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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眼下人格最低的要算是“跑官”的，这些人不学无术，抱着“不跑白不跑，跑了不白跑”，“只要敢伸手，乌纱保证有”的决心成天打听某书记、某部长和谁是亲戚，和谁最要好，和谁是老上下级关系，有什么嗜好，然后挖空心思打通“关系”，摧眉折腰、厚颜无耻地进行“感情投资”，跑官不止，谋得一官半职。提到这些人，很容易让人想起和珅那副面孔。
事实上跑官要官之所以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形成风气，关键是“跑”了之后有人给官。如果跑官要官的人要不到它，甚至本来可以提升的也因为伸手要官而不予提升，那谁还会再去跑官要官呢？史载北宋王旦当宰相时，推荐、提携了很多官员，但他从来不卖好，不搞“感情储蓄”，以致“旦殁后，史官修真宗实录得内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荐”。有一位新科状元张师德，两次拜谒王旦均未得见，求官未果，他怀疑有人从中作梗，打了他的“小报告”，于是便托人向王旦作解释。其实，王旦原来对张师德印象不错，经常在皇帝面前赞扬他。但当讨论张师德的提拔使用时，王旦却说：“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但当静以待之，尔若复员奔竞，使无价而入者当如何也。”于是，旦曰“可惜”，决定暂缓提拔张师德，目的就在于“以戒贪进，激薄俗也”。就是要治一治跑官要官者，树立一种好的风气。
毋庸讳言，尽管各级严令杜绝，人们口诛笔伐，但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跑官”现象还是屡禁不止，何以如此？除了个人的品质问题之外，机制中的漏洞也是一个原因。现在提拔干部公开程度还不够，更缺少一点硬性标准（字面上的原则标准是有一些，如德才兼备等等），其“灵活性”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即：官选。这就又带来了一个问题：选官的人是否真正有求贤之欲，并具备识贤之能，因此这就需要在“官选”中谨防伯乐“托”劣马。尽管伯乐识骐骥向来备受人们推崇，殊不知他也有贪图小利甘当“托儿”的时候。史书记载：有人卖劣马，叫卖三天无人问津。于是找到伯乐，付给高额酬金，伯乐便欣然前往马市，指着劣马赞不绝口地叫，“好马，好马！”围观者见伯乐说好，便信以为真，竞相出高价买。卖马人钱袋鼓鼓而归，买马人也当得了宝贝。殷鉴不远，前几年有个某动力集团的头头，伪装混进革命队伍，悄悄地把国家的几千万裹挟到国外据为己有，仍高帽加顶无人过问；陈希同用王宝森，胡建学提拔自己的哥们结党营私，狼狈为奸。这些用人都属于“官选”，而非真正意义上民意“选官”。前不久又逮住的温州某县委的组织部长，任职三年聚敛钱财170万。下面进钱的人谁会否认组织部长管不着自己的前程？也有的官员热衷于上电视、报纸、搞数字游戏和泡沫工程，核心的目的只有一个：取悦上级，以资升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决定个人前程的是上司而非黎民百姓。
据报载：最近，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提出当法官要“凡进必考”；北京市负责人也倡导选拔干部要“凡升必考”。笔者认为，此举对于遏制目前的“跑官”现象和“官选”、选官中的腐败可能是一剂良药。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除高级政务官是选举外，一般的公务员都是采取考任制，尤其“官之初”是必考的，晋升则需再考。对国外的经验，我们不能盲目照搬，但“考”是必须的。考总比不考好，你说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考考看嘛！
当然，这里说的“考”也并非单纯指“考试”，即使是“考试”也并非仅仅在室内、案头，还应该包括“考核”、“考察”，既要考才，也要考德。因此，“考卷”也就不仅是由上面来出，更要靠群众来出。考试是个硬指标。“考”的关键在于公开。公开考试的内容、程序和结果，才能实现平等竞争，保证公平公正。否则，就会有人暗渡陈仓，搞“暗箱”操作，玩“猫腻”，结果仍然摆脱不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的荒唐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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