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及其提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71(2011)02—0049—04
一、问题的提出
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是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就业的人群。他们或是生长在农村，初高中毕业后进入城镇就业，或是自幼随打工的父母在城镇长大。[1] 据此，有研究者将新生代农民工分为两类：一是嫁接的新生代农民工，指从小跟随父母来城市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这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集中在16岁—20岁，走入了“辍学——打工——挣钱娶媳妇——带孩子打工”的怪圈。二是原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指20世纪80年代父辈进入城市打工后生下孩子，如今已经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尽管出生和成长于城市里，仍被贴上了“农民工子女”的标签。[2]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有许多特点。研究者视角不同，总结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也迥异。一种是偏消极取向，如有研究者把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特征归纳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能力低。[3] 一种是偏积极取向，王兴周通过对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性是积极的：他们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个人素质；有理想、有目标；注重市场原则；更有平等意识；独立自主意识更强。[4] 吴漾则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消费观念更加开放；生活目标明显转移；生活方式差别显著；维权意识不断增强。[5] 姚上海则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综合素质普遍提高、乡土依念情结逐渐淡化、转移；行为动因凸显发展理性、社会支持网络不断丰富、城市社会认同日渐形成。而这些特征蕴含了现代性元素。[6] 陆学艺认为，农民工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正在逐渐演变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农民工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功勋卓著的巨大贡献，农民工创造的伟大业绩将永载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史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工是新时期我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7]
融入城市、成为市民，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行为取向和目标选择。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留不下城，又不愿意回到农村，也回不了农村”，处于十分尴尬的境遇。[6] 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农民工作为城市快速发展中的重要人力资源，其就业能力的高低对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其职业向上流动和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因素。[8] 就业能力对全社会所有需要就业的人都是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数量巨大，素质相对较低，地位相对弱势的农民工来说，其就业能力的状况可能直接决定他们能否获得就业机会并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9] 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极为少见，已有的一些研究主要从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的角度入手，没有在就业能力的理论框架内进行探讨。本研究主要以就业能力理论为基础，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现状，提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对策，为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对于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就业能力的内涵及结构框架
就业能力的研究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其内涵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断演变，直到20世纪90年代成为研究的热点，引起广泛关注。[10]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学科进行探讨，导致了这个概念的模糊和多样化。[11]
而研究者关于就业能力分析框架的研究最终表述各不相同，每个领域的研究者从管理学、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研究就业能力理论，但几乎没有人试图将这些不同角度的研究整合起来，因而，“就业能力”至今仍没有统一的定义。尽管如此，研究者都肯定了就业能力理论对解决就业问题的积极意义，并将对就业能力理论的关注聚焦于最终实现就业、稳定就业和再就业上，他们对就业能力理论的核心意义和内容描述也具有一致性，即就业能力是指劳动者获得工作和保持工作，并在需要时重新获得就业的能力。[12] 已有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强调劳动能力的基础上，突出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可转换能力、劳动力市场价值等综合因素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Fugate把就业能力理解为一种嵌入个人特性的心理社会结构(psycho-social construct)，这种心理社会结构包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如图1所示)。职业认同是指个人对职业生涯的自我解释，包括职业目标、个性特质、价值观、人际交往和时间观念。个人适应性是指改变个人因素(如知识和技能)和个人行为以满足环境需要的意愿和能力，包括乐观主义、学习意愿、接纳变化、内控特质及自我效能。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可以用以拓展个人身份和实现职业生涯机会的社会网络。人力资本是指影响个人职业生涯进步的一系列变量，例如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情商等。当下社会，为了维持组织的灵活性和弹性，更多的雇员必须在组织内部的不同岗位和角色之间转换，以及在不同的组织之间流动，即出现了无边界职业生涯(boundaryless career)现象。在这个时代，雇员的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对职业生涯的成功就显得极其关键。雇员从追求终身就业保障转而追求终身就业能力保障。[13] 笔者认为，在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进行分析时，以Fugate的就业能力的心理社会结构作为框架，更容易理解且易于被人们接受。
图1 Fugate的就业能力结构框架模型
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分析
根据Fugate的就业能力结构框架，本文主要从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四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进行分析。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认同
职业认同就是个体在职业世界中对自我的认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和自己的优势、劣势，知道哪些是属于自己的机会。职业认同为个体的各种职业选择提供了方向，它是就业能力概念中的动机成分。个人的职业认同感越高，其自我认识和职业环境认识就越清楚，行动也越有力，对相关信息也越关注，就越容易获得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14]
从就业目的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绝不仅仅只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待遇是他们关注的一方面，但是更吸引他们目光的，是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
相关调查显示，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当就业目的不再以金钱为标志，他们也就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即“体验生活，实现梦想”。[1]
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和声望有更多的追求。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传统观念较少、市场取向较多，在社会地位的获得和实现自我价值上有更多的期望；新生代农民工“乡土依念情结逐渐淡化、转移”，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使其成为了急需市民化且易于市民化的群体。[15] 从事职业声望高的工作是每个劳动者的美好愿望。新生代农民工有希望从事声望较高职业的“偏好”，这是发展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种愿望是合情理的。职业声望的变化是促使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选择的一种重要动力。[16]
新生代农民工还具备强烈的职业理想和创业意识。2010年5月，全国总工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未来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选择了“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高于传统农民工近10个百分点，[1]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他们的职业理想和创业意识有了长足的进步。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在接受自己身份的同时，有了更多的追求，比如职业认同感、职业声望、职业理想等。他们希望从事自己认可、受人尊敬、具有前途的职业，希望在工作中带来高度的心理满足感，如自尊、荣耀、充实、希望等美好的情感因素。[9] 在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不再是在某一个企业里固定地工作，而是不断地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去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机会，职业发展呈现出跨企业、跨行业的自我发展倾向。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适应性
适应性是指根据环境需求改变行为、感受和思维方式的意愿和能力。适应性的组成维度之一是预见性，具有预见性的个体更有能力影响环境使其发生改变，更容易取得成功。个体的适应性与自我定位、抓住机遇的能力、控制感、自我效能感、信息寻求等因素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适应性强的个体愿意并有能力使个人的知识、能力、性格倾向、行为等变得符合情境的要求，并在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中保持高生产力和对雇主的吸引力。适应性是在当代获得职业肯定的核心因素所在。在多变的职业环境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职业适应性成为影响人们职业和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个人适应性主要由乐观、乐于学习、开放、内控性和一般自我效能感五个因素构成。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对工作机遇的认识和辨别产生重大的影响。[14]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流动以及因流动而获得的社会阅历能够帮助他们脱离土地的束缚，开阔眼界，增加他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性，尤其是对异己事物的宽容性，降低他们的行为保守性和心理封闭性，并增加他们的自我依赖感和自我效能感。[17]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在长期的城市生活中，逐渐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特别是部分“打工精英”的示范效应，更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和对城市的归属感，培育了一种开放的现代性心境。[8]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中蕴涵着日渐增强的现代性元素，特别是“自信心”、“时间感”、“重视技术技能”、“渴望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市民”等现代性观念更加突出，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意识到在城市生活中，“不敢面对竞争，将永远无法摆脱贫困命运”，“竞争主要靠知识、技术和能力”，“知识和智力资本远比体力型劳动力价格昂贵”。[18] 他们对于学习和继续接受教育有较强烈的需求。
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较，也有明显的不足。有研究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心气高能力不足，工作期望值高与自身能力不够形成强烈反差、耐受力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要经历1年—3年时间才能完全适应城市职场生活，有超过10％的人一直觉得不能很好地适应，时时有被城市职场繁重劳动压垮的感觉；耐挫性弱，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传统社会的深刻磨难，一旦遇到现实生活的不如意，工作的挫折，就容易垂头丧气，一蹶不振。这些不足之处在某些个体身上不恰当地放大，容易形成职业枯竭。[19]
面对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受体制和自身素质的约束，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与挑战并存，理想与现实交织碰撞，在心理上往往处于尴尬的境地，极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强烈、过客心态和抵触情绪蔓延、自卑心理和孤独情绪明显，务实精神不足，敬业精神较差，工作持久性差，职业流动率较高。这些都阻碍了他们在城市职场的适应和人格的完善，也影响了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计划的实施。新生代农民工对所从事工作的稳定性重视程度较低，他们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与雇主的关系)方面经验明显不足。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反映了就业能力的内在层面，它强调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人际交往，也就是说人际关系有助于形成个人的自我接纳和提供与职业相关的信息及资源。社交网络也可以是个体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
林南认为，自我在等级制结构中的位置，是决定个人获取更好社会资本的因素之一。他将位置区分为先赋位置和自致位置，前者是指自我继承的位置，通常来自父母；后者是指自我在后天获得与占据的社会位置和社会角色。对于进入城市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先赋位置显然处于劣势。他们要想获得城市人的接纳，缩小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必须提高他们在等级制结构中的自致位置。按照社会学家的观点，衡量个人社会位置的主要标准有三，即财富、权力与声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城乡二元社会的中国，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短期内获得制度上的平等待遇，享有与城市人同等的权利是不够现实的。这就意味着他们想通过获得权利来提升他们在城市社会等级中的位置这一路径被切断。因此通过社会经济地位的实际提升其自致位置是他们最为直接、最现实的选择。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收入和职业的满意程度越高，就意味着他们弥补先天制度地位之不足越成功，意味着通过财富的积累和声望的提高实现了他们在城市社会等级中位置的爬升。[20]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几乎是不可实现的目标。
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支持网来体现的。社会支持网在个人生活，特别是在工作中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农民工在乡土社会中所建立的那些社会关系大都被远远地抛在了家乡；他们在那个社会所遵循的那些规范和观念，也在这个充满陌生人的城市社会中变得愈来愈不适应。原来的那些社会关系由于他们外出打工而被无可奈何地、强制性地割断。这样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农民工自身在城里形成了一种社会的和心理上的结构性紧张和危机。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遭受的社会排斥还是十分严重的，这使他们仍与城市有很大的社会距离，不能完全融入城市。[21] 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群体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隔阂”，形成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另一种“内卷化”状态和“心理孤岛”现象。农民工在城市居住“有居所没有家园”、在城市工作“有职业没有事业”、与城市市民共同生活“有交往没有交流”，农民工在城市处于一种“镶嵌式”状态，[6] 基本上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支持网之外。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孱弱，社会资本匮乏。
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诺教徒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污名化”(stigmatization)过程，即一个群体将人性低劣部分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这完全是两个群体之间特定权力关系的结果。这种“污名化”的过程进一步固化了两大群体的社会位置，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鸿沟。在社会人格方面，对农民工这种“污名化”过程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肮脏、粗鲁、野蛮、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这些人性低劣部分，似乎天然正当地加在农民工身上。于是，当新生代农民工满怀希望进入城市以后，他就不再可能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而是必须作为受歧视群体、劣等群体的一分子开始与城市居民日常互动，他们必须要面对甚至接受、固化对这些先于他们形成，而实际上可能与他们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歧视、排斥和“污名”。正像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只能占据这样一个先定的受歧视位置，他们所掌控的社会交际资源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20]
(四)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指的是个体会影响自身职业发展的变量，包括教育程度、工作经验、技能训练和知识等，是通过职业学习和专业发展活动获得的与职业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在整个就业能力结构中，人力资本是职业认同和适应性的外在表现。职业认同高和个人适应性强的个体会主动寻求发展自己的人力资本，这类似于“冰山理论”的推演，人们当前具备的某种技能和知识只是“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部分，这个部分的支撑其实是在水面之下的更重要的个体的素质和品质，在这里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职业认同和个人适应性。[14] 有研究表明，农民工人力资本特征对其职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22]
就文化程度和学习倾向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显著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有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念过初中、高中、中专／职高／技校、大专及以上的人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23] 新生代农民工更强的学习倾向，意味着在市民化过程中，他们在人力资本尤其文化程度方面原本起点就较高，后期的提升趋势也将更快。
但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术相对薄弱，即便文化程度显著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依然无法满足企业的更高要求。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缺乏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其转移就业领域将受到很大限制。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9年我国1.45亿农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76.5％，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3.1％，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4％。其中51.1％的农民工从未接受过任何职业技能培训。2009年度，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检测中心发布的统计显示：从用人单位的要求看，87％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有要求。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比重为38.3％；要求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为26.8％；要求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21.8％。[24] 与城市人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依然处于劣势。在普遍竞争的城市职场，他们在职业选择中势必处于弱势地位。
从根本上说，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文化程度依然不高，职业技能缺乏，是造成其收入低、保障差，职业选择和就业空间狭小，以及就业竞争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从长期来说，限制农民工提高就业地位和进入更高层次职业的主要障碍将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9]
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对策
(一)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咨询，开展职业心理辅导和职业心理危机干预
如上所述，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进城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挣钱，大多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如职业认同感、职业声望、职业前景等。因此，对其加强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促进其职业生涯的发展，已是当务之急。在城市职场中，他们可能会遭遇职业倦怠、职业枯竭、职业心理危机等境况。他们可能会焦虑、抑郁、自卑、孤独；他们耐受性低、耐挫性弱；信心指数低、工作情绪低落；对市民社会疏离、对同侪群体漠然、在虚拟空间进行人际泄愤；个人成就感降低、工作意义失落、人生价值观迷惘等。[19] 因此，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心理辅导和职业心理危机干预，提高他们的职业适应性迫在眉睫。或借助于社会(包括高校)的力量，或在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部门规范化建设职业咨询机构，开展专业的、科学的职业咨询，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心理困惑，指导其职业规划，提升职业素养，培养其职业能力，促进其职业适应。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咨询的主要内容包括：其一，通过职业心理咨询，使新生代农民工能清楚地认识自我，认识职业社会，使他们能更好地适应城市职场生活；其二，通过职业心理素质拓展，着重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积极心态、交往能力、抗挫折能力、心理调整能力和健全人格等，以增强其职业自信心；其三，通过职业测评，出具职业测评报告，作为他们进行职业规划的主要依据之一；其四，通过团体心理辅导，着重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道德、自主意识、团体意识、沟通技能、意志力、适应力、领导力和信任感；其五，通过职业规划指导，使其明确自己预期的目标，并以此为依据不断主动开发潜能，提高综合职业素养；其六，进行职业心理危机干预。[25]
(二)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系统，提高他们的社会资本
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城乡社会支持网，可以有效转变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职场的压抑性环境，促进他们形成健康的职业意识，提高社会资本。第一，维护新生代农民工输出地原有的支持网，保证他们在家乡应该享有的基本权益，消除他们的“无根感”。第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支持网的建设。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法律援助、子女教育、素质培训等多方面的服务，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弱化，减轻城市社会排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负面影响。第三，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社会支持网的建设，比如引导和帮助成立“青年打工者之家”等，以此为依托，定期开展打工者的公共活动，为青年农民工提供加强社会联络的机会。当然，通过开展各种有益的社区互动活动，增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原住民的接触和交流，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途径之一。另外，应持之以恒推进新市民运动，保证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教育同步、就业同步、权益保障同步。[19] 不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基础文明素养，克服其自身的劣根性才能真正除去自身的“污名”。这样才能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以城市市民主人翁的精神对待工作，提升他们的职业自豪感和职业幸福感。
(三)实施积极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强力推行职业技术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质和劳动技能
在我国，无论个人或是国家投资人力资本的行为由来已久，并且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和职业培训的举措很多，但总体而言，就业培训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较低，也偏离他们的自身需求。因此，需要健全职业教育和培训机制，建立覆盖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加大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培训投入，不断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技术错位问题；根据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客观要求，重点扶持一批高级技术职业院校，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计划、有目的的培养一支高级技术工人队伍；以重点中高等职业院校为依托，通过减免学费、发放奖学金以及定向就业等方式，吸引农村初、高中毕业生进入这些院校学习，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前就接受比较全面的、实用性强的职业技术教育。
政府、社会、市场及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一方面能够有效整合各方面资源以更好地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就业能力的提升与各主体息息相关。当前我国的稳定和促进就业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呈现碎片化的状况，实际效果并不令人乐观：政府为稳定和促进就业出台了众多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等政策和项目，但总体绩效较低；企业对劳动力的培训动力与劳动力就业期限长短相关，越是长期就业的劳动力越能够得到培训的机会，而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最需要提升就业能力的人群则难以得到培训机会；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缺乏选择培训和项目的机会和能力，并且培训内容与用工需求之间存在着差异，因而缺乏参加职业培训的动力。鉴于此，要积极鼓励各方责任主体积极参与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活动中。[12]
收稿日期：2011—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