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海燕[1]2007年在《制药企业新药研发动力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新药研发是制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然而中国制药工业仿制药盛行,这使中国制药企业面临着生存与发展危机,如何激发企业新药研发动力已成为当前中国制药工业发展的紧迫课题。为此,我们选择了这个课题。论文通过理论研究,结合制药工业发展历史及现实制药企业行为分析,建立了制药企业新药研发动力机制。它包括四个部分:新药研发主体、新药研发动力要素、新药研发动力要素相互作用关系及动力机制运作机理。文章紧紧抓住制药工业新药研发的特殊性,将组织结构、企业技术传统和社会需要列为动力要素,而这在以往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研究中较少涉及;将动机心理学、前景理论应用于动力机制设计,将其分为叁个相互衔接的子机制;最后,将模型应用于中国制药企业,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得出此模型能较好解释当前中国制药企业新药研发动力不足的原因:政府作用发挥普遍不足;科技进步推动较小,特别对突破性新药研发;企业文化作用小;企业家作用还需提高;内部激励机制还需完善。在此基础上,我们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刘毅[2]2001年在《一类新药研发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过去的几十年，我国的新药研发主要以仿制为主，为我国的医药产业发展节省了大量研发费用，和缩短了很多研发时间。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及加入WTO的临近，对药品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特别是对一类新药的保护，仿制的方法是越来越行不通。一类新药产业象石油，化工，汽车和电信产业一样，是一个国家的龙头产业，占有相当重要经济地位；是国家强盛兴衰的综合实力标志之一。一类新药的研发还关系到国民用新药、用好药的健康大事。目前，我国一类新药研发投入远远低于国际水平，研发人才不能适应一类新药研发的要求。不能因为我国经济较薄弱，因一类新药的研发投入大风险高，因我们借助仿制还是有药可用，就可以放慢对一类新药的研发步骤。本文论述了一类新药研发的趋向、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提出九项对策，目的是为了一类新药的研发得到应有重视，集中有限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不远的将来，逐步缩短一类新药的研发差距，使一类新药成为我国医药产业持续发展之源头，从而使我国整体医药产业接近或赶上世界医药先进水平。
孙田江[3]2016年在《民营医药企业研发人才激励及其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文中认为《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将医药产业作为十大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其中生物医药、海洋医药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已被纳入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核心工业领域。然而,目前我们国家所生产的药物95%以上为仿制药,创新迫在眉睫。医药研发人才是医药行业创新的主体,研发人才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决定着医药创新成果。然而研发活动“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等特性,使得研发人才激励方案的设计在医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历来是一个难题。要解决该问题,还需从研发人才的需求入手,找到该群体的激励需求是第一步工作。找到激励需求与组织创新绩效之间作用关系是第二步工作,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是第叁步工作。遵循这一思路,本文在理论研究、医药行业发展现状分析基础上,主要做了如下工作:(1)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27位处于新药研发一线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展开深度访谈,基于扎根理论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发现了医药研发人才物质层、发展层、情感层和周边层等四个层次的激励需求,并构建了民营医药企业研发人才创新激励模型。(2)为了对研发人才的激励要素进行深入和量化的分析,本文开发了民营医药企业研发人才激励的李克特测量量表,并对该量表的信度、效度、结构和维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最终得到包含27个题项的量表,量表包含8个一阶因子和4个二阶因子。(3)在问卷调查基础上,通过436份原始数据和收集和处理,对民营医药企业研发人才创新激励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验证了民营医药企业研发人才4层次的激励要素通过员工敬业度的中介作用对个人创新绩效、组织创新绩效的显着正向作用。同时验证了工作能力、组织创新战略在模型中起到的重要调节作用。(4)运用案例研究方法,针对“物质层”激励的重点和难点,以扬子江药业集团为例,对医药研发团队激励方案进行了详细分析,实践证明该方案解决了企业在员工激励过程中的时效性难题,同时分解了激励的成本,实现了对激励的过程控制。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1)构建了医药研发人才激励研究新的分析框架,更深层次揭示了研发人才激励与组织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深化、细化了当前的知识型员工激励的理论研究。(2)开发了医药研发人才激励测量量表,并对量表的信度、效度、结构维度等进行了规范分析和验证,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测量工具。(3)提出了民营医药企业研发人才具有物质层、情感层、发展层、周边层4个层次(包括收入水平、认可与信任、领导魅力、团队氛围等具体9项)的激励需要,并发现物质激励仍然是这一群体首要的激励需求。
鲁菁[4]2012年在《中国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目的：本研究旨在解决四个问题：一是探索了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的理论基础；二是明确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及中国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的市场潜力及市场的竞争态势；叁是明确中国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产业人才的现状；四是提出中国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发展的策略和路径,以期为相关决策部门在产业决策时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方法：本研究主要采用了系统性研究、规范性研究、实证性研究、案例研究、深度访谈、专题小组讨论等研究方法,研究重点是实证基础上的规范性研究。结果和结论：1.明确了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是新兴的产业,建立了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的理论基础。论文首先是明确了医药研发外包产业即合同研究组织(CRO)的概念和职能,通过对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的驱动因素和产业内涵的分析,论证了“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提法的合理性,厘清研究的思路；并将社会分工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作为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的理论基础进行系统阐述,作为本研究的理论支撑。2.明确了全球和中国医药研发外包服务市场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及中国医药研发外包产业的发展潜力和竞争态势。通过对国内外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的对比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全球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的市场需求、市场规模、部分国家和地区CRO的发展现状、全球主要的CRO和全球医药研发外包服务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医药研发外包服务市场的需求、市场规模、中国医药研发外包服务市场总体情况及服务内容、中国CRO的分类、中国主要的合资和本土合同研究组织和中国医药研发外包服务市场的发展趋势；同时,通过PEST结构模型(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信息)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结构特征的分析显示,中国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波特五力结构模型从微观角度的分析显示,本土CRO面临供应商、购买者、同业的竞争者、新进入者的威胁较大,替代者的威胁较小。3.明确中国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存在的问题,产业人才缺乏是制约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首先,通过探索性的案例研究,分析了本土的合同研究组织(CRO) TG医药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及其解决措施；同时,通过深度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深刻解读了本土CRO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以上研究显示,产业人才、临床试验质量、相关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健全程度是影响本土CRO发展的主要因素,特别是产业人才的欠缺已经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为了明确产业人才的现状和培训需求,本研究进行了3个现状调研,①临床监查员(CRA)的基本情况和培训的现状；②临床医师对临床监察员(CRA)的满意度的调查；③临床医师对临床试验的认知情况及教育需求的调查。调查显示,我国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人才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素质远远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目前尚未建立相关人才培养制度。4.为了促进中国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可持续发展,论文从产业政策、产业的规范和监管,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路径四个方面论述了产业发展的策略及具体措施。
徐国胜[5]2013年在《合肥市生物医药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生物医药产业被誉为是21世纪最具有发展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朝阳产业”，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国内众多地区竞相列为重点扶持发展的战略产业[1-2]。在我国十二五发展期间也确立了七大新兴产业，其中生物技术是继信息产业之后世界经济中又一个新的战略主导产业，加快培育生物产业，是我国在新世纪把握新科技革命战略机遇、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举措。安徽省是人口大省，全省5950.1万人常住人口，合肥市570.2万人（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局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也是医药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医药市场需求较大，随着新医改方案的实施，更将带来1000多亿元的新增医保支付能力，这为生物医药产业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合肥所在的地理、文化和已有的发展基础在承接生物医药国内外产业转移和服务外包方面具有区位、人才和先发优势。如何抓住国家医药产业的政策契机，探讨适合我市医药产业发展的科学模式，在新医改背景下积极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打造产品集群，建设产业基地，促进产业又好又快发展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本课题在国家加速发展生物医药的新形势背景下，以安徽省合肥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况调研，并在实际调查药品生产企业的基础上综合合肥市医疗机构药品使用构成比等情况，做出医药产业发展相关情况的合理分析。为了使调研结果具有更好的代表性，课题根据医疗机构的分类特点，通过对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企业的抽样调查以及特色产品的典型调查，其中典型调查了综合性医院、中医院、部队医院以及周边地区叁级医疗机构，共计4家医院叁年的所有药品消耗情况分析。将药品生产情况与市场实际需求分析紧密联系，深入了解并科学评价我省、我市生物医药的发展现况，从区位和要素聚集模式、产业创新模式、管理和服务模式叁个方面，为科学研究产业的发展对策，抢占行业发展先机提供决策依据。主要内容概括如下：1.安徽省、合肥市医疗机构药品消耗构成分析本课题采用典型抽样方法，各抽取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解放军105医院，以及宣城市人民医院4家叁级医院2009-2011年全年使用的药品数据，计算安徽省、合肥市生产的药品占合肥市医疗市场的品种构成比以及销售金额比例。其中，安徽省生产的药品品规分别约占样本医疗机构总品规的20.44%,24.25%,25.08%,其中合肥市生产的品规分别占总品规的0.62%,0.66%,0.81%；安徽省生产的药品消耗金额占总金额的6.19%,7.43%,8.15%，其中合肥市生产的药品占总金额的1.57%,2.50%,3.49%。2.合肥市药品生产企业现况调查以截至2012年3月通过药品生产许可认证的合肥市药品生产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整群抽样调研企业生产品种范围，行业的工业生产总值，以及重点产品等；并采用文献调研和访谈法横向调研对比周边地区医药产业同类情况，纵向从安徽省不同发展时期探讨医药产业布局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截至2010年底，全国实有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4678家。截至2012年3月，我省获得药品生产许可共有295家企业。其中原料药及制剂生产共有163家（生物制品生产企业9家），中药饮片生产企业91家，特殊药品生产企业14家，药用辅料生产22家等。合肥市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共有42家。2010年安徽省医药工业生产总值在全国排名16位，2011年医药工业生产总值全国排名15位。2011年全省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产值达366亿元（其中合肥市约为30亿元），较上年增长40%。其中仅在以利润总额计算排名方式时，合肥市的安徽省威尔曼制药有限公司、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分列于全国医药工业企业500强的355和436名。2006-2010年安徽医药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41.9%，涨幅远远超过国家平均值24.0%。在分行业中，生化制品年平均增长63.2%，增速位居第一，并从2008年起进一步加快，08、09、10年叁年平均增速高达84.1%。产业集群发展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有效选择，可见合肥市具有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资源优势和一定的产业基础。3．一类新药的典型调查经过典型调查，截至目前，全省获批药品批准文号：5577个，新药217个，其中一类新药1个（盐酸安妥沙星）。合肥市获批药品批准文号：840个，新药43个（数据来源：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由安徽环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合作开发的国家1.1类新药盐酸安妥沙星是为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个喹诺酮类抗感染药物，是我省目前唯一的一个一类新药。合肥市尚没有上市的国家一类新药。目前合肥市主要正在研究的国家一类新药约10种，其中以陈飞虎教授为负责人正在进行诱导肿瘤细胞分化：4-氨基-2-叁氟甲基苯基维甲酸酯国家1.1类新药研发工作。该项目在获得国家十二五计划科技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平台项目《企业创新药物孵化基地建设》等国家级项目支持下，已经完成了化合物设计、合成、结构确证、构效关系研究，中试工艺研究，并初步完成化合物的制备优化和质控等工作；并获得了阶段性成果。本课题对以上国家一类新药或在研的一类新药进行典型调查，明确以高校、科研院所为源泉，以现代生物医药和中药现代化为重点，以骨干企业为主体的发展态势的产业创新模式。
许丹[6]2014年在《四川新药研发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研究四川省新药研发的现状,分析制约新药研发的主要因素,探讨四川省新药研发的途径与对策。方法：通过文献查阅、调查实践以及借鉴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与我国新药研发的成功经验或差异,运用管理学swot方法分析四川新药研发现状与发展趋势,为制定四川新药研发对策提供科学依据。结果：通过研究,四川新药研发存在机遇和挑战,特别是四川中药资源、专业技术是新药研发的优势。但是研发与市场需求脱节、研究经费严重不足、专利技术多,成果技术转让少、优质资源流失严重等现状是制约四川新药研发的重要因素。结论：四川新药研发事业要有所创新和成就,就必须打破制约新药研发的因素,充分发挥四川药物资源、人才资源优势,紧紧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机遇,针对新药研发中的薄弱环节,重点搭建政府机构、医药科研学术界、制药企业等与新药研发领域的互动、合作平台；多形式融资和整合研发资金,解决新药研发的投入问题；四川是医药资源大省,充分利用四川医药资源优势,研发具有优势特色的新药品种。
曹剑涛[7]2014年在《新药价格水平规制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药品价格，尤其是创新药品（简称“新药”）价格，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一方面药品价格不合理或存在“虚高”现象，成为“看病贵”主要推手，深受社会诟病；另一方面，药价虚高、新药定价不合理，并没有从源头解决制药企业研发能力提升的问题，反而低水平、浅层次的所谓研发创新屡见不鲜。而这两种现象，又不得不同目前国内药品定价，尤其是新药定价不合理现状相联系。可见，如何确立科学的新药定价管理办法或价格水平规制方法，将是政府价格管理部门和卫生经济学界亟需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为了构建相对合理的新药定价管理机制，建立科学的新药价格水平规制方法，本研究从政府规制视角提出了复合型价格水平规制（Compound Price-level Regulaion）模型（简称CPR模型），并从四个环节去研究它。首先，探讨CPR模型的研究基础。由于新药价格水平与研发支出之间有一定关联性，本研究将首先探讨价格水平规制下的研发支出均衡，构建生产商与经销商的合作研发模型，从更为一般性角度探讨价格规制情形下新药生产商自主研发、经销商主导合作研发以及完全合作研发叁种情形下的研发支出均衡，从而为进一步研究CPR模型奠定基础。第二，CPR模型设计。本研究不仅从新药需方角度，考虑新药的市场需求和药效，而且从新药供方角度，考虑了新药的单位可变成本，考虑新药研发成功与否的不确定因素，并结合药企（或新药合作研发的供应链）在价格水平规制下的研发支出决策，进而推导出CPR模型。因为管理部门首先规制价格水平，处于主导者地位，药企处于跟随者地位，因此推导CPR模型存在两个阶段的博弈：第一阶段，政府管理部门确立新药价格水平策略；第二阶段，药企根据既定的价格水平而确定研发支出策略。同时，根据政府管理部门的选择偏好或政策倾向不同，将分别探讨患者效用最大化的CPR模型，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CPR模型。第叁，CPR模型的参数估计方法与数值模拟。介绍专家咨询法、Gabor Granger法、最大似然估计等方法，可以对CPR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然后，根据CPR模型的限定条件对CPR模型合理赋值，利用软件mathematic7.0求出CPR模型的均衡解，并进行数值模拟。第四，CPR模型的配套机制设计。由于CPR模型涉及了“输入变量”（单位可变成本）和“输出变量”（价格水平），所以只有新药批发价格水平范围合理，以及新药单位可变成本真实，CPR模型才能更为可靠。本研究针对有替代品新药建立一次性招标机制，针对无替代品新药建立双边拍卖机制，理论表明这两个机制都能达到缩小新药批发价格水平范围的目的；本研究讨论了“核查-更正”、“核查-罚金及停止生产”和“核查-罚金及更正”等叁种惩罚机制，并建议利用“核查-罚金及更正”机制控制新药企业的虚报成本行为。通过新药价格水平规制和CPR模型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CPR模型具有一般性、合理性、可操作性和可靠性特点，可以为新药价格规制提供理论指导。（二）小生产商与大经销商合作研发模型，不仅奠定了CPR模型的研究基础，而且该合作研发模型能够促进系统利润增加，提高研发支出水平，这对指导中小制药企业的生产和研发有重要启示意义。（叁）应用社会福利最大化CPR模型可以兼顾企业和患者利益，确定新药合理价格水平，保证合理研发支出水平，抑制“伪新药”扰乱市场作用。而且，由于我国市场上多为创新程度较低、价格弹性较高的新药，所以限定甚至调低当前市场上新药的价格，则会有助于研发支出水平的提高，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四）配套机制设计具有重要启示。招标机制设计能够达到大大地缩小价格水平范围的目的，而且这两种机制都可以有效的防范或降低仿制药、“伪新药”的负面影响。此外，“核查-更正”机制能够较好适用于CPR模型，“核查-罚金及更正”机制可以为控制仿制药虚报成本提供借鉴，“核查-罚金及停止”机制可以为控制“伪新药”虚报成本提供借鉴。
刘玉成[8]2013年在《药学高等教育与医药产业的协同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阶段发展到大众化阶段,人们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与日俱增,评价质量的标准也不断发展变化。社会各界逐渐意识到,要保证高等教育质量,除了关注课堂教学效果、教学条件等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考察高等教育的结构是否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药学高等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教育质量的高低也取决于对医药产业的适应性。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两个系统,一个是医药产业,个是高等教育。对于医药产业,主要研究其各个组成环节对于药学人才的需求特点。对于药学高等教育,主要研究其结构组成,包括能级结构、层次结构、区域结构、专业结构、课程结构、就业结构等等,研究在这种结构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数量、层次、知识体系方面是否适合医药产业的发展。对于医药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各组成环节对药学人才的需求这一领域。这种组成环节有两个维度的分类方式：一种依据产业链理论将医药产业划分成新药研发、药品生产、药品流通、药学服务四个链节；另一种是根据国家统计局产业分类标准,选取化学药品制造业、中药制造业、生物生化制品制造业这叁个子产业。医药产业的各链节或者各组成部分对药学人才的需求是不同的。理论上讲,新药研发环节需要高层次的研究型人才,药品生产和药品流通环节需要大批的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药学服务环节需要高层次服务型人才；化学药品制造业由于规模大,需要各种人才的数量要超过中药产品制造业和生物生化制品制造业。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可能造成医药产业各组成部分对人才的需求和理论上发生偏离,比如目前我国新药研发环节和药学服务环节都不发达,所以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并不旺盛。对于药学高等教育,主要研究其规模与各类结构的现状以及培养的人才是否适应医药产业的现状及发展,具体研究结果如下：(1)以药学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作为表征规模的指标,以医药工业总产值作为表征医药产业规模的指标,近十年二者的发展速度基本一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医药产业的生产方式、投资结构没有较大变动的情况下,药学高等教育的规模基本适应医药产业的发展。(2)将药学高等教育的能级结构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四个能级。目前研究型大学和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偏多,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数量偏少。导致的结果将是学术型人才培养数量偏多,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培养数量偏少,这种培养不适应目前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3)将药学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划分为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高职生四个层次。目前各层次规模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高职生、博士研究生；按规模增长速度由快到慢依次为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高职生。这种层次结构导致的结果将是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规模超出医药产业的需求。(4)药学高等教育的地域结构研究药学高等教育在不同地域的分布情况。这里的地域既指每个省级行政单位,也指按照叁大经济地带的方法将我国划分成的西部、中部、东部叁个地区。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所拥有的大学数量和质量都远远高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介于二者之间。但是将各省级行政单位拥有的大学数量与该地区医药总产值相比,则结果又发生变化。(5)药学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指药学高等教育领域有哪些专业,以及这些专业的专业点数量。在专业组成结构方面,医药产业的每个领域都有适合的专业为其培养人才基本可以满足医药产业对于人才种类的需求；目前的问题在于,为中药制品制造业服务的专业群规模比为化学药品制造业服务的专业群规模还要大,这与产业发展现状是不符的。另外,为药学服务环节培养人才的临床药学专业规模过小,不利于将来药学服务的大范围开展。(6)药学高等教育的课程结构指教学计划中各类课程组合、衔接和联系的方式。本文以沈阳药科大学新旧专业计划作为对比,得出结论在新教学计划中,化学类和工程类课程的学时数均有下降,生命科学和医学基础类课程的学时数均有上升,体现了课程结构由“化学—药学—工程”模式向“化学—生物学—医学—药学”模式转化的趋势,并根据产业发展所需的知识情况,提出通过增加新的课程来完善药学高等教育课程结构。(7)药学高等教育的就业结构指药学院校毕业生在不同就业部门分布的数量对比关系。本文分层次研究药学高等教育的就业结构：高职生和本科生均以医药企业为主要就业渠道,这种就业结构对医药产业的需求基本适应；硕士研究生近年来在医药产业就业为主,并且规模逐渐增长；博士研究生仍以在高校就业为主,但在医药企业就业的规模逐渐增长。这种就业结构说明医药产业尚不能吸纳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就业,也体现了高层次人才培养有一定程度的过度现象。
董莹[9]2006年在《企业自主创新药品市场准入的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加入WTO后，发达国家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将更加严格，我国医药企业只有依靠科技兴药，同时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才会有出路。虽然现有的自主创新药品所占比重较小，但其已成为大势所趋。而自主创新药品成功进入市场并创造客观的利润则成为了企业创新追逐的目标。自主创新药品不仅是企业的命门，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安全。因此，其市场的技术准入限制是保证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关口。如何在加快自主创新药品市场准入速度的同时，保证市场准入的质量是重要的课题，也是为本文研究的着眼点。 理论基础部分 该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对理论层面进行由一般到特殊的分析。首先，对自主创新产品和市场准入的相关内容进行基本认知：其次，界定清楚自主创新药品以及自主创新药品市场准入的内涵及特点；最后，基于“输、造血”的功能性措施的提出，搭建出全文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问题分析部分 运用“渐缩式”田野调查法，通过对不同层次调查对象的调访，逐层明确研究的重点问题。首先，以药监管理部门和药科类高校专家的调查所得的一手资料为基础，剖析出一般新药市场准入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涉及审批运作、审批制度等；其次，选取有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产品的医药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典型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展开调研访谈，以揭示出创新药品市场准入存在的主要个性问题及成因。 对策建议部分 有针对性地提出新药品市场准入的“疏通”制度设计以及自主创新药品市场准入“输血”制度的创设，旨在规范新药市场准入规程，降低新药品市场准入问题对自主创新药品市场准入产生的影响，最终实现自主创新药品“造血”能力提升的目标。
邓永丽[10]2007年在《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特征与发展规律研究》文中指出研究目的：本课题通过研究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特征及发展规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适合我国的对策建议，供决策参考。研究内容：本研究在界定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对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特征和发展规律进行研究。针对我国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方法：①文献调研和专家咨询：理论知识积累。②系统分析和对比分析：系统论的观点掌握研究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对比分析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个性特征及发展规律。③案例分析：论证相关结论。研究结论：①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是运用相关的知识和技术，为生物医药研发活动提供研发策划、技术支撑和成果转化服务的产业。②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具有四个特征：受政府高度管制；产业价值链长，分工细化程度高；服务模式多元化，以CRO为主旋律；全球化趋势加强，跨国公司为主要推动力量。③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具有组织形态上的外化与产业融合发展，技术服务链从GCP向产业链两端延伸，服务对象从化学药、天然药向生物技术药转移，空间转移呈现梯度转移与集聚转移相结合的发展规律。④我国应从产业环境、产业化发展和自身能力建设叁方面促进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发展。
参考文献：
[1]. 制药企业新药研发动力机制研究[D]. 施海燕. 浙江工业大学. 2007
[2]. 一类新药研发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刘毅. 大连理工大学. 2001
[3]. 民营医药企业研发人才激励及其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D]. 孙田江. 江苏大学. 2016
[4]. 中国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发展研究[D]. 鲁菁. 中南大学. 2012
[5]. 合肥市生物医药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D]. 徐国胜. 安徽医科大学. 2013
[6]. 四川新药研发及对策研究[D]. 许丹.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14
[7]. 新药价格水平规制理论研究[D]. 曹剑涛. 上海交通大学. 2014
[8]. 药学高等教育与医药产业的协同发展研究[D]. 刘玉成. 沈阳药科大学. 2013
[9]. 企业自主创新药品市场准入的对策研究[D]. 董莹. 河海大学. 2006
[10]. 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特征与发展规律研究[D]. 邓永丽.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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