄为单位汇总整理，相应地得到两套具有村庄代表性的土地调整数据。例如，在某个村随机选取3个村民小组和8个农户，通过对3个村民小组土地调整数据的汇总，可以得到代表该村整体土地调整的数据(以下简称“村土地调整A类数据”)；同理，通过对8个农户土地调整数据的汇总，可以得到该村农户来源的村土地调整数据(以下简称“村土地调整B类数据”)。按照前人的研究经验，结合已有的两套村级土地调整数据(A类和B类)，可以分别得到两组村级土地产权稳定性指标。其中，从村土地调整A类数据可以得到的土地产权稳定性指标包括：村土地调整频率、村土地调整强度(涉及土地调整的农户比例)和村距上次土地调整的时间；从村土地调整B类数据可以得到的土地产权稳定性指标包括：村土地调整频率、村土地调整强度(涉及土地调整的农户比例和涉及调整的地块比例)和村距上次土地调整的时间。采用此类分析方法的优势在于，把两套不同层面的数据合成为同一层面的数据，两套数据可以相互比对和验证，由此得出的结论也较为可靠。
2.土地产权稳定性状况。为了使读者对样本村的土地产权稳定性状况有大体上的认识，笔者分别将1991～2004年样本村土地产权稳定性各个指标的变化总结于图1～图3中。通过对样本村土地产权稳定性各个指标的观察，笔者发现，样本村土地产权在1991～2004年14年间总体上经历了“由稳定到不稳定再到稳定”的过程。土地调整次数和规模大体上都经历了一个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
图1的两条曲线分别表示由农户土地调整数据和村民小组土地调整数据计算出的同一个指标，即1991～2004年每一年里发生土地调整的村在全部样本村中的比例。两条曲线均呈倒U形分布，并且均在1998年达到峰值。1991～1998年发生土地调整的样本村逐年增多，土地调整发生得越来越普遍。农户的数据说明，1991年，约有14％的样本村发生土地调整，然后逐年增加；到1998年，约有45％的样本村发生土地调整。同时，笔者发现，1998～2004年，样本村土地调整大体上是逐年减少的，土地调整越来越少，土地产权状态趋于稳定。
图1 1991年到2004年历年土地调整村占全部样本村的百分比
图2和图3都是关于样本村土地调整规模的统计图，其区别仅仅是前者以农户为单位计算，后者则以地块为单位计算。图2和图3共同说明了与前文一致的结论，即以1998年为分界线，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状况历经了一个由稳定到不稳定再到稳定的过程。
图2 1991年到2004年样本村有土地调整农户占全体农户的平均百分比
通过上述对村级土地产权稳定性的描述，可以发现，农户和村民小组两套土地调整数据总体上是契合的且可以相互验证，并且通过对各个指标的观察，都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这说明，本文所用数据的可信度较高。但是，同时发现，在图1中，通过两套数据计算的同一指标虽然变化趋势较为一致，但数值有较大的差距，即使用农户土地调整数据计算出的指标较使用村民小组数据计算出的指标要大。究其原因，根据笔者在调查中的了解，村民小组内的一次土地调整在记录中虽然是在某一年内决定并执行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土地调整执行到农户层面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例如，农户之间土地调整的时间通常是农作物种植周期之间。所以，村民小组在上个年度决定的土地调整，部分农户往往在下个年度执行。最终，在农户土地调整数据中该村两年都发生了土地调整，而在村民小组数据中只有第一年发生了土地调整。故使用农户土地调整数据计算出的指标较使用村民小组数据计算出的要大。
图3 1991年到2004年各样本村土地调整地块数占总地块的平均百分比
3.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与土地产权稳定性的相关分析。通过样本村的劳动力就业数据可以了解村庄劳动力利用方式的变化，笔者具体关注那些长期工作并居住于村外的劳动力数量的变化情况。1998～2004年，劳动力汇总数据表明，样本村长期工作并居住于村外的劳动力比例总体上有明显的增加(见表2)。1998年，样本村劳动力总量中仅有28.6％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在村外打工并居住；2004年，该比例增加到45.8％，增加了17.2个百分点。此外，在各样本省，在村外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比例都有增加的趋势，只不过增长幅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各样本省中，江苏省劳动力转移增幅最大。该省样本村在外打工劳动力的比例从1998年的23.9％增加到2004年的54.6％，增加了1倍多；而另一个样本省吉林省长期工作并居住于村外的劳动力的比例虽然也有增加，但增幅远小于江苏省，仅从1998年的23.3％增加到2004年的30.1％。这说明，各样本村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大趋势，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在村外就业。但是，同时也发现，虽然绝大部分样本村村外就业劳动力都有共同的增加趋势，增长幅度却不尽相同。
土地产权稳定性是否会影响劳动力的利用方式？前文关于样本村土地产权稳定状态的描述性统计说明，1998～2004年，样本村土地产权逐步稳定；同时看到，1998～2004年，样本村内选择长期工作并居住于村外的劳动力的比例有大幅度的增长。两者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笔者认为，就土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来说，其作用方向可能是双向的。一方面，村庄土地产权不稳定减少了农户长期的土地投资和土地改良投资，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从而挫伤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所以，土地产权不稳定有可能迫使部分劳动力改变从业方式，进入非农生产领域。另一方面，由于土地产权不稳定，外出打工农民会因长期居住于村外而承受较大的失地或换地的风险，基于这种风险，土地产权不稳定可能会对劳动力转移有着一定的抑制作用。那么，土地产权稳定性对劳动力转移两个截然相反的作用方向，究竟哪一个更强呢？笔者初步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民收入普遍较低，他们大多数还是风险规避者，相对于外出打工造成失去土地的风险，更多的农民会选择继续经营土地或在本地打工，所以，土地产权越不稳定，越有可能抑制农村劳动力转移。当然，该假说还需要更多的实证支持。
因此，笔者对农村土地产权稳定性各个指标与农村劳动力村外打工增量之间做了一个简单的相关关系分析(见表3)。1998～2004年，在全部样本村中，有些村长期工作并居住于村外的劳动力的比例增加了，有些村则减少了。笔者将全部样本村⑤ 根据该比例的变化量排序后等分为三组，然后计算各组土地产权稳定性指标的平均值，以期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相关分析表明，1998～2004年，选择长期工作并居住于村外的劳动力的比例增加较多的村，其间(1998～2003年)这些村庄的土地产权稳定状况明显好于其它村庄。例如，1998～2004年选择长期工作并居住于村外的劳动力的比例增加较多的村，1998～2003年间，该类村庄的土地调整次数较少，规模较小，农户土地稳定经营期(即距上次土地调整的时间)较长。为了从计量经济学上系统地验证这种关系，笔者需要建立劳动力转移决定因素模型进行分析。下一节就汇报计量经济分析的结果。
三、计量经济模型和估计结果
(一)模型的讨论与设计
前文用简单的相关关系描述分析了样本村土地产权稳定性与长期工作并居住于村外的劳动力数量之间的关系。通过相关分析得出的结论虽然明显，但笔者不能肯定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的确存在，要肯定这种影响必须采用系统、科学的计量经济模型来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
除了村庄土地产权稳定性以外，根据已有的研究，造成不同村庄之间农村劳动力就业差异的因素还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人口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村庄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环境状况。劳动力的年龄与其身体强壮程度、工作经验、抚养比例等因素密切相关，而这些因素往往决定着劳动力就业。例如，人口构成中老年人和儿童的比例越高，青壮年劳动力的比例越小，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可能性越小。受教育程度也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劳动力的就业。以往的实证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Zhang,Huang and Rozelle,2002)。从理论上说，在高度发达的劳动力市场中，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决定就业的重要因素，它既可以影响到个人是否进入非农工作，也是避免被解雇的一个安全保障。村庄资源禀赋的差异也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一个因素，土地资源越匮乏，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性越大。村庄的社会经济环境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劳动力就业决策。劳动力转移是在村内和村外社会经济环境差异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例如村庄交通和通讯状况、村庄内部工业和商业的发达状况等。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将会使人口和信息流动更为容易，会对劳动力转移起到推动作用。村庄内部自营工商业的发展将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这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在本地打工(Zhang et al.,2006)。
通过上述对可能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各个因素的分析和相关分析，笔者建立了如下计量经济模型：
在公式(1)中，M[,1998]代表1998年某村外出打工劳动力数量；在方程右边，X[,1997]代表该村1997年末或1998年初人口、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禀赋，Y[,1997]代表该村1997年末或1998年初其他社会经济信息，Z[,1979-1997]代表该村1979年到1997年末土地产权稳定状况。同理，在公式(2)中，M[,2004]代表2004年某村外出打工劳动力数量；在方程右边，X[,2003]代表该村2003年末或2004年初人口、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禀赋，Y[,2003]代表该村2003年末或2004年初其他社会经济信息，Z[,1979-2003]代表该村1979年到2003年末土地产权稳定状况。
把公式(2)和公式(1)左右两边分别差分，所得余项即为公式(3)：
在公式(3)中，ΔM[,1998-2004]代表某村从1998年到2004年长期工作并居住于村外的劳动力的增加数量；在方程右边，ΔX[,1997-2003]代表该村1997年末到2003年末人口、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禀赋的变化情况，ΔY[,1997-2003]代表该村1997年末到2003年末其他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ΔZ[,1998-2003]代表该村1998年初到2003年末土地产权稳定状况。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4。
(二)模型结果
前文中，笔者采用多个指标(土地调整频率、土地调整规模等)描述土地产权稳定性，所以，在多元回归模型中，笔者使用表征土地产权稳定性的不同指标进行分析，以此来检验土地产权稳定性对劳动力转移的稳健的影响。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5)表明，模型模拟效果较好，大部分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均与笔者的假设一致。
首先，从土地产权稳定性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看，其促进作用非常明显。无论采用村民小组的数据还是采用农户的数据，土地产权稳定性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大多都是显著并一致的。这表明，稳定的农村土地产权有利于劳动力外出打工，频繁的或大规模的土地调整均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向村外转移。例如，模型估计结果表示，1998～2003年土地调整越频繁，发生土地调整的地块的比例越高，2003年末距上次村集体土地调整的时间越短，则1998～2004年村外出打工劳动力的增量越少，这说明，土地调整会显著抑制劳动力转移。
其次，村庄与外界交通状况对劳动力转移也有显著影响。1998～2003年间新开通水泥或柏油路的村庄，其长期工作并居住于村外的劳动力的增加数量显著大于没有上述投资的村庄。村庄与外界交通状况改善所带来的信息流通和交通运输的便利，会使劳动力外出打工更容易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兴建道路交通系统无疑会促进附近村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综上所述，虽然影响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因素很多，但是，计量估计结果证明，土地产权稳定性显著影响劳动力非农就业，土地产权稳定性的提高可以增强劳动力资源的流动性，有利于其生产效率的提高；建设新的公路网等道路交通设施有利于附近村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输出。
四、结论
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是中国政府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减少农村贫困及缩小地区差异的重要政策目标。前人的研究已经表明，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改善人力资本状况(教育和培训)是促进劳动力非农转移的重要手段(Zhang et al.,2002)。从劳动力需求的角度，促进中小企业和自营工商业的发展也是创造就业机会、吸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推动力(Zhang et al.,2006)。然而，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制度因素影响着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
本研究表明，在中国，至少是在样本所在地区，稳定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可以保持并推进劳动力转移。土地产权稳定性不仅影响着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效率，还决定着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效率。减少行政性、指令性的土地调整，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可以进一步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因此，稳定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一个重要前提，所以，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产权是农民增收的需要，更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需要。
此外，农村基础设施状况也是影响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因素之一。研究表明，道路交通状况的改善对劳动力外出打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政府已有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投资项目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因此，如果政府对经济和交通落后地区进一步增加农村公共投资，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势必会增加这些地区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进而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
注释：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② 样本省共包括5个，其中，江苏省代表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福建和广东等)；四川省代表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等)；陕西省代表西北部地区(山西、陕西、内蒙古、甘肃、宁夏和新疆等)；河北省代表北部和中部地区(河北、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吉林省代表东北地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虽然本研究的分类与标准的农业生态区不完全一致，但是，调查结果表明，这一分类也有其合理性，基本上起到了代表全国的作用。
③ 吉林省由于原抽取样本时被误认为少了一个有效村样本，但后来确信全是有效样本，所以，最后多了一个样本村，共21个村。
④ 部分村村民小组个数不足3个，所以，样本小组个数小于303；河北省有2户农户数据缺失，故户数不足808户。
⑤ 样本村数量为96个，其中5个村的土地调整信息有不同程度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