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类化字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文书论文,类化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在书写的时候，由于种种的原因，有时会有意无意地发生类化偏旁的情况。比如这几年大陆许多地区流行一个颇为时髦的新词——傢俬（指家具），可是各种字典上却查不到“俬”字。其实“傢俬”本只作“家私”，指家产及日用器物之属。[①a]。后来“家”字受“傢俱”、“傢什”、“傢
”等词的影响，增旁作“傢”；进而“私”字又受到“傢”字的同化，亦类比增旁作“俬”，于是便成了“傢俬”，却不知道字典上并没有“俬”字。“傢俬”既已流行，有些写字人又受通行的“家具”、“家什”等的影响，“傢”字省旁作“家”，于是又成了“家私”。像“傢俬”、“家俬”这种因类化而使其偏旁与其他字趋于一致的现象，就是文字学上所谓的“类化法”，由之产生的汉字就是“类化字”。
类化的现象古已有之。在敦煌文书中，类化的情形尤为普遍。本文就打算对敦煌文书中的字形类化现象作一初步的考察，并就类化字研究的校勘学意义谈一点不成熟的认识。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每条中加点的字重复出现时用浪号～表示，以利排版。）
一、受上下文影响的类化
文字因受上下文影响，而使本不一致的偏旁趋于一致，这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化现象。晚唐五代之际释可洪在《藏经音义随函录》前、后序中提到藏经文字“鞭骯之文为
”、“真珠作瑱珠”等“类化偏旁”的情况，指的就是受上下文影响的类化。其中有类化变换偏旁的，例如：
“石榴”类化作“石磂”。伯2838《倾杯乐》词：“裙生石～，血染罗衫子。”按：“裙生石～”指石榴裙（朱红色的裙子）而言，“榴”字涉“石”字类化，而改换偏旁作“～”。南朝齐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诗：“风卷蒲桃带，日照石榴裙。”可参。
“趁迭”类化作“趁趃”。伯2962《张义潮变文》：“其贼不敢拒敌，即乃奔走。仆射遂号令三军，便须追逐。行经一千里已来，直到退浑国内，方始趁～。”按：敦煌写本《降魔变文》：“天仙空里散名花，赞呗之声相趁迭。”蒋礼鸿师谓“趁～”就是“趁迭”俗写，义为追上、追及[①b]，极是。“～”即“迭”字，文中涉“趁”字而类化变换偏旁。
“螺髻”类化作“
髻”。斯4571《维摩诘经讲经文》：“面圆如皎月，～髻若青云。”又云：“虽闻～髻说，犹讶梵王言。”按：“～髻”即“螺髻”，指螺壳状的发髻。晋崔豹《古今注·鱼虫》：“童子结发，亦为螺髻，亦谓其形似螺壳。”是其义。上揭“～髻”“髻”字原卷本作“
”（《说文》所载小篆作此形，隶定作“髻”），“螺”字受其影响，而类化变换偏旁作“～”。不过“髻”本从髟、吉声，“螺”字类化作“～”，仅取“髻”形旁的一部分，便显得不伦不类了。
“耶娘”类化作“
娘”。伯2418《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既得这身成长了，大须孝顺阿～娘。”按：“～娘”即“耶娘”，“耶”字受“娘”字类化，以至男人也给加了女旁，由此可见类化的影响之大。
此外如“奴仆”之“仆”写从女旁（斯6838《叶净能诗》）、“嫌贱”之“贱”写从女旁（伯3919《佛说父母恩重经》），婴孩”之“孩”写从女旁（句道兴《搜神记》“郭巨”条），“梯媒”之“媒”写从木旁（斯4571《维摩诘经讲经文》），“排备（繁体作“備”之“排”写从人旁（斯4511《丑女缘起》），等等，亦皆为类化变换偏旁之例。
有类化增加偏旁的。例如：
“妃后”类化作“妃姤”。斯6836《叶净能诗》：“皇帝极欢，同坐兴合，妃～婇女，皆欢（劝）三升。”按：“妃～”即“妃后”，“后”字涉上下文类化增加女旁[②b]。又“婇女”即“采女”，“采”字亦涉上下文影响类增女旁。
“排比”类化作“排批”。斯548《太子成道经》：“是时大王排批鸾（銮）驾，亲自便往天祀神边。”按：“排批”即“排比”，“比”字涉“排”字类化增加提手旁，又俗书提手旁与木旁不分，“排”字俗或写从木，“比”字亦或因之类化作“枇”，如伯2999《太子成道经》：“（大王）遂遣棑枇后园观看。”是其例。
“菩提”类化作“菩
。伯2122《维摩诘经讲经文》：“我佛嘿然而受请，为说菩～净土因。”洞卷《维摩经押座文》：“听众闻经罪消灭，总证菩～法报身。”按：“菩～”即“菩提”，“提”字涉“菩”字类化而增加草字头。又写本中“～”或用作“菩提”的合文，与类化字“～”不同。
“胡饼”类化作“餬饼”。俄罗斯藏敦煌写本符卢格编365号《妙法莲华经讲经文》：“恰似炉中～饼，吃来满口馨香。”按：宋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卷二云：“市井有鬻胡饼者，不晓名之所谓，乃易其名为炉饼，则又误也。案《晋书》云：王长文在市中啮胡饼。又《肃宗实录》云：杨国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饼。安可易‘胡’为‘炉’也。盖胡饼者，以北人所常食而得名也。”据此，“胡饼”由胡人得名，写卷作“～饼”者，“胡”字涉“饼”字类化增加食旁耳。
此外如“究竟”之“竟”写从穴头（伯3079《维摩诘经讲经文》），“外甥”之“外”右边着“男”（句道兴《搜神记》“田崑仑”条），“形迹”之“形”增走之旁（伯3691《问遭官事书》），“怀疑”之“疑”加竖心旁（伯2122《维摩诘经讲经文》），“可怜”之“可”加竖心旁（斯3835《百鸟名》），“羌笛”之“羌”加竹字头（伯3595《苏武李陵执别词》），“苍海”之“苍”赘三点水旁（斯2049《酒赋》），“狼藉”之“狼”赘草字头（斯5692《山僧歌》），等等，亦皆为类化增旁之例。
有的字本身已有表意的偏旁，但与上下文不尽一致，或者位置不尽相同，于是俗书往往再增加一个形旁，以便与上下文取得一致。例如：
孤
斯2614《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其家大富小（少）儿孙，孤～更亦无途（逢？）当。”按：《玉篇》：“
，孤独也。”“～”即“”的增旁字。本来“”字下部已有表意的子旁，但和“孤”字形旁的位置不一，于是俗书便再增加一个子旁，成为左形右声结构，从而与“孤”字在结构上趋于一致。
孾孩 伯2418《父母恩重经讲经文》：“始从怀妊至～孩，长得身躯六尺才。”按：《玉篇·女部》：“婴，《苍颉篇》云：男曰儿，女曰婴。”“婴”字原本已有女旁表意，但字形结构与“孩”字不同，于是俗书增旁作“～”，与“孩”字字形趋于一致。
崇 伯3048《丑女缘起》：“～崇跼蹜如龟鳖，浑身又似野猪皮。”按：“～崇”即“穹崇”。《玉篇·穴部》：“穹，高也。”《文选·司马相如〈长门赋〉》：“正殿块以造天兮，郁并起而穹崇。”李善注：“穹崇，高貌。”“穹”字本已从穴旁表意，但因与“崇”字连文，遂类化增旁作“～”，以与“崇”字在构形上取得一致。
类化的结果有时既不增加偏旁，也不改换偏旁，而只是使偏旁的位置发生变化。例如：
嗟 斯2614《大目乾连冥间求母变文》：“目连闻语，啼哭～嗟向前。”按：“～”即“咨”字，文中涉“嗟”字类化作“～”。类化的结果仅使“咨”字形旁的位置发生变化，从而使它与“嗟”字在形式上更趋于一致。
懈怡 伯2292《维摩诘经讲经文》：“睡眠懈怡全除改，此个名为真道场。”按：“懈怡”即“懈怠”，“怠”字涉“懈”字而变换结构作“怡”。其结果也仅是改变形旁的位置。
类化增旁或改旁，主要涉及到形旁的增加或改换，原字的基本构成一般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但也有一些字是形旁被另一字的声旁所类化，或者是声旁被另一字的形旁所类化，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就彻底改变了原字的结构，容易造成字形上的混乱。例如：
翠 北图云字24号《八相变》：“堂前飞来鸳鸯被，园里休登～翠车。”又斯4571《维摩诘经讲经文》：“流泉屈曲琉璃砌，台槛高低翠～车。”后例“翠～”当乙正作“～翠”。“～翠”当即“翡翠”，“翡”字涉“翠”字下部被类化作“卒”。类化字“～”失去形旁“羽”而得到“翠”的声旁“卒”，虽然外形上与“翠”趋于一致，但结构上却无道理可言。
鹅
北图盈字76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清凉屈曲绕池流，鹅～鸳鸯扶泪泪。”按：“鹅～”斯2614等卷作“鹅鸭”，“～”即“鸭”，文中涉“鹅”字类化偏旁。类化字“～”是由原字的声旁“甲”和“鹅”字的声旁“我”合成的，其结构用传统的“六书”是无法解释的。
酙酌 俄罗斯藏敦煌写本符卢格编101号《维摩碎金》：“汝各心中～酌取，尽呈虚幻一场空。”按：“～酌”即“斟酌”，“斟”字涉“酌”字而类化偏旁。“斟”本从斗、甚声，类化字“～”失去了原字的声旁“甚”而获得“酌”的形旁“酉”，便成了从酉、从斗的会意字。《龙龛手镜·酉部》：“～，俗，音针，正作斟。”看来类化字“～”后来已成为俗字而在民间流行。
受上下文影响的类化并不限于词的内部，有时一个词组、甚至一个句子中也会发生类化的现象。如伯3812《胡笳十八拍》之十七：“马饥
雪衔草根，人渴敲冰饮流水。”按：《广韵·觉韵》：“
，兽名，似马，一角。～同。”作为兽名的“～”与诗义无涉，不可取。其实诗中的“～”当作“跑”（伯2845卷正作“跑”），诗中受“马”字类化，而改从马旁。“跑”指兽类用脚刨地。《西京杂记》卷四：“腾公驾至东门，马鸣跼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是其义。此外如“歸妙海”之“歸”涉下“海”字而左旁类化作三点水（斯6631《维摩五更转十二时》），“炉焚牛头香”之“焚”涉“炉”字而左侧增加火旁（《降魔变文》），“满圈养肫子”之“圈”涉“養”字而其“卷”声讹作“养”（伯3418《王梵志诗》），“啗腥血”之“腥”涉“啗”字而其“月（肉）旁变作“口”（伯2714《十二时》），等等，类化的范围都超出了词的内部。
二、受构形法影响的类化
汉字有一种最常见的结构——形声字。每字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形旁，跟全字的意义有关；另一部分是声旁，跟全字的读音有关。由于汉字的绝大多数是形声字，人们的心目中无形之中就形成了一种“形声化”的潜意识，觉得一个字总该有形符才对，于是往往用类推的方法，给没有形旁的字加上一个形旁；原有形旁而不容易辨认的，重复亦所不恤。这是汉字类化的又一种表现。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批评的“飞禽即须安鸟，水族便应著鱼，虫属要作虫旁，草类皆从两中”，便是人们的这种类化心理。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类类化字。
敦煌卷子有《～子赋》两种，叙燕、雀争巢之事，～子之即燕子，这不存在什么疑问。但为什么把“燕”写作“～”，许多人恐怕是不大清楚的。考“燕”本是一个象形字（参《说文·燕部》），但因为“燕”是禽鸟之属，“飞禽即须安鸟”，于是人们就按照形声字的原则类化增加鸟旁，写作“
”或“”（见载于《干禄字书》、《集韵》等书）。而“～”又是后一种形体的省变字。《广韵·霰韵》：“燕，《说文》云：玄鸟也。～，俗，今通用。”敦煌卷子中“燕”字多写作“～”，可见这种写法在当时是颇为流行的。
孋 伯3286《十二时》：“古来美～与英雄，谁免无常暗侵耗。”又云：“潘岳容，石崇富，美～西施并洛浦。”按：“美～”即美丽。《集韵·霁韵》：“～，美也。”“～”“丽”同属郎计切小韵，“～”其实就是“丽”的俗字。“丽（麗）”本是从鹿、丽声的形声字，意为俪偶、耦行等，引申为美丽之义后，原有的形旁很难表现这一新的意义，俗书遂按形声字的原则，增旁作“～”，成为一个左形右声的新形声字。
伯2838《内家娇》：“两眼如刀，浑身似玉，风流第一佳人。及时衣著，梳头京样，素～艳丽情（青）春。”又同卷《倾杯乐》词：“观艳～语软言轻，玉钗坠（缀）素绾乌云髻。”按：“素～”即“素质”，“艳～”即“艳质”。“质”本是会意字（或谓形声字），但上引诗句中是指女子的美质、禀性，原有的字形结构反映不出这一意蕴，俗书遂据意增加女旁作“～”，成为从女、质声的新形声字。
此外如“瓜”字增加草头，“梁”字增加木旁，“然”字左侧加火，“奔”字加走之旁，等等，此类敦煌卷子中常见的俗字，也都是受构形法影响而产生的。
三、受形近字影响的类化
甲与乙原本也许是互不相关的两个字，但由于在字形构造上有某种相似的成分，甲字受了乙字的影响，本来相似却不相同的成分往往会趋于一致。这是汉字的又一种类化现象。试看以下数例：
斯778《王梵志诗》：“牛头～叉扠，狱卒把刀掇。”按：“～”即“铁（鐵）的俗字，见载于《干禄字书》、《龙龛手镜》等书。从字形上来说，“鐵”右半原为声旁，但一般人看起来不成字，而字形又和“截”相近，所以就同化作“截”了。《太平广记》卷三七一“独孤彦”条（出《宣室志》）：“以截附金，是铁字也。”“以截附金，正指“～”字而言。
莾 伯3666《燕子赋》：“更被枷禁不休，于身有阿～好处？”伯2653《燕子赋》：“如今会遭夜（者）～赤（敕）推，总是者黑妪儿作祖。”按：“～”为“莽”的俗字（文中用同“没”）。《干禄字书》：“～莽：上俗下正。”“莽”字本是从犬在草中，一般人以“犬”字以下部分不成字，而字形又与“奔”相近，遂同化作“奔”。
逈 伯3093《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龙王～出鬼神前，师子散随音乐后。”按：《干禄字书》：“～迥：上俗下正。”“迥”本从冋声，但一般人以“冋”不成字，遂同化为形近的“向”。
又如“
”字（“怪”的异体字）敦煌卷子多作“恠”，“肠”字敦煌卷子中多作“膓”，也是受形近字影响的类化的产物。
四、字的内部类化
类化的现象，并不仅限于不同的字或词之间，有时同一字内部也会发生类化的情形。例如：
伯2292《维摩诘经讲经文》：“卓定深沉莫测量，心猿意马罢～狂。”伯2133《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继绊网罗不用入，无明～倒莫教侵。”按：“～”即“颠”字，涉左侧声旁“真”而类化。《集韵·先韵》：“颠，俗作，非是。”由《集韵》所谓的“俗”字楷定即为“～”。《龙龛手镜·杂部》：“～，古文，丁年反。”这个“丁年反”的“～”显即“颠”的声旁类化俗字，同样与“古文”无涉。
伯3656《王梵志诗》：“邻～须来往，借取其交通。”按：“～”字伯2718等卷作“並”，“～”即“並”的类化字。据《说文》，“並”本从二立，隶变作“並”（参《集韵·迥韵》）。上揭写卷作“～”，大概是受了“竝”“並”二者的交互影响，因类化增繁作“～”。
伯2054《十二时》：“命亲邻，屈～友，抚掌高歌饮
酎。”按：“～”即“朋”的类化俗字。俗书“朋”字书作“用”，敦煌卷子中常见。“用”字又受“朋”字影响，遂类化增繁作“～”。
此外如敦煌卷子中“毚”旁多书作“
”或“
”形，同样是俗书类化的结果。
五、类化字研究与敦煌文书的校理
类化是古今汉字共同存在的一种字形类推现象。类化字的研究应该是汉语文字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对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规律，对现行汉字的简化和规范，对传世古籍的整理和校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敦煌文书类化现象十分普遍，类化字格外发达，所以敦煌写卷类化字的研究，与敦煌文书的校理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列举敦煌文书中的七个例子，试作评骘。
例一、“敦煌”古或作“燉煌”，不少人认为“敦”字作“燉”是唐代所改。如向达《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一文云：“敦煌唐改燉煌。”[①c]日本学者长泽和俊《敦煌：历史和文化》第五章《繁荣时期的敦煌》中云：“天宝以后敦煌的敦字加上火旁，以后，在唐代便多记为燉煌，在莫高窟发现的文书也大部分记载为燉煌。”[②c]在1990年敦煌研究院举行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山田胜久教授在他提交的《关于＜沙州燉煌二十咏＞的写本的成立年代》一文中说：“敦煌的‘敦’字，使用火字旁是从天宝元年到乾元二年之间。”这些说法，大概是根据《旧唐书·地理志》的如下记载：“沙州下：隋燉煌郡。武德二年，置瓜州。五年，改为西沙州。贞观七年，去‘西’字。天宝元年，改为燉煌郡，乾元元年，复为沙州。”然而志中所称“天宝元年改为燉煌郡”，只是说天宝元年恢复燉煌郡的旧称罢了，而与“敦”字作“燉”无涉。《地理志》下文云：“燉煌，汉郡县名，月氏戎之地，秦、汉之际来属。汉武开西域，分酒泉置燉煌郡及县。”同样，我们也不能根据这条材料说“敦煌”之作“燉煌”是汉武帝所改。其实，“敦煌”之作“燉煌”乃是俗书类化所致。原本没有火旁的“敦”字受了“煌”的影响，遂类化增旁作“燉”，而不存在什么人特意改“敦”为“燉”的事。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类化字“燉”在唐代以前便已出现了。斯1427《成实论》卷十四题记：“燉煌镇官经生曹法寿所写论成讫。”末署北魏永平四年（公元511年）七月。又伯2110《华严经》卷三十五题记：“[延昌]二年（公元513年）岁次癸巳六月廿三日，燉煌镇经生帅令狐崇哲所写经成讫竟。”斯341《大楼炭经》卷七题记：“延昌二年岁次癸巳六月囗囗日，燉煌镇经生张显昌所写经成讫。”《周骠骑将军鞏宾墓志》：“曾祖澄……乃与燉煌公李保，立义归诚。魏太武皇帝，深加礼辟。”[①d]志文作于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很明显，加火的“燉”字至迟六朝时便已见应用，[②d]唐五代时的一些敦煌写卷及《旧唐书》等传世古籍“敦”作“燉”，不过是沿用了原有的类化俗字而已。
例二、敦煌写本《太子成道经》、《八相变》等篇常见“駯骔”之称。如伯2999《太子成道经》：“太王问（闻）知，遂遣车匿被（备）～骔白马，遣太子观看。”又云：“太子闻唤，便遣车匿被（备）于～骔，便拟往于雪山。”又称“朱骔”，如同卷：“（太子）处分车匿来晨被与（备于）朱骔[白]马，亦往观看。”又北图云字24号《八相变》：“宫人并总睡着，只留车匿醒悟，被（备）得朱骏白马，牵来直近阶前。”按：“骔”为“騣”字别构，后例“骏”则为“騣”的形近误字。“～骔”“朱骔”哪个对呢？《敦煌变文集》卷四载录上揭写卷，于“～骔”无校，“朱骔”则皆校作“～骔”。显然编者以“～骔”为是。其实“朱骔”是正确的。“朱骔”即朱騣，指马的红色颈毛。“朱騣白毛”为神马之属。南朝梁孙柔之《瑞应图·白马朱鬣》：“明王在上，则白马朱鬣至。”“朱騣”犹“朱鬣”。至于“～骔”之“～”，则为“朱”的类化俗字。“朱”因与“骔”字连文，受其影响，遂类化增旁作“～”。伯2483《五更转》：“二更深，五百个力士睡昏沉，遮取黄羊及车匿，朱鬃白马同一心。”“朱鬃”亦即“朱骔”，可以比勘。
例三、斯2073《庐山远公话》：“是日远公由（犹）如临崖枯木，再得逢春；亦似
之鱼，蒙放却归江海。”“～”字字书未载，《敦煌变文集》录作“锢”，而校“锢”为“沟涸”，大误。其实“～”当作“纲”，文中涉“”字类化偏旁作“～”。《龙龛手镜·系部》：
即“網”的俗字。“”“網”皆为捕鱼之具，切于文意。
例四、伯2564
见于《干禄字书》。“閤”字《说文》云“门旁户也，从门、合声”，与文义不合。有的先生因校“閤”为“嗑”[①e]，疑非确当。其实文中的“閤”当即“合”字，文中涉前“閤”字而类化增加门旁。[②e]“斗唇合舌”指吵架斗嘴，“合”“斗”互文同义。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上：“俄而判官孔振裘攘袂，厉声曰：‘韩三十五老大汉，向同年觅一副使，而更学斗唇合舌！’”正有“斗唇合舌”一语，是其确证。伯3211《王梵志诗》：“东家能涅舌，西家好合斗。”“合斗”为同义并用，可资参证。
例五、敦煌写本斯2073《
山远公话》，记远公和尚～山修道之事，“～山”是否就是“庐山”呢？考《玉篇·山部》有“～”字，力鱼切，“山名”，而未明其所在。《广韵·鱼部》力居切小韵有“庐”“～”二字，“庐”下云：“山名。《庐山记》云：周威王时有匡俗庐居，故山取其号。”“～”下云：“《玉篇》云：山名。”权威的《汉语大字典》亦“～”“庐”分列，当作完全不同的字来处理。《汉语大词典》未收“～”字，但在引文中则把“～山”简化作“
山”、与“盧山”简化作“庐山”不同。可见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是把“～山”“庐山”分而为二的。然而这“～山”实在就是“庐山”。我们看《～山远公话》所述“～山”的地理环境及文物景观等，就不难作出结论。那么“庐山”为什么会写作“～山”呢？这仍与字形类化有关。因为“庐山”是山，山属要作山旁，加上“庐”字与“山”相连，遂类化换旁作“～”，“庐山”便成了“～山”。《广韵》等书为字面所惑，遂分一山为二。类化字研究的意义，即此可见一斑。
例六、斯328《伍子胥变文》：“子胥有两个外
——子安、子永。”按：《龙龛手镜·生部》有“”字，注云“音外”。近人罗振玉《龙龛手镜》跋云：“考
字从外生，臆断其文，当是甥字别体，此注音外，疑未必然。”[③e]考“外甥”古亦作“外生”，“外”字受“甥”或“生”字影响，即可类化作“”或“～”；反之，“甥”或“生”受“外”字影响，亦可类化作“～”或“”。故“～”或“”不妨一身而兼二职：既可为“外”的类化字，亦可作“甥”或“生”的类化字。上揭《伍子胥变文》中的“外～”即“外甥”，“～”是“甥”的类化字。《龙龛手镜》所载的“”则是“外”的类化字。罗氏仅据一边臆断，殆非确论。潘重规先生移录上揭写卷“外～”作“～甥”，因据推断“～”即“外”之俗写[④e]，亦误。
例七、斯6537《立社条件（样式）》：“不守严条，非理作闲，
虽然演变结果迥不相同，但都显示出俗书于近义连文有一种类同偏旁的趋向。我们在校勘时，也只有不为偏旁类化的迷障所惑，才能探赜索隐，洞见其真。
注释：
①a 明李翊《俗呼小录·世俗语音》：“器用曰家生，一曰家火，又曰家私。”
①b 见《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页。
②b 《后汉书·鲁恭传》：“按《易》五月后姤用事。”李贤注本家：“（姤）本多作后，古字通。”按：此应为据意增旁之例，属构形法影响的类化，而与通假无涉。
①c 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87年版430页。
②c 载《阳关》1991年第3期。
①d 见《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五，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②d 日本学者池田温《中国古AI写作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出版）载张虹旧藏吴建衡二年（公元270年）《太上玄元道德经题记》有“建衡二年庚寅五月五日燉煌郡索紞写已”字样；另外《史记》中也有写作“燉煌”的用例，这都是加火的“燉”字之早见者。但前者或疑为伪作，不尽可据；后者屡经后人传抄翻刻，也未必是司马迁笔下的原貌，故兹皆不作为讨论问题的依据。
①e 如周绍良先生《读变文札记》即主此说，文载《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②e 参看拙作《敦煌变文校读释例》，文载《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③e 文载《面城精舍杂文》卷下，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70年版《罗雪堂先生全集》三编本。所引“”字罗书原文作“”，似误，兹据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高丽本《龙龛手镜》改正。
④e 潘说见《敦煌俗字谱·序》，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78年出版；又见《龙龛手镜新编·序》，中华书局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