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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06)12-0016-05
新闻教育是为了什么？它是否仅仅是一种为新闻业确保提供准备用陈腐文章充斥版面的青年记者的方式？或者是用来确保那些对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持批判态度的人们，理解他们可支配的能量和思考他们肩负的责任？
自由出版的传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以下设想而建立的，即：如果媒体独立于政府，市场将起作用，民主辩论将随之发生。在此前提下，新闻产品生产将被主要看作是一种商业行为，而它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将是它吸引受众的能力大小。毕竟被广泛阅读的新闻比起被极少一部分精英人物所接受的新闻，作用要大了许多。这当然也是英国报纸所有者的观点，他们被要求考虑道德责任时，总是以不以为然的方式来回答。英国新闻教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符合“商业贸易”的理念。
长期以来，存在一种激进的声音，它反对将新闻媒体过分简单地看作一种自由的、自我修正的、只需被置于市场生产线上运转的机制。实际上，普利策在美国捐钱筹办第一所新闻学校时，他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在不断发展的商业主义背景下，“维持新闻业的道德力量”。
普利策只是众多美国业界中第一个支持新闻“专业项目”的建立的人。这个“专业项目”将新闻业定义为“公共服务部门”，它的作用在于：有助于获得及追求民主自由。而英国新闻教育中毫无约束的自由这一态度仍根深蒂固。尽管1949年和1977年，皇家委员会都提倡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教育要更完善和更广泛，新闻雇主却坚决反对批判性“媒介理论”的引进，一种教育创新技能的学习成为新闻工作者的第一课。
规范的社会准则
新闻工作者的国际研究中产生了少量被认为是普遍准则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它描述为：使用诈骗手法获取新闻在英国被普遍认为是合法的，但在德国不合法；大部分英国记者乐于非法采用政府文件，尽管存在一些异议，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揭示新闻来源是要被诅咒的。各国对新闻回报的态度亦不尽相同。在东欧和中国，广告收入的压力意味着广告商和编辑之间的隔阂经常被打破，且记者可以从迎合商家的报道中获利——这点已为我们所熟知，很难发现其他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腐蚀公众信任的了。
一项对22个国家新闻专业学生的研究表明，他们联合起来的动机之一是“独立和自治”。然而在西方的道德体系中，很难讲清楚有多少自治被用在了“拥有报道权”这一目的上，而又有多少被用于将“以公众的视角恶毒攻击人们”这一行为合理化。
一些评论员认为批判权利使用过甚，以至于政治进程被歪曲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英国记者认为，商业压力一定程度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拒绝承担公众批评所带来的个人后果。哈诺·哈德也将不断发展的新闻商业主义看作是富于责任心的美国新闻界的问题之一。但对他来说，将新闻专业化也是这一问题的一部分——这有助于“新闻资助模式”的建立，而在此模式中，新闻工作者被当作“特定商业同行”来满足广告商的要求。
自由新闻业在自我毁灭吗？
如果新闻业和娱乐业变得难以区分，记者购买信息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在某些国家记者又从广告商那里拿钱的话，新闻业怎能为自身在文化界的特殊地位而申辩？新闻消费量下降受到了西方民主社会的关注。有数据表明，肤浅的丑闻只会出现消费量的临时膨胀，就像吃了太多糖果最初引起的糖分堆积——随之而来的只是萧条。
在英国，报纸通过耸人听闻的新闻建立起他们的读者群，而后又迅速地丧失读者。《太阳报》的创办就是报纸的一个例子。它的发行量建立在耸人听闻的新闻上，它的发行速度极快，以描述裸体以及讽刺政界与名人之虚伪的文章吸引读者。既然人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真实生活”，那么遵循这种模式的报纸发行量必然处于下降状态。全体报社记者已不如政客那般受信任。尽管如此，在报道政府对伊拉克战争升级的道德观争论中，虽然广播记者负有责任，但他们仍因被法律规定为公正的人群，而受到最多的信任。
相反，在美国，报纸销量萎缩，美国新闻业受到一系列道德丑闻的冲击。新闻界因其在 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时疏于回应而受到严重的质疑。但随着在争夺受众的煽情主义新闻的出现，较富竞争力的电视工作失去了公众，而这使得报社记者信任度相对提升。
那些很可能成为新闻报道中“演员”的人也很谨慎。在芬兰，一个调查发现，有可能在新闻中扮演角色的人，很担心记者有这样的倾向：即将记者身份和经验变为商品或漫画或两者兼有的形式。受邀为美国《观察者日报》记者辩论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表达了相似的关注。
很明显，在被信任和受欢迎的程度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使观众厌烦并失去观众，或煽情到一定程度而使新闻不可置信——新闻工作者必须在这两者之间确立一条合理的分界线。新闻教育在如何教会年轻记者去分清这条界限上，到底负有多大责任，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抵制煽情主义的作用呢？记者扎根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里，他们几乎没有反思他们的行为。因为商业压力占主导，而年轻的竞争者被偶然的合同所雇佣。所以，即使在道德方面受过完美无缺的教育，作为独立个体的记者也几乎没有机会奋起反抗。
英国的模式
从以学徒制为基础的新闻业，到高校比例不断提高的混合模式，英国这段时期的转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记者教育安排有关问题的有效范例。
从很大程度上说，学徒制是“英国成功记者”这一自我定义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黄金时代。当时他们所有的工作都与报道事实相关。而记者在编辑室里开始他们的商业行为。《独立报》的编辑安德鲁·玛哈告诉伦敦大学金匠学院的学生说，牛津大学的英语学位对他而言毫无用处，真正派上用场的只有速记和法律。
雇主也有相似的态度。英国第一所新闻学院城市大学的校长雨果·史蒂文讲到，“大众传媒的雇主集中倾向于认为新闻教育的主要作用在于为那些业已受到一定程度教育的人提供必要的技能……他们往往对这些教育的学术含量不那么感兴趣。而相应地，新闻教育者和国家教育当局……往往同样或更关注于发展他们这些方面的活动。”
英国最老的培训机构国家记者培训委员会成立于1952年。它为英国本土区域性报纸提供了一个可依赖的框架。它将自己的作用简单地定位为，传授基本技能。同时，它的董事会只有一名来自大学的代表。国家记者培训委员会已经培育出每个本土或区域性的报纸编辑，相应地，这些报纸编辑也坚持认为新进成员应被简单地培训。这一事实也确认了国家记者培训委员会的地位。这样，区域性报纸就成为更高一级或国家级报纸和广播机构的人员基础。
这在范围和意图上都与美国的新闻记者管理员会完全不同。美国的新闻记者管理员会不指定课程设置。在它的使命中，新闻的公共角色和采写技巧同等重要。它的董事会成员半数来自于大学，而国家新闻教育委员会不仅靠信任度而且靠写作和记录这些具体课程来运行。它完全不涉及对新闻公共角色的讨论，而且没有明显的道德框架。美国这个古老的培训路线的初衷是对20世纪80年代末模式的颠覆。那时，业主正找寻不受传统习俗所囿、受众导向型或商业驱动型的记者。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同对平面媒体的需求一样，人们也有了上网的需求。这种需要使新闻媒体向尚未被当地新闻界所囿的年轻一代开放。其中有些年轻人有很好的学位，但没受过新闻培训，另外一些受过大学新闻学的研究生教育。截至2002年，尽管76%有地方性报纸工作的记者仍受过国家记者培训委员会的培育，将近40%的媒体在职记者没有被委派培训新闻知识。而且在新闻最规范、信任度最高的广播部门，被委派进行新闻培训的比例最小。
政府集资的技术型企业将转变为大学部门，且由此赢得广播、电视及新媒体的信赖。仍有极少数大学在这些评判标准里面，因为一些教育者害怕掉入与国家记者培训委员会一样的模式里去。这种不动脑筋的只关注技巧的新闻培训，过去培养出了可塑性强、因热衷文章署名而随叫随到的记者，而今这种培训方式转入广播部门以适应其撤销管制之后的变化。这值得我们关注。这也许有助于煽情性电视节目的产生，但很可能无助于培养有思想、负责任的未来记者。
大学部门的问题
在英国，教授新闻的大学一直很难为人熟知。一些教授新闻学的人曾在国家新闻教育委员会呆过，他们赞成国家新闻教育委员会的体系，并且视告知学生简单的标准的技巧体系为己任。
这些实业者与大学其他系是隔绝的。与其学术同仁相比，他们应聘时的工作待遇及条件往往会差一些，几乎没有人会鼓励他们通过获得更高的学历来改进他们的学术地位。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新闻教育非常耗时，显然他们就没有剩余的时间用于阅读和研究，而这两项恰好被视为从事其他学科的人的学术生命的常态。
很多人暂时授受了这些，以便进行他们在职业生涯中的本职工作。这对学生而言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提供了工作经验和工作机会。但这也意味着新闻老师不要去提及基于学术表现的升迁，而且，要避免有关政治、权利与文化的学术讨论。结果是，新闻老师持续地向学生灌输对思考的蔑视，且相当大程度上隐藏了新闻这一角色的缺点。客观地说，一些大学的新闻系，对新闻道德权限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它们通常联合起来争论个人道德的问题而非权力问题，这使得年轻的记者在被要求履行他们认为存在道德疑问的任务时，常无力理解他们将要面对的压力。
同时，当他们拒绝学界所提供的东西的时候，一些新闻教育者感到他们的技术被其学界同人所低估。故他们依靠行业对课程的依赖，来作为提升地位及使他们更贴近行业同伴的手段。不管如何，在大多数情况下，职业性质的事物总是在旁边被冠以学术主题。即便是在那些写新闻教育改革的文章也似乎极不情愿转向职业化的狭小范围内。这些零碎的方法不可能催生伟大的思想家，或使未来编辑知道去面对持续的商业压力时，为新闻服务的可信任申辩的方法，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美国，尽管有着长期新闻教学历史，将近60%的普利策奖和75%的都朋德奖获得者没有接触任何新闻学知识。
总结
新闻学教育应该一开始就完全从记者形成的有关事项中撤离出来，这一建议似乎让人很绝望。当记者们在求职的阶梯上迈出第一步时，就很少有人转回去接受教育。
新闻传媒教育意味着传授现存规范，以及告知现在高度商业化传媒的实践过程。记者本身也意识到，行业前进的步伐之快。他们也认识到，要反映他们手头上做的事，时限已是相当之短。如果他们在脱离学校教育之前，没有被传授基本的思考方法，一旦他们开始了一天天匆忙的日程，他们就不可能停下脚步。
英国行业模式完全可以培养出适应全球化商业经济需要的年轻人。当其他地方的媒体一直处于挣扎状态时，英国新闻媒体被证实是灵活多变和富于创新的。即使是这样，这些英国媒体还是发现：煽情主义亦远远不利于在长期内保持销量，而且现在对政治的脱离（这种情况在年轻人当中尤甚）现象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基于新闻学学位的美国模式，更多强调专业主义及个人道德问题，但报纸阅读量正在下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非竞争性报业，即大多数报纸在当地处于垄断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专业标准，将会随着新闻不断地在流水线上生产，而遭受到压力。那些在职业导向型学校受训的学生也正在与那些受到更广泛教育的竞争者奋力竞争。而且随着商业压力的加剧，“专业主义项目”将走向穷途末路。
基于这种经验，国际上新闻学学历的偏重倾向将无果而终，特别是当这些学位只聚焦于技术而非将技术植根于艺术、人文、科学等更广泛的课程设置中时，表现将尤为明显。如果我们想要年轻的竞争者们能面向未来，对新闻学进行重新定位的话，我们应要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拥有一个广泛的、有利于培养思维的教育背景。课程无关紧要。我们需要的是向社会科学家、哲学家和英语专业毕业生传授拟标题的方法，而不是加上一些基于标题制作的学科设置。
引申
新闻教育并非旨在产生一个富有责任感的新闻媒体，而是为那些给娱乐业带来变革的电影制造者提供完美的培训，这是因为记者个人无法掌控宏观经济决策。
我们可以抱最大希望的一点就是：培养同其他人一样善于自我批评的记者。新闻工作吸引了聪明、善于思考、并愿受其吸引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些真诚地将新闻看作改变世界的一种方式。一种教育既让他们关注前沿，又让他们思考其所处行业及在此行业他们所愿选取的生活方式，这种教育方式可能有助于催生新一代记者：这些记者注意到真正重要的是以工作来改变新闻学，而非保有其现在地位。
大学里的研究生课程及广泛的第一学位教育课程，如能产生这种教育方式，且能弥补新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应该是十分理想的状态。
参与这些课程的人有机会退居二线，从文化、社会或历史的层面上来思考组织社会的方式。他们因急于求知而去听新闻的课。而且同标准的以职业为取向的多样化教育一样，我们也不难提供从传授新闻价值到批判新闻价值的丰富的课程设置。
但这势必要求老师们明了他们所教内容的来源和目录。如果他们在“如何做记者”的课堂上演示标题写作，而在学术报告上又大谈偏见和符号学，就只能导致学生们实践和认知的脱离。
这两者之间最终达到了融会贯通。新闻教育者不仅要求有硕士和博士学位，还要求有数年的从业经验，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由记者写作，或有时要与学者合著的书在市场上逐渐增多。
如果新闻教育要培养出那些自视为做有道德的人而非固守成规的记者，我们必须从教育施教者开始努力，这不是说只热衷研究的学者将会是新闻学的老师。一个博士学位并不能取代数年的行业经验。老师应是那些拥有知识，且对新闻学有热情的人。他们需经历过在编辑室在规定期限前完稿的难题，而且也明了新闻信息包装出售后，商业和竞争将发挥的正面影响。但他们也应是富批判精神的从业者，他们了解领域内的学术讨论。而且大学新闻系应提供便利，鼓励新闻从业者参加到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中去。
但这并非能引出一般性的建设，正如伊莎贝尔·麦当劳在2006年对美国和加拿大新闻教育者的调查：在记者和媒介学者之间存在怀疑的鸿沟，但新闻学老师应着力于填补这个鸿沟。我们一直为之努力的、且我们的学生即将涉足的行业，离不开我们的参与。我们应该置身其中。如果我们这个世界需要有批判精神的记者，他们就必须首先能对其所处的行业作出批判，以此来反映他们自身的力量。而作为新闻教育者的我们，应同这些记者并肩作战。
（选自“21世纪新闻媒体新闻教育发展国际研讨会”，有删节。）
［收稿日期］2006-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