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史学界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5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界论文,内蒙古论文,史研究论文,古代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专稿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就其内容来说，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上活动在北方地区的各个民族，探寻这些民族发祥、迁徙、成长、壮大、建立政权、衰亡的历史过程，总结北方地区各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规律，对中国古代北方各族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所处的历史地位予以科学的回答。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祖国正北方，自古以来，先后有几十个大小不同的民族在这里发源、成长、壮大、南下中原内地，历史内容十分丰富。所以，在研究古代北方民族历史方面，内蒙古史学界[①]占有地理优势、考古发掘优势、语言优势，甚至资料优势。民族史与地方史之间有着良好的互相结合的条件。
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由于工作重心、专业人才以及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历史研究工作还没有真正起步。未见有工作在这个地区的专业工作者从事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研究机构亦不存在。以往某些志书的修撰，涉及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虽有一定价值，但大多数是抄录、编排廿四史等文献资料，而且误漏之处甚多，谈不上是研究。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一些在教学、科研方面造诣甚高的教师、学者，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等院校来到内蒙古自治区支援文化建设[②]。他们中间的一些学者，成为内蒙古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带头人。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些大专院校也先后开设了历史系或历史专业。一些有志者开始涉足古代北方民族史领域。随着内蒙古历史语文研究所等专门从事民族语言、历史、文学等方面研究机构的设置，许多蒙古族和其他各民族的学者、专家成长起来。以地区特点、民族特点为优势的史学研究开始结出可喜的果实。本文的介绍大体限于这一时期至1996年底以前公开发表的论著。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内蒙古的部分史学工作者以对匈奴族历史某些方面的研究为起点，开始更多地着意于对中国古代北方各族历史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支队伍不断壮大，虽经坎坷，却依然奋进不衰。至今，已形成一支老、中、青结合，由多民族学者组成的研究群体。研究范围拓宽到古代北方各个民族。出版了一些颇有影响，有独立见解的专著、丛书以及大量的学术论文。
综合性研究
内蒙古的史学工作者对古代北方各族历史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以《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的出版为标志，逐步进入了向系统化、纵深化发展的时期。这部专著由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现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身）与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的部分学者联合撰写。1977年6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79年1月再版，内容略有增加。
此书先后共发行109400册。在当时民族史学界有一定的影响。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北方各族历史的著作，其内容基本包括了历史上活动在今天中国北方地区范围内的各个民族。该书第一章战国秦汉时期的北方各族，由舒振邦执笔，记述了东胡、匈奴、林胡、楼烦、乌桓、鲜卑、丁零、月氏、乌孙等族在北方地区发源、成长的基本情况，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性质等各个方面。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各族、第三章隋唐时期的北方各族、第四章五代十国和宋辽金时期的北方各族，由林干执笔，记述了鲜卑、拓跋鲜卑、柔然族、敕勒族、突厥族、薛延陀族、回鹘族、黠嘎斯族、吐谷浑族、靺鞨族、契丹族、女真族、党项族的历史。对有些民族在北方或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如拓跋鲜卑建立的“代”政权，北魏王朝，突厥汗国，回鹘部落联盟及其政权，契丹族建立的辽期，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分别作了概括性介绍。全书在宏观上把握了中国古代北方的历史是由活动在这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条主线，肯定了上述诸民族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史料取舍精炼，语言文字通俗易懂。因此，这部著作可以使读者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对教学、科研和普及民族历史知识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书与稍后出版的《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7月第一版，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蒙古族简史》编写组编写），收到了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整体研究与地区重点学科研究互相补充、突出特点、协调发展的效果。参加《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书稿讨论、修订的专家和学者还有：史筠、朱风、王挺栋、额尔德尼、智天成。这部书对内蒙古史学界继续深入、广泛的研究中国古代的北方各族起到了推动作用。
90年代，林干主编的《内蒙古历史文化丛书》，选择了十个学术性、专业性、综合性较强的专题，大部分内容由内蒙古自治区的知名专家、学者分别撰写出版。这套丛书可以说是一部有地区特色、民族特色，学术性较强，又有可读性，可供各个阶层学习的著作。从民族史角度讲，丛书涉及了活动在今天内蒙古地区版图内的几乎所有的古代北方民族。其中由林干撰写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以7章16万余字的篇幅，对自古以来至清代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作了介绍。他认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从广义上应包括匈奴系统、突厥系统、东胡系统、肃慎系统、西域各族。从狭义上则包括匈奴、突厥、东胡三大系统。在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做了回顾与展望的同时，还针对研究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诸如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和亲”问题、族源问题等阐述了较为全面的学术看法。书中附有可供参考的示意图8张。这是一部迄今为止内蒙古学者中全面、系统论及上述诸问题的著作。代表了作者多年来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理论和学术观点。
《内蒙古历史文化丛书》中另一部综合性较强的分册是由叶新民编著的《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一版）。作者以5章11万余字的篇幅，对匈奴人物，鲜卑、敕勒、柔然族人物，突厥、回纥族人物，契丹族人物，蒙古族人物，从不同角度进行精选后作了详细论述。如对匈奴冒顿单于的评价。除了肯定其个人的政治、军事才能以及建立匈奴政权的功绩外，还从匈奴与西汉朝廷关系的角度出发，肯定了冒顿与西汉“和亲”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明确指出冒顿单于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第一个与汉族实行和亲的人”。而对北魏政权的拓跋圭、拓跋焘，对契丹萧太后，蒙古族文学家尹湛纳希等人物的论述与评价，也都反映出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深厚的理论造诣。
除上述外，《内蒙古历史丛书》的其他几部著作也都较多地涉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以及古代北方地区的历史情况。
以论文形式综合探讨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的成果不是很多。其特点大多侧重于一至二个断代或跨度较长的历史时期。正方的《先秦两汉时期北方各族人民对内蒙古历史发展的贡献》（《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从北方民族史与地区史相结合的角度，对匈奴族等各族人民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贡献作了阐述。肯定了其历史作用。舒振邦的《胡服骑射与我国北方民族的贡献》（《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对北方民族胡服与骑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林干的《建国三十五年来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北方文物》1985年第3期），系统介绍了我国1949年以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的状况。提出从五个方面加强这个学科研究的意见。即：出版资料丛书；整理翻译国内外考古资料；重点翻译国内外学者的著作；编纂各种有助于研究的工具书；编写一部“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正确阐明北方民族社会的发展规律及其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全面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当时，林干已经对匈奴、东胡、突厥各族有了或正在着手进行全面系统研究。何天明的《关于评价古代北方民族政权中历史人物的若干问题》（张志立、王宏刚主编《东北亚历史与文化》，辽沈书社1991年12月出版）一文，提出研究北方民族政权中的历史人物，不应有“偏见”，而应从平等的基点出发，历史地加以评价。对帝王以外的各级统治阶层人物，要据“政绩”刻画其本来面貌。要把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作为总目标。
除上述外，布赫等主编的《内蒙古大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设有比较全面的古代北方民族史条目。内蒙古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以及有关方面的人员参加了撰写。这部辞典可使读者对活动在内蒙古古代历史上的北方民族有初步了解。由乌力吉图、吴金主编的《内蒙古社会科学通览》，设有蒙古族历史研究状况的章节，也设有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的专节。对有代表性的著作、论文有简略介绍。
族别史研究
60年代前后，内蒙古史学界已有学者从族别史角度研究古代北方各族的历史。随着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文物考古资料的增多，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至80年代，对北方各族历史的研究范围已大大拓宽。内蒙古的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呈现出繁荣向上的局面。一些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相继问世。
一、关于匈奴史研究
匈奴自秦汉时代起就是我国古代北方最有影响的游牧民族之一。冒顿取得单于地位以后，其活动地区不断扩大，今天内蒙古地区基本上全部在其活动范围之内。《史记》、《汉书》等重要史籍记载了匈奴族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等多方面的情况，此外，还有丰富多彩的文物考古资料。因此，内蒙古对研究匈奴族发源、成长、壮大、衰落、消亡的全部历史有着优越的条件。研究匈奴族史应当说是内蒙古史学界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热点之一。
截至目前，研究匈奴族通史的专著，当首推林干的《匈奴通史》。这是一部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族别史著作。该书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13章。另有附录和匈奴历史地图，约24万字。作者系统地论述了匈奴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权组织、文化习俗、部族兴衰、政治演变以及匈奴族与其他各族特别是汉族的关系。《匈奴通史》出版后，《瞭望》周刊（海外版）、新华社对外英语广播都及时发了消息。新华社对外新闻稿中指出：该书“解决了过去国内外学者悬而未决的难题（如匈奴族如何形成，匈奴社会是否经过奴隶制，北匈奴西迁的过程和路线等）。作者精心绘制的匈奴历史地图，为前人所未见。这地图，进一步证明了所谓‘长城以北非中国论’乃是歪曲历史，毫无道理的。”而且，这部书“日本恒文出版社正组织力量译为日文出版”[③]。除这部著作外，林干关于匈奴族史的专著还有：《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1979年再版）；《匈奴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匈奴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匈奴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这些著作，形成了作者对匈奴族史研究的较为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受到区内外研究界的重视。
1986年末，《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列为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这部著作的“民族文化卷”由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张碧波、董国尧主编。1993年8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1209400字。内蒙古自治区有数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部书的撰写工作（本文将在后文中根据不同民族的研究情况分别介绍）。
这部著作的第一章匈奴文化，共6节，约7万字，由舒顺林撰写。作者按照自己以往的研究结论，确认匈奴族诞生于河套阴山。认为古之荤粥、猃狁与匈奴为“同音异译或一声之转”。对匈奴族的历史作了简单叙述。侧重论述了匈奴族与汉族、西域诸族、东胡的关系、匈奴族的文字、语言、生活习俗、哲学、宗教、道德观念、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在结语“匈奴文化的历史地位”中，认为匈奴创建的奴隶制政权“开创了我国北方民族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先河，标志着我国北方民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进而肯定了匈奴族奴隶制政权在其社会发展中的进步性。在谈到匈奴族文化的历史地位时，认为匈奴族“文化之精粹亦为汉文化所吸收而成为汉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中华文化传统的形成上匈奴族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舒顺林所撰写的这一章，是迄今内蒙古学者中较为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匈奴族文化的成果。
内蒙古学者研究匈奴族历史的学术论文颇多，涉及匈奴族历史的各个方面。族源与发祥地是研究的热点之一。1982年，《内蒙古师院学报》第2期，发表陆思贤《匈奴族名原义探源》，从族名角度逐步展开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此后，有数篇文章先后涉及族源问题。其中，林干的《试论匈奴的族源族属及其与蒙古族的关系》（《匈奴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一文，以较详细的资料论证了匈奴族源的问题，并且，在匈奴族与蒙古族族源之关系方面亮明了观点。舒顺林《“匈奴故地”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对匈奴族来自河套阴山；原在中原，后向北迁徙；始在漠北，后转漠南；为西方之少数民族等各种观点进行了历史地考察。同时，结合文献、考古资料提出了“匈奴故地”即匈奴的发祥地，虽不是固定一处，但其最初的原始牧地是在河套阴山一带的看法。该文发表后，1984年3月21日《光明日报》、1984年《中国史学年鉴》、《民族研究动态》等，分别予以介绍和报导。舒振邦的《“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考异》（《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详细论证了匈奴先祖荤粥、猃狁与夏后氏的关系，认为这不是谁是谁的苗裔，而是彼此互相杂处、并存，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乃至血缘方面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的问题。
对匈奴族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研究，内蒙古史学界也有许多较有份量的文章。1962年，林干在内蒙古自治区历史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了《匈奴社会制度初探》一文，较早地提出了对匈奴社会制度的看法。此后，曹永年的《战国历史上的“匈奴”》（《光明日报》1963年4月10日）；林干的《东汉以前的匈奴族》（《历史教学》1980年第9期）又分别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匈奴族进行了专题研究。而白凤歧的《试论匈奴与西域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关于匈奴人在河西走廊地区活动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两篇文章，则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匈奴族在中国古代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活动以及与当地各族的交往。北匈奴自公元91年西迁至公元290年前后的活动情况，中外史学界真正有份量的研究甚少。林干的《北匈奴西迁考略》（《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首次考订出这200年间北匈奴西迁的过程和路线。即第一站迁至乌孙，第二站迁至康居，第三站迁至今顿河以东的阿兰聊。提出了有独到性的见解。舒顺林的《略论北匈奴西迁的原因》一文，对有关北匈奴西迁的原因是匈奴与汉朝“对立”、“为敌”等观点提出异议。从正面论证了北匈奴西迁并非出自本意，而是汉朝统治者中有人推行穷兵黩武，以夷制夷政策所致。文章引起学界注意，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选汇1986年第11期将此文全部转载。
近年来，随着文物考古成果的增多，关于匈奴族历史的研究又有向细、向微观发展的趋势。阿其图《〈汉书·匈奴传〉与〈史记·匈奴列传〉对校刍议》（《内蒙古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对两部史书中有关资料进行了对比考订，提出了自己对某些记载的看法。盖山林、盖志浩的《匈奴岩画艺术特征初论》，对匈奴族岩画艺术中的畜牧等提出了初步看法，为匈奴文化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叶新民编著的《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林干主编《内蒙古历史文化丛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一书，对匈奴冒顿单于和深受汉武帝宠信的匈奴族官员金日
分别作了详细的探讨，肯定了他们的历史作用。阿尔丁夫的《关于匈奴法“拔刃尺者死”的确切含意问题——同林干教授商榷》一文（《蒙古学信息》1995年第3期）对林干解释的“拔刀伤人过一尺者处死”之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解释为“〔凡是〕拔剑〔出鞘〕一尺及一尺以上者，处以死刑。”这样，阿尔丁夫在确立了自己的学术论点的同时，也使匈奴史研究向细微之处迈进了一步。
在匈奴史研究方面，成绩是显著的，而且，内蒙古学者们的研究，已经在全国、甚至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影响。目前，研究界在匈奴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特别是畜牧经济，风俗习惯、文化、驻地变迁、与各族关系等方面仍有逐步深入的态势。
二、关于东胡、乌桓、鲜卑族历史的研究
研究东胡历史的专著，近年来有林干著《东胡史》。此书1989年10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218000字，共14章，附历史地图3幅，图片20幅。作者从东胡族兴起写起，涉及与东胡有关的民族乌桓、东部鲜卑、拓跋鲜卑、西部鲜卑、柔然、吐谷浑、契丹、黑契丹、库莫奚、蒙兀室韦、鞑靼等有关各族。并对与上述各族联系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族之间的渊源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研究东胡、乌桓、鲜卑的学术论文颇多，学术观点各有独到之处。亦邻真的《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是一篇从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角度深入探讨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之间关系的力作。该文对东胡系诸族与蒙古族族源的关系有精湛论述。他否定了匈奴与蒙古同源的观点。提出了形成蒙古民族核心部落是东胡后裔室韦——鞑靼人的见解。立论扎实，文字洒脱，资料选择考究，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此文受到研究界的高度重视。林干的《东胡早期历史初探》（《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根据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考订了东胡在公元前206年被匈奴击破以前的历史和活动范围。
至今，史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东胡被匈奴族击破以后，退保乌桓山者为乌桓族，退保鲜卑山者为鲜卑族。进而对乌桓、鲜卑族以及与这两个古代民族有渊源关系的民族，研究界大都归于东胡系统予以研究。林干的《东胡史》第二章乌桓的社会制度，第三章乌桓族的兴衰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用较大的篇幅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张碧波、董国尧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也设立了乌桓与鲜卑文化。由陈志贵、米文平撰写。对东胡文化和乌桓族文化有简略介绍。
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的发现，对乌桓族史的研究有很大的促进。围绕古代文献以及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出现的“护乌桓校尉”问题，学术界先后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吉发习、丁学芸合撰的《护乌桓校尉及其他》（《实践》1979年第8期），利用考古及文献资料对护乌桓校尉的设置、作用等作了有益的探讨。林干的《两汉时期“护乌桓校尉”略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从职官角度进行了论证。何天明的《两汉皇朝解决北方民族事务的统治机构——“护乌桓校尉”》（《内蒙古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则认为其是一个特殊的统治机构。此外，考古界还有若干文章，此从略。关于乌桓族的社会与经济，有林干的《乌桓社会制度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认为乌桓社会没有经过奴隶制，但却存在奴隶。何天明的《乌桓族社会经济及其南徙》（《前沿》1994年第3期），对乌桓族南下的原因和畜牧业、手工业、农业等进行了探讨。
鲜卑族史的研究也有可喜的成绩。林干《东胡史》对鲜卑、拓跋鲜卑的历史作了系统论述。陈志贵、米文平等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中，从语言、饮食与居住、发式与服饰、婚姻与家庭、葬俗及其考古文化、儒学与伦理道德、宗教、教育与史学、文学、艺术等十个方面，阐述了以北魏为主的鲜卑文化特点。认为北魏及至于北朝的鲜卑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明显地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研究鲜卑族史的学术论文也有相当数量。黄佩瑾的《论鲜卑拓跋部向封建制的转化》（《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以详细的史料论证了拓跋鲜卑社会性质变化的过程。舒顺林的《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古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鲜卑南迁的时间在西汉晚期。在南迁、西进过程中，他们与北方各族、汉人广泛接触，互相吸收、融合，对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开发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均有突出的贡献和作用。何天明的《试论鲜卑族的迁徙及其社会进步》（《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3期）则对东胡部落联盟分离出来退保鲜卑山的鲜卑族迁徙过程及社会发展进行了探讨。
1980年，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在大兴安岭北部鄂伦春自治旗境内发现了拓跋鲜卑祖先居住的石室以及石刻祝文。这一重大发现，对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拓跋鲜卑先祖生活、活动地区以及拓跋鲜卑的起源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关键作用。围绕鲜卑石室的发现，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内蒙古学者们撰写了大量的研究论文。米文平的《大兴安岭鲜卑石室是怎样发现的》（《黑龙江文物丛刊》1981年创刊号）、《鲜卑石室相关地理诸问题》（《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鲜卑源流及其族名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等文章，详细叙述了石室发现的经过、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围绕与鲜卑石室有关的历史问题作了较多的考证和探讨。王大方的《嘎仙洞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则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鲜卑石室发现的经过，对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为此付出的艰辛劳动给予充分的肯定。吉发习的《嘎仙洞调查补记》（《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从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的角度，对石室的发现、文物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论证。
总之，内蒙古学者们对拓跋鲜卑石室的发现和研究，证明了马长寿、翦伯赞、郭沫若、宿白等前辈学者对拓跋鲜卑石室大致方位推断的准确性，弥补了鲜卑史研究领域的空白。同时，也促进了对石室周围活动的各族历史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三、关于契丹族、奚族史的研究
从族源角度讲，契丹族与鲜卑族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多数研究者认为，契丹族是小种鲜卑轲比能的后裔。内蒙古地处祖国正北方，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发祥、成长、壮大的摇篮。契丹族及其建立的辽朝政权，对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以及内蒙古中、西部的开发建设，都做出了辉煌的历史功绩。内蒙古史学界对契丹族史的研究倾注了颇大的精力。
研究契丹族史的专著，近年有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全书6章22节，附录包括碑文、族谱、词汇三部分。这部著作重点考察、研究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落籍云南的契丹人后裔的分布、职业、姓氏、族谱、词汇等问题。进而对元朝及其以后居住在云南地区的契丹人的基本情况，勾画出较为详细而系统的线条。这是一部研究辽亡以后契丹族流向的重要著作。邢复礼是内蒙古较早涉足契丹史的学者。他的译著《契丹古代史研究》（日本爱宕松男著）1988年11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译著对我国契丹史研究界了解日本学者研究辽朝建立以前契丹族史的状况有一定参考价值。亦邻真在《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中担任编审并撰稿。
研究契丹史的学术论文有：金启孮的《中国式摔跤源出契丹蒙古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合期），本文从摔跤这样小小的侧面入手，深入探讨了有关的历史问题，使中国式摔跤的源流有了清晰的头绪，进而也证明了契丹族在中国体育史上的贡献。余大钧的《论耶律楚材对中原文化恢复发展的贡献》（《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0年12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孟广耀的《论耶律楚材的佛教思想——兼释他的“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济世方针》（《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6期），分别系统探讨了这个历史人物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宗教思想，进而刻画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契丹族历史人物。孟广耀的《打草谷辨》（《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3期），对契丹族军队进入燕云地区以后的军需粮草来源的方式作了考论。他的另一篇文章《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年代考论》（《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在对阿保机称帝的年代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作了考证。刘毅正的《试论辽代政权的封建化与汉族的关系》（《北方民族关系史论丛》1984年第1辑），对辽政权封建化的诸因素，特别是受中原封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李逸友的《辽代城廓营建制度初探》（《辽金史论集》第3辑，1987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指出契丹族在蒙古高原上营建的城廓，是适应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继承了游牧民族的筑城定居，特别是借鉴了中原地区的城市制度，以适应本民族和地区社会发展的需要”。孟绍品的《试论辽朝宫廷政变频繁的原因》（《松州学刊》1987年第4期），着重分析了辽朝统治集团内部争权斗争的历史。田广林的《说契丹黑山》（《松州学刊》1987年第4期）探讨了黑山的位置及相关问题。杜承武《谈契丹小袖圆领衫为左衽》（《辽金史论集》第3辑1997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文，从北方诸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在服饰方面互相影响、融合的角度，探讨了契丹小袖圆领衫的问题。任爱君的《契丹“四楼”及其名号考述》（《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阿保机时代之契丹四楼考辨》（《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分别对四楼的渊源、名号、演变、历史地位、作用等予以考订，形成作者在这个专题方面的系统观点。何天明的《辽代西南面招讨司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对这个建置的设置、职官、职能、权限等作了全面考述。对这个题目，樊文礼的《辽代的丰州、天德军和西南面招讨司》（《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在阐述辽代丰州等建置的同时，对西南面招讨司所管辖的“黑山”的具体位置及有关部族驻地提出质疑。
有关契丹族、辽朝的政治制度、官制以及政权机构，何天明结合唐、五代、宋的职官制度，多以比较的手法，先后发表了《辽代翰林院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辽代南面官探讨》（《内蒙古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辽代大丞相刍议》（《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90年第1期）、《辽代中书省若干问题探讨》（《内蒙古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试论辽朝政权机构的特点和渊源》（《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试探辽代的北面朝官》（《北方民族文化》1992年7月出版）、《辽代契丹北枢密院的设立、职官设置及其特色》（《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3期）等文章，肯定了辽朝北面官在其政权机构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不同意完全否认南面官系统各机构，认为南面官为“虚设”的观点，正在逐步形成作者在这方面全面系统的学术观点。关于契丹与辽代的经济与文化，有张柏忠的《契丹人的农业》和《契丹人的闹市》（《内蒙古日报》1981年4月8日；1982年5月20日）。何天明的《辽代群牧制度源流考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试论辽代牧场的分布与群牧管理》（《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对契丹族与辽代的畜牧业的渊源、发展、管理，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等进行了探讨。
近年来，关于契丹、辽代的钱币、金融问题颇有深入的趋势。乔晓梅的《契丹铸币上限议》（《内蒙古金融》1985年钱币增刊）、《试写辽钱辞解19条》（《内蒙古金融》1986年专刊），对契丹铸钱的最早时间等问题提出了看法。陈乃雄的《关于辽代钱币契丹字的释读情况》（《内蒙古金融》1985年增刊）、《契丹字钱释》（《内蒙古金融》1986年专刊）、《契丹字钱性质探》（《内蒙古金融》1988年出刊）等文章是从契丹文字角度探索契丹钱币史的力作。田广林的《契丹铸币上限考述》（《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周锦章、田广林的《草原丝路与契丹货币经济》（《内蒙古金融研究》1986年第10期），从契丹对外经济交往和文化联系方面探讨了钱币史。陈乃雄的《近十年来我国契丹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是一篇内容全面、系统的学术综述。王月珽的《辽朝皇帝崇佛及其社会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是一篇具有文化史、社会史性质的佳作，考查了契丹皇帝崇佛的原因及在当时各族中的影响。张郁的《草原丝绸之路——契丹与西域》（《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以考古和文献资料，详细论证了辽与西域和西方中亚西亚诸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史料之充实，论证之精湛，实为一篇难得之作。而项春松的《辽国交通、驿道及驿馆述略》（《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则将辽国的交通情况，主要驿道、交通干道、驿馆、榷场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作者也得出了“辽代交通的开辟，实际上为金元以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巩固，为东北、华北、西北边陲地区经济发展、贸易往来奠定了基础。”等重要的结论。
奚族从唐代以来即为我国北方重要民族之一。因史料缺陋、谬误甚多，又十分零散，研究界涉足者甚少，国内研究界问津者也只寥寥数人。但是，研究唐以后的北部边疆史，尤其是活动在今天内蒙古地区古代历史上的北方民族的历史，必然碰到奚族史的问题。内蒙古学者中，孟广耀较早地在这个难啃的专题上进行了尝试。他的《唐代奚族驻牧范围变迁考论》（《内蒙古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对奚族在唐朝北部地区活动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考证。同时，他还发表了《试探唐朝前期与奚族的关系》（《北方民族关系史论丛》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回纥羁属下的奚族》、（《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3期）、《安史之乱中的奚族》、（《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等十几篇文章，形成了作者对这个民族较为系统的研究，弥补了内蒙古研究界在奚族史研究方面的空白。
与契丹、奚族大致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的还有一些小的部族或民族，如乌古、敌烈、术不姑等。据笔者掌握的资料，除孟广耀从学术研究角度涉足外，内蒙古学界尚无人问津。因篇幅所限，此不详述。
四、关于突厥、回鹘、柔然等族的研究
隋唐时期，突厥族、回纥族为我国古代北方地区十分活跃的民族，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内容。内蒙古学者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也有影响较大的成果。专著方面，林干的《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突厥族历史的著作。全书25万字，对突厥族的族源、部族兴衰、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权组织、文化风俗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书内附有突厥可汗世系表、突厥文碑铭图片和突厥历史地图。此书出版后，1988年9月16日《新华社新闻稿》“出版简讯”、198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等刊物都对其进行了介绍、评价和报导。此外，林干还有《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收录了近60余年间约100余篇论文，为研究界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在研究突厥族史的论文方面，林干的《略论西突厥史中的若干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第一次考订出西突厥的部族构成共包含21个部落，在关于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的社会原因、经济和政治原因方面表述了系统看法。盖山林的《突厥人的信息》（《内蒙古日报》1981年2月17日），文章虽短，但角度新颖。齐慧庆的《白道川里传佳话，汉突交欢写史篇》（《实践》1982年第3期），将突厥族在今天呼和浩特地区以及周围地区活动的情况疏通了脉络。
回纥史研究有代表性的著作亦为林干与高自厚合著的《回纥史》。此书约30余万字。1994年10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3编，15章。附录列有13张“世系表”，还有“回纥突厥文碑铭译文”，插图10幅。编著者利用文献、考古以及回纥语言文字资料，较为系统、深入地阐述了回纥部族的形成，回纥汗国的建立，回纥与唐朝的关系，回纥的社会面貌，回纥的文化和习俗，回鹘的分裂和割据，喀喇汗王朝，西州回鹘、河西回鹘，蒙古西征后的畏吾、叶尔羌汗国，明代畏兀儿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畏兀儿统一于清朝，清代（鸦片战争前）畏兀儿的社会等问题，对回纥族源、西迁等有争议的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1994年，张松柏、任学军的《赤峰市出土的也里可温瓷质碑》（《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8月出版）一文，对在赤峰市城子乡元代松州城故址发现的也里可温瓷质墓碑作了全面介绍。关于碑上的古回纥文，该文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陈宗振的译文。此后，布仁巴图、浩斯、丹森等也发表了《赤峰市郊出土的古回鹘文碑研读》（《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5年第1期），对碑文予以识读。两篇文章各存异同。继之，乔吉的《读赤峰市出土的古回鹘文碑铭》（《蒙古学信息》1995年第2期）一文，对上述两篇文章在识读的准确性以及对碑文的整体理解方面提出商榷。
柔然族史的研究，以曹永年的著述为多。近年，他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第二章中撰写了“柔然文化”的三个专题。其文字不多，但确涉及源流、柔然汗国的性质、经济特征、与周围民族和政权的联系、生活习俗、受文化影响情况以及宗教等问题。他的主要论文有《柔然源于杂胡考》（《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关于柔然人的民族成份答〈蒙古族源之新探〉商榷》（《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选题角度新颖，论证严密，以大量史料证明了历史上存在过柔然汗国，但不存在柔然民族这个论点。
民族关系史研究
中国古代北方各族关系史是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一直受到国内史学界、内蒙古史学界的重视，也是一个甚为活跃的学科。至今，有代表性的著作当属《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此课题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参加撰写的共有内蒙古、北京、湖北、广州、河北等7个省（市）区的科研单位、高等学校的13名研究人员。全书共13章。参加撰写的内蒙古的专家学者有：吉发习（第1章1、2、3节）、舒振邦（第1章4、5节；第2章；第3章；第4章1、4、5节；第7章）、马耀圻（第4章2、3节）、孟广耀（第5章）、李漪云（第9章）、卢明辉（第10章1、2节；第11章；第12章1、4、6节）、赵相璧（第12章第2节）。王铎为这部著作撰写了理论性、学术性很强的“序言”。这部著作是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关系史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出版以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内蒙古日报》、《内蒙古社会科学》等报刊杂志分别对其予以介绍和评价。从总体上肯定了这部著作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将此书列为（1978—1988年）的重要著作之一。
由于古代北方民族关系史是内蒙古学术界起步较早的学科之一，所以，学术论文的数量较多，探讨问题的深度与广度都有较高水平。
早在60年代，内蒙古学术界就展开了对匈奴族与西汉皇朝和战问题的讨论。1960年，朱葆珊在《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刊出《西汉与匈奴的战争性质和作用》，1961年，朱葆珊又在《内蒙古日报》发表题为《西汉与匈奴的战争性质和作用——兼评汉武帝对匈奴的用兵》的文章。当时，内蒙古学术界因对此问题看法不一而出现了争鸣的局面。内蒙古《实践》杂志社与《内蒙古日报》共同组织了一定规模的讨论。高景新、尚一、冯作典、林干、高甫弘等都分别发表文章抒之己见。随之，讨论渐渐深入，发展到对汉匈和亲等问题的研讨上来。1962年3月7日，林干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论昭君出塞》。同年3月24日，舒振邦的《对林干同志“论昭君出塞”几点意见的商榷》也在该报与读者见面。4月3日，朱葆珊的《论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的历史作用——与林干、舒振邦同志商榷》作为又一种意见在《内蒙古日报》发表。此后，围绕上述问题，许多学者都发表了看法。内蒙古师范学院的一些系、科，就王昭君问题组织了学术讨论会。1963年2月12日，《内蒙古日报》发表题为《关于王昭君问题和西汉与匈奴战争问题的讨论小结》，这次争鸣告一段落。此后，较为重要的文章还有朱葆珊的《试论西汉时期汉在西域统治的确立和汉匈统一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认为汉对匈奴用兵具有促进统一的进步意义。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历史剧《王昭君》（曹禺创作）把这位历史人物作为民族友好使者搬上舞台，内蒙古史学界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角度对这一剧目再次进行了讨论。1979年9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林干等编著的《昭君与昭君墓》一书。执笔者有林干、佘尚、洁芒、洪用斌等。该书共7章。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有关昭君和昭君墓的历史，肯定了王昭君的历史地位。此后，直至90年代，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有关报刊杂志上以及其他省区的刊物上，不断有对昭君进行评论的文章，侧重点大多是对这一历史人物的作用的评价。
在对先秦两汉到辽、金时期北方各游牧民族与中原内地的各种关系的研究方面，舒振邦的《我国古代北方诸族与中原华夏的关系》（《内蒙古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详细论证了先秦时期古代北方诸族与中原历代王朝源远流长的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联系。指出了中原华夏与北方诸族逐渐由接触往来乃至相互溶化的历史实际。他的另一篇文章《秦之兴替与戎狄和胡的关系》（《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指出不仅秦之兴起和强盛得诸戎之力，同时，秦之衰亡与称之曰胡的匈奴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并对秦的文化渊源，亦即族源提出了看法。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报刊资料选汇1986年第3册将此文重印。何天明的《试论东汉王朝与鲜卑族的关系》（《东北地方史研究》1986年第3期），从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探讨了双方的关系，肯定了经济的决定作用。西汉与东汉交替的新莽时期，汉匈关系出现较大裂痕，史料零散，头绪杂乱，晓克撰写的《新莽时期的汉匈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一文，对这一时期汉匈关系的演变勾勒出比较清新的线索，见解独到。孟广耀、王龙耿在《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第二章“历史人口状况”中，运用历史人口学、民族学等研究手段，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整理出关于内蒙古古代历史上北方各族以及汉族的人口情况。对有代表性的民族的人口，如鬼方人口、匈奴人口、乌桓人口、鲜卑人口、蒙古族人口以及各代各民族人口的总数进行了细致的推算。这一成果，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空白，为今后北方各族人口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何天明的《西汉北方重要建制“度辽将军”探讨》（《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东汉使匈奴中郎将探讨》（《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等文章，对这些设置在北方地区的军政机构的职官铨选、罢免，在解决北方民族事务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曹永年、周增义合写的《淝水之战的性质和处理历史上民族与疆域的“准则”——与孙祚民同志商榷》（《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就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疆域作了深入探讨，是一篇史实丰富、论点鲜明，论述性强的文章。孟广耀的《萧太后考评——兼论“澶渊之盟”》，对辽宋和战关系以及对萧太后的评价问题提出了系统看法。洪用斌则对契丹人胡
的《阳山七骑图》作了详细介绍。何天明的《论辽政权接管燕云的必然性及历史作用》（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对契丹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贡献和主人公地位予以肯定。阿尔丁夫的《蔡文姬在匈奴的身份是“奴隶”么》（《内蒙古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章，对蔡文姬的身份进行了考证。吴金的《北方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涉及与民族关系密切的“北方民族文化的起源和几个有关的概念问题”，认为“生产生活的特殊环境决定着北方民族文化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文化的潜移与变迁过程”。指出“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是南方、中原和北方民族共同创造的智慧与劳动的结晶”。实为一篇民族理论研究佳作。此外，内蒙古史学界还有从地区特点出发研究北方民族和北方各族之间关系的文章，数量甚多，此不详述。
综上，由于笔者掌握资料有限，学识浅薄，未能尽收方家之大作，文中之点评亦会有不当者，恳请作者见谅！内蒙古学者们多年来辛勤耕耘的成果，在我国北方民族史研究领域已占有独特地位。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许多族别史的研究已更为深入。预计，今后的研究热点，将集中在宏观角度对北方民族史的系统研究方面。如北方民族的政治制度史、法制史、畜牧经济史、思想史等。从地区史角度对内蒙古古代各族历史的研究也将受到重视。如内蒙古古代少数民族史、人口史。民族关系史研究仍为持续性热门课题。而北方民族宗教史、饮食文化史等较难深入的领域，也将有更多的学者涉足。我们期待着内蒙古的北方民族史研究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
谨以此文献给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
注释：
①本文仅涉及内蒙古史学界对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部分有代表性的论著。对已调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的学者，在其调出以前发表的成果仍收入本文。考古成果从略。
②《内蒙古自治区大事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
③摘引自《全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选编》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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