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汉对音看《中原音韵》的入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入声论文,中原论文,音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原音韵》有无入声，研究者有不同的意见：
1.《中原音韵》尚有入声。主此说者为陆志韦、杨耐思、李新魁诸先生。
陆先生说：“《中原音韵》有入声……我不明白现在人何以敢肯定元朝的中州音没有入声。”并以周德清《正语作词起例》的“入声作三声者，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毋以此为比。当以呼吸言语还有入声之别而辨之可也”为证。此外，他还从《中原音韵》找了三条内证来说明入声的派三声并不跟三声同音。这三条内证是：a.“浊上变去”的去声字在《中原音韵》就归并在去声条下，绝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古的上声或是南音的上声而列为“上声作去声”。入声派入三声，实在全都是入声。b.《中原音韵》将清入声派入上声，《中原音韵》的上声是升调，清音入声是高调的短音，差不多等于上声的尾巴。用在曲韵，最合适不过。就因为清音入声能完全派入上声，所以知道他们不是真正的上声。c.派入某声的入声字跟本声字在今音可以全然不同。例如萧豪韵平声“豪寮饶”跟“浊铎博”，上声“小皎袅”跟“捉托错”，去声“笑粜钓”跟“诺幕恶”。齐微韵的入声可以收《广韵》的德韵字“惑劾贼德得国黑墨”。所以跟今国音不合的缘故，正因为《中原音韵》的入声还是入声。最后他说：“周德清不把他们併入平声，只是派入平声。就此把他们拟作长音，或是竟然当作平声，那就极不妥当。”
杨耐思遵从陆说，从周德清本人的解释，同时期韵书《蒙古字韵》《韵会》中的入声资料和现代北方话（河北赞皇、元氏）的入声调类三方面进行论证。并认为《中原音韵》的入声“不带喉塞韵尾，也不是一个明显的短调，只保持一个独立的调位，跟平、上、去声区别开来”。他还说：“在《中原音韵》时期，中古的全浊入声字实在有点近乎阳平声字；次浊入声字有点近乎去声字；而清入声字并不怎么近乎上声字。所谓‘近乎’可以是调型的相近。”清入声字并不怎么近乎上声字，而周氏全派入上声，杨氏认为“是‘或有未当’”的结果。他说：“元代的戏曲里，中古清入声字叶入上声的，恐怕还是不到半数，而周德清则一律派入上声。”
李新魁认为当时的实际语音中还有入声存在，“入派三声”是作词曲的方便法门。并从周德清《正语作词起例》的论述、从周氏序言和其他论述、从《中原音韵》的撰作体例、从当时其他韵书的入声情况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他说，周德清作《中原音韵》时，实际语音中确实有入声存在，但是这个入声也已按着本身的内部发展规律发生了若干演变，与中古原来的入声有所不同。元曲的作者继承了宋词“以平代入”的格律。以入声派三声，“广其押韵”，周德清在撰书时便把这种分派加以归纳整理，以便词人应用。后来实际的语音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更进一步演变，入声逐渐归于消失，混入三声，这种趋向与词曲的用韵俨然合拍，但是具体的归派却与《中原音韵》有所不同，且亦因各地方方言而异。
2.《中原音韵》入声已消失。主此说者有赵荫棠、王力、宁继福诸先生。赵荫棠说：“《中原音韵》之要点……第三是入声派入三声。原来所谓入声者，是与阳声相对……它们的系统极为分明，不知到何时这个系统凌乱了，-k、-p、-t消灭了。然而将此情况特别揭出的，则以《中原音韵》为始。在它的《凡例》上说：平上去入四声，《音韵》无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前辈佳作中间，备载明白，但未有以集之者，今撮其同声，或有末当，与我同志改而正诸？”至于周氏的“平声派入平上去三声者，则以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然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赵荫棠解释说：“这不过躲避讥议之土，不足以代表当时语言之实况也。陶宗仪《辍耕录》有云‘今中州之韵，入声似平声，又可作去声。’陶氏与周氏差不多是同时人，他的话当然可信。”
王力从赵说，他的著作中都采用入声消失说，未申明理由，但他在给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的序言里曾涉及这个问题：“我始终不肯采用陆说，如果像陆先生那样说，《中原音韵》时代实际上有七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三种入声），这是不可能的。”
宁继福力主无入声说。他从《中原音韵》的内部找出了八个内证，以证其说。尤其是例证二、例证三、例证四、例证五，用周氏自己对个案的解释来证明《中原音韵》无入声，很有说服力。
3.承认《中原音韵》无入声，但当时的读书音还有入声，主此说者为薛凤生和蒋冀骋。薛凤生从“外在的证据”和“内在的证据”两方面证明《中原音韵》无入声。“外在的证据”是：a.入声在《中原音韵》前很久就开始变化了。如：《切韵指掌图》中入声字既跟鼻音韵尾相配，也跟零韵尾或半元音韵尾的韵相配。入派三声现象在宋词用韵中也有。据唐钺研究，在1190年前后入声已完全消失。b.《中原音韵》编撰者的唯一目的是教人如何作曲。因此可以说此书主要是为不会说《中原音韵》这种方言的人编的，对说这种方言的人作用相当有限。对那些说其他方言而想模仿作曲的人来说，最头痛的事无疑就是入声字了。为了取得最大的效果，编撰者很自然地要把这些麻烦的字整理出来，类聚在一起。……把汉语入声字同其他声调的字分开不一定就意味着在《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语言中仍保留入声字。“内在的证据”是：a.如果韵尾闭塞真的已合并成一个新的成分，这个成分必然占据韵尾的位置，它不可能占韵尾之外的位置。在《中原音韵》里，以前的入声字不仅分配在带零韵尾的韵里，也分配在带半元音韵尾里，即齐微韵，皆来韵，萧豪韵，尤侯韵等。这个简单的事实告诉我们所谓入声字不可能真正有入声调。b.清音声母入声字都派作“入声作上声”，但在现代北京话里四个声调都有，没有条件限制……而清音声母入声字在现代北京话中不规则变化的现象早在《中原音韵》前就有了。这个事实决不能作为证明《中原音韵》有入声的依据。c.《中原音韵》“鼻”，“去声作平声阳”，说明“从前读去声的‘鼻’字现在属于‘平声阳’了”。最后薛氏说《中原音韵》记录的是“口语音”，没有入声，但是我们可以承认，在与《中原音韵》同时期的“读书音”里，确是仍有许多以喉塞为韵尾的入声字。
蒋冀骋同意薛凤生的说法，他举了四条理由同意“入声消失说”：a.周德清明云“《音韵》无入声”。b.周德清与诸贤对话抨击时人动辄引《广韵》是鴂舌，搬演南戏，可见周氏所宗之中原音，没有入声。c.元曲所有唱词，皆平上去入通押，入声很少有独立押韵者。d.对周氏“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进行了解释。一是挡箭牌作用，二是其他方言区还有入声存在。将入声单列，附于各韵之末，是供人查找而已。所以他认为：中原之音口语中无入声，读书音还有入声。
按，我们讨论的是《中原音韵》这部韵书有无入声，至于当时的其他方言和与《中原音韵》同方言的读书人读音中有无入声不在讨论之列，薛氏、蒋氏欲综合“主有说”和“主无说”，似乎没有必要。但《中原音韵》有无入声的问题却仍有必要继续讨论。
先看“主有说”“主无说”双方提供的证据：
“主有说”的主要证据是：1周德清的自述。2.周书的体例。全浊上声并入去声，没有单列，如果入声跟其他三声无别，则不会单列，这说明入声存在。3.同时期的韵书《蒙古字韵》《韵会》皆有入声。4.现代北方某些方言仍有入声。
按，周德清的自述既说过《音韵》无入声，又说过入声作三声者，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毋以此为比，所以这一条“主有者”与“主无者”都可用来作为证据。既然双方都可用来作证据，也就算不上证据了。第二条证据表面上很有道理，实际上站不住脚。全浊上声与去声合在一起，是因为曲律没有严格的要求，上声属仄，去声也属仄，不加分别，不算大错，而且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方言都已全浊上声变成去声了，不必特意指出。而入声情况大不相同，一则入声派为三声，在曲律中不能用错，用错就不合律，二则入派三声是中原语音的独特现象，别的方言尚未如此，所以有必要单独列出。如果其他方言区的人（不操《中原音韵》所代表的方言的人）写曲，就必须弄清楚哪些入声字入哪一声，方可创作。纵使操《中原音韵》所代表方言的人写曲，也有个规范的问题，将入声字单列，附于某声之后，有利于人们去查找。作曲者都是文人，文人们是知道哪些字是古入声字的，就好像现代北京等无入声字地区的学者知道哪些字是入声字一样。但哪个入声字究竟归哪一声，如要规范，需要查找资料。《中原音韵》入声单列的目的就在于此。第三条证据也站不住脚。《韵会》是在《韵略》的基础上增删而成的，书中虽有不少反映当时实际语音现象的资料，但基本上是守旧的。《韵略》是合并《广韵》“同用”而成的，而《韵会》依之，说它守旧，并非无据。如此，则《韵会》与《中原音韵》反映的是不同的语言系统。《韵会》有入声，不能作为《中原音韵》也有入声的依据。至于《蒙古字韵》将入声单独标出，与阴声相配，附在阴声韵平、上、去的后面，杨耐思先生以此为据，认为《中原音韵》尚存在入声，但《蒙古字韵》是《蒙古字韵》，《中原音韵》是《中原音韵》，二者不是同一个语音系统，不能作为《中原音韵》也有入声的证明。《蒙古字韵》代表的是官方的书面的标准音，《中原音韵》代表是北方口语音。音系不同，其特征自然也就不同，要相互证明就有困难了。第四条证据更站不住脚。现代北方方言的入声不能作为《中原音韵》也有入声的证据。一者是否同一音系不能认定，二者赞皇、元氏二县当时并非元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它们的方言不是优势方言，《中原音韵》不可能据此而作。所以赞皇、元氏方言不能作为《中原音韵》有入声的证据。
“主无说”的主要证据有：1.周德清的自述。2.《中原音韵》的两条直音。3.周氏《作词十法》的解释和序文中所透露出的玄机。4.元曲用韵的实证。
按，上面说过，“周德清的自述”可作“主无说”的证据，也可以作“主有说”的证据，所以这一条证据没有意义。第二条证据“涩瑟音史，塞音死”的直音，可以看作非常重要的证据，但有一个不足，由于未找到《中原音韵》的初刻本，这两条直音是否为原书所固有，还是个问题，万一是后人所加呢？尽管书中还有个别的注释，如东钟韵：“囱”下注“烟突”，“叿”下注“入声”，江阳韵：“汤”下注“洪水”，鱼模韵：“局”下注“廷”，“屈”下注“伸”，“真文”韵：“员”下注“伍员，人名”，家麻韵：“
”下注“释醜”，“
”下注：“旁屋”，但也无法确定是原来就有的，还是后人增补的，故这条也不能算是确证。宁继福先生有个解释：“支思韵”的“入声作上声”字是《中原音韵·韵谱》第一次出现的“派入”字，有注音。而后面的“派入”字则无注音。这可能有举例、示范的意味，就像“齐微韵”的“入声作平声”是第一次出现的，所以另立一行：“阳，后同”。而后面诸韵的“入声作平声”均无“阳”字一样。这是一个不错的解释。但仍有不能令人信服之处，此处“入声作平声”后另立一行，书一“阳”，表示“入声作平声”是“阳平”。而且所有的“平声作入声”皆是“阳平”，有示例的性质，皆有“后同”二字。但“音史”、“音死”无“后同”二字，说为示例，没有文字依据，只是一种意会。而且仍不能排除后人增补以示例的可能。为了不给“主有说”者以口实，这条证据应去掉。第三条是周氏《作词十法》的一些证据。宁继福先生举了这么几个证据：1.“入声作平声”下周氏举了七句七言唐人律诗，每句的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字依次为入声字（即第一句第一字为入声字，第二句第二字为入声字，余可类推），并指出“施于句中不可不谨，皆不能正其音”。宁继福解释说：“曲的律句平仄格式虽与唐诗一致，但是字的平仄归类却不尽相同，它们的分野就在‘入声作平声’字。如果以曲字之平仄衡量上列唐诗，则大都变成非律句！”按，第二句的“白”字，第四句的“十”字，第五句的“叠”字，第六句的“读”字，第七句的“食”字，若依《中原音韵》，皆为“平声”字，而唐诗的格律，所在位置应为仄声字，就成了“非律句”，故周德清说“施于句中不可不谨”了。2.周氏对《作词十法》“定格”下的八句曲文进行了评价。他说：“‘尽说’二字去、上声，更妙。”“‘字不’二字去、上声，便不及前词音律。”“‘蜜’字去声，好，切不可上声。”“贵在‘却’、‘湿’二字上声，音从上转，取务头也。”“紧要在‘兔魄’二字去上取音。”“妙在……‘一’字上声，……‘伯’字若改去声尤妙。”据此，宁继福认为：“入声作上声”=上声，“入声作去声”=去声。3.周氏认为“上声”在元曲中有“起音”、“转音”的作用，而“入声作上声”在曲中的功用完全相同。周氏在“若得醋来风韵美”下云：“‘美’在上声尤为妙，以起其音，切不可平声。”于“云山失色”下云：“妙在色字作上声，以起其音，平声便属第二着，平声若是阳字仅可，若是阴字愈无用矣。”于“傲杀人间万户侯”下云：“‘杀’字上声，以转其音”，于“几点吴霜鬓影”和“晚节桑榆暮景”二句下云：“妙在‘点’‘节’二字上声，起音。”“节”与“点”功用相同。又于“云山失色”中的“失”下云：“‘失色’字若得去上为上，余者风斯下矣。”按，“失”字在《中原音韵》入声作上声，“失色”是两个上声连用，“云山失色”句出于《折桂令》，其平仄格式为：平平去上或平平去平，而此句为“平平上（入声作上声）上（入声作上声）”，故周氏云：“若改去上为上。”周氏又说：“歌者每歌‘天地安排’为‘天巧安排’，‘失色’字为‘用色’，取其便于音而好唱也”，“若全句为平平去上，歌者不能改矣”。4.《自序》批评《阳春白雪集》所收小令云：“有同集《殿前欢·白云窝》二段，俱八句，‘白’字不能歌者。”按，《殿前欢》第一句三个字的平仄格式是仄平平，“白”字为入声作平声，三个平声在一起，当仄而平故不能歌。第四条证据是元曲用韵的例证。主无入声者认为“入派三声”本就为了“广其押韵”，故元曲用韵的例证不能作为“无入声”的证据。但词曲用韵有无音韵学价值，前人似乎已有定论，倾向于有重要的音韵学价值。如果无音韵学价值则前此的《诗经》《楚辞》的用韵研究、魏晋南北朝诗歌的用韵研究、唐诗宋词的用韵研究皆属无用功，前此的古音研究，中古音研究大多要推倒重来。如果有音韵学价值，元曲的韵例就可作为元代中原无入声的证明。我们查阅了《元曲选》的全部用韵，入声无一首独用，皆与平上去通押。
第三种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折中的说法。《中原音韵》无入声，而当时的读书音还有入声，这与周德清的“音韵无入声”，“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的说法相一致，能较好地解决周德清前后矛盾的问题。但当时的读书音依据哪一种方音？目前不能肯定。读书音与《中原音韵》的差别究竟有多大？目前也说不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元承宋绪，北宋都开封，南宋都临安，当时的读书音极有可能是以洛阳语为基础。洛阳方言有入声，故读书音有入声是有可能的。然而周氏的“呼吸之间”是指读书音呢还是指当时北方话的口语，目前不能确指，读书音有入声与周德清说的“呼吸言语”并不一定就是一回事。周德清呼吸言语没有指明地域，苏方言，赣方言也是呼吸言语。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戏曲中无入声，而戏曲流行地区方言的口语还有入声，也就是唱戏没有入声，讲话有入声。周德清说的“呼吸言语”指称的方言与《中原音韵》所代表的方言相同。从逻辑的一致性来看，这种解释应该有说服力。在一个方言内部，唱戏用一种语音，讲话用另外一种语音，这种可能性或许存在。但口语更能反映语言新的变化，而戏剧讲究师承，在反映语音变化方面，反而不如口语迅捷，故周氏的说法不能这样解释。通过上文的辨析，我们认为，周氏的“呼吸言语”可以看作读书音，也可以看作除《中原音韵》所本方言以外的任何别的方言，就是不能看作《中原音韵》所代表的方言。如果作第一种理解，则薛、蒋二氏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现在的问题是，《中原音韵》无入声的内部例证也就是宁继福先生所列出的8条，而第1条，第6条，第7条，第8条还难以说得上是确证。真正的确证只有4条，仅此4条，还不足以说明《中原音韵》没有入声，所以还有必要继续研究。
通过《中原音韵》本身来证明《中原音韵》入声的有无，宁继福先生的例证应该是最“铁”的了。就是这种最“铁”的证明，也仍有令人怀疑之处，我们只得借助别的资料来证明了。只要我们证明河北中北部方言（包括大都）没有入声，那么以此方言为基础方言的《中原音韵》也就没有入声了。
《回回药方》是一部元末明初的汉文伊斯兰医药典籍，其中的药名、疾病名大多采用汉字对音阿拉伯语的方式记录的，这些阿汉对音材料为我们研究元代汉语的语音系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由于阿拉伯文是表音文字，通过它们来研究元代语言特点应有一定的可信性。
经过对其中阿汉对音材料的研究，我们发现古入声字在元代已没有入声韵尾了。例证如下：收-t尾者：
以上所列，为《回回药方》阿汉对音材料中所见到的全部入声字。这些入声字绝大部分用来对音阿拉伯语的开音节，极少数用来对音纯辅音，个别用来对音闭音节。
用来对音开音节者，是当时入声字韵尾已消失的绝好证明。
用来对音纯辅音的，只取汉字的声母与阿拉伯文的辅音相对应，无关于韵尾。这些材料只能证明声母，不能证明韵尾，与入声字韵尾和声调无关，不能作为当时入声字有无韵尾的证明。
用来对音闭音节的，有必要予以讨论。全部例证中用来对音闭音节的，只有“禄”(lak)，“合”(khod)“伐”、(fah)“纳”、(lah)四字。“禄”字出现在“禄其”一词中，用来对音lakk（紫矿），考阿拉伯原文作
，实际上只有一个k，转写音应作lak，其中“禄”对音la，“其”对音k。如此，则“禄”的对音应是la。由于转写音有两个k，故误以为“禄”对音lak，实际上我们应以阿拉伯原文的语音为准，转写音有两个k，可能是印刷错误。“合”对音khod，出现在“那合”（No khod豌豆，波斯语词）一词中，但此词又被写作“那河”、“河”的韵母为开音节，则波斯语的No khod中的d，可以不发音，故可用“河”对音。用“合”对音khod者，可能是“合”毕竟是个古入声字，韵尾与khod的d比较接近，也就是说文人们知道“合”是个入声字，为了使对音更逼近khod，故选用古入声字“合”来对音。也许当时的“合”并不读t尾。还有一种可能，这条对音材料是唐宋时期的旧译，元时因袭旧语，未能更正。故“那合”“那河”两存。又，纵使我们的解释不能成立，个别例证不能说明当时的入声字还有-p、-t、-k韵尾。“纳”对音nah者，出现在“答洼兀西撒纳”（Dawa's-sanah整年用的药）一词中，“伐”对音fan者，出现在“法刺昔伐”一词中。“h”在阿拉伯语中是个清擦喉音，这个清擦喉音在语流中很容易丢失。故“纳”“伐”可对音ah，这种对音并不能证明“纳”“伐”还有入声韵尾。同时“纳”多数情况下对音na和nā，“伐”多数情况下对音fā和fa，都是开音节。
退一步说，纵使四条对音材料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入声字还有入声韵尾，但仅此四条，不能推翻入声韵尾已消失的结论。
上举的大量阿汉对音材料，充分证明了当时的北方以大都为中心的河北中北部地区方言已没有入声韵尾，再加上《中原音韵》中的四条无入声确证，我们认为，《中原音韵》和《中原音韵》所依据的方言已没有入声韵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