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慧[1]2012年在《朱德熙语法研究综论》文中认为朱德熙是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之一,他对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对当代语法研究大家的成果进行梳理、总结,继承其优点,扬弃其不足,可以使我们在语法研究中明确方向,少走弯路。本文首先通过深入整理和研究朱德熙的若干著作来论述其构建的汉语语法体系,主要以《语法讲义》为中心,并结合《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收入《论句法结构》、《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等文)、《语法答问》、《语法丛稿》、以及2010年最新出版的《语法分析讲稿》等著述。其次,本文采用了归纳法与比较法,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基于对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回顾,通过归纳和比较来一一认清朱德熙在词类研究、词缀研究、词组研究、句法研究和句子研究的贡献,即“词组本位”语法体系的学术价值、对于现代汉语语法的深入观察与描写、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的相互印证。最后,本文还论述了朱德熙语法研究的不足之处,包括后来学者的发展。
金钟赫[2]2006年在《现代汉语语序的认知机制探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五章。引言部分列举了学界对“语序”这一术语的定义及认识上的分歧。结语部分总结了全文的主要观点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一章汉语语序研究概观。汉语语法学建立以来的一百多年时间中，汉语语序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汉语语序现象的描写，如《马氏文通》关于“词”和“次”的分析，常式句与变式句的关系，词类的分别与语序的关系等。二是将汉语置于世界语言体系的大背景下考察汉语的语序类型，选取相关的语言类型学参项，讨论汉语的语序类型特点。三是区分语法研究的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提出了语序也有句法的、语义的和语用的分别，加深了人们对语序的认识，推动了汉语语序研究的发展。四是语序的微观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现代汉语中口语中的易位现象、同类或异类词语在线性序列中的共现顺序、多项定语与多项状语的排列等与语序有关的语言现象，并尝试对相关语序现象进行了解释。这些研究往往偏重于句法成分排列次序究，而对语义成分和语用成分在句法结构中的语序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第二章汉语语序的层级与灵活性。词、短语、句子、句群中都存在语序问题，这些不同层级的语法单位中存在着不能移位的定位成分，如词内部的词缀、词中的虚词等。即使有些在理论上存在移位可能性的成分，与之同现的其他句法成分也可能限制其移位。当然，词内部也存在少数同素异序词，这些词内部语素顺序的变化大多会带来词性、词义、使用场合等方面的改变。就抽象的句法结构而言，语序具有固定性；而具体的句法结构体，语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通常所说的汉语的语序是固定的以及汉语的语序具有灵活性，实际上说的是不同层面的语法单位以及不同的语言现象的语序。第三章制约汉语语序的机制。现代汉语的语序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动词是句子的中心和核心，动词的类别与语序有关，如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粘宾动词与非粘宾动词等与宾语共现的可能性及宾语移位的可能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动宾组合中宾语的语义特征、功能类型也与动词和宾语的语序有关。句法变换指的是不同句法格式之间的依存关系，其中涉及到不同句法格式中相关句法成分所出现的句法位置的改变。通过变换关系的分析及制约因素的总结，可以说明不同变换能否成立的条件。从配价理论的角度看，动词等有价词语都各有一定的配价要求。从语序角度看，有价词语的配价成分在句法结构中还存在配位问题，如动词与其论元共现的可能性及共现的方式存在着差异。语言能力是人类普遍认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语序同样与人的认知机制有关。从认知角度看待汉语的语序，临摹性或时间顺序原则虽然不是制约汉语语序的惟一因素，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以上这些制约汉语语序的机制往往不是孤立起作用的，更为常见的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第四章介词短语的语序及其制约因素。汉语历时发展过程中，介词短语存在着倾向于出现在动词之后到倾向于出现在动词之前转化的趋势。这一转化的发生与汉语述补结构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方位词的大量使用有一定的联系。现代汉语介词短语的基本功能是充当状语，根据充当状语时的出现位置，可以分为定位介词短语、不定位介词短语和准定位介词短语三类。定位介词短语只能出现于句首(主语前)或句中(主语后)，一般不能移位，如由“至于”“把”“被”等构成的介词短语。不定位介词短语可以在句首或句中出现，位置比较灵活。准定位介词短语通常出现于句中，移位至句首时受到一定的限制。制约现代汉语介词短语语序的有语义因素，如介词所介引成分与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也有句法因素，如介词短语所修饰谓词性成分的类型及复杂程度等。同时话题标记功能、焦点凸显功能以及语篇功能等语用因素也会对介词短语的语序产生制约作用。第五章现代汉语宾语和补语的语序制约因素。虽然述补结构在中古汉语中就已经出现，但真正完成这一语法化过程却一延续至清代。现代汉语中宾语与补语的语序与古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现象与多种因素有关。现代汉语补语有多种语义类型，不同类型的补语与宾语共现的可能性有区别，如状态补语、程度补语等通常不能与宾语共现，结果补语、趋向补语等可以与宾语共现，而共现的语序不完全相同，前者只能采用“动+补+宾”的格式，后者则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补语的语义类型、宾语的结构以及宾语的指称性特征等是制约宾语和补语语序的重要因素。
樊友新[3]2010年在《从事件结构到句子结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利用三层语法分析的框架,从事件及事件结构出发,语法可以概括为从事件结构到句子结构的映射规则集合。配位型双语者的语言输出任务是为已有的意义及其结构寻求另一种语言的表达。而从事件结构出发的三层语法分析过程和配位型双语者语言输出过程相同。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研究中,三层语法分析是一种有应用前景的理论设计。三层语法分析将语言产生概括为由四个实体对象逐层输出的过程,四个实体分别是“有结构的事件、短语、单句、话语输出”。三层指四个实体之间的三个界面。这三个界面被概括为“句法、语用、语篇”三个层面。发现控制一个实体向另一个实体投射的规则是语法研究的目的。“被”字研究有许多尚未得到很好解释的现象,通过实践三层语法框架的分析,本文将“被”定性为语用层面的子事件标记。通过类比力学模型,对“被”字使用建模,本文认为“被”的使用涉及到一个重要语法范畴：动作行为的作用方向。伴随经济动因驱动下的句子复杂化,“被”字标记了一个复杂事件句中子事件间的[±影响]关系。在过去,“被”字使用中的很多现象没得到统一的解释,如与“遭受”类动词的替换、有无“被”的对立与等同同时出现、“被”的使用与话题使用的异同、“被”的谓词限制、谓词宾语保留等。通过三层语法框架研究的定性,为这些语法现象的解释提供了新思路。三层语法对语法“普遍性”关系的回答有理论意义,其分析过程容易模块化,对汉语语法教学实践也有帮助。
张亮[4]2017年在《“有X”的功能演化及相关现象专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有X”可视为VO式动宾结构,在历时与共时双重演化推动下,呈现出不同的演化斜坡。语义指涉成分的凸显强化“有X+于+O”结构的使用。韵律机制的制约和语用经济性的干预迫使“有X于”难以进入汉语词汇库藏,“于”趋向零形化。“于”的零形化诱发“有X”词族属性的重新解读,导致“有X”的及物化。“S+有X+Vp”是孕育“有X”副词化的句法环境,其源结构为“S+有X+Np”,是“有X”进一步语法化的前提和基础语境。“有X+Vp”结构内“有X”呈现粘谓分布,在“adv.+Vp”状中结构的强势类推下,“有X”具备被重新分析为副词的可能。“有望、有感、有意、有幸、有失、有待”等“有X”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不同的演化路径,在共时层面却呈现出相似的词汇化连续统,即“跨层结构→韵律词→语法词→词汇词”。“有望、有幸、有意”的副词化、“有感”的形容词化、“有待”的形式动词化、“有失”的附缀化等都是“有X”词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有”的语法化、“有+X”的词汇化和“有X”的语法化涉及“有、有X”的句法语义地位。“有、有X”的语义信息负载量与其是否会发生语法化具有内在联系。“有”失去语义核心地位,更易于发生语法化;同样,“有X”与Vp的谓语核心分配也决定“有X”的演化。“有X”语法化程度加深,主观化程度表达强化,外在体现即其句法位置的左移外围化。“有X”进一步语法化,从谓语核心的修饰成分向整个谓语的修饰成分演化,也就是“有X”的限定或修饰辖域扩大化,句法位置逐渐左移,外围化。此可谓“有X”语法化的“逆向减量”原则。“有X”的词汇意义弱化,其语用功能义强化。“有X”的演化遵守质量守恒定律。“有X”的句法、语义、语用功能因其演化程度的不同而存有差异。“有望”正向以表示情态意义为主的评注性副词发展;“有意”是具有实际词汇意义的描摹性副词;“有幸”是具有实际词汇意义兼具评注性的描摹副词;“有待”抑制其后动词的陈述性,凸显动词的指称性,Vp的动作性或动词特征越明显,“有待”的形式化特征越显著;“有失”语法化程度加深,词义虚化,功能泛化,渐失独立词地位而倾向粘着化,最终附缀化。“有+Np双”是现代汉语中使用较为频繁的具有特殊语义功能的能产构式。“有”表存在与领属、“Np双”的抽象化程度和“有+Np双”构式化层级都以连续统的形式呈现。“有Np双”构式化连续统的最末端是副词化。“有+Vp”结构历经“繁荣→衰退→再复兴”三个阶段,与汉语的历时发展轨迹吻合。“有+Vp”与“有+Np”“没有+Vp”互为对称结构。“有+Vp”框架下,“有”由存现动词向表确认与肯定功能的评注性副词演化。“有”的语法化与主观化是个互动过程。“有”的体助词功能是在“有”表评注副词的基础上经重新分析而来的。语言类型学的普遍共性下,“有”的确认功能可被视作“广义的完成体”。
赵红玲[5]2008年在《朱德熙语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朱德熙是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之一,他对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总结朱德熙的语法思想对于汉语语法学史的发展和当前的汉语语法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朱德熙所有语法著作的认真研读,运用归纳法和比较法,系统论述了朱德熙的语法思想。朱德熙的语法思想包括汉语语法特点论、词类观、词组本位观、语法研究方法论等。对于朱先生每一方面的语法思想,我们都力图从语法学史的角度作出客观的评价,既指出其贡献和影响,也指出某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最后,我们探索了朱德熙语法思想的来源:朱德熙既受到国内语言学家,如陈承泽、王力、吕叔湘、赵元任等的影响,也受到国外语言学家,如布龙菲尔德、海里斯、菲尔墨等的影响。
冯海珍[6]2000年在《变换分析与汉语研究》文中提出变换分析法是研究汉语句式的一种重要方法。它不仅可以用于分化歧义句式或给相关句式进行分类定性，而且还可以用于分析那些为过去的分析法所难以解释、难以分化的语法现象。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变换分析法的理论形成做了进一步阐述的同时，着重尝试利用变换分析法来解决现代汉语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本文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变换分析法的理论阐述，介绍了变换分析法的产生、发展、概念的界定及工作原理。第二部分是变换分析法在现代汉语研究中的应用，一共写了三方面内容：分化歧义句式；给相关句式分类、定性；解决汉语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推进语言研究的新进展。本文的重点在于尝试利用变换分析法解决汉语研究中的三个疑难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的”的语法功能的问题。“的”是否具有做语气词的功能，在语法学界始终说法不一。朱德熙先生将通常认为语气词的“的”也归为“的_3”，即名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因为“的_3”和语气词“的”是平行的结构。本文着重针对朱先生的观点，利用变换分析法证明“的_3”和语气词“的”功能不相同，二者具有很多不平行的变换式，并且语气词“的”可以从全句中脱离出去，而“的_3”则不能；从语义上来讲，语气词“的”常表示对叙述的事实的确定，表达叙述者的一种肯定的语气，“的_3”则不具有这一特点。因此，本文认为，“的_3”与语气词“的”应分归为两类，“的”具有做语气词的功能。 第二个问题是动词后面的时量、动量词的语法性质问题。动词后面的名量词，通常认为是动词的宾语，但动词后面的“时量、动量词”究竟是动词的宾语，还是动词的补语，就没有严格的定论了。本文利用变换分析法证明A（动词+名量词）与B（动词+时量词）、C（动词+动量词），不是严格的同构格式，A组与B、Cud分布上有明显不同。另外从语义上来讲，名量词表明的是动作涉及的数量，而动量和时量词则表明动作的次数、频率或延续的时间。因此，本文认为，动词后面的时量、动量词应归为动词的补语。 第三个问题是单、复句的划分问题。单句和复句之间，始终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界限。邢福义认为：“要想在二者之间，划出一条‘径渭分明’的界限，这是徒劳无功的努力／’叮本文认为，如果单从“结构中心说”或者“结构核”与“结构层”来说，单、复句之间确实存在着可单、可复的句子，对此类句子，我们同样可以利用变换分析法进行验证。本文根据语言事实，总结出了4条变换规则。这4条规则均来源于对典型单句和复句的分析结果，据此可以对这些纠结现象进行验证、归类，具有一定的操作性。 总之，正确运用变换分析法，可以将汉语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揭示出更多的语法规律，从而扩大洲I］的研究视野。
薛蓓[7]2009年在《变换分析法在古代汉语研究中的局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变换分析法应用于古代汉语研究时存在局限性,研究者做出的变换式有时是不符合古代汉语的语法规律的。这和古代汉语的特点有直接联系:1、古代汉语的语法规则是与现代汉语不同,现代人无法凭语感为一个句子变换出意义相同、结构不同的变换式;2、古代汉语包含一个历时的过程,不同时段的语法规律是不同的。
宋彦云[8]2007年在《现代汉语歧义研究》文中指出歧义问题长时间以来一直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本论文在综述前人对歧义所做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歧义问题的认识,分五部分来论述现代汉语的歧义:一、歧义研究综述。本论文把近半个世纪的歧义研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综述:发轫时期,发展时期,进一步发展时期。综述指出了以往歧义研究的特点,总结了以往歧义研究的成果和不足之处。二、歧义的定义。本论文在区别歧义与多义,歧义与模糊,歧义与笼统的基础上,给歧义下了这样的定义:歧义是在言语交际的过程中,听话人对一个小句或句子的语言意义或言语意义有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理解的言语现象。三、歧义的类型。本论文从语言系统内部组成的角度把歧义分为语音歧义,词义歧义,语法歧义和语用歧义四大类。语音歧义指的是由于语音的原因所产生的歧义;词义歧义指由词义的原因造成的歧义;语法歧义是指由于语法的因素所导致的歧义;语用歧义,是指通常并无歧义的句子,在某种特殊语境的作用下产生了歧义。语法歧义内部又按照三个平面的理论分为句法层面的歧义,语义层面的歧义,语用层面的歧义。四、歧义的化解。根据不同的歧义类型,用五种方法对歧义进行化解:层次分析法,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语义指向分析法和语境分析法。五、歧义的根源。本论文从结构和认知两个方面对歧义的根源进行了粗浅地分析,从语言的结构上来说,歧义根源于语言符号和语言表达形式的有限性与客观世界事物和意义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和语言的线条性;从认知角度来说,歧义根源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和主观性以及人类认知过程和交际过程的特点。
蒋菁菁[9]2010年在《现代汉语“V+在NP”和“在NP+V”格式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V+在NP”和“在NP+V”是现代汉语中非常常见的格式,使用的频率非常高,两个格式之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也有一定的区别,这就很容易在研究和教学中产生疑惑。随着理论的发展,各种理论被用来解释这个问题,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我们往往还是会遇到一些没有描写到或是没有解释到的语言现象,因此,对这两个格式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还是相当有必要的。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意义,以往学者对“V+在NP”和“在NP+V”两个格式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以及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第二章是“V+在NP”和“在NP+V”的共时平面描写。本章主要采取传统结构主义的方法,试图从动词V及NP两者的语义特点出发对“V+在NP”和“在NP+V”格式在共时平面上的表现进行描写和归纳,并讨论和这两个格式有关的介词“在”的语法功能。第三章是“V+在NP”和“在NP+V”的比较。首先从功能主义语言学和完形感知原则出发,结合人的认知扫描模式的不同,指出说话人在说话时对不同格式的选择是因为扫描模式的不同：“V+在NP”是总括扫描,“在NP+V”是次第扫描。由此为基础,讨论两个格式在格式义、动词V以及NP的不同之处。第四章是能够变换的“V+在NP”和“在NP+V”格式。本章是结合变换分析理论,讨论能够变换的两个格式之间的关系：满足什么条件的时候两个格式之间能进行变换。并且在这里讨论两个格式中的“在”的隐现问题,并试图做出合理的解释。第五章是不能变换的“V+在NP”和“在NP+V”格式。本章讨论了两个格式的不可变换性,并且发现可以通过改变介词或添加词语的方法来实现两个格式在语义上的互通。最后从认知、语义、语用这三个方面解释两个格式之间不能变换的原因。第六章是结语部分。对论文探讨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说明论文的研究价值和可能的创新点以及存在的一些不足,为以后的研究留下探讨的空间。
唐依力[10]2012年在《汉语处所范畴句法表达的构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认知出发，将四种与处所范畴相关的句法结构统一到构式的大框架下，从构式的角度对这四种句法结构进行了重新分析。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本章论述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回顾了相关的已有研究，介绍了本文的语料来源、主要内容、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非常规关系下的“V＋N处所”的构式研究。本章主要考察了非常规关系下的“V＋N处所”构式的产生动因、词汇化机制、构件特点、语境依赖度、构式义与“P＋N处所＋V”的区别等问题。影响该构式产生的动因主要是述题化和语法化；高频的促动、动宾结构的仿用、构式化是促成其词汇化的三个机制；构式中的动词动性极弱，体现的主要是抽象义，而处所名词通过述题化变成了非典型的受事论元，属于基本层次范畴；该构式对语境的依赖度与结构的自足度成反比，与语用推理度成正比；具有选择性应该是从该构式提炼出来的抽象构式义；非常规关系下的“V＋N处所”构式与“P＋N处所＋V”相比，在形义关系、处所格的角色突显度、语境的使用条件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第三章：“把＋O＋VR＋L”的构式研究。本章主要对“把＋O＋VR＋L”构式的分类、特点进行了考察，并从构式的路径图式、构式的主观性及构式义等角度对其作了认知角度的分析。根据该构式的种种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基本式、引申式和各种变式等三类；该构式既表达了对具体物象进行处置导致的位移，也表达了对抽象物象进行处置导致的位移；该构式绝大多数都是独立存在的构式，可以进入句子层面单独成句，但也有一些是进入句子的下位组合，作为句子成分出现的；该构式中，“把”隐去的难易程度与其后宾语的生命度、控制度密切相关;受语体的影响，“把”后宾语以短小语块为主；动介式VR与动趋式VR中动词的语义特征有一定差异，处所格L在构式中表达的语义有所不同，其隐现的情况也会随之不同；该构式的信息安排完全符合由旧到新的信息格局，体现了路径图式，在实际使用中绝大部分都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其构式义为“使位移主体产生位移，有新的着落点”。第四章：“VO＋N处所”的构式研究。本章概括了“VO＋N处所”构式中各个构件的特点，从构式的理据性、象似性和语用理解等角度对其进行了认知语用分析，指出了该构式与“坐沙发”类构式的差异。“VO＋N处所”构式中的VO结构的扩展能力有大小，其概念语义也存在不同的情况，而根据不同属性特征N处所也可以分出不同类别；该构式的形成，有其自己的理据性，它是语义和语用共同语法化的结果，同时高频率地使用也是导致了该构式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该构式是由动作事件和处所事件这两个有相关性的概念通过截搭整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从外部结构来看，“VO＋N处所”是无标记的，但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看，“VO＋N处所”又是一个有标记的结构；“VO＋N处所”构式适合在新闻标题或广告语等篇幅受限的语体中出现；该构式的语力表达，由于VO与N处所的整合度相对较高而使整个结构的语气得到增强，似乎隐含了一种结果，表示一种已然，突显了事件性；该构式与非常规关系下的“V＋N处所”构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动词性成分对语体有不同的影响、处所名词的构成不同、语义理解难度上存在差异、动词的价数不同、构式的扩展能力不同。第五章：“在＋处所”的构式研究。本章将“在＋处所”构式分为动前构式“在＋L＋VP”和动后构式“V＋在＋L”两种子构式，着重对这两个子构式各自的构件特点、不同的意象图式、不同的语用理解进行了分析，并从构件特征的角度出发对这两个子构式之间的变换进行了解析。在“在＋L＋VP”子构式中，L在语义上具有空间性的语义特征，都是具有有界性的，而VP的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从认知角度来看该子构式象似性地体现了汉语中对于“场景先于目的物”这样一种空间表达形式；在“V＋在＋L”子构式中，L主要表达的是具体的物理空间，该构式对动词有较为严格的限制，从认知角度来看该子构式基本上体现了一种线性的路径图式；这两个子构式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互相变换的，但由于构式内部构件特征的影响，两个子构式在有些情况下的变换是受到限制的。
参考文献：
[1]. 朱德熙语法研究综论[D]. 刘增慧. 云南大学. 2012
[2]. 现代汉语语序的认知机制探索[D]. 金钟赫. 上海师范大学. 2006
[3]. 从事件结构到句子结构[D]. 樊友新.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4]. “有X”的功能演化及相关现象专题研究[D]. 张亮. 上海师范大学. 2017
[5]. 朱德熙语法思想研究[D]. 赵红玲. 福建师范大学. 2008
[6]. 变换分析与汉语研究[D]. 冯海珍. 首都师范大学. 2000
[7]. 变换分析法在古代汉语研究中的局限[J]. 薛蓓.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9
[8]. 现代汉语歧义研究[D]. 宋彦云. 西北师范大学. 2007
[9]. 现代汉语“V+在NP”和“在NP+V”格式的比较研究[D]. 蒋菁菁. 上海师范大学. 2010
[10]. 汉语处所范畴句法表达的构式研究[D]. 唐依力. 上海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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