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视角的比较政治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美国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学者多数都认为，美国的一些比较政治学著作大多和政治学的内容没有明显差别，比如，奇尔科特的《比较政治学理论》一书给人的印象似乎不是专门介绍比较政治学的书籍，而是一本政治学理论综述的著作，该书如果改名为《政治学理论综述》似无不妥之处；同样，比较政治学学者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政策和过程》如果更名为《政治学：体系、政策和过程》亦未尝不可。那么美国的政治学家为什么总要在政治学前面加上“比较”二字呢？美国的比较政治学为什么几乎要等同于政治学呢？
这实际上与政治学的美国人视角密切相关，而“美国政治学可能反映一种明显的美国观点的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关注”①。因此，只有从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重镇的美国的视角来分析，才能予以清晰解读，为什么比较政治学几乎等同于政治学，才能找出制约比较政治学发展的症结所在。
一、意识形态与美国比较政治学
(一)美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和向全世界推广其民主制度的强烈情结
意识形态一般是指某种自成体系的价值观，在这个意识形态的系统内，价值观一般都有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在美国，美国人的选民意识、天命意识和举国上下的对自由、民主的执著，一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自我批评和价值判断准则，被认为是绝对有道理和正确的，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构成内容。②
美国人骨子里的意识形态情结十分强烈，他们总是以为自己的“美利坚民族是上帝的‘头号选民’”，是上帝选中、受上帝祝福、体现上帝荣耀的国家。美国人坚信“上帝保佑美国”这一宗教神话。由于美国在历史上的一帆风顺，又演变为现实中的“美国国家神话”。美国人认为，“美国的理想和价值观是世界上最好的，也就是人类社会惟一正确的普遍真理，美国既是‘富裕之邦’，又是‘真理之乡’”，“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落后则缘于那里的人们不是‘上帝的选民’。在这种信念的激励下，美国政府对世界其他地区有一种深重的宗教使命感和无上的优越感，总是要以自己的价值观念为准绳对别人进行‘拯救’和‘解放’”③。简言之，美国自认为负有上帝赋予的使命，体现着上帝的意志，美国要做全世界的领导者，将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其他国家都必须向它学习。
美利坚民族的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表现为美国人的自信和优越感，甚至“有一种夜郎自大的信念，他们轻视其他国家和民族几乎达到旁若无人的程度。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优越，自己也比别人优越，这种优越感产生于一种天然使命感，相信自己是世界的最高希望”④。“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如同历史上其他民族一样，宗教民族主义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当然，所有的民族都宣扬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这种思想常被归入伦理观的范畴，但是美国学者杰里尔·A·罗塞蒂印证了一个政治分析家的说法，认为美国与众不同，因为美国把本民族的优越感变成了一种宗教”。⑤
的确，美国是一个表面上世俗化实质上非常宗教化的国家，托克维尔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基督教对人的心灵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他说，“我一到美国，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宗教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作用。我在美国逗留的时间越长，越感到这个使我感到新鲜的现象的政治影响强大”。“在法国，我看到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几乎总是背道而驰的；而在美国，我却发现两者是紧密配合，共同统治着同一国家的”。⑥
美国人热衷于推行和维护的自由、人权、民主的价值观和制度，“看起来是世俗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但实际上起源于基督教的价值观和宗教改革，体现着基督新教的信念。这些价值观与新教教义一起，构成了延续200年的美国式的价值观及社会体系，构成了美国的国家和社会的本质”。⑦美国在世界上推行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并充当这些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保护人的角色，“实际上是在推行和保护基督教的价值观和制度，旨在全球建立一个基督教文明的社会和国际秩序；在宗教信仰虔诚的总统执政时期，这些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往往被直接的基督教传播行为所取代”⑧。这样，美国人把倡导自由民主制度和推行宗教价值观结合起来，更使美国人坚信推行自己的民主制度是天经地义的事。
(二)美国政治学研究表现出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强烈推崇和对世界的示范作用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作为美国人，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对民主制度的推崇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美国犹太裔政治学家伊多·奥伦直言不讳地指出，“政治学是以明显的美国视角书写的。它不是一门客观学科，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其潜在而未被承认的理想是美国”⑨。所以，就政治学的研究动机来讲，美国的政治学研究就有了比较的意义，自然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在美国除了专门研究美国的政治学可以不被叫作比较政治学外，其他任何有关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几乎都可以称为比较政治学。
奇尔科特也指出，美国政治学研究，其“现实根据的是一种设想：美国社会的本质是正确的，好的，作出其他选择安排是不现实的。这种设想决定英、美社会中所见的‘公民文化’的概念以及由美国民主进程所代表的多元主义的概念—这种概念是理解美国政治学当前流行的意识形态的基础”，“进步是美国制度演变中固有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必须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不发达国家人民中显示它的文明传统”。⑩伊多·奥伦更深刻地指出，“美国政治学家很少反省其学科的身份，他们本能地把政治学与自由、民主联系起来，宛如他们的讲道代表一门客观科学的戒律。因此，美国政治学的自我形象出现了一种悖论：一门独立的科学附属于某种特定的理想”。(11)
美国的政治学学者，在论著中总要不自觉地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吹捧一番。这些例证比比皆是。比如，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政策和过程》一书根据英、美规范和政治传统，以民族问题为中心强调了稳定，运用诸如民主主义、安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一体感、渗透、分配、整合、福利、正义、自由等都似乎不带任何价值倾向的中性概念。但实际上他们将西方国家分为分化的、合理的、世俗化的、有能力的、制度化了的、平等的社会，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传统社会，并将政治发展当作传统社会模仿西方社会的过程，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倾向(12)，他们的著作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暗流，“他们的理论隐隐约约的目的是要使读者相信自由民主主义和自由多元主义”(13)。罗伯特·达尔在《民主理论的前言》的最后部分中指出，虽然美国政治制度可能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体”，不是向其他国家输出的，但它“在一个由永不安静、毫无节制的人民操纵的幅员广大、强大、变化多端、极其复杂的社会中”，对于“加强一致、鼓励中庸和维持社会和平是相对有效的”。(14)西摩·李普塞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也指出：美国式的民主是“运作着的完美社会本身”，而“解释20世纪中期西方民主的实施情况有助于亚洲和非洲的政治斗争”(15)。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悉尼·维巴在《公民文化》中更是毫不掩饰地歌颂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的政治天才，而把其他的政体排在发展阶梯上的较低位置(16)，表现出美国是其他国家应该效仿的楷模意图。总之，在美国政治学研究者眼中，“美国政府体制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历史最悠久的宪政体制”(17)，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即使在批评美国政府制度的缺陷时，美国政治学者也仍然不会忘记对美国政治制度高度夸奖。詹姆斯·Q·威尔逊在《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一书中对美国政府的一些典型机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让人似乎觉得美国的政治制度也不过如此，然而，他在序言里却非常慎重地强调说，“阅读了此篇有关政府身在其中的诸多制约的长篇大论后，你可能会认为，我对我们的政治制度太悲观了。一点也不。每一个民主政府都存在这些问题，我们的政府在注意到这些缺点以及尝试修正最坏情况方面比大多数其他政府做得还好些。实际上，按照大多数民主政府的标准，这个国家的许多机构比其他国家相应机构表现得更友好和更合作。我们国家的宪法体系，如此分散权力和鼓励干预，结果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官僚机制效果：更加友好和更具责任感的公民服务(citizen-serving)机构，以及更加刻板和更有敌对情绪的公民管制(citizen-regulating)机构”。(18)
西摩·李普塞特同样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也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缺点进行了辩护，他说，“美国社会中许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现在认为这是一富裕的官僚化社会的产物——可能是一个平等的民主社会本身所固有的重要因素。而那些在美国总是得到彻底表达的、既是美国人的又是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则使对地位和循规蹈矩的关注成为这个社会的共同特征”(19)。
既然美国的政治制度虽然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他仍然是最好的民主制度，所以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学习的过程自然就只能是民主化的过程了。戴维·E·阿普特(David E.Apter)在《比较政治学：旧与新》一文中指出，“民主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政治系统，对此存在着广泛的共识。因此，大多数比较政治学的课题是：如何实现民主，如何维持民主，如何对民主进行调适，如何改善民主，如何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对民主的威胁等”。(20)
美国的一些学者甚至倡导比较政治学研究者应该身体力行去践行民主，宣扬民主。劳伦斯·怀特黑德(Laurence Whitehead)在《比较政治学：民主化研究》一文中，在列举了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里、麦迪逊、托克维尔等人都有把研究理论应用于现实的意图和经历后指出，“面对前辈们的这些卓越成果，如果当代比较民主化学者使其研究比当前的政治科学其他分支更加规范、客观、有针对性，就不必过于自卑。即使研究重点由直觉解释转向了理解叙述，从验证转向了推断，从民主化转向了宣传，也都是我们的研究主旨所许可的”。(21)
可见，在美国，政治制度是最好的民主制度，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实行跟美国一样的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就是民主化的过程，就是在向美国政治制度靠近的过程，美国担当了其他国家是否民主的标杆，观察那个国家“更民主、更美国化”(22)就是美国政治学家的重要研究宗旨了。所以，就不难理解，美国政治学家的著作中虽然看不出任何明显比较的痕迹，在书中也没有对比较政治学做过任何解释和强调，甚至很少提及比较政治学，但正是因为他们著作中隐藏着美国优越感的意识形态的暗流，才使得其著作有了比较的成分，所谓的政治学研究自然就变成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了。
二、政府需要与美国比较政治学
“美国是西方国家中把统治阶级的意志提升为全社会普遍意志，以维护统治阶级权力和统治秩序的典型”。(23)美国的选民意识和使命感以及对自由、民主的信奉，一直延续到美国的今天。“这种意识形态，决定了美国建国以后的对外政策的主调，它使得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就在周围世界推销自由民主制度，然后随着美国的实力和影响的扩张，逐步开始在全世界充当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保护人。以后，又加上了推行人权保障体系”。(24)基辛格对美国政府外交和国防政策所遵循的原则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民主和国际法是美国独特的安全观念的产物，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表面上是相互矛盾的，实际上却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信念：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类的其余部分应该放弃传统的外交手腕并效仿美国对于民主和国际法的尊崇，这样就能获得和平和繁荣”。(25)因此，美国政府对政治学研究的支持是为了达到推广其民主制度的目的，或者是因为美国国家利益延伸到世界的几乎每个角落，需要理解那里的政治与经济社会。正因为在美国，许多政治科学的研究都受到美国国内的各种政府机构的资助，这些学术机构和人员或者为政府搜索有价值的信息，或者为政府的国际、国内政策提供理论支持，所以，美国的政治学研究基本上集中在美国的政治和决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上，而且经常以变化的学术观点出现，但是其为美国政治服务，尤其是为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需要的目的始终没有改变，因而其研究本身就有了比较的意义。
(一)美国的政治学家与美国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关系已是不争的事实
奇尔科特掌握了大量的美国政府资助美国政治研究的事实，并尖锐地指出了其中的内幕。他说，“已经提出的论点说明意识形态与政治有关。在大学、政府和公司企业界的政策与行动中，充满着有关工业化与现代化、进步稳定和秩序的意识形态设想。确实，意识形态渗透于政治科学和比较政治学。政治学家的价值观和信仰和财产、金钱与影响(一种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反映)相联系，带有意识形态倾向。为了掩饰他们在专业性和科学客观性方面的偏好、忠诚和偏见，他们就变得不问政治和保守”。(26)
奇尔科特注意到，“对政治学的意识形态的了解，引起对政治科学和比较政治学的重新评价。这种评价的结果，首先一点是对占统治地位的专业权力结构的挑战，以促进学术和教学的道德感并逐渐对社会有激进的认识。第二，对大学与现代军事与工业复合体之间的关系有了认识——这种关系是通过调查外交政策和情报机关的监视活动而揭示出来的。第三，对政治渗入和控制许多学术研究与出版及其对比较政治学调查研究的影响，有了批判性的认识。最后，代表美国资本主义指导大学、公司和基金会的知名人士网络，已经查明”。(27)
奇尔科特也列举了一些大学、研究所及其学者与美国政府密切联系的例子，但伊多·奥伦掌握的政治学家与美国政府的亲密关系的情况更详细一些。伊多·奥伦说，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学家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就已经是如胶似漆了。“就在国家机器——设计者、行政官员、政治技术专家——被政治学讨论所忽视之时，著名的政治学家们狂热地把其专门技术随心所欲地用于美国政府国家部门。政治学与国家交织程度前所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家参加了威尔逊政府的宣传运动，此时政治学与国家安全部门开始了短暂的亲密接触，并在二战期间迅速发展为一种持久关系。20世纪40年代早期，政治学家成群结队地涌入华盛顿迅速膨胀的联邦政府里任职。其中一些人加入了情报和心理战争部门，这是对他们的学术生涯和政治学专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像战略事务办公室、战争信息办公室以及国会图书馆哈罗德·拉斯维尔宣传分析部，扮演一种非正式的研究院角色，美国许多出类拔萃的思想家云集于此，指导年轻才子的研究方法。战争期间和战后，从与哈罗德·拉斯维尔德接触中受益的学者听起来就像战后社会科学的名人录，包括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海因茨·尤老、亚历山大·乔治、欧文·贾尼斯、莫里斯·贾诺威茨、亚伯拉罕·卡普兰、内森·莱茨、丹尼尔·勒纳、伊锡尔·德索拉·普尔、爱德华·希尔斯等。他们和其他学者的战时作品不但提高了他们的专业研究技能，而且容易使他们形成这样一种认识：他们在回应由冷战产生的新要求时处于有利位置，是心理学和意识形态战争专门知识的需要”。(28)
(二)以亨廷顿和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政治学家为美国现实政治服务的事实分析
美国政治学家的研究在接受了政府的支持后，也确实把为美国服务的主旨体现在政治学的论著中。伊多·奥伦指出，“我并不是说，美国的政治学成了带有‘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种导向清晰规范目标的固定、僵硬和严密的思想体系。确实，把意识形态的僵硬和热情归因于极权政体而在美国本土却宣称‘意识形态终结’。”(29)“美国的政治学不是一个固定的‘主义’，而是经常改头换面；不是僵硬和一以贯之，而是随着争论和分歧摇摆。但是，在反反复复的变幻中暗藏着一个永恒的潜流：美国。”(30)
美国的福祉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价值所在，而且政治学表面上的客观概念掩盖了对美国的规范梦想。“当政治学家争论抽象的概念——特别是涉及民主概念时——他们实际上是争论美国的身份以及这一身份应该是什么。而身份或曰自我认识其实是空洞的，除非将它放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去比较。只有通过与‘他们’比较异同，‘美国’才能凸现意义”。(31)因此，美国政治学家不断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比较美国与国外政权制度的方式，来确定美国的身份。“虽然‘美国’是政治学永久关心的主题，但是，‘美国’身份也不断受到质疑，且容易变化。因为身份是一个理性概念，因此，对‘美国’的想象与修正必须包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与修正”。(32)
政治学家亨廷顿和阿尔蒙德的政治学研究为美国政府服务的事例最为典型。
1.亨廷顿是十分典型的例证。亨廷顿与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和对外政策部门的亲密关系比“现任政府的任期”还要长。他不但建议约翰逊政府继续越南战争，而且当过许多政府部门的顾问，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办公室、国家安全局以及中央情报局等。亨廷顿还在“空军战争学院”、“国家战争学院”、“武装力量工业学院”以及“空军学院”演讲过或做过顾问。他曾在“总统国际发展特遣部队”(1974-1976)、“美国-拉美关系委员会”(1974-1976)、“综合长期战略委员会”(1986-1988)以及“保护与缩减政府秘密委员会”(1995-1997)供职。1977-1978年，亨廷顿在他的密友、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所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担任安全计划协调员。亨廷顿出版的一些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资助。(33)在与美国政府各外交部门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亨廷顿出版了一些20世纪最具影响的政治学著作，包括《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美国政治：不和谐的承诺》(1981)、《第三波：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1991)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亨廷顿的学识为他赢得了令人称羡的奖励与荣誉，包括“古根海姆奖金”、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以及格劳迈耶世界秩序奖。(34)
沃尔夫指出，在“政治学中的专业奥秘”中“要求所谓治学态度就是要求政治上保守和政治上顺从。政治学的这种做法被人以专业性的名义加以辩护”。这些做法包括：“接受一个并无代表性的精英集团在本专业内不按民主原则进行活动；只维护当前占优势的观点，特别是政治观点和方法论观点；政治学家们隶属于支持美国政策的机构，如国务院和国防部；以及有计划地排斥赞成‘科学性’或‘学术性’著作的政治倾向的研究作品”。(35)
因此，我们对亨廷顿著作的“科学性”和“学术性”也应有所甄别。亨廷顿著作出名并得到世界各国学者认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及时捕捉世界各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瞬间，并通过其表象归纳出一些可以让人感到颇有道理的理论来。但当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后，他就不得不转而寻求新的理论支撑。因而他的三部颇有影响的著作，虽单从某一部讲都自成体系、言之有据，但从这三部著作之间表现理论的逻辑构建梳理而言后一部总是对前一部的否定。亨廷顿三部著作的相互排斥对立与前后的不相关性，使人想到的不是他的学术功底的欠佳，而是他的观点与美国政治的紧密联系。亨廷顿三部著作与美国政治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出版于1968年，是为了说明美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任何形式的有效政府；《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出版于1991年，在理论逻辑上完全推翻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理论基调，目的是为美国重新挥舞其民主的大棒干涉其潜在对手制造理论依据；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为了向世界宣扬这样的理论，因为世界各地的文明在本质上讲是冲突的，后发展国家即使是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得和西方一样强大，仍然不会被西方所接纳。
2.再以阿尔蒙德为例。20世纪30年代，阿尔蒙德在梅里亚姆和拉斯维尔名下从事研究，并在战争期间一面继续他的非正式教育，一面研究宣传与公众道德。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阿尔蒙德在空军大学、国务院、海军研究部、兰德公司、空军、白宫心理战略委员会等政府部门担任过顾问。阿尔蒙德的著作《共产主义诉求》(1954)是在美国阻遏意大利和法国共产主义的背景下完成的，而且阿尔蒙德使心理战略部与他的研究成果同步。此书的部分研究任务交给了民意测验专家埃尔莫·威尔逊。二战期间，威尔逊曾与阿尔蒙德一道任职于战争信息办公室。而威尔逊的民意测验机构与美国新闻总署关系密切，也为阿尔蒙德后来的杰作《公民文化》承担过大部分的本领域学科研究。《公民文化》明显是由“正在形成的国家”为赢得人心和思想的需要而激发的，阿尔蒙德自觉把他的研究成果视为梅里亚姆对市民教育研究的续篇，这又反过来激起了梅里亚姆赢得意大利人民的人心和思想而战。因此，《公民文化》被认为是“政治学学术与外交政策彼此支持和融合轨迹的顶峰”。(36)
阿尔蒙德本身与美国政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倒罢了，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威尔逊的民意测验机构与政府的关系也十分紧密。阿尔蒙德利用威尔逊的民意测验机构以科学的名义来进行比较政治学研究，我们必然对其科学性提出质疑，其结论与其说是通过调查得出的，倒不如说是先有了结论后，再有针对性地去搜集证据的。托马斯·库恩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的“科学家对于他们工作的客观性，必然有一定信仰、价值观和神话的结构”。“指导科学家思想的，是对现实基本性质的一项范式或一个基本的指令性概念。政治学家在寻求科学范例过程中，在计量和试图消除观察着个人偏见时往往回避重要的实质问题，他们的科学研究集中于政府的常规进程和重复性进程，他们的技术和方法论暴露了为效率而操纵现实的一种倾向”。(37)
正因为如此，罗素·J·多尔顿(Russell J.Dalton)就对阿尔蒙德《公民文化》所用的“技术”和“方法”提出了质疑，他在《比较政治学：微观行为视角》一文中指出，“虽然政治文化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启示和解释力，但有些学者仍然对这一概念的精确性和预测能力持怀疑态度。马克斯·凯斯指出政治文化研究犹如空中画饼。也就是说，政治文化这个概念缺乏精确性，通常会成为一个国家主观的、老套的描述，而不是一个具有经验依据的、可测量的概念。有些分析家从政治生活的每一个实质性特征中都可以发现政治文化的影响，而有些分析家认为文化因素仅仅属于边缘性的领域，只用来解释那些用其他因素难以解释的内容。更成问题的是，没有一致的证据显示文化的因果效应。通常，政治文化研究以考察单个国家的政治观点为基础。这种研究设计很难将文化作用从其他诸多因素中隔离出来，单独研究它对某个国家的政治行为模式的影响”。(38)
三、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与美国比较政治学
美国政治学的发展自始至终与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美国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很多理论和方法的转移都能从世界的发展中找到其渊源。从这点上讲，也可以说明美国的政治学涵有比较特色。
(一)国际局势的变化与美国比较政治学产生和发展
美国的比较政治学从诞生到发展始终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美国的国际地位有一定的联系。例如，最初的比较政治学主要是以描述和记述方式讨论“是什么”的问题，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政治研究科学化思潮的兴起，比较政治学开始转向说明和解释“为什么”和“怎样”的问题，现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学开始形成，而且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这个变化有以下几方面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1.西方政治体制遇到了严重的挑战。经济上，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陷入了一场世界性的大危机，西方政治体制面对危机束手无策。政治上，直接否定西方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出现在西方国家内部。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这些现象迫使政治学家重新认识西方的政治体制。2.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一大批国家获得了独立，尤其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并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世界舞台，打破了19世纪末开始形成的西方独霸世界的格局。3.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力图将自己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推向全世界，但大部分以失败而告终。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系列失败，使美国当局和美国政治学家意识到不能简单地将美国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强加于别的国家，必须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治状况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因此美国大批政治学家纷纷到非西方国家进行实地研究，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做了系统的研究。(39)
(二)比较政治学中国家理论与系统论、文化理论、发展理论、阶级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划分的国际背景
以政治文化理论为例。20世纪50—60年代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学科新起点发端有其基本学术背景。因为从20世纪40年代起开始占统治地位的行为主义学派并不限于抽象地分析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行为主义强调，分析政治行为，必须密切联系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多种因素的考察。与人的政治活动的主观、心理层面而相联系，便产生了政治文化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文化的研究与西方的政治输出有重要的联系。人们头脑中的政治内容，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体系。西方民主在新兴国家传播时遇到的问题，不是制度和法律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被人民忽视的公民素质问题。因为作为公民态度和感觉的公民文化是难以传播和移植的，新兴国家既希望西方的民主，又不想放弃自己的文化，这是很大的矛盾，正是作为这种矛盾心理的一种解决方法，公民文化应运而生。所以，政治文化研究与西方主体意识的输出有一定的联系，政治文化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再以政治发展理论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即后发展国家成了美国比较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大部分后发展国家都是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的，因此，都面临着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现代化和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的历史任务。但后发展国家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注定是在极不平等的国际环境下，即“先进—落后”二元结构环境中启动和推进的。这两大历史任务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不仅涉及国际环境、政治稳定、民主化等政治领域，而且还涉及发展、迟发展、现代化等经济、社会领域。比较政治学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及相应的政治发展是否有某种规律性？是否对全人类有广泛的适用性？发展中国家的欠发展和不发展的原因是什么？欠发展国家能否走向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对这些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以及所得到的研究发现构成了这个领域内异常丰富的理论知识。(40)可以说，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变化构成了美国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影响着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四、脱离美国视角考量的比较政治学
从美国的视角讨论了美国的比较政治学，使我们对美国的比较政治学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如果脱离美国的视角，宽泛地讨论比较政治学，就很容易出现什么都可以是比较政治学，而什么又算不上比较政治学的尴尬境地。
(一)说什么都可以是比较政治学，是因为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比较研究是人类认识未知事物的主要方法之一，利用比较方法研究也是政治学中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实际上，政治学就是来源于比较政治研究，并且政治学的许多概念只有在比较和对比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并得到恰当地使用。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就说过：“从本质上讲，政治理论的大传统是比较的、分类的和类型学性质的。”(41)比较政治学的独特性来自它对比较方法的强调和依赖。如果说政治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主要是以其独特的研究领域而划分、以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规定了自身的特殊性的，那么比较政治学则主要是以其独特的方法论而有别于其他学科、以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而在研究领域上，比较政治学没有特定的研究内容，覆盖了其他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内容，表现出了特定的兼容性，可以说，政治学的所有研究领域都可以是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有人甚至说政治学就是比较政治学，难怪在美国有比较政治学帝国主义的说法。
所以在比较政治学家眼中，很多政治学著作都可以划入比较政治学的范围。亚里士多德那部创造了“政治学”一词的《政治学》实际上是比较政治研究的“经典之作”，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两部著作也被当作比较政治学著作，伍德罗·威尔逊于1885年出版的成名作《国会政体》是比较政治学著作，威尔逊1889年出版的《论国家》一书，也被推举为一部“更加成熟”的比较政治学著作，(42)“《圣经》也许是比较政治学著作中最早的成文著作之一”，甚至“可以这么说，比较政治学可以一直追溯到最初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时期—甚至是史前时期”。(43)
奇尔科特在《比较政治学理论》一书中也是把比较政治学和政治学并列交替使用的，他认为，与比较政府不同，“比较政治学则研究更广泛范围的政治活动，包括政府及其机构以及其他与全国政府没有直接联系的组织形式——例如，部落、社区、社团、工会”。“比较政治学的专家们视为对一切政治事务的研究。任何较小的比较政治学概念将会模糊这个领域研究内容的取舍标准”。“比较政治学朝着研究一切政治现象的方向发展以及吸取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必要性，使它具有包罗万象的取向”(44)。
(二)同样，如果脱离美国的视角来探讨比较政治学时，我们发现哪一种比较政治学研究方式又都算不上比较政治学。
比较政治学可分为三种：强调地缘特征的比较政治学、强调方法论的比较政治学和强调理论建树的比较政治学。第一种研究方式强调比较政治学的地缘特征，简单地说就是将属于本国政治以外的外国政治研究都归入比较政治学的范畴，将外国政治看作是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因为这种研究方式只是简单地描述外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现象，缺少理论概括和抽象思辨，“总是个别地处理不同的论述对象而显得缺少真正意义上比较”，类似于“新闻报道”，“难免受到人们的批评和指责”(45)。
第二种研究方式则关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特征，即主张比较政治学最鲜明的特点在于它对比较方法的应用和重视，强调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比较而着重讨论比较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科学方法。这种研究方式所涉及的是人们针对有关政治生活的特定问题和特定现象而寻求解释性命题时所使用的一组适当的研究方法、策略和理论道路，其主要特征是为追求理论化和模式化，试图寻找能够容纳所有国家和政体类型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较框架。在这方面，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的工作是最有效果、产生影响最大的范例，他们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政策和过程》一书是运用这种方法的典范。在书中，他们对各个国家政治状况的描述主要是为论述理论框架而展开，不是刻意描述某一国家具体政治制度的个案研究。当然，这种研究方式同样也受到一些批评，“被指责为过于强调理论化和宏观的整体分析而无法使其结论得到真正的经验支持，进而也阻碍了精致化和创造性经验研究的发展”。因此，这些总是不断讨论和评论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和切入问题的理论视角的比较政治学者，又被指责为“一个总是在不停地收拾行装却从未实际到过其他地方的旅行家”。(46)
第三种研究方式则更多地强调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建树。这种研究方式认为，比较政治学对于政治学的最大贡献是在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中积累下来的、基于经验研究之上的理论知识。这些理论知识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其他社会的理解，也同样深化着对自身社会的把握，同时还为进一步的创造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研究方式更多地关注在比较视野下所展开的各类经验研究，以及由此在各个主要的理论方向上所实现的创新和有可能出现的新的研究取向。但这种做法也并没有得到学界普遍的认可，因为这种做法类似于各式理论的简单堆砌而并不能将他们融为一体，不可能构建逻辑自恰的理论体系。(47)
由此可见，对于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并没有任何一致的意见。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中发起了一场“知识革命”，但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努力之后，这样一场革命却被人认定是“一场停滞的革命”、“一场未成功的革命”。因为比较政治学没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人们对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地位产生了怀疑，就连阿尔蒙德也说，“当代比较政治学与其说是一门学科倒不如说其是一种运动”。(48)作为比较政治学鼻祖式人物的阿尔蒙德能发出这样的慨叹，确实凸显了比较政治学在脱离研究视角的情况下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尴尬。
五、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要素
虽然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美国，比较政治学也主要是在美国产生并在美国最为繁荣，但是比较政治学不能局限于从美国的视角来考量，否则比较政治学将因为美国而繁荣，也因为美国而衰落。进行比较政治学研究自然与研究者本人、其所属的政治阶层及所在的国家的视角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如果仅以研究者的角度来确定比较政治学就会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实际上，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比较政治学要成为一门学科，必须有自己的边界，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宁骚教授对比较政治学作了较为全面深刻的阐述，他在《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总序中就对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要素作了科学的界定。(49)
比较政治学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比较方法必须贯穿于该学科领域的任何一项课题的研究工作。这一方法要求在同一研究中观察和分析的对象须是不少于两个并为参照系的个体或群体，比较的直接目的是辨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比较始于对事物外部特征的描述，进而对异同做出分析和解释。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但是要使比较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比较分析必须选择和使用一定的理论工具。因此，比较的方法不能是排他的，而应是可以借鉴吸收其他理论方法和技术方法的一种方法。第二，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国家，至少应当是独立的政治体系，所以现时代的比较政治学可以简括地界定为“对民族国家的比较”。只有跨国的政治比较研究才属于比较政治学，明确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除此之外就难以划定比较政治学的科学边界。但是，以民族国家为比较分析的单位，并不意味着仅仅把国家和政府作为观察的对象。事实上，被置于一定的民族国家总体框架与情境中的任何政府和非政府单位，无论群体、组织还是个人，尽收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之内。第三，比较政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和经验出发，进行实证研究或经验分析，从中引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性，通过描述，解释和预测来认识政治现象，是这门学科的基本特征或另一核心要素。对比较政治学来说，真理是具体的。一切既有的概念、命题、模型和理论的真理性，都有待于经验和事实的进一步验证，都以各个事物发生与沿革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换言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其实，比较政治学能够为美国政治服务，也与比较政治学是采用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及主要是跨民族国家的研究等本质特征有直接关联的。因此，掌握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要素，一切有关比较政治学学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我们也就不会再为“一个研究意大利政治的美国学者通常被本国同行称为‘比较政治学学者’，而一个研究意大利政治的意大利学者通常被本国学者称为‘非比较政治学者’”(50)这样的问题而困惑了。
注释：
①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中文版前言第8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
②于歌：《美国的本质：基督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第7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③张西民：《新美利坚帝国》，第431～4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第3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⑤Alfred O.Hero,Jr,America Religious Groups View Foreign Policy:Trends in Rank-and-Files Opinion,1937-1969,pp.21～22.转引自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第22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⑥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342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⑦于歌：《美国的本质：基督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第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⑧于歌：《美国的本质：基督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第7～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⑨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中文版前言第2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
⑩Ronald· H· Chilcote,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Reconsidered,pp.27～28 Boulder:Westview Press,1994.
(11)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第1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
(12)参见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第420～42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3)Sonford,Jonathan,A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Chicago:A Radical Interpretation of Almond and Powell's Developmental Approach.",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4(Summer),1971,p.5.
(14)达尔：《民主理论的前沿》，第204页，三联书店，1999年版。
(15)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3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6)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17)戴维·H.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第13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David H.Rosenbloom & Robert S.Kravchuk,Public Administration:Understanding Management,Politics,and Law in the Public Sector,Fifth Edition,2002,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p.129.
(18)詹姆斯·Q·威尔逊：《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序言第11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
(19)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39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0)戴维·E·阿普特(David E.Apter)：《比较政治学：旧与新》，载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第527～528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
(21)劳伦斯·怀特黑德(Laurence Whitehead)：《比较政治学：民主化研究》，载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第521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
(22)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3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3)刘国平：《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第3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4)于歌：《美国的本质：基督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第7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25)基辛格：《大外交》，第2页，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26)Ronald H.Chilcote,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Reconsidered,Boulder:Westview Press,1994,p.47.
(27)Ronald H.Chilcote: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Reconsidered,Boulder:Westview Press,1994,p.48.
(28)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第15～16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
(29)Robert E.Lane:The Decline of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 Knowledgeable Societ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1(1966):649～669.
(30)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第20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
(31)David Cambell:Writing Securit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Minneapolis,Univeri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2.
(32)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第20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
(33)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第5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
(34)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第5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
(35)Alan Wolfe:"The Professional Mystique." In Marvin Surkin and Alan Wolfe(eds),An End to Political Science,pp.288～309.New York:Basic Books.
(36)Ido Oren,"Is Culture Independ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How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Shaped 'Political Culture' Reserch ," Europe Journal of Internatioal Relations 6(2000):543～573.
(37)Thomsa S.Kn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2d ed,Chicago:Univei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From Ⅱ,2 of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38)罗素·J·多尔顿(Russell J.Dalton)：《比较政治学：微观行为视角》，载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第481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
(39)参见赵虎吉：《比较政治学：后发展国家视角》，第34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0)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第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1)转引自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第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2)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第2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3)霍华德·维亚达尔：《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第29～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4)Ronald H.Chilcote: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Reconsidered,Boulder:Westview Press,1994,p.4.
(45)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第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6)转引自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第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7)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第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8)Almond,Comparative Politics,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New York:Free Press,1966,V13,p.331.
(49)霍华德·维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宁骚撰写译丛总序，第1页、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0)彼得·梅尔(Peter Mair)：《比较政治学：综述》，载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第444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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