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史记》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韩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序言
如所周知，20世纪的韩国经过了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前半期是日帝殖民地时代，后半期是建立独立国家，向经济建设与政治民主化、文化学术中兴迈进的时期。
在日本殖民地时代，韩国人民不但受到政治上酷烈的弹压与经济上残酷的榨取，而且民族文化与学术发展方面也受到甚大的压迫。就汉学方面而言，李朝汉学的传统受到很大的打击，没有直接延续到大学的现代中国学里，所以日帝虽然设立京城帝国大学支那文学部，培养了研究中国学问的一些韩国学者〔1〕， 但总体上可谓中国古典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解放后到六十年代，韩国各级大学里的中文系只有三个，虽然培养了有些中文人才（其中相当一些学人毕业后去台湾留学，研究古典文学），但是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关心与研究可说只停留于开拓阶段。但七十年代以后全国各大学里陆续设立中文系，培养了不少的中文人才。八十年代全国各大学里开设中文系的风气蔚为大盛，到1992年8 月韩中建交之后，更迅速的扩散。现在，全国大学里已经设有一百个以上的中文系或者类似的专业了。这样的风气之下，不但在国内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急遽增加，而且在国外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也陆续归国任教，研究的成就也越来越可观，形成了兴旺的面貌。
根据1992年在韩国出版的《国内中国语文学研究论著目录》（ 1945—1990）〔2〕，所载韩国研究者数目，已超过一千人。 其中虽然也包括非专门性的，但相当部分是硕士以上的研究者，登载的论文目录也达五千条。离1990年底已过近七年，目前还不能确知研究者与论文的数目，但可能增加得更为惊人。
大略检讨研究成果，就可以知道中国古典文学里各种文体中研究数量最多的是诗与小说，而对戏曲与散文的研究就相当地少。韩国学界目前对解放后中国古典文学各种体裁的研究成就分门类别进行整理工作，但因古代散文的研究成果相当少，所以没有包括在里面〔3〕。 但依笔者看来，古典散文领域也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应该加以分析整理了。古典散文研究方面，成就最多的可谓“唐宋古文家和古文”与“《史记》文学”。笔者在八十年代主要研究《史记》文学，所以本文打算就韩国研究《史记》文学的历史与展望，作一番分析整理。
二、韩国《史记》研究的总体情况与译介简史
一、《史记》研究的总体情况
解放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可能也注意过《史记》，但一直没有发表过有关《史记》的专题文章。到了1958年历史学者洪淳昶（前任岭南大学教授）写了《司马迁与〈史记〉》一文，这虽然属于介绍性范畴，但可以说是专门学者有关《史记》的第一篇专题文章。
那么，以前真的没有有关《史记》的文章吗？其实不然。
《史记》传入韩国，早从高句丽时代开始，至于统一新罗时代尤受重视。高丽时代可能更广泛普及，虽然目前不能确认，但可能有过木版本《史记》的出现，到了李朝世宗年间（公元1425），铸字刊印《史记》，颁赠臣下。从此以后《史记》的出刊普及或者跟着政变受到干扰，或者随着战乱遭到消失之祸。但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崔岦编纂的《汉史列传抄》出刊，1612年车天辂删定的《史纂抄选》与《史纂全选》出刊以后，凌稚隆校点的《史记评林》（这个版本虽然保存凌氏所用各种注释与凌氏校阅，但除掉凌氏辑录的尨大的历代评语及凌氏按语）与《增订史记纂》以及撰者不明的《史汉一统》陆续刊出。而这个《史记评林》是《史记》原文完整本，所以可以说对朝鲜士大夫研钻《史记》提供了基本的条件。最后到18世纪底19世纪初发行《英选史记》（白文本），普及更广泛。韩国历史学者李成圭（Seoul 大学教授）曾对李朝士大夫理解《史记》情况加以一番大整理〔4〕。他检讨16 世纪末以后朝鲜士大夫留下的文集大略一千二百种，最后确认105 种文集里包含有关《史记》的论述，总共有500件。他把500件分为4类：1.有关体例及书法论的有363件；2.有关文体与文章论的有26件；3.有关考证与注释的有26件；4.有关褒贬与评价的有100件。 由此可知韩国研究《史记》也有几百年历史了。
不过，总观解放后的汉学界情况，少数学者试图以近代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但他们由于各种限制，对“应在总结古代汉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解放祖国的新中国学”这一原则，没能注意，也可以说是没有余暇。所以李朝以及以前时期的知识分子对研究（或者可以说“了解”）中国文史哲等各方面的学术成就也跟着埋没了。他们对《史记》研究的成就也一样埋没，而到李成圭才算提供了研究整理的线索。
由此又可知：韩国的《史记》研究虽然已有几百年历史，但解放后的《史记》研究，是跟过去的研究没有结下关系而独自进行的。我们应该对韩国古代的《史记》研究史作一番详细的分析整理，这是面临21世纪应做的一个课题了。
言归正传，依笔者的详细调查，1958年以后韩国人写的有关《史记》的各种论文总共有58篇以上，研究性的著作有1部（还有1部属博士学位论文的排版本），趣味性的著作有1部。至于外国学者（日本、 美国、中国、法国）的研究论著翻译的，书有3部，论文有7篇，趣味性的书翻译的有1部。综合看来，专著共有6部（博士学位论文的排印本不算在内），研究论文共有65篇以上。
关于韩国人的《史记》情况研究，除了上面李成圭的论文之外，还有就是李寅浩的《〈史记〉人物描写研究史略》（韩文，1994.12）、 诸海星的《〈史记〉在韩国的译介与研究》（中文，1996.10）。 前者专对中国以及韩、日、欧美学界对《史记》人物描写方面的研究，作综合性的考察，其中包含韩国学者6位的研究成果， 但可惜遗漏了硕士论文1篇〔5〕，韩国方面的说明也较为简略。后者就1994年以前的所有的韩国《史记》研究成果，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分析，并作简单的评论。而其收集整理的范围相当广，其评论相当明晰，但可惜较注重于整理学者个人的研究成果，有点儿忽略研究的历史脉络之印象，也遗漏了一些论著〔6〕。
我们综合考察《史记》研究的总体情况，虽然诸先生收集的有关《史记》研究的资料遗漏了一些，而且1995年以后又出现了不少论文，但其七类分类法值得参考〔7〕。不过，其分类法虽然较为明确， 但可以把第4类与第5类合为“关于《史记》的文学性质与文学成就方面的研究论著”一项。又第6 类的《司马迁的历史认识》（朴惠淑编译）里面的几篇论文可以分开来谈，而且可以添加“关于《史记》的人生教训以及趣味性方面的论著”一项，还可以把第7 类扩大为“关于《史记》渊源与影响或者比较方面的研究论著”一项。也还可以另设“关于《史记》研究史方面的论著”一项。
由此看来，《史记》研究的总体情况（以专著6部与研究论文65 篇为对象，重复的不算在内）可重新分8类整理如下：
（1）关于司马迁的生平和思想方面的研究论著，有专著3部，论文10篇。
（2）关于《史记》的历史性质方面的研究论著，有论文14篇。
（3）关于《史记》的语法方面的研究论著，有论文3篇。
（4）关于《史记》的文学性质与文学成就方面的研究论著， 有论文28篇。
（5）关于《史记》总体方面的研究论著，有专著1部，论文1篇。
（6）关于《史记》的人生教训以及趣味性方面的论著，有专著2部，论文1篇。
（7）关于《史记》的渊源与影响或者比较方面的研究论著， 有论文4篇（4篇都是有关文学方面的）。
（8）关于《史记》研究史方面的论著，有论文4篇（其中1 篇是有关文学方面的，另外2篇是有关总体方面，当然也包含文学方面的， 最后1篇是有关历史方面的）〔8〕。
由此可知，韩国学界研究《史记》的关心面主要集中于文学性质与文学成就方面，其次是司马迁的生平和思想方面以及历史性质方面。
二、《史记》译介简介
《史记》在韩国的译介到1945年解放以后才开始，比起其他古典的译介来相当晚。《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以及《杜诗》等不少中国古典，已在李朝时代翻成译文，流传于民间，一般民众很熟悉，有亲切感。但《史记》直到1965年才出现第一个翻译本。所以影响力方面，绝比不上上面几种古典，但从那时到1997年8月，已出现了25 种以上的各种翻译版本，在韩国已成为主要世界古典名著之一。
下面介绍翻译史上有标识性的和有特定意义的事件。
（1）崔仁旭译《史记列传》（1965， 玄岩社）是第一个《史记列传》选译本，开了《史记》翻译之先河。
（2）李永茂重译6卷本《史记》（1.《霸者的条件》；2.《乱世的群像》；3.《支配的力学》；4.《权力的构造》；5.《思想的命运》；6.《历史的低流》），丸山松幸外编译（[日译]，1973.2，新太阳社），对《史记》主要原文根据编者的方针完全再编辑，译成日文，韩译者根据日译本翻译成韩文，教训性与趣味性比较浓，并非全译本。
（3）文璇奎译《史记列传》1、2、3卷（全三册分别在 1973 年、1974年、1979年，由韩国自由教育协会刊行）是最初试图列传全译的，但由于刊出速度太慢，后来被洪锡宝先生抢先。
（4）洪锡宝译《史记列传》（70篇，1977， 三星出版社）是列传的最初全译本。
（5）李成圭编译《〈史记〉——古代社会的形成》1987，Seoul大学校出版部）是以秦帝国为中心选择多篇传记加以翻译的，其中包括《项羽本纪》与《孔子世家》及《封禅书》的最初翻译，这一本译书在《史记》的各种编译书中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6）苏俊燮编译的3卷本《史记》（1.《兔死狗烹》；2.《勇者不轻易死》；3.《真的直路看似曲折》，1993，西海文集）是一部通俗性与阅读性强的《史记》编译书，对《史记》的大众化有很大的贡献。
（7）洪锡宝初译、金并总评译的全译本《史记》（总10卷本， 除“表”本身之外全译，1994.1，集文堂）可谓最初全译本，但顺次安排与《史记》原书不同，而且经过金并总先生的润饰而成，追求的是通俗性，因此学术性不高。
（8）丁范镇主译《史记》7卷本（《史记本纪》、《史记世家》、《史记列传》、《史记书、表》，除“表”本身之外全译，1995.6，图书出版喜鹊[意译]）是成均馆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年轻学者共同翻译的，可谓学术性比较高的全译本。
由此可知：1965年初崔仁旭先生的选译本刊出以后，经过1977年洪锡宝的列传全译本，到了1994年才出现了洪锡宝、金并总的全译本，最后到了丁范镇与一批年轻研究者之手，完成了学术性较高的全译本。
三、韩国《史记》文学研究的回顾
关于《史记》文学性质与文学成就的研究论著有28篇以上。不过，一般《史记》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多少涉及到关于司马迁的生平和思想方面，而且上面第7类的论文4篇与第8类3篇也与《史记》文学研究有关系。所以在此回顾《史记》文学研究的情况，也不能完全排除上面2类，必要时应该多少提及。
一、70年代初开始注目《史记》的文学性
韩国学者最初译介的中国文学史是胡云翼的《中国文学史》（张基槿译，1961年），但这本书只把韵文与小说戏曲当做文学范畴之内，而根本排除古代散文。1974年刊行的金学主（汉城大学教授）、丁范镇（成均馆大学教授）共著《中国文学史》也没有对先秦两汉的散文加以记述。这些书当时影响很大，它们认为《史记》是历史书，不是文学书。
第一次突破这样固定观念的是李汉祚（前任高丽大学教授，已故）。他曾留学日本京都大学，受到强调史传文学的日人吉川行次郎的影响，回国以后首先写了《伯夷与司马迁——作为〈史记〉总序的〈伯夷列传〉》（1971），就司马迁把《伯夷列传》排在列传之首的原因，从司马迁的思想与《伯夷列传》的思想上、文学上的意义关系着手，进行分析。翌年他又写了《关于〈项羽本记〉》（1972）一文，分为“项羽的性格”、“体制与作法”、“言语选择与人物描写”、“故事的连结等”、“歌颂与讽刺”等项，加以分析，这就已经粗具了《史记》人物传记分析的模型。
继而对《史记》文学表示关心的是多年研究韩愈与苏东坡的李章佑（岭南大学教授）。他首先在1972年从文学的角度对《伍子胥列传》的构成问题加以分析，阐明了其文学特点与主题意识，他又在1974年为《汉书·司马迁传》国内最初作了注释，对司马迁生平与思想的研究提供方便。
洪淳昶本为历史学者，曾经（1958年、1979年）写了有关《史记》的专题文章，但到了1982年也关心司马迁的文学观问题，写了《关于司马迁的文学观——以〈屈原贾生列传〉为中心》一文。
但这三位的论文可谓是试探性的，后来没有继续研究，就没能打下史传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其对后学的影响也有限了。
二、留台学者正式开始研究《史记》文学
70年代末或者80年代初留学台湾的年轻学者，开始注目《史记》所具有的文学性，开了研究《史记》文学的一个新局面。
首先正式注目《史记》所具文学价值的是朴宰雨。朴宰雨在1982年写了硕士学位论文《〈史记〉的写作技巧研究》（中文，1982.6）。他为了探讨《史记》所持深厚的艺术感染力的原因，就先用抽样分析的方法选8篇代表性的纪传以及其他篇中有关片断，再用他独特的5项分析法（主题意识、布局、人物刻画、事件描写、造句用字技巧以及其相互配合情况）加以分析。他的结论是：“要之，《史记》，一为实录；二以具有与众不同之处的种种历史人物为写作对象；三即通过作者的超凡的才识、体验、思想；四即通过作者精巧高超的写作技巧的运用而成。这是《史记》艺术感染力的来源。”
金圣日继而研究《史记》的修辞技巧，1984年写了硕士学位论文《〈史记〉的修辞技巧研究》，首先是从笔法探研《史记》文字之渊源，其次就章法研析《史记》文字之特征，然后分为“材料上之修辞”、“意境上之修辞”、“章句上之修辞”、“词语上之修辞”四章，加以举例解释。这篇论文可谓全面探讨《史记》修辞技巧的第一篇论文。他归纳出来的修辞技巧总共有40种。
台湾留学生正式研究《史记》文学之后，韩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渐表示关心并写论文。历史学者洪淳昶第一次写了专著《〈史记〉的世界》（1982.8），主要内容包含“司马迁的生平”、“《史记》的时代”、“《史记》的写作过程”、“《史记》的体裁及其内容”、“《史记》的世界”等，这本书可以说是第一部《史记》入门书，对一般人了解《史记》有一些贡献。韩国文学者金明昊（成均馆大学教授）本来研究李朝时代著名学者兼文人燕岩朴志远的小说，但发现燕岩受到《史记》的影响不少，所以1983年就着眼于此，写了《朝鲜后期实学派的汉文学——燕岩文学与〈史记〉》，这是第一篇有关《史记》的韩中比较文学论文了。一直从历史学的观点对《史记》表示关心的历史学者李成圭，在1985年就写了《史记》的历史及时叙述与文史一体》一文，对《史记》的历史叙述上的特点，尤其对文史合一的特点，作了深入明快的分析，这对《史记》文学性的阐明，颇有参考价值。
受到上面一些论文的启发，国内学人林春城（现任木浦大学教授）在1986年写了硕士学位论文《〈史记〉议论文的内容与技巧分析》，就先对《史记》“太史公曰”与其他议论文的内容加以分析，然后对其修辞技巧加以探讨，这一论文可谓是正式探讨《史记》议论文的第一篇论文，林春城继而发表了《司马迁的文学理论与文艺批评——以〈史记〉议论文为中心》，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等以及具体的文艺批评情况加以探研。
朴宰雨（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归国后于1987年又发表了一篇探讨《史记》文学的本质与其具体特点问题的论文《〈史记〉的文学性质及其特点考》，从文学概念与文学史实质情况着眼，阐明了《史记》为什么是文学书的问题。并且对其所持文学性的具体特点指出五点：1.各篇里有中心的主题思想作用；2.寄托喜悲哀乐等丰富的感情；3.积极发挥文学想象力；4.驱使多样的文学技巧；5.形象化与典型化上有显著的成就。
金圣日（君山大学讲师）也在回国后继续探研《史记》的各种文学技巧，前后写了《〈史记〉褒贬义法浅谈》（1987）、《〈史记〉讽刺技巧小考》（1989）两篇论文，从“体例配列”、“各篇目的命名方式”、“修辞法”三个角度探讨；“褒贬义法”分“讽刺的对象”与“讽刺的手法”，研究讽刺技巧的各种运用情况。他又着眼于《燕丹子》对《史记》的影响关系，写了《燕丹子与有关史书记录的比较分析》（1990）。
80年代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史记》的编译书《司马迁的历史认识》（朴惠淑编译，1988）的出刊。这本书选大陆学界的研究论文4 篇（殷孟伦的《略谈司马迁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侯外庐的《司马迁的思想及其史学》、任继愈的《司马迁的唯物主义思想及其进步的社会历史观》、苏仲翔的《试论司马迁的散文风格》）与法国Chavanes的《司马迁所活用的资料》以及美国Watson Burton的《传大的历史家司马迁》， 加以翻译了。这是一本学术价值较高的书，对一般知识分子与民众重新了解司马迁与《史记》有不少的贡献。
三、研究的兴盛与发展
1989年与1990年，在台湾的两个大学里，出现了第一批韩国学者研究《史记》文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第一篇是金苑（现任暻园大学教授）的《〈史记列传〉义法研究》（1989），第二篇是朴宰雨的《〈史记〉〈汉书〉传记文比较研究》（1990）。前者就《史记》列传的义法，分“显示之精神”（追求仁政、崇尚礼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人文主义）、“类型”（形式、内容）、“篇法章法”、“句法字法”（句法21种，字法8种）等4项，加以探讨。
至于朴宰雨的《〈史记〉〈汉书〉传记比较研究》，从《史记》《汉书》的异同之处着手，加以详细的分析，这篇论文先总结“史汉异同研究史略”，然后分“史汉总体比较”、“史汉传记文之编纂体例、形式、所传人物比较”、“史汉传记文之写作技巧比较”等3 章加以探讨。后来这篇论文在大陆中国文学出版社出刊。韩兆琦先生曾对此书评说：“中国从晋代开始便有人对《史记》《汉书》进行比较研究，以后便代不乏人，——但是像朴宰雨先生这样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既有理论概括，又有具体资料的偏重于文学方面的研究著作，似乎还没有见过。”〔9〕
1991年，其间在台湾以《史记》思想为主进行研究的李寅浩（现任汉阳大学教授）写了博士学位论文《〈史记〉文学价值与文章新探》。这篇论文可分两个部分：第1部分是探研文学价值的；第2部分是从卢卡斯的典型性观点新探《史记》文章的。这篇论文先对《史记》的文学价值列举10项，其中“各种文体之集林”、“成语谣谚之宝库”、“引诗援文之活例”、“诗文赋曲之题材”、“幽墨文学之启迪”、“武侠小说之发源”里比较有新的内容。这篇论文的后半就接受卢卡斯的典型论，从社会写实主义观点分析，又正式探研了《史记》里所见人的本性与人生问题，这可谓一种有突破性的试探。
90年代有关《史记》文学的论文，除了上面论文之外还有10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1篇，硕士学位论文2篇，篇目如下：
（1）《〈史记列传〉的人物描写技巧研究》，金圣日，1994， 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
（2）《〈史记列传〉人物形象研究》，李承信，1994.2， 梨花女大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
（3）《〈史记〉人物传记的文章技法研究》，安辰赫，1996.6， 国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金圣日的博士学位论文，主要研究“人物描写技法”、“人物提示的方法”、“人物描写的两大观点”、“列传人物描写的技法分类及形态”等人物描写方面，可以说是对这个方面研究之总括。李承信与安辰赫的论文也对《史记》的文学研究，尤其对《史记》的人物形象与人物传记的文章做法的研究有所贡献。此一时期的关心面比较多样，有人从小说观点研究《史记·项羽本纪》，有人正面研究《史记列传》与小说的关系，又有人就《史记》的文体探研，或者对《史记》的“传”体探究。
九十年代李寅浩与金圣日站在八十年代的研究成果上，继续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活动。李寅浩写了《〈史记〉引诗援文》、《〈史记〉的寓言性格》、《司马迁的黄老思想》、《对〈史记〉文学研究的述评》等论文，金圣日也写了《司马迁的因果报应思想》等论文。而金苑也对博士学位论文以后暂时中断的研究活动，重新点火，写了一篇《〈四公子列传〉中的“士”的形象》，探讨战国四公子的人物形象。得力于这些中坚研究者的研究活动，韩国的《史记》文学研究进一步前进了。
从另外的一面看，九十年代可谓是《史记》大众化的时代了。1994—1995年之间《史记》全译本有两种出现，加以有趣味性的如李炯基的《现代人读的〈史记〉》出版，而且既有可读性又有学术性的日人武田泰淳的《跟司马迁一起走的历史旅行》（原名《史记的世界》），与日人贝冢茂树的《随笔〈史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原名《史记》）出版，因此司马迁与《史记》更为一般民众所知了。
四、韩国《史记》文学研究的前瞻
到目前为止，韩国人已拥有《史记》韩译本25种以上，其中包括全译本两种。而且拥有有关《史记》的博士论文5篇（4篇在台湾写，1 篇在国内写）与硕士论文9篇（3篇在台湾写，6篇在国内写）以及著述3部、一般论文44篇以上。其中有关文学的，博士论文4篇，硕士论文有5篇，专著有1部，一般论文26 篇（包含“关于《史记》的渊源与影响或者比较方面的研究论著”中论文4 篇与“关于《史记》研究史方面的论著”中论文3篇）。可以说已经达到可观的地步了。
但是韩国的《史记》文学研究之路前面还有一些障碍。
第一，《史记》文学的研究，毋论中国或者韩国学界已经达到饱满的状态，各种题目差不多都已研究。如果没有观念上、方法上新的突破，好的、崭新的研究成果不易做出来。
第二，目前从韩国的情况看，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者也不容易做专任教授，如一位《史记》博士不如意，最后当官（韩中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去了。这样的话，实在不好继续做学问。至于只持硕士学位的研究者更不必说了。
第三，有些研究者的关心面改变，研究的重点完全转移，自动放弃《史记》的研究，如一些《史记》研究者后来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兴趣，进行专门研究，对《史记》文学的研究基本上抛弃或者忽略了。
不过，这些形成不了真正的障碍，因为司马迁与《史记》本身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具有甚大的人类普遍性价值。至此，想起一段对话来：“你为什么爬山呢？”“因为山在那里。”就是这个道理。真正了解《史记》的人可能不容易抛弃《史记》，这是不能否认的。
以后韩国的《史记》文学研究的方向，可以设想几条出路。
第一，应该对《史记》本身进一步深入研究，又在观念与方法上找出新的突破口进行各方面（尤其是文学方面）的研究。又一面应多刊行普及性的介绍书，以扩大这门学问的大众基础。
第二，应该共同努力尽量收集古代有关《史记》研究的资料加以分析整理，做一个古代《史记》流传史、《史记》文学研究史。首先应该对朝鲜时代包含有关《史记》论述的105种文集500件的片断资料，作一番详细的检讨与分析，尤其对文学的资料更应如此。
第三，可以从韩中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史记》，如《史记》与《三国史记》或者其他韩国史书的文学性比较问题、《史记》对韩国传记文学与散文以及小说等的影响问题、韩国与日本受容《史记》的异同问题等。
第四，可以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对各种有关《史记》的史籍，集中研究其影响关系以及发展脉络，对中国传记文学史、中国史传文学史、中国叙事文学史、中国历史散文史等作研究整理。
五、结 语
回想20世纪，前半期是殖民主义时期，韩国和中国同受甚大的灾难。经过共同努力与斗争，1948与1949年建立新的国家。但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原因，隔绝40余年，到了1992年8月建交，活跃地进行各种交流。
当代中国学界对古代文化遗产、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在古代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接受进步的文化观念，建立了新中国的新文化。当代历史进展过程当中，有时虽然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呈现极端偏向，但总体上看，其效果是可以给予充分肯定的。这是笔者非常佩服的一点。至于《史记》文学研究，中国学界站在总结古代《史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各种研究，而这一点上韩国还没有把古代《史记》研究成果充分发掘加以精细总结，这是今后韩国《史记》学界主要课题之一。
上面把韩国《史记》与《史记》文学研究的历史与展望进行了简单整理分析，也提出了一些意见。但可惜对北韩（朝鲜）的《史记》研究成果一无所知，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了解到有关这方面的学术成就。无论如何，笔者相信韩国《史记》学界在21世纪的前景中可能更加成长，从韩国固有的关心面出发，将会更加创造出各种独特的成就，以贡献于世界《史记》学界与世界中国古典文学学界。
注释：
〔1〕研究中国文学的韩国学人， 根据李章佑《韩国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寻找中国文学》，1992年，岭南大学出版部刊）就列举崔昌圭（29年毕业）、金台俊（31年毕业）、车相辕（36年毕业）、裴浩（38年毕业）、李明善（40年毕业）、朴鲁胎（43年毕业）等几位。
〔2〕徐敬浩编，1992年，正一出版社刊。
〔3〕例如韩国中国学会1997年8月主办的“第17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上，整理发表的领域包含古代诗、古代文学理论、古代戏曲、古代小说、现代文学，但没有包括古代散文领域。
〔4〕见《朝鲜士大夫的〈史记〉理解》，李成圭， 《震檀学报》，1992。
〔5〕缺落的1篇是李成信著《〈史记列传〉人物形象研究》（1994.2，梨花女大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
〔6〕诸先生的分析对象有一般论文27篇、研究专著4部、硕士学位论文7部、博士学位论文5部，比起笔者收集的1994年以前资料缺少一些。
〔7〕其七类就如此：1.关于司马迁的生平和思想方面的研究论著；2.关于《史记》的历史性质方面的研究论著；3.关于《史记》的语法方面的研究论著；4.关于《史记》的文学性质的研究论著；5.关于《史记》的写作技巧与人物描写方面的研究论著；6.关于《史记》总体方面的研究论著；7.关于《史记》与《汉书》的比较方面的研究论著。
〔8〕本稿后面“附录”目录里的各项后面的（1）—（8 ）表就表示这篇论著属于第几类。
〔9 〕见《〈史记〉〈汉书〉比较研究》里韩兆琦的《序言》，1994，中国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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