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与中国近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对容闳的生平史事以及他在近代西学东渐中的具体表现等，均作了较广泛的研究和讨论。但从中国近代化历史发展的角度解读容闳的思想主张和社会实践，迄今似乎还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较为客观的说法。因此，进一步探讨容闳与中国近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尚属必要。
一 信念
作为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容闳，对自己的祖国，其实并不缺乏了解。青少年时代在家乡生活上的艰辛和清贫，以及那个重科举、重功名、重资历的宗法社会，对聪敏好学的容闳来说，显然仍记忆犹新。至于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内，有关中国的信息也会通过各种渠道使他时有所闻。但是，早期在国内生活的经历和后来在美国接受的教育，以及来自祖国方面的各种好坏兼具的信息，并没有阻止他对祖国和家乡的思念，相反，在容闳的内心深处却悄然地孕育着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西学可以救国。对此，容闳后来就有过十分清楚的表白：“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予无时不耿耿于心，……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1～62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显而易见，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容闳，已不再是中国乡村中那些对外界缺乏了解、对国家政治缺乏兴趣、只知家而不知国的农民中的一员了，西方新式教育不仅使他有了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而且也使他有了坚定的信念和人生的追求。
其实，“西学可以救国”的信念很早就植根于容闳的内心深处，只是没有后来那么明确和坚定。1850年容闳决定留美继续深造，但毫无经济援助。勃朗先生和海门校长想为容闳申请孟松学校校董会为贫苦学生升学而设置的奖学金，但学校规定学生保证毕业后以传教士为职业方才授予。容闳谢绝了老师们的安排。他说：“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58～59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尽管这时容闳还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西学”可以救中国，但他清楚地意识到毕业后，“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容闳还是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耶鲁大学。大学时代的生活无疑使容闳的知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虽然由于受个人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兴趣所限，而没有很好地去钻研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甚至“素视算术为畏途，于微积分尤甚”。（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0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但是，对西方世界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事实，他是有着强烈的感触，尤其是对大学教育和新学科的知识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说：“至大学之给学位，亦非有金钱之效用。惟已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才，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大学校所授之教育，实较金钱尤为宝贵。盖人必受教育，然后乃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势力之效用，较金钱为大”。（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7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可以说，容闳较早地意识到了教育与知识、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也最早地认识到了西学新知的价值和意义。尤其难得的是容闳把西学与救国强国联系一起，认定只有引进“西学”，发展教育，培养有用人才，才是中国自强自救的根本出路。容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的信念和决心，在当时普遍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对西方物质文明嗤之以鼻的中国，无疑是比较先进的，容闳是以反叛文化传统的角色而跨入中国近代化先驱者的行列的。
二 计划
在容闳心目中，近代化就是西化，它是中国走向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尽管容闳一直念念不忘“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教育救国理想，但实际上他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解读仍然受他的中国情结和个人兴趣的影响。一方面，他所说的“西方学术”，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而主要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的内容。他本人就是人文科学的爱好者，尤其是文学和历史。（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56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另一方面，他又受教会教育的影响，特别注重精神品格方面的修养和意志力方面的磨练。他曾引用大教育家阿那博士（Dr.Arnold ）的话来表明心迹：“善于教育者，必能注意于学生之道德，以养成其优美之品格；否则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于学生自谓尽其能事，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灵性之鹦鹉耳，曷足贵哉！”（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56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所以，容闳始终强调西化式的教育。因为西式教育既可以传播新知，又可以造就健康的人格，孕育新的思想。
基于西学可以救国强国的信念，也出于对西式教育的深思熟虑，容闳逐渐形成了一套救国强国，使中国迅速步入近代化的系列计划。具体说来容闳的近代化计划有二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教育计划，其二是实施计划。前者是中国实现近代化的有效途径，对容闳来说就是个人事业的目的。后者又是教育计划能够付诸实施的方式和方法。
容闳的第一个计划，就是教育计划，即“西学东渐”的计划。这一计划显然与他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有关，当然他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认识也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而且回国以后的感受更加强化了他的教育救国、西学东渐的决心。他自己就曾深有感触地追忆道：“……自从在上海建立了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地之后，在其管辖区内从未听说过任何中国人当他们受到外国人的侵犯或侮辱时，敢于毫不畏缩地挺身保卫自己的权利。中国人的性格一向是那么温和谦让，既不怨恨也不反抗地容忍了侮辱和无礼行为。这无疑助长了一部分无知的外国人的傲慢和专横。不管怎么说，总有一天教育会启发中国人，使他们明白什么是他们的权利，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公权或个人权利受到侵犯，他们都将会有勇气来维护，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到来”。（注：容闳著、王蓁译：《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回忆·附录》，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3页。）
容闳的教育计划包括二部分内容：一是派遣留学生，二是建立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这一设想体现在他请丁日昌代呈的四项建议之中：“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公司。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即公司中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选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矿产既经开采，则必兼谋运输之便利。凡由内地各处以达通商口岸，不可不筑铁路以利交通。故直接以提倡开采矿产，即间接以提倡铁路事业。……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21～123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表面上看，容闳格外关注航运、交通、开矿和教会干涉词讼这些事情，但实际上他特别倾向于派遣留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这样条呈，用意在于“条陈之第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予友谓予，官厅批答公事，例有准驳。或与以可驳者，而欲得者乃批准矣。且目的所在，列之第二，不显有偏重之意也”。（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23页，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由此可见，为了达到西学东渐、实现教育计划的目的，容闳费尽了心思，用尽了办法。
容闳的教育计划的第二方面内容，具体体现在他给太平天国干王洪仁塙的七项建议上：“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科实业学校”。（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4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这一建议虽未得到进一步落实，但它应该是容闳教育救国强国和西学东渐思想的延伸。
容闳是一个富有思想而又注意实际的人，在他的整个计划中，又有一套如何使教育计划得以实施的行动方案。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有完整美好的理想，却缺乏具体实施的行动计划。即使有某种行动方案，也往往因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而不能于理想实现有所裨益。容闳却不同，虽然他学在西洋，对祖国的历史、语言和文化缺乏系统的学习，但一旦回归祖国，便立即弥补自己的不足。（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8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而且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对官僚士大夫们的心态、思想、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在他与曾国藩打交道的过程中就有出色的表现。他在《西学东渐记》中就有比较具体的忆述：“一日，予偶又询及总督招予入政界之意。诸友乃明白告予，谓彼等曾进言于总督，请于中国设一西式机器厂，总督颇首肯，议已成熟，惟厂之性质若何，则尚未决定耳。……数日后，总督果遗人召予。此次谈论中，总督询予曰：‘若以为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总督此问，范围至广，颇耐吾人寻味。设予非于数夕前与友谈论，知有建立机器厂之议者，予此时必以教育计划为答，而命之为最有益最重要之事矣。今既明知总督有建立机器厂之意，且以予今日所处之地位，与总督初无旧交，不过承友人介绍而来；此与予个人营业时，情势略有不同，若贸然提议予之教育计划，似嫌冒昧。……于是予乃将教育计划暂束之高阁，而以机器厂为前提。”（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11～112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从这段容闳的自白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既通人情世故，又务实灵活，既要达到目的，又要讲究策略，善于营造达成自己愿望的良好氛围，变不利为有利。
但是，有时求成心切，也会作出大胆的尝试。太平天国之行就是一例。1860年，容闳抱着某种幻想来到了太平天国的中心南京，其动机显然有寻找可以依靠或借助的力量来实现自己“西学东渐”计划的成分。因为他自己就称：“1860年，有二美教士，……拟作金陵游，探太平天国内幕，邀予与偕。予欣然诺之。太平军中人物若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乎？此余所亟欲知也”。（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88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但是，当他感到借助太平天国的力量来实现自己教育计划的打算不可能如愿以偿时，便决定婉拒干王洪仁塙的委任。他说：“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藉手，可以为中国福也。不图此行结果，毫无所得。曩之对于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庶几此新政府者能除旧布新，至是顿悟其全不足恃。以予观察所及，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藉雄厚财力，未必不可图成。”（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9～100页，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
从容闳与曾国藩、丁日昌等军政要人以及太平天国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一直在寻找可以依靠可以利用的力量，试图通过这些政治集团或权威人物来达到“西学东渐”、教育救国的目的。这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案，既有务实的一面，又有侥幸的心理。同时也说明容闳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缺乏透彻的了解。从容闳的整个计划来看，基本上是务实的，但过于看重自己的计划对于中国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又很容易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走向误区。
三 活动
容闳是一个十分执著而又热心爱国的人。他的一生也是始终以极大的爱国热忱，不断地探索中国近代化道路的一生。
大致说来，容闳为中国近代化所作的努力，可分为三个阶段。
回国早期，主要是为实现教育计划寻找机会和创造条件，在寻找和探索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有关近代化方面的建议。其主要活动有三：一是探访太平天国南京城，希望通过太平军“为中国谋福利”，也试探性地提出设立武备学校、建设善良政府、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兴办各科学实业学校。但他“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画，实未敢信其必成。乃商之同伴诸人。决计返璧。”（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5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其二是广泛社交，接近政界，寻找可以依靠的实权派人物，并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进言。如向曾国藩进言不应限于购置外国机器而应自己创办制造机器的母厂，就得到曾国藩的首肯。他说：“谓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11页，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这在当时可谓真知灼见，一语破的。他也因此被曾国藩委以重任，出国购办机器，并成功地帮助曾国藩在中国建立了第一座完善的机器厂——江南制造局，开创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河。而且他还向曾国藩建议在江南制造局旁设立一兵工学校，“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践，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20页，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也得到曾国藩的赞同，并付诸实施。其三是在跟随丁日昌暂住江苏扬州的6个月内， 译有哥尔顿所著之《地文学》一书，在上海任译员期间又译派森著《契约论》，他认为这本书对当时的中国人极为有用。（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20页，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
第二阶段为经理留学事务所时期，其主要活动是通过丁日昌、曾国藩，使梦寐以求的教育计划终于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在中国组织了四批官费留学生出洋——遣送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120名学生从1872年即同治十一年起，分四期逐年赴美，原定15年学成回国。这次选送幼童出洋留学，正如曾国藩、李鸿章所言：“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五，第14～15页。）但是，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一是当时中国大多数人十分保守，不愿让自己的子弟报名出洋留学，而且学生年龄要求较小，出洋几年不能回家，家长们极不放心。二是当时消息闭塞，北方居民并不知道清政府派遣留学生这件事，只有南方沿海城市少数人对此事略知一二。三是容闳与正使陈兰彬以及吴子登这两位保守势力的代表之间常有龃龉，再加上国内顽固派的强烈不满，甚至上奏弹劾。这几方面的原因，使容闳的教育计划一开始就困难重重。尽管如此，容闳还是顶住各种压力，动员人们报名出洋留学，亲自赴美安排有关幼童出洋的全部事宜，向李鸿章上书据理力争，确保留学计划顺利完成。然而，政府派遣留学生在当时毕竟是一件十分稀奇的事情，人们对它的结果缺乏正确认识，尤其是部分官员担心留学生“西化”后，将“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因此他们建议“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38页，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就是当时被公认为比较开明的洋务官僚李鸿章，也首鼠两端。结果，容闳苦心经营的教育计划于1881年被迫流产，4批学生全部召回，除詹天佑等2人毕业于耶鲁大学外，其余学生全未完成自己的学业，其中有60名尚在中学肄业。（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第180页。）
第三阶段，即1881年以后至逝世这一时期，容闳主要活动有：一是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向张之洞建议中国当行完全之新政策；二是通过张荫桓向清政府建议设立国家银行，并曾拟向清政府请求一筑造铁路之特权；三是积极支持戊戌变法，其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公议场”；四是关心并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注：邓丽兰编著：《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第一节。）这一时期容闳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倾向于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和观念更新。他认为中国改革已刻不容缓。他说：“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44～145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这一认识，说明容闳已经看到仅仅靠教育方面的改革，还不足以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必须在政治上实行变革。而这一认识，又恰恰是容闳近代化思想的飞跃，也是他在晚年积极投身于国内政治变革运动的驱动力。容闳晚期的言论和行动，应该是他为中国走向政治、经济和文化近代化所作的一种努力。
四 贡献
生不逢时，常使德才兼备的人处于尴尬的境地。容闳生活的年代，正是新与旧、中与西、满与汉之间矛盾冲突的过渡时代。容闳因较早地系统学习和了解西方近代文化，在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上自然与大多数人的保守、落后、顽固、迂腐的观念相抵触，因此，在探索中国近代工化道路的过程中，伴随着容闳的常常是挫折和失败。
首先，容闳提出选送青少年出国留学的教育计划，原订的宗旨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就此愿望而言，容闳是一个受挫者。
但是，教育计划的实施，毕竟打破了中国社会的沉闷，开创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新纪元。而且这批留学生回国后，也成为我国近代化建设中的骨干。据粗略统计，这批留学生后来在中国从事海洋和航运业的有28人，其中有做过江南造船厂厂长的邝国光，还有9 人任军舰舰长；从事铁路工作的有16人，内有建设京张铁路而享盛名的杰出的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有5人是铁路局长；从事电报工作的18人， 是中国办电报系统的主力，其中3人任电信局长；从事矿务的8人，是中国第一批采矿工程师，其中有把开平矿务局建成中国最大煤矿企业、在八国联军时期奋力保护矿产不被外人侵犯的吴仰曾，有山西临城、同宝等煤矿总经理、工程师邝荣光；从事教育工作的4人， 其中有后来的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和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从事外交与洋务的31人，其中最著名的有唐绍仪（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梁敦彦、梁如浩、梁诚、刘玉麟、蔡延干等（分别任过外交总长、内阁部长、次长等）； 从事金融业的9人，其中有上海商储银行常董唐元湛，上海华商银行行长钟文耀，江海关监督关仲贤等人；此外在医务、新闻界也有一些知名人士。（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第180～181页。）在这些人当中，虽然也不乏反动官僚政客，但大多数人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沟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成为中国迈向近代化的生力军。从这个方面来讲，容闳在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向前发展上，功不可没。
其次，容闳的一系列关于近代化建设方面的建议，虽然没有完全被当局的官僚和清政府所采纳，但是在当时都具有启蒙的作用和意义。如不应限于购置外国机器而应自己创办制造机器的母厂；在制造总局附设翻译馆，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创办兵工学校招收本国青年学习机械工程，以期将来不必用外国工程师；创办华商轮船公司、棉纺厂和修建铁路；创办银行；保护海外华工利益；主张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诉讼，以防外力侵入，等等，既反映了容闳的爱国主义立场，又体现了他的近代化思想。从系统论角度看，容闳的近代化思想显得零散而不系统，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他的近代化思想又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
容闳一生学在西洋，用在中国。从文化属性划分，他实际上是一个“边际人”。“边际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这两个世界中，他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外来者”。（注：帕克：《种族与文化》，纽约，自由出版社1950年版第356页。 ）著名学者金耀基先生认为：“人类学与社会学中所讲的‘边际人’生活在两个不同且常相冲突的文化中，两个文化皆争取他的忠诚，故常发生文化的认同问题。边际人人格在文化转变与文化冲突的场合必然出现。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亦即是中西文化之冲突下进行的，因此，每个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他接触并欣赏西方文化时，就多少具有边际人之性格”。（注：罗荣渠：《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容闳的“边际人”人格特征，决定了他思想上的启蒙性和近代化实践上的挫折感。尽管人们都认为“容闳作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驱和启蒙教育家的主要贡献，是他回国后提出的选派青少年出洋赴美国留学的教育计划”（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第180页。），但是， 从容闳一生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上看，他为中国近代化所作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的教育计划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他从一开始就试探性地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境遇等方面的设想。后来又赞成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出任唐才常组织的“中国国会”会长，晚年又积极地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牵线搭桥，都说明容闳对中国近代化的条件、目的、任务、方式和方法，又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从容闳身上，可以研究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爱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也可以最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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