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美国的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媒介论文,批评论文,主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社会对新闻媒介的批评由来已久。但是，政党报刊时期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新闻媒介的政治观点上，与其说是媒介批评，不如说是政治批评。真正针对媒介专业表现的批评，是在商业报刊出现以后，尤其是19世纪末的新式新闻业形成以后。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报业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时期，新闻事业抛弃旧的时代，完成了迈向现代化的过程（埃默里等，1982）。在新旧冲突中，媒介批评异常活跃，面对媒介的商业主义和冷漠无情，批评家祭起了道德和民主理想的大旗。马尔佐夫在撰写美国新闻媒介批评史的时候，将起点定于1880年，原因即在于，他认为，世纪之交的新式新闻业为美国的现代新闻业赋型定形。
走向成熟的媒介批评：反对煽情主义和商业主义
在世纪之交，美国新闻业的社会和技术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城市的兴起、通信设施的大发展、钢铁时代的到来、电力的利用、新发明新技术的出现，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美国的工业化程度。这一时期的新闻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从1870年到1900年的30年间，美国的报纸数量增加了3倍，日销售量增长了6倍。面向大众发行的英文日报从1870年的489份，增加到1900年的1967家。这些城市日报适应城市生活，在办报方式上进行了革命性的变化（埃默里等，2001）。一些大报已经逐步向复合型商业性公共机构转化。首先是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19世纪90年代中期，它的价值为1000万美元，每年利润达100万美元。这一时期的报业对经营的重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1887年成立的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ANPA）即是一个明证。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是应《底特律新闻晚报》的广告经理布里尔利（William H.Brearley）的要求而组建的，其主要任务就是规范广告管理。
强烈的赢利要求改变了报纸的内容与外观。为了吸引城市大众，报纸重新拾起人情味故事的法宝，并通过各种促销手段、噱头来增加发行量。比如，《纽约世界报》在1889年派女记者科克兰（Elizabeth Cochrane）周游世界，并举办竞猜比赛，看她是否能够打破凡尔纳（Jules Verne）在其小说《80天环游世界》中所建议的时间，有近100万人参加了比赛活动。纽约的一个新闻人斯皮德（J.J.Gilmer Speed）对比了1881年、1893年4月17日的许多报纸周末版，发现谣言、丑闻、犯罪内容大大增加，而有关科学、宗教、文学和其他重要议题则相应减少。
煽情是新闻业商业化在内容与形式上的表现，最初的批评大多集中的新闻媒介的煽情主义作风。批评家指出，报纸大量刊载的犯罪、暴力、灾祸和反映人类黑暗面的内容，将败坏社会道德，而记者无情地刺探人们的生活，将使人们丧失安全感。有的批评甚至将报纸比作“公众和私人不道德生活的下水道”（Marzolf，1991：12）。不过，19世纪90年代的批评收效甚微，煽情主义在后来的“黄色新闻业”中进一步恶化。直到批评之声更响亮时，报纸的发行人才有所意识，并开始寻找改进的措施，以应对批评。
托马斯（Thomas）认为，黄色新闻的不道德在于，成为犯罪与邪恶的积极代理，而不是通过语言促进更好、更文明的生活方式。1900年，社会心理学者威尔科克斯（Delos F.Wilcox）博士分析了21个大都会的147份主要报纸，认为47份是黄色的，45份是保守的，其余居于中间。芬顿（注：1910年发表于《社会学期刊》，Journal of Sociology。参见Marzolf，1991。）（Frances Fenton）发现报纸新闻和评论中有5％～20％的犯罪和反社会内容。发行量大的报纸这一比例也就越大。而且有大量实例证明报纸内容直接暗示了犯罪和反社会行为。报纸帮助树立了反社会的标准。
除了对商业媒介的煽情作风进行批评以外，一些批评家开始将矛头直接转向媒介的经济命脉——广告。霍尔特（注：霍尔特是一份名为《独立》的宗教杂志的总编。）（Hamilton Holt）在20世纪初前后撰写了大量文章，批评商业（广告）对报纸的左右。在1909年出版的《商业主义与新闻业》一书中，他说：舆论统治了美国的民主，而编辑又是舆论的领袖。但编辑却并非人们想像的那样自由，而是受到广告的控制。当时已有2万多种日报、周报和月报，平均广告收入占47％。他说，如果新闻不再是一种事业，而沦为纯粹的商业买卖，那么广告就是罪魁祸首（Marzolf，1991：41）。
勘萨斯大学新闻系主任索普（Merle Thorpe）在1915年时总结了当时媒介批评的4个主题：①处理新闻时的严重疏忽；②为了某种利益而压制新闻；③与广告车同谋误导购买者；④通过黄色新闻诱导人们的反社会本能。其中第一和第四项是世纪之交时批评的主要内容，随后，对中间两个方面的关注越来越多。
批评者的建议：捐赠基金报纸与政府管制
只有少数批评家提出了解决方案。其中创办理想报纸和专业主义成为当时讨论的两个焦点。
1909年，霍尔特在批评广告的影响以后，比较了四种救赎之道：第一，扩大发行量，使报纸足以忽视广告主，但它仍然必须追逐受众，不能解决煽情主义问题。第二，像剧院、大学那样依靠捐赠基金，这样便可以不顾任何人而左右发言。但现代报业太大，捐赠难以维持所有报纸。第三，报纸组成托拉斯、发行人的公会，这样可以调查虚假广告，但不符合民主理念。第四，个人的正直——这是霍尔特认为可以救治社会疾病的惟一良药。
并非所有的批评家都赞同霍尔特的意见。作为内战的牺牲品，个人的、强大的编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新闻业是集体的、组织的产物。现代新闻业已经不是个人英雄的舞台，人们寄希望于社会化、机制化的方式来救治当时的媒介病。
在世纪之交，人们对理想报纸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早在1890年的一篇文章中，默里（W.H.H.Murray）就提出了捐赠基金报纸（endowed newspaper）的概念。因为不用追逐利润，这种报纸将提升新闻的专业水准。《戴尔》（Dial）杂志1893年的一篇社论指出，报纸具有“教化作用”，不能让“人民的教师”再成为商品。捐赠基金报纸的最重要的倡议者是威斯康星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他在1910年撰文指出，克服商业主义的最好办法就是捐赠基金报纸。作为矫正性的报纸，它有利于防止大报走向彻底的庸俗。
最初认为捐赠基金报纸不现实的霍尔特，在1912年时，也似乎改变了主意，提出了捐赠基金报纸的详细计划，引起了广泛注意。他建议，这种报纸由一个委员会控制，委员会成员包括各政党和社会阶层的精英。这份报纸的口号是：全面、公正、准确。霍尔特的初步预算是需要500万美元的捐款。
两年后，罗斯教授还在推销捐赠基金报纸，但已应者寥寥。人们已经意识到它不切实际。威尔科克斯教授就不赞成捐赠基金报纸，因为“公众已经通过广告捐赠了很多”，媒介只能是自己负责。芬顿也认为，捐赠基金报纸不切实际，指望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也是幻想，惟一的解决办法是法律。对于报纸来说，用于反社会内容的形式同样可以用于正面报道。
捐赠基金报纸最终未能付诸实施，但这一吁求和理想本身揭示了批评所持的方向：批评家都认为好的报纸应当是有道德的、公正的、真实的、有权威的、负责的、高尚的、独立的。
在媒介令人不满的表现和大量的社会批评面前，政府、立法机构试图参与管理媒介。比如，1897年，《戴尔》呼吁净化报纸。根据《戴尔》的报道，斯利诺斯州州长正式采取行动，要求立法保护公民免遭愚蠢报纸的骚扰。各大城市的图书馆也正在把这些讨厌的报纸驱逐出去。人民的政府应当保护人民，令这些异端没有存生之地，这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另据统计，仅在1913年一年内，即有20个州考虑建立某种形式的管理，国会收到许多提案，其中不少是关于广告的。但政府的介入与美国的报业传统、民主理念相抵牾，遭到了普遍的反对。除非新闻媒介的行为带来了“明显和即刻的危险”（卡特、迪、盖尼特和祖克曼，1997），政府无权干预。
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很少认定新闻和言论能够带来的“明显和即刻的危险”。1919年，霍尔姆斯（Oliver W.Holmes）大法官在斯查克（Schenck）诉合众国案中，首次以该标准判定斯查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印行反对征兵制度的小册子是违法行为。但是，1927年，霍尔姆斯与布兰第斯在审理惠特尼诉加州案时一致认为，这一标准很难掌握。布兰第斯说：“……没有一种言论会产生明显而又即刻的危险，除非体认到一种罪恶的意味事件即将发生，使我们失去充分讨论的机会。假使还有时间，由讨论而来揭示错误与荒谬，用教育的办法来排除罪恶，那么，最好是鼓励大家更多地说话而非强使缄默不言。”（转引自施拉姆，1992：346）。
政府、立法机构参与管理媒介，常常被视为“事先约束”。“事先约束”在密尔顿（1958）雄辩的论证中已经失去了理论合法性，在实践中，又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否定。在1931年的里程碑式的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案中，初审法院认为“周六出版社”违反该州法规的规定，裁定永久性地禁止该出版商以“周六出版社”的名义或其他名义再次实施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了撤销原判的裁决，明确指出了事先约束的危害，同时确立了事后惩罚的原则。
因此，对于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说，捐赠基金报纸和法律制裁都不是理想的解决办法。在批评与反批评之中，另一种替代性方案逐渐浮出水面，即专业主义。相对而言，专业主义是一个更安全、更可靠的实现媒介义务的途径。专业主义鼓励崇高理想和个人对规范的自愿义务。这样将提升全国新闻业的水准。而且，它可以挽回新闻业在黄色新闻时期跌落的声望，并重新获得党派报纸时期曾经拥有的塑造舆论的力量。
妥协与折中：新闻专业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专业主义逐渐成为这一时期讨论的中心。美国学者班宁（Banning，1998/1999）甚至认为，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专业化的希望早在19世纪中期即已出现。从密苏里报纸协会（MPA）的记录（1867～1876年）来看，没有一次提到新闻是一种行业（trade），相反，都认为它属于专业。他们也呼吁订立新闻伦理规范。科尔曼（Colman）在1869年时即呼吁成立新闻院系。《论坛》（Forum）杂志曾在1893年组织过一期专题讨论，有三个高级新闻从业人员参加。纽约的记者凯勒（J.W.Keller）认为，新闻业称得上有学问的专业，但现实却是新闻工作者的低工资、工作不保险的现状，以及听命于老板的打工仔身份。他反对记者成立工会，因为记者不是体力劳动者，而是脑力劳动者。
专业主义问题的提出，在世纪之交的美国，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当时的新闻业已日益成为科层化的机构，编辑记者与经营管理人员逐步分开。复杂的经营管理问题，如抢占广告和销售优势、革新机构技术、处理节节升高的投资费用、越来越激烈的劳资矛盾等等，导致了一支管理队伍的产生。这一现象与当时美国企业界的经理人员普遍形成一个阶层的趋势相一致（埃默里等，2001）。与经营管理专业化趋势相一致，新闻工作也日益专业化，形成独立的编辑和记者群体。
首先，报纸的编辑工作越来越复杂，内部分工越来越细，过去一个人包打天下的时代已经结束，新闻业成了集体工作的行业。到19世纪70年代，大都市主要的日报都设有一名主编、一名编辑主任和9名负责新闻的夜班编辑；一名本市新闻主编负责指挥由大约20人组成的记者队伍，一名电讯主编负责处理不断增多的国内外电讯新闻，还有一名财经主编以及戏剧评论员、文学主编和社论撰稿人（埃默里等，2001）。
其次，记者群体的认同感也在此时随着标准化的采访方式的定型而逐渐形成。早在1820年，随着政治斗争和商业竞争的加剧，报社即开始雇佣记者进行报道。到19世纪30年代便士报出现时，报道已成为报纸的专业手段。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采访还是一件全新的实践，早期的批评家认为采访是“事先安排好的”，并非真正的新闻。直到19世纪70、80年代才成为一种记者普遍使用的方法。人们开始接受这种记者引发并加以报道的“媒介事件”。在世纪之交，主流记者仍然倾向于依靠记忆而非笔记。20世纪20年代，教科书已经开始建议记笔记。接受笔记意味着接受中立的采访。不过，直到20年代，仍有不少人认为采访是制造出来的事件。美联社在1926年仍然反对其记者报道采访内容。欧洲新闻界普遍接受采访的形式要比美国晚20年，最初采访被视为美国式野蛮的体现。舒德森由此则认为，采访是美国新闻界对世界的贡献。采访的发明没有消除党派性，但是它预示着一种专业感，在其职业文化中有了自己的规律、奖赏和精神（Shudson，2001）。采访是新闻记者实践自主权的一种形式，同时向公众和新闻机构显示了自己与权威人士的亲密关系。记者的专业能力就是以其所拥有的新闻来源而判断的。采访的兴起与报纸记者作为相对自主、有着明确的专业身份的工人的出现相一致。19世纪末，记者互相之间认同，并向其雇主表明身份（Shudson，1995）。
不过，关于新闻工作者是否称得上专业人士，美国的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广义的专业即职业（occupation），与业余相对；而狭义的专业则指具有特殊性质的特定职业阶层，如医生和律师，以区别于单纯的行业或事业（trade，business）。一般来说，一种职业能够称得上专业，必须符合一些基本统计：①必须以系统的、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和专门技术为基础组织一种职业；②这一职业成员必须具有实践其职业责任或义务的广阔空间，即专业自治或权力；③这一职业必须强调对公众的服务，以抵制经济获利；④这一职业必须建立起一种专业文化，以促进其成员的价值、规范和象征符号的共识；⑤这一职业成员的产品必须是标准化的；⑥对其成员来说，这一职业是值得终身献身的（Beam，R.A.，1990）。
比照专业社会学提出的标准，一些学者认为，新闻业不具备上述专业的基本要素，一系列客观条件限制了新闻业成为专业的可能：①新闻工作者在官僚政治环境中工作；②新闻不需要系统的知识体系；③新闻专业组织不介入政治游说或斗争，而是依靠传统来保护其权力；④一般公众也不视其为专业；⑤新闻组织的活动受广告商限制（Allison，M.，1896）。对于其他学者来说，新闻业虽不具备上述所有的特征，但从自治观念、服务观念、严格的伦理规范和职业精神来看，新闻业符合专业的基本标准，是配得上专业的称号的。如果把专业化程度看做一个连续体，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专业或非专业，那么，新闻业也许是一种半专业或专业化程序较低的职业（Beam，1990）。本文认为，从新闻发展史来看，新闻业在强大的批评面前，祭起专业主义这面大旗，并切实付出了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其专业管理模式不同于的典型的律师、医学专业，有其特殊性。
专业管理模式之争
在世纪之交，将新闻业视为一种专业，并按照专业的要求规范这一群体，越来越成为批评者的共识。这反映在专业期刊的创办以及在专业期刊和其他场合所讨论的专业管理模式上。威乐科克斯教授在1900年对煽情报纸的分析中即指出，当公众的压力增大时，内部的改革就会实现。外部批评迫使媒介内部开始订立模式与标准。
最早的专业期刊是《新闻记者》（Journalist，1884～1907）周刊。一开始，《新闻记者》的编辑福曼（Alan Forman）即鼓励记者署名，以增强责任感。在这份杂志上，讨论最多的两个主题是：为记者增加工资、追求政治独立。《新闻记者》对黄色新闻展开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它不赞成新闻的专业化，相反，它坚持学徒式的传统。真正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确立做出贡献的是《编辑与发行人》（Editor＆Publisher，1901年创刊）。它不仅支持成立新闻院校、专业组织和订立理论准则，而且积极促进统一的专业标准，如独立、准确、公正等等，并对违背标准的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Cronin，1993）。此外，《新闻界》（Newspaperdom，1882～1925）、《第四势力》（The Fourth Estate，1894～1927）等专业期刊都在媒介批评与专业管理模式讨论中成为较有影响的公共论坛。
较早提出的专业管理模式是成立专业协会并订立伦理规范。ASNE的第一任主席约斯特阐述了成立专业协会的重要性。在现代新闻媒介中，编辑成了报社的匿名人，像僧侣一样与世隔绝；编辑应当加强联系，关注整个行业，促进专业的团结，并探讨专业问题。他认为，协会必须回应不公正的批评，通过订立规则、确立标准。“美国新闻院系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of Journalism）的主席，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主任艾伦（Eric W.Allen）在仔细研究了欧洲的新闻业以后说，美国新闻业现在缺的就是彻底而冷静的自我批评精神，那是专业的“海燕”。无中生有、感情用事的批评不是我们所需要的。Alan呼吁学者和新闻人的明达的批评以帮助改进媒介。他表示，当专业内部的有效的批评建立起来、真正的标准得到确立并认可时，人们就能够轻易地分辨良莠，而忠诚的批评将得到热切的欢迎。
为建立统一的标准，新闻业致力于制订伦理规范。《戴尔》杂志1893年的社论指出，如果把媒介仅仅看做企业，那么评价标准很简单，就是会计的标准，计算发行量、广告收入和年度收支表就行了。作为一种专业，应当按照道德标准来检验新闻业的社会服务水平。为此，《戴尔》还制订了一个简单的伦理准则。ASNE的第一个目标即订立规章，它的《报业守则》1923年被107个成员单位采纳。有关新闻伦理准则的争论，本文将另行专论。
专业教育作为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而且迅速付诸实践。作为报社记者，吉尔德（Gilder）在1899年时指出，缺乏责任感、杜撰新闻，导致了记者素质的下降，使得记者不得不听命于雇主。因此，在许多批评者看来，改进新闻业的表现，加强对其从业人员的教育是直接而有效的途径。1903年，普利策的《纽约新闻报》向哥伦比亚大学捐赠200万美元以建立新闻系。在捐赠声明中，普利策明确表示：在其他行业，为了恰当地履行职责、一致向公众负责，人们要接受数年专门教育。但对于新闻人来说，作为人民的信使和教师、舆论的解释者、甚至塑造者，迄今为止仍没有针对其重要职责的专门教育。《编辑与发行人》和《新闻记者》都支持普利策的计划，甚至认为在12年前他面临批评时，就应当如此。
但是，也有人批评反对新闻教育。戈德金的同事怀特（Horace White）认为，哈佛、耶鲁虽然没有新闻系，但能培养出比哥伦比亚更好的记者，因为新闻技巧不需要在大学的课堂里学习。关于新闻教育的分歧，根本的矛盾在于：新闻业是边做边学的技艺，还是必须通过严格训练的专业？在反驳批评时，普利策表示，新闻的本能是天生的，但良好的判断却是后天培养的。《纽约太阳报》的总编辑洛德（Chester S.Loud）说，虽然有人认为新闻不需要专门学习，但是，新闻院系将扩展、强化、提升专业水准，并革新这一行业。在批评与争论之中，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于1912年正式成立，此前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已于1912年正式成立，此前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已于1908年成立。1910年时，至少12所院校向400名学生提供新闻学课程，到1912年，有三所正式的新闻专业教育单位——另一个是马凯特（Marpuette，美国密歇根州西北部一城市）。1912年美国新闻学教师协会American Conference of Teachers of Journalism成立。到1915年时，全美已有55个新闻院系，175名教师，3500个学生。马尔佐夫认为，早期的新闻院系的领袖为现代新闻业的标准、理想和道德形成起了关键作用。
批评者还提出了更严格的专业管理模式——许可证制度。被认为是标准的专业人士的律师和医生，在从事实践工作以前，除了接受正规专业培养以外，还要参加统一的资格考试，以获得从业许可证。在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激烈批评中，建立像律师和医生那样的许可证制度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12年，宾夕法尼亚州编辑协会（The Pennsylvania State Editorial Association）倡议实行许可证制度，并准备成立一个专业委员会对申请者进行资格审查。《编辑与发行人》称赞许可证是一个对新闻业和公众都好的东西。1914年5月在勘萨斯新闻周刊召开的全国性新闻业会议上，新闻从业人员的许可证和伦理规范问题第一次得到全国性的关注。伊利诺斯州副州长哈拉（Barratt O’Hara）准备了一项有关新闻从业人员许可证的提案，并得到了许多新闻人的支持。他认为，这可以给新闻从业人员拒绝发行人操纵新闻的一个理由：我这样做会被吊销执照，而没有执照，我就不能再为你工作了。这样做是将记者和公众的利益置于首位。最后由于提案太多，没来得及讨论，但消息的泄露招来了全国一片反对。主要的批评是认为这有违宪法对新闻自由的保护，任何公民的表达自由都不应当受到任何形式的限制。而且许多人认为，新办的新闻院系和新闻协会对于提高专业水准已经足够。1915年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主任威廉姆斯（Talcott Williams）还在提倡许可证制度。但这时，《编辑与发行人》承认这一计划已经遭到了普遍反对。1924年，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布莱耶（Bleyer）重提许可证制度。1925年，伊利诺斯大学的墨菲（Lawrence W.Murphy）拿出详细的许可证计划。1926年，他出任伊利诺斯州报业协会委员会主席，再次向州议会提出该计划，但遭到强烈的反对。曾经支持他的《编辑与发行人》杂志此时也强烈反对将新闻工作者置于州报业协会和政府的控制之下。
批评者建议的许可证制度虽然没有实施，但并非全无作用。它至少让从业人员感觉到了批评者手中的大棒，体会到了现实的威胁。纽约大学新闻学院的主任李（James Melvin Lee）在提倡新闻伦理规范时即明确表示：政府已经要求提供发行量的准确数据，其他管制计划也在拟定当中——“你们已经听到了雷鸣，赶快在被闪电击中前行动吧”（Marzolr，1991：68）。由此看来，施拉姆认为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伦理守则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压力下的报界“自清”行为（施拉姆，1992），这一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当然，报业所受到的威胁没有像当时的电影业那样强烈，因此，也没有形成电影业那样的严格的自律形式。
20世纪20年代，在批评的强大压力下，美国的新闻业开始向专业化迈步，但在如何实施专业义务的具体方法上却没有达成一致，人们寄希望于专业组织和新闻院系。新闻业以专业主义来应对世纪之交的媒介批评，这是博弈、权衡的产物，也是当时社会的流行趋势。不同的是，在独立、自由的保护伞下，新闻业有条件、有选择地推进着自己的专业化进程。新闻业维持着半艺术、半技艺、半专业的状态，这也许是当时平衡外部压力和民主思想的最佳方式。应当说，新闻专业主义体现了进步的思想，对媒介实践的改善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作为缓和批评、防止干预的策略，专业主义又具有强烈的专业保护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