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张扬和迷惘——《蚀》中时代女性的文化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迷惘论文,自我意识论文,内涵论文,现代女性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茅盾早期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群，时代女性形象系列以其内蕴的丰富性和特异性为人们所瞩目，从而被公认为新文学史上最有光采的一组女性形象。从文化视角考察时代女性的历史内涵，也许较之单从政治视角进行观照会有更多的发现，更能接近对象自身。这里笔者就此作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活跃于大革命前后的时代女性，并非是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的。她们是经受过“五四”人文精神的洗礼，从“五四”时代走过来的新女性。在她们身上，深烙着鲜明的女性自我意识，具有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
所谓女性自我意识，简单地说就是女性对自身作为“完整的个体的人”的自我意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和现代文明的标志。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瓦在她的《第二性——女人》中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来形成的。”在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的禁锢，女性长期处在被奴役被损害的地位，丧失了自我，被异化成非人。只是到了“五四”时期，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女性的自我意识才在时代春雷的震撼下开始觉醒。一批以女作家为主体的得风气之先的作家，率先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此作出了反映。这些作品高扬个性解放的旗帜，呼唤女性的“人的觉醒”，着重通过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描写，表现女性压抑的沉重和女性角色的艰难，在寻找失落的自我中喊出了女性反抗旧道德旧文化和追求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的共同声音。冰心的淑女型女性、凌叔华的变态型女性、冯沅君的殉爱型女性、庐隐的抗争型女性，特别是鲁迅的子君型女性，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我国女性自我意识的最初觉醒，昭示了个性主义在妇女解放道路上的重要作用，为新女性的生存状态和人生探索谱写了最初的篇章。
茅盾早期小说中的时代女性是“五四”新女性的精神姊妹，是“五四”新女性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被个性主义唤醒的“五四”新女性主要是在个人狭小的圈子里寻求个性解放，把女性的觉醒和人的觉醒当作主要价值取向的话，那么，时代女性则是进而走上了广阔的社会，在大时代的洪流中追寻女性的命运和出路，以张扬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特别是价值意识为指归的。庐隐在《今后妇女的出路》中坦直地说：“我对于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这就是我唯一的口号了。”实际上，这也是庐隐笔下新女性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观念。“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的耿耿心曲，如同离家出走的娜拉声言“我首先是一个人”一样，其实质在于追求女性的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等做人的基本权利，肯定女性的人的觉醒和个性发展的合理性。不用说，这在“五四”乃至此后的一段长时间里，都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和艰难的实践过程，其意义无疑是不容低估的。然而，“五四”新女性的觉醒和追求毕竟局限在个人的小天地里，“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的兴起，给“五四”落潮后处在困惑状态的新女性以巨大的刺激，为她们表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价值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舞台。正是在这样的大舞台上，茅盾《蚀》中的时代女性作了相当充分的表演，在社会政治活动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新女性的风采。
如所周知，时代女性尽管是大革命的参与者，但并非革命的弄潮儿，在茅盾看来也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作为在“五四”精神感召下觉醒的新女性，她们是带着强烈的个人本位主义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的。正如茅盾在《几句旧话》里所说，那时“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学生或女性知识分子颇以为不进革命党便枉读几句书。并且她们对于革命又抱着异常浓烈的幻想。是这幻想使她走进了革命，虽则不过在边缘上张望。也有在生活的另一方面碰了钉子，于是愤愤然要革命了，她对于革命就在这幻想之外再加了一些怀疑的心情。”《蚀》中的章静、周定慧女士就是如此。不用说，抱着这样的动机参加大革命是一定会碰壁的。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她们恐怕也只能这样。对于真正的革命的女性来说，这也许是不足取的，但对于时代女性却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甚至不无意义的。作为时代女性，赶时代潮流，幻想通过大革命改变自身处境，实现自我价值，实在是很自然的人生选择。实际上，即便是真正的革命者，也未必一参加革命就有为国为民的纯正动机，他们的思想境界通常是在革命队伍中磨炼提高的。倘若不是不满于社会现实，不是为了改变自身的处境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人们也就无须参加革命，而革命也就无从发生了。时代女性的这一人生选择，表明她们已把自己的命运和大革命联结在一起，走上社会的“娜拉”，终于向前迈出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了。
然而，投身于大革命洪流中的时代女性，一旦置身于深刻的矛盾冲突漩涡，也就无可避免地会出现或轻或重的精神危机，产生彷徨、迷惘甚至幻灭的思想情绪。这一方面是因为革命的严酷性、复杂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其自身个性主义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如同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所说，“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章静对于大革命的幻灭和追求，在时代女性中就很有代表性。这个被“五四”精神唤醒的新女性，性情柔弱、沉静、耽于幻想，还在中学时代就参加过反对顽固校长的斗争，进入大学后经受了初恋被骗的打击后心灰意冷，是大革命的胜利捷报和同学的鼓励重新燃起了她的革命热情，为了追求“光明热烈的新生活”，“做一点于人有益，于己心安的事”，她投进了武汉这座大革命的洪炉。然而由于武汉正值大漩涡、大矛盾之时，光明与黑暗交织，真革命与假革命、反革命混杂，更由于章静对革命带有很大的幻想性、主观性，多愁善感、意志薄弱，看到的明暗面多，光明面少，所以她无论进政训班、妇女会还是省工会，都难以适应新的环境，都在精神压抑中一次次失望和幻灭。后来在伤兵医院的看护工作中，她结识并爱上了一位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的连长，当革命和爱情发生冲突时，她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决然支持爱人重返前线，从而把爱情的幸福寄托在革命的胜利上，透出了时代女性在人生道路上继续前进的亮色。美国作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说：“冲突是生活的实质。没有它，个人生命便没有意义，而且所能获得的也仅是甚为肤浅的生存价值。”正是在个人同社会、个性主义同大革命的矛盾和冲突中，在跌宕起伏的情绪体验中，章静艰难地走向成熟，人生价值得以初步实现。在追求中幻灭、在幻灭中追求成为她生命历程的主旋律。
如果说章静的幻灭感主要缘自个性主义与大革命不相适应的一面，以表现女性自我意识困惑迷惘的话，那么，周定慧、孙舞阳在大革命中的表现则从相反的方向上显示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与章静不同，慧女士参与大革命尽管也无怎样高尚的动机，但在革命运动中决无那么多的伤感和烦恼。她在武汉的一个什么政治部门工作，尽管不象章静那样投入，也并不怎样如意，却依然是那样放任不羁，我行我素，大革命并没有使她感到压抑，她的对男性的报复意识也并没有因大革命而有所改变，她是依然故我的。而“跟着世界跑”的孙舞阳则更进了一层。作为处在县城革命漩涡之中的妇女协会干部，她一方面在个人生活上表现得违世抗俗，十分浪漫，另一方面又在革命工作中尽职尽责，临危不惧。在对待南乡农民运动中出现的“多者分其妻”问题上，孙舞阳认为解放婢妾、尼姑是革命行动，称之为“妇女觉醒的春雷”、“婢妾解放的先驱”，这在政治上固然是左倾幼稚病的表现，但就女性意识而言，未尝不是出于对压制妇女势力的愤懑和对妇女可悲命运的同情。在革命横遭扼杀的时刻，她首先想到的是革命同志的安危，并勇敢地通知和掩护他们脱离险境，然后才从容镇定地化妆出走，寻找革命队伍。由此看来，孙舞阳不是“沉醉于恋爱而忘记革命的女党人”，不是“浅薄的浪漫的女子”，而是具有革命者可贵品格的时代女性。在她身上，自立、自强、自尊的女性自我意识和为社会、为民众的解放而斗争的革命意识是融和在一起的，个性主义和社会政治运动之间有着并不背反的一面，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的自我价值才得以确立和实现。孙舞阳追求革命，投身革命，虽不能说象是如鱼得水，轻松自如，但大革命的发展并未给她造成怎样的压抑和痛苦，而是给她提供了张扬个性、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却是显而易见的。
大革命失败所带来的社会阵痛，在时代女性身上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却是深重的。章秋柳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个被时代低气压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的新女性，在“幻灭的悲哀”中并没有停止对光明的追求，她发起组社，办刊物，进行社会活动，尽管无一成功，但却表现了对黑暗社会现实不妥协的抗争精神和“向善的焦灼”的心态。如果不是出于对大革命的关注和执着，不是把个人的命运和大革命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她是不会如此愤世嫉俗、创深痛巨的。在新的人生选择面前，她没有与黑暗社会同流合污，而是走上了一条违世抗俗、特立独行的道路。章秋柳的选择，从另一个角度着眼不能不说是出于女性自我意识的挣扎和支撑。唯其不甘于沉沦和堕落，不甘于失却女性的独立人格和尊严，维护女性同男性一样的基本权利，她才处逆境而不心灰意冷、一蹶不振，虽落荒又想有所作为、奋力前行。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她的认识是清醒的，她声言：“我们时时处处看见可羞可鄙的人，时时处处听得可歌可泣的事，我们的热血是时时刻刻在沸腾，然而我们无事可作；我们不配做大人老爷，我们又不会做土匪强盗；在这大变动时代，我们等于零……我们含着眼泪，浪漫、颓废。但是我们何尝甘心这样浪费了我们的一生！我们还是要向前进。”章秋柳的苦闷既是时代造成的，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时代病，也是个人的，是自我价值不得实现的结果。就是说，是追求社会解放和个人解放理想幻灭后的双重苦闷。这种苦闷诚然有自暴自弃的消极成分，但未尝没有痛定思痛向上进取的积极因素和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科恩在《自我论》中指出：“绝望、忧郁、苦闷和寂寞等心理状态的出现是个性和反思发展的重要标志。”时代女性的苦闷心态，正是女性自我意识迷惘的表现。没有女性的自觉，没有人的自觉，时代女性的苦闷是无从谈起的。
总之，时代女性是以独立的姿态走上社会，投身于大革命全过程的。她们在革命的几个时期中所表现的幻灭、动摇和追求的思想情绪，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化内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女性自我意识的张扬了。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她们热情奔走，自立、自强，象男性一样发光发热，而不再是天生的弱者。她们的彷徨和迷惘，固然可以被指斥为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但不能不说也是某种程度上心系革命和女性自觉的证明。一个对大革命成败漠不关心、对自身存在价值无所觉悟的女性，肯定是不会如此苦闷的。她们之所以被茅盾称之为时代女性，大概就因为能够投身于大革命的时代洪流，寄女性解放于社会解放之中，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的变革联结在一起的缘故，而不是置身局外的看客，远离大革命的娜拉。可以说，时代女性正是大时代的产儿。起初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参加大革命也罢，在革命进程中彷徨迷惘也罢，最终被时代潮汐抛掷而搁浅也罢，时代女性毕竟参与了大革命运动，并且经受了时代洪流的洗礼和熏陶，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女性的自我价值。在这里，参与是十分重要的，走上社会变革的大舞台为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认为：“自我意识的态度是一种实践性的态度”，“只有当人从自己的需要出发，使外在事物成为自己需要的对象，成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才能超出对事物采取静态直观的关系，使自己取得独立性。”时代女性在社会实践中的独立性是鲜明的，她们并未泯灭自我，把自我意识消融到群体意识之中，而是突出地表现了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的主体性，她们的自恃、自负、自傲，她们的自我确立精神，她们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的并不逊色于男性的女性角色，她们对自身命运和出路的执著追求，都是“五四”新女性所不及的。可见，女性参加社会变革，并非一定要消解自我意识，她们诚然应该努力使自己适应社会斗争的需要，但决不意味着必须以牺牲女性自我意识为代价，那种认为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之间只能是完全对立，只有压抑自我、泯灭自我才是正确的人生选择的观点是失之偏颇的。
二
如果说参加大革命为时代女性实现自身价值和自我解放，张扬女性自我意识提供了社会舞台的话，那么，婚恋关系和异性纠葛则为时代女性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和鲜明的女性意识提供了人生舞台。在这个人生舞台上，时代女性的表现是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的。
憎恨男性的报复主义者。几千年来，女性总是处在被损害的地位，女性遭受男性的欺侮和玩弄是司空见惯的，这是男性中心社会里的普遍现象。在这样的社会里，反其道而行之的女性，无疑会令人刮目相看。周定慧就是这样的时代女性。这个美貌而又狷傲的女性，曾怀着纯真的爱情和美好的憧憬，把少女的初恋和贞操奉献给了自己最初的恋人，但是万没想到，对方竟是猎艳的骗子，不仅玩弄了她，而且抛弃了她。这沉重的打击，从此击毁了她的爱情理想和人生信念。在她看来，“世界上没有好人，人类都是自私的，想欺骗别人，想利用别人……男子都是坏人！”于是，她不再以真心对待男性，不再接受道德观念的约束，而是采取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实行起对所有男性的报复主义。尽管她几次结婚又几次离异，尽管她有过不少的“短期爱人”，但实质上“她对于男性，只是玩弄，从没想到爱”。这种玩弄，固然是逢场作戏，固然有出于满足所谓一时“本能的冲动”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出于对女性自身尊严和权利的维护，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反叛，对男性中心社会的挑战。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未尝不是女性自我意识一种变态的宣泄和张扬。正是在这样的异性纠葛中，周定慧以非凡的胆识和怪诞的行径凸现了自己的个性，从而鲜明地区别于以往的新女性形象。当然，她对所有男性所取的极端的态度，她的道德虚无主义，她的自我中心主义，显然是失之偏激的。然而考虑到她所玩弄的男性通常是心怀叵测的浮浪之辈，她的心灵深处所受的深重的创伤，以及她所处的险恶的生存环境，人们对其也就不无同情，无意苛责了。
我行我素的性开放主义者。从省里派到县妇女协会工作的孙舞阳，以其出众的美艳和和出格的举止为人们所瞩目。这个自诩为“破天荒”的时代女性，在与异性的纠葛中确实表现得不同凡响。本来，她和县党部的候补委员朱生民打得火热，不仅情意绵绵，而且有了性关系。然而，其实她并不爱他。当周围的追求者提出责难时，她竟坦然声称：“我也知道他是个胡涂虫。不过因为他象一个女子，我有时喜欢他。你妒忌么？我偏和他亲热些。”朱生民被称为“全城第一美男子”，这是孙舞阳喜欢他的全部原因。说到底，朱生民不过是孙舞阳的一个性伙伴而已。所以，她对他有时亲热，有时则冷冷地不理，被别人看来不免“有些儿古怪”。她的妩媚动人，追求刺激，“使许多男子疯狂似的跟着跑”，以致县党部商民部长方罗兰这个有妇之夫也被诱惑得神不守舍，神魂颠倒，使原本美满的家庭频临破裂的边缘。在性态度上，她实在是失之随便、过于轻浮的，难怪会被正统的女同事视为“放荡、妖艳，玩着多角恋爱”的角色，被社会的流言说成是“见一个，爱一个，愈多愈好”的人物。对此，她曾直言不讳道：“我有的是不少粘住我和我纠缠的人，我也不怕和他们纠缠；我也是血肉做的人，我也有本能的冲动，有时我也不免——但是这些性欲的冲动，拘束不了我。所以，没有人被我爱过，只是被我玩过”。在她的观念里，满足时或有的“本能的冲动”不过是玩玩而已，这和爱情是两码事，她认为“两人相差太远就不会发生爱情；那只是性欲的冲动”，她和朱生民之间就是如此，然而对方罗兰，似乎又当别论。尽管方罗兰矢口否认，方太太的疑心其实并没有错，孙舞阳对他的亲昵举止表明她是爱他的，只是因为不愿给对方特别是对方的妻子造成痛苦，她才明确地告知对方：“我不能爱你！”能够洒脱地做出这样明智的决定，对作为第三者的女性来说并非易事。被孙舞阳写在纸上的一首“不恋爱为难，/恋爱亦复难；/恋爱中最难，/ 是为能失恋”的诗，可以透露出当事者的心情。在她这里，不是什么“失恋”，而是决断地割舍他们之间的爱情。可见，孙舞阳对待爱情的态度还是严肃、压重的，这和她的性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尽管她和方罗兰爱恋甚深，他们之间却并未轻率地发生过性关系。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方罗兰认为“她有一颗细腻温柔的心，有一个洁白高超的灵魂”，实在并非过誉之辞。在灵与肉、情与理的冲突中，孙舞阳就是这样一个负载着矛盾、令人难以索解的时代女性。
甘于自我牺牲的奉献主义者。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气压下拼力挣扎的时代女性，一方面想在事业上有所进取，另一方面则陷入浪漫甚至颓废的两性纠葛之中。在她们中间，闹几角恋爱者有之，“享受青春快乐”者有之，为了生存和信仰而不得已沦落街头者有之。自称“象有魔鬼赶着似的，尽力追求刹那间的狂欢”的章秋柳，在目睹了怀疑主义者史循未遂的自杀后，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经过一番深刻的反省，“向善的焦灼”终于战胜了“颓废的冲动”，决意告别既往，从此“切实地做人”。她的一大举措，就是以主动牺牲自己的情感为代价，用情爱的力量换取史循的新生。史循的悲观厌世，固然是出于对世事的失望，更重要的是因为病魔的折磨和失恋的打击。章秋柳以身相许，不啻是一副对症良药。果然，史循焕发了生命力，崭然一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章秋柳不惜代价挽救史循的行为，就伦理观念上说也许不足为法，但不能不说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离经叛道的壮举。在这之前，她是“不很愿意刻苦地为别人的幸福而牺牲”的，“有时且近于利己主义，个人本位主义”。前后比较，简直判若两人。甘愿为一个并不爱的人而牺牲自我，表明章秋柳实现了自我的超越，已成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和奉献主义者。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及男女性爱关系时指出：“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明程度……这种关系可以表现出人的自然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性爱关系如此，恋爱婚姻乃至异性纠葛也是如此。在这样的关系中女性的表现，能够反映出女性自觉乃至人的自觉的程度，反映出其中的文化内涵。《蚀》中时代女性的种种类型，无论是对男性的报复主义者、性开放主义者还是奉献主义者，都以其鲜明的特异性显示了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内蕴。耍而言之，大致有这样几点。其一，在与异性交往中的独立自主性。与传统女性的羞涩、怯弱、受动心态不同，时代女性在和男性交往时，决无依附性，她们在所处的小环境中通常总是处在中心位置和主动地位，以强者的姿态出现的，而几乎所有的男性则都成为她们的臣民和附庸。其二，强烈的性自由意识。时代女性报复男性或献身男性，都是建立在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而不受任何道德观念约束的基础之上的，她们对自己的魅力充满自信，相信青春不再，奉行“享受青春快乐”的“现在主义”，决不压抑自己“本能的冲动”，也决不堕落于性商品化的深渊之中。其三，对理想的爱情不抱幻想的心态。时代女性中的佼佼者，无一有美好的爱情和幸福的家庭，她们领略了男性社会的不平等和男性的欺诈后，少女时代的美丽梦想被击碎了，从此不再痴心于爱情的梦幻，而以性爱取代了爱情。凡此种种，集中到一点，就是与男性中心社会对抗的女性中心意识。可以说，这就是时代女性在两性关系中自我意识的精神突质了。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时代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这种自我意识呢？我们认为，就人格独立和人身自主而言，这无疑是女性解放的重要标志，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就是性自由和性满足的行为，在女性备受压抑的时代也具有反抗传统伦理道德压抑和改变被扭曲的人性的意义。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首先是欲望”。而欲望的满足可以使人获得自我确信，获得自强自立的力量。时代女性在自然存在意义上的解放，说明她们的自然行为已经成为了人的行为，超越自然人而成为社会人了。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时代女性的精神解放和全面解放。然而另一方面，对于作为自我意识组成部分的性意识及性行为，时代女性完全无视道德规范的态度是不足取的，而女性中心意识尤其要不得。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的这个世界，在彼此交往中不仅必须讲文明，守道德，而且必须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如果反叛旧道德而滑向道德虚无主义，反对男性话语而以女性话语取而代之，那不是矫枉过正，又会出现新的错位吗？如同男性中心意识是男权社会的产物，不能为现代女性所接受一样，女性中心意识也只能是女权主义的幻想，即使在一定范围内的女性身上出现，也只能是有限的、短暂的，不会为现代男性所接受。应该指出，时代女性的这种自我意识，显然是带有某种病态的。这种病态，不能不是时代扭曲所造成的人性扭曲的表现。在这里，时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在张扬中又发生迷惘了。
时代女性以独特的姿态出现在社会舞台和人生舞台上，构成了新文学史上的一大风景。她们在时代洪流和异性纠葛中所表现的自我意识，代表了20年代末期中国新女性所能达到的高度，也明显地打上了时代局限性的烙印。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新文学人物画廊中，这样的形象实属凤毛鳞角，除了象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等个别女性形象可与之媲美外，恐怕再也找不到其他女性形象了。只是到了80年代，她们的精神姊妹才又成批地涌现出来。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时代女性自我意识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就无须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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