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发展趋势论文,中国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学科发展概况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文化曾对周边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对世界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中国的历史连绵不断，有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中国考古学不仅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的重大学术课题的解决，也将有赖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于本世纪20年代，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解放以前，田野考古刚刚起步，但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和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已震惊了国际学术界。新中国成立后40多年来，田野考古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大面积揭露了一些典型遗址和墓地，弥补了中国考古学在地域上的空白和年代上的缺环，积累了一系列处理各种复杂遗迹的田野工作方法，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学科体系，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专业队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对考古学研究方向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偏颇，十年动乱期间，各地的考古工作被迫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随着实事求是传统和百家争鸣气氛的形成，中国考古学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
这些年来，考古学的机构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为适应考古事业的需要，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了专门的考古科研机构，明确了当地考古学研究的学术目的，有计划地开展了重点发掘和研究，还成立了十多个省级考古学会，为推进考古学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培养考古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已由“文革”前的1所发展到10所，历年毕业的本科生已逾2000人，硕士研究生200余人，博士生10余人，近年，北京大学还建立了考古学博士后流动站，经正规培养的中级职称以上人员已逾1500人，这是考古学研究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的重要保证。
近十余年，在整理历年积累的资料，总结学术成果的同时，积极开展了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研究范围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及青藏高原。注意到从整体上揭示考古遗迹，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先后出版了上百种考古报告专集、研究论著和大型资料报告，发表了上万篇考古发掘简报和研究论文。定期的专业刊物从最初的3种增加到10余种。其间，还集中了考古学界的力量，编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和多卷本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的学科研究概貌。
70年代末，中国考古学界开展了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提出了区、系、类型的方法论，使中国考古学的基础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也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碳十四、热释光和其他各种测年方法积累了大批的年代测试数据（累计已达3000个以上），使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年代序列有了科学的依据。有关生态环境的综合考察与研究、古物成分与结构的多种检测、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和瓷器微量元素的分析等，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遥感技术勘探、水下考古、计算机应用等项工作都已开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目前，中国考古学不仅在研究从猿到人的历史、研究原始社会史、研究夏、商、周历史诸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在文献记载丰富的秦汉及其以后的历史研究中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和文化艺术史，及至校补古代的典籍，考察古今环境的变迁，以及人们广为关注的中国文明起源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考古学的研究也是极其重要的。
二 成就与问题
中国考古学取得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中国古人类学及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
1.古人类学研究
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人类起源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意见尚不一致，但在研究方法上不断有所改进，研究手段更加多样化，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在亚洲地区，我国是发现人猿超科化石材料最多的国家，重要标本有云南禄丰古猿、江苏泗洪宽齿猿、云南元谋蝴蝶腊犸古猿等，年代从1800万年到600-500万年之间。这些化石的发现扩展了古猿在世界的分布范围，对探讨亚洲古猿的起源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等问题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同时，我国也是直立人及以后各阶段古人类化石材料发现地点最多的国家，重要的古人类化石标本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金牛山人、大荔人、和县人、马坝人、柳江人、山顶洞人等，年代从距今170万年至距今1.8万年，分别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晚各个不同的阶段。我国的年代学者对以往发现的一批古人类化石和出土化石的遗址进行了重新检测，使用不同的方法相互参照，重新修订了这些猿人的年代。近年来，在湖北郧县和南京汤山等地出土了重要的直立人头骨化石，对研究东亚地区早期人类体质形态的进化和中国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提供了新的重要证据。
2.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
中国境内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发现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点，分布范围十分广阔。近十年来，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成绩是认识到我国南、北地区存在着不同的两大文化谱系，初步掌握了南方地区的文化内涵，增加了遗址点的分布；在文化的划分、史前经济环境、实验考古与石器微痕分析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具体讲，这些收获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陕西汉中、广西百色、湖南及安徽、湖北、江西等地先后发现了一大批旧石器时代遗址，将中国南方的东部地区连成了一片以大型砾石石器为特征的新文化区，填补了大片空白，拓展了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空间，彻底扭转了以华北旧石器为发展中心的传统认识。另外，通过近年来对西藏进行的文化普查，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加深了对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
第二，在湖北江陵平原地带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旷野遗址，在发掘中注意到遗址内遗物的平面分布，揭露出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居住面和制造场，还发现中国南方砾石石器与石片石器两种不同时期遗存的叠压关系，在发掘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有所突破。
第三，田野工作方法有一定程度的改进，近年在华北地区的旧石器考古发掘中采用了新的发掘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注意了古人类的行为，在石器拼合研究方面有重要收获。
第四，采用多学科协作的研究方法，注意到对遗址与古环境问题的研究，取得一些新的收获。
（二）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
1.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重大发现
在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现超过一万年的陶器标本，大大提前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年代，这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重要突破。最近在长江以南的湖南、广西、江西等省也找到这方面的线索，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距今一万年以前陶器的国家。这些发现将涉及到中国新、旧石器文化交替等重要学术问题的探讨。
2.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确立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北方长城沿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已基本确立，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开展了对边疆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八五”期间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地新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特别是在拉萨河谷发现距今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引人注目。
3.农业起源的探索
新石器时代的首要标志是农业的出现，农业起源问题与人类的起源一样，是国际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大课题。多年的考古研究证明，中国的黄河流域是粟（小米）、稷（黄米）一类旱地农作物的起源地，长江流域是稻（大米）的起源地。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农作物遗存已接近农业起源时期，由此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作为一个重要的农作物驯化栽培区的地位。
4.聚落形态的考古学研究
根据古代保留下来的聚落遗迹，通过对各类遗址的分布和平面关系的研究，探索远古的社会结构、形态及其演进，这是新石器时代研究中出现的新趋势。过去十多年，聚落形态的研究有较大进展，在内蒙古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环壕聚落；在湖北枣阳、湖南邓州、安徽蒙城等地先后揭露出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时代条形排房聚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先后发现了30余座距今5000-4000年间的城堡，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系统研究，中国远古社会的发展脉络已逐渐清晰起来，考古学家们已开始在进行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工作。
（三）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
文明的起源涉及到中国社会历史分期、中国古代阶级和国家的形成，以及中国先秦史的发展模式等重大问题。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社会的诞生，都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这个时期还没有文字记载，因此，只能依靠考古学研究来解决这一课题。经过数十年的材料积累，特别是近十年来在各地陆续发现的一些5000-4000年间的重要考古遗迹，包括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市遗址、贫富相差悬殊的墓葬、宗教祭祀类的坛、庙、冢遗迹、礼乐器、金属器和精美绝伦的玉器。这些重大发现随时在修正人们的传统认识，使得该课题的讨论成为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界的一大热点。
目前，这一讨论主要围绕着中国文明形成的时间和地点两个主题展开，对此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明形成于夏代时期，也有的学者认为文明的形成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进程，其起点可追溯到距今5000年前的仰韶时代，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约公元前2600—前2000年）应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期。大量的发现和研究表明，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和不平衡的，这一点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使中华文明的发展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明的形成很可能是世界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另一种形态，它与代表西方文明形成的西亚两河流域文明有所不同。正因为如此，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对于揭示世界文明发生的不同形态有重要的意义。
（四）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研究
1.夏文化的探索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夏代是第一个“大人世及”的家天下王朝。从考古遗存中分辨出属于夏王朝的遗存，进而开展夏文化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以及中国古史分期等问题，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都对夏文化极为关注。通过十多年的研究和讨论，目前对夏文化的问题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共识，但由于学者们对夏商文化是否同源、夏商年代如何划分这类问题认识不同，相互间仍有较大分歧。有关研究者围绕二里头文化是否全属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各项遗存间的变化、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文化之间的变化与夏商王朝间更替的关系，以及二里头文化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与夏文化探索密切相关的另一重要课题是夏代东夷文化的确定。根据古史传说，夏代的山东地区是东夷族群的活动地域。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这一地区的夏代遗存几乎是一无所知。通过70年代末期以来山东和邻近地区的发掘与调查，确认了岳石文化是一种晚于龙山文化、早于当地商文化的年代相当于夏代的青铜文化，基本弄清了该文化的面貌、分布和影响范围，了解到这是一种与二里头文化东西对峙的强大文化实体，丰富了对东夷文化的认识。
2.商文化研究
商文化遗存在过去十多年间屡有重要发现，这些发现对于商文化的渊源、编年、分期、分区及其传播和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建立商王朝的商人来自何方，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按照传统的说法，商人起源于中原的东方。近十多年来，有学者提出商人起源于豫北冀南地区。
在商文化的分期编年上，由于商代前期都城偃师商城的发现与研究，为商文化的分期编年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点，有助于正确认识夏商之间的文化关系，促进夏文化问题和二里冈商文化的深入研究。而继殷墟妇好墓以后在殷墟发掘的一批保存完好的殷墟晚期铜器墓，则为商代铜器研究提供了一批以前缺乏的商代后期偏晚阶段的标准器群，它们与属于商代后期偏早阶段的殷墟妇好墓一起，构成了商代后期铜器墓及晚商文化分期断代标尺的重要环节。1991年殷墟花园庄出土的大量具有独特风格的早期甲骨，是继1936年和1973年发现大批甲骨后的最重要发现，对甲骨文的分期断代和商历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商文化的分期及方国研究方面也有重要发现。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和耀县北村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陕西关中地区商文化的面貌有了较清楚的了解。通过对河南罗山莽张、山西灵石旌介、河北定州、山东滕州前掌大等商代方国贵族墓地的发掘，为研究商王朝方国氏族的分域，提供了重要材料。
3.周文化研究
周文化研究在过去十多年间的收获较大。首先是对于周文化及其渊源的认识，提出并探讨了“先周文化”的问题。其次是周代前期文化分区及分期的研究。山西曲沃曲村晋国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山东曲阜鲁故城和兖州西吴寺遗址、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和三门峡虢国墓地等项重要发掘，修正了过去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其三是周代后期周文化的研究。晋文化是直接继承西周的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周文化的主体。这期间山西曲沃曲村晋国遗址、闻喜上郭遗址、侯马新田遗址的工作，以及太原金胜村251号大墓的发掘，有助于增进对晋文化形成、特征和分期的认识。
楚文化研究一直是考古界的一个热门课题，先后有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荆门包山2号墓、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群等发现和发掘，根据这几处及其他年代较明确的楚墓，并通过对江陵雨台山和当阳赵家湖楚墓群的分期研究，楚文化墓葬的分期断代问题已基本解决。此外，还先后发掘了若干早期楚文化遗址，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楚文化形成及来源诸问题。
4.夏商周时期边区青铜文化的研究
甘青地区的考古发现，揭示了该地区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的年代分期及相互关系等问题。
北方及东北地区除了对早已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西团山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较为全面的研究外，还发现和辨认出年代相当于夏商时期的朱开沟文化和商代后期的魏营子文化。
东南地区最为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是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该墓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反映了商文化与吴越文化间的密切联系。分布于苏南、皖南一带的湖熟文化和吴越文化也有不少新发现，对这些文化的分期、文化构成和文化源流等问题，都有不少研究成果。
西南地区在四川盆地发掘了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等多处青铜时代遗址，基本建立了成都平原从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巴蜀文化的发展序列。云贵高原的石寨山文化在此期间也发现了一大批墓葬，并在该文化的年代和类型等问题的认识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西藏地区，通过对拉萨附近曲贡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一种年代可早到夏代晚期的青铜文化，该文化中青铜器的发现，使人们有必要重新估价西藏的文明进程，并进而探索青藏高原与西北地区源远流长的文化联系。
（五）中国城市起源及发展规律的探索
城市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城市是统治权力的象征，城市布局及其变化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与欧洲城市的特质完全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城市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产物。我国考古学界从50年代中期便投入城市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近十年来，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陆续发现的一批距今5000-4000年间的重要遗迹，其中包括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址、供宗教祭祀使用的坛、庙、冢遗迹，这些重大发现不断在修正传统的认识，也为中国文明形成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史实。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文明的起点可追溯到距今5000年前的仰韶时代，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期。
2.郑州商城是商代前期的都邑，该城继确定周长近7公里的城垣之后，又确定了范围更大的外郭南墙和西墙。这道外郭将过去认为是分布在城外的铸铜、制骨、制陶等作坊遗址和若干墓地包围在内，使人们对商代都城的形制及功能布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偃师商城是近年发现的最重要的一座商代前期都城，根据文献记载，这座古城可能是汤都西亳，也可能是太甲曾居的桐宫。该城城内的南部从东北到西南分列有3座小城，其中被考古学家称作“宫城”的2号小城内有布局严整的5组宫殿，另二座小城内则排列着数十座如同军营府库的房屋。偃师商城的布局显然不同于郑州商城，具有浓郁的军事防御色彩，这对认识该城的性质以及商代都邑差别很有意义。商代后期都城安阳殷墟，历来是商代考古的重点，通过这些年的工作，发掘了建于殷墟早、中期之际以前的小屯东地凹字形殿基等大型宫殿基址，弄清了围绕宫殿宗庙区的起护卫防御作用的大壕沟，对王陵和其他贵族墓地的分布和范围也有更多的了解。此外，山西垣曲商城的发现与发掘，以及早年发掘的湖北盘龙城，对认识商王朝方国城市很有参考意义。
3.周代诸侯国都城的考古，为进一步研究周代的营国制度奠定了基础。陕西凤翔县秦雍城遗址是秦国迁都咸阳以前的都城，通过多年的钻探和发掘，基本弄清了该城的城垣、宗庙、朝寝、陵园等重要遗迹的位置、范围和形制。山东滕州的薛国故城、西周时期的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东周时期的山西侯马晋国新田故城、河南新郑郑韩故城、河北邯郸赵国故城和安徽寿县楚寿春故城等都有新的发现。
4.在秦都咸阳，考古工作者对其宫殿区、作坊区和墓葬区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咸阳城的布局形制进行了探讨。在西汉长安城，除了对未央宫、长乐宫进行了详细的勘探外，还发掘了未央宫的宫殿基址，出土数以万计的记录各地向中央进贡时系在物品上的骨制标签。
秦汉的离宫和府库遗址，也有重要的发现。如河北北戴河金山嘴和辽宁绥中县姜女坟的秦汉行宫遗址，规模宏伟。又如陕西华阴汉京师仓遗址，建有仓城，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大的粮仓遗址。
5.曹魏邺城在中国都城规划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邺城的勘测和发掘表明，该城为长方形，东西横街之北约1/2强的面积为宫苑衙署区，横街之南为里坊。出现了中阳门——止车门——端门——文昌殿（外朝前殿）的中轴大路。城西北隅“三合”的位置被重新确定。“三台”属巨大的台榭式建筑，具有军事防御性质。它和汉魏洛阳城西北隅的金墉三城以及城垣外侧的墩台（宋元时称为“马面”），都说明魏晋南北朝时城市的历史特征是军事防御职能空前强化。邺南城是继北魏洛阳城之后重新规划的都城，其平面布局的勘探取得重要进展，并发掘了郭城南垣中央的朱明门遗址。邺城的考古成果是近年汉唐考古学的最重要收获。
北魏洛阳城的勘察发现了外郭城的北垣、西垣和东垣的残段，探明了部分水道遗迹，发掘了建春门、太学、明堂遗址和永宁寺塔基。永宁寺的发掘调查，初步搞清了其伽蓝布局属于以一塔为中心的早期类型。这也是我国第一座比较完整的佛寺伽蓝考古的例证。
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自50年代以来便做了大量考古工作，城市布局已基本勘察清楚。近年来主要是发掘了不同类型的城内遗迹。隋唐长安城内发掘了皇城含光门遗址、青龙寺遗址、西明寺部分殿堂遗址；大明宫内发掘了清思殿、三清殿、含元殿朝堂和含耀门遗址。长安城外的隋灞桥遗址、麟游隋仁寿宫（即唐九成宫）遗址、临潼唐华清宫遗址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含光门址和隋仁寿宫址尤为重要。洛阳隋唐城发掘了皇城正门应天门遗址、宫城内武则天明堂遗址和九洲池附近的亭榭遗址、皇城内的衙署遗址以及洛河南岸的里坊遗迹。应天门址的发掘对研究隋唐门阙建筑的形制有重要参考价值。
唐宋扬州城的范围和布局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987年开始对扬州唐宋城址进行全面的考古勘察和发掘。首先勘测了子城和郭城城垣的范围，从文化层的堆积上确定了唐郭城约修建于9世纪。对郭城内的主干街道和河道遗迹也做了勘探，基本可以复原扬州的城市布局。其郭城内有南北坊间道路6条，东西坊间道路14条，形成东西5列、南北13排里坊。扬州城市布局不同于一般地方州府城市布局，子城偏处全城西北的蜀岗上，郭城在其南，类似东都洛阳。已发掘数处坊市内居住遗址，其中一处房址中出土大量陶瓷器皿，可能是邸店遗迹。这批瓷器的窑口包括晚唐最流行的长沙窑、越窑、定窑、耀州窑，还有进口的波斯蓝釉陶器、玻璃器等，充分证明扬州是一个贸易发达的商业城市，是9世纪的东亚国际贸易大港。
两宋时期城市考古的工作主要有：河南开封的北宋汴梁内城和外郭城的勘测，浙江杭州的南宋临安城太庙遗址和皇城前衙署遗迹的发掘，以及皇城范围的勘察。
（六）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研究
中国古代的陵墓制度，既反映古代社会的礼仪和等级制度，也反映当时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憧憬和生前生活的追念。因此，古代陵墓的考古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的随葬品，多是我国珍贵的古代文化遗物。
1.史前时期墓地的发掘研究，对建立各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了解各地区间的文化异同以及相互交流、影响等诸问题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显示出贫富分化等社会现象，对解决阶级的形成、文明的起源和国家的产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商代墓葬发掘和研究以商王朝后期的王都殷墟为主，发掘了妇好墓、郭家庄160号墓、戚家庄269号墓、西北冈传出司母戊鼎大墓及殷墟西区等地的大批墓葬。这些新发现的墓葬与殷墟先前发现的大型墓葬，证明了商代墓葬从王陵到平民墓葬的诸多等级的存在，在商代后期已形成了墓葬形制、棺椁结构和器物组合上差别明显的等级制度。
3.周代墓葬在这期间发掘了一系列不同国别、不同年代的周人高级贵族墓地，例如陕西长安井叔墓地、宝鸡
国墓地、山西曲沃晋国墓地、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等等。这些墓地的墓葬有不少未经盗扰，棺椁、棺饰、葬玉及礼玉、青铜礼器等均保存得相当完整，基本反映了西周时期诸侯国君一级的墓制情况。东周时期的墓葬最具典型性的是秦国三处君王陵国：一是甘肃礼县春秋早期秦都西垂时的秦陵，二是秦都雍城时的凤翔秦陵，三是秦都咸阳时的临潼芷阳秦陵。这些秦陵反映了秦国从诸侯到君王天下过程中陵墓的演变状况。
4.秦汉时期的帝陵考古，最重要的是秦始皇陵前的俑坑和汉宣帝杜陵陵园的勘探与发掘，为认识秦汉帝陵陵园的布局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西汉前期的南越王墓是继中山靖王刘胜墓以后发掘的又一座未被盗掘的大型王墓，出土了玉衣、金印等上千件精美文件。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国王墓的调查及发掘，不仅发现了从西汉景帝开始的宛如地下宫城的巨大梁王及王室成员的崖墓，而且还发现了规模宏阔、保存较好的地上寝宫遗迹。其中的梁孝王墓是现已发现的最早最大的崖墓。这段时间或早些时候发掘的汉代诸侯王大型崖墓，还有徐州北洞山、小龟山的楚王墓，江苏神居山广陵王墓，北京大葆台广阳王墓，河北定县中山王墓，长沙近郊长沙王室“黄肠题凑”墓。
5.洛阳南蔡庄邙山南发现两片西晋墓地，推测其分别为晋武帝峻阳陵和晋文帝崇阳陵。北朝晚期的都城洛阳城与邺城西北的陵墓区内发掘了一批重要墓葬，包括洛阳市北郊冢头村北魏宣武帝景陵和河北磁县湾漳公元6世纪中期的一座大墓。后者出土资料尤为重要，砖筑单室，前有甬道和墓道，总长达52米。墓道两壁画神兽和仪仗，墓道地面上画莲花和忍冬纹图案，甬道上方画朱雀，墓室顶部绘天象图。色彩鲜艳，气势宏大，遗存壁画总面积达320余平方米；墓室中出土陶俑及其他遗物2000余件。推测其可能是北齐文宣帝武宁陵。这些发现对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陵墓制度至关重要。此外，咸阳底张湾北周墓群、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山西太原北齐娄叡墓、大同南郊北魏墓地等项发掘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隋唐墓葬以西安唐昭陵陪葬墓和长安县南里王韦氏家族墓地的发掘较为重要。韦氏家族墓自1987年起发掘，墓地以唐中宗韦后之父韦玄贞与其妻崔氏合葬墓为中心，当时号此墓为荣先陵，陵西南列其诸子女之墓。其诸子墓皆前后双室砖结构，墓道墓室皆绘壁画，出土大量彩绘陶俑、三彩器、瓷器、金银玉器等，是研究唐代家族墓地的重要资料。咸阳还发现了唐武德四年（621年）贺若氏墓，墓室内有壁画，出土遗物有镶嵌宝石的金花冠、金篦、金耳坠等饰物，还有一枚东罗马查士丁尼二世（568-578年）的金币。
辽墓也有重要发现，内蒙阿鲁科尔沁旗宝山契丹贵族“大少君”之子墓，年代为天赞二年（923年），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契丹贵族纪年墓。墓中壁画除墓主家居场景之外，还有西王母见汉武帝的画面。这是汉人的传统神话题材，竟出现于契丹人墓葬中，值得注意。比宝山墓略晚的是耶律羽之家族墓，耶律羽之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同曾祖堂弟，官至太傅、东京宰相，葬于会同四年（941年）。墓中有壁画，随葬品丰富。墓地中排列30余座家族墓。河北宣化下八里张氏墓地（辽大安九年至金皇统四年，1093-1149年）是辽境内的汉人墓葬，与契丹人墓葬有所区别，形制更接近北宋的仿木建筑壁画墓，壁画绘制精美，保存完好，有出行、家居、煮茶、弈棋、散乐等图象，墓顶有28宿和黄道12宫的天象图。
西藏洛扎县吉堆吐蕃墓地的调查取得重要收获。墓葬皆为夹石夯土建筑，封土为梯形覆斗状。墓群以一号墓为中心，该墓规模最大，墓前有七层石砌平台，两侧有积石祭祀坑，埋牛、马等牺牲。已发掘的一座墓随葬了马匹和马鞍。据推测吉多墓地为吐蕃贵族得乌穷家族墓，一号墓为得乌穷墓，年代为9世纪初，即赤松德赞在位期间，这一发现对吐蕃时期埋葬制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七）瓷器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中国瓷窑遗址考古80年代以来有较大的发展。以前，主要限于窑址的调查和遗物的采集，窑址的科学发掘使中国瓷器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近年发堀的主要窑址有洪州窑、耀州窑、磁州窑、龙泉窑、南宋官窑、吉州窑、建窑、宁夏灵武窑和景德镇官窑。
位于江西丰城的洪州窑1992年做过全面发掘，知其始烧于东汉，东晋南朝进入兴盛期，晚唐五代衰落，延续800年之久。
陕西铜川黄堡镇的耀州窑是具有代表性的北方青瓷窑，窑址区面积达2000万平方米。其创烧于唐，盛于宋，衰落于元。50年代已做初步发掘，1988年起进行了大规模瓷窑发掘，清理出原料加工场、堆货场、窑穴、碾坊、淘洗坊、各类器物制作坊、各时代各式窑炉及大量作坊具、模具、窑具和耀瓷制品。揭示了从原料加工、坯泥制备、器物成型、图案装饰、化装施釉到装烧的整个工艺流程。
磁州窑是中国北方一大民窑，宋金元时期的中心窑址在河北磁县漳河北岸观台镇一带。1987年对观台镇窑址进行了发掘，清理了窑炉、碾槽等遗存，出土大量瓷器、瓷片、窑具，为建立磁州窑编年分期体系提供了科学依据。大量仿定精瓷的出土使学术界对磁州窑的产品结构有了新的认识。
浙江的龙泉窑是越窑以后兴起的南方青瓷窑，发掘规模可与耀州窑相比。
杭州南宋官窑遗址的发掘揭示了南宋官窑烧造的全过程。南宋官窑主要为皇室烧制日用器皿和仿古陈设，釉色有粉、灰、米黄三种。粉青制品少，为官窑精品，薄胎厚釉，口、足部分露紫灰色胎。利用胎釉膨胀系数的不同，使釉面出现各种裂纹，作为装饰，形成南宋官窑的特色。其烧制技术代表了当时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准。
吉州窑位于江西吉安永和镇，前店后厂类型的窑址遍布全镇，是宋元时期南方著名的民间制瓷手工业中心之一。其产品多仿各大名窑，装饰纹样（如剪纸纹样）与釉色上（黑釉的兔毫、玳瑁等）又有独特创造。以吉州窑为主的永和镇城址是值得注意的宋代新出现的经济类型的城市遗址。
宁夏灵武窑是西夏时期的窑址，属北方磁州窑系，器物造型与装饰花纹上具有一定的西夏特色。
景德镇官窑遗址的发掘，特别是珠山元代和明永乐宣德时期官窑遗址的发掘，对研究中国古代制瓷业兴盛时期的工艺有重要意义。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自古以来中国瓷器便成为远销世界各地的商品，对国内各地各窑系制瓷工艺的科学研究是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
（八）宗教遗存的考古研究
近十多年，宗教遗存的研究以佛教石窟寺和地面寺院塔基的研究最为重要。石窟寺考古是中国历史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出了利用考古学的方法，即使用地层学与类型学的方法来调查、测量、发掘、记录（包括文字的图象的）石窟的全部内容，然后对窟形、造像、壁画等进行类型组合关系的排比和编年分期研究，使石窟寺的历史、宗教、艺术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运用这种方法对云岗、龙门、郭煌莫高窟、响堂山、天龙山、巩县和新疆克孜尔、库木吐拉等石窟做了大量考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将石窟寺研究纳入历史考古学的轨道，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石窟造像的“凉州模式”向“平城模式”过渡，南朝龛像与地面寺院影响到中原北方石窟造像等中国石窟区系的重要理论都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这不仅是宗教史的问题，也是中国政治史、文化史上的重大问题，没有科学的考古工作基础，便无法达到这种高层次的学术水平。
塔基的发掘近年已逾70余座，大部分是有纪年的。从北魏至明清，塔基形制与供奉物品的变迁具有鲜明时代特征。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的发掘影响最大，该塔是唐代皇室建立并供奉的，出土的各种遗物都代表着当时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
（九）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主要是通过在国内各地发现的外国遗物来进行研究：一是通过对遗迹遗物的研究进一步阐述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及历史影响；二是通过遗物发现的地点来恢复古代的交通线，也就是近年国内外所关注的“丝绸之路”的研究。
关于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文献虽有记载，但有些地段不很明确。海外遗物在各地点的发现，证明了不同历史时期交通线的变化。从长安到河西有南北两路：南路经扶风、天水、兰州至武威；北路经彬县、平凉、固原至武威。出敦煌或安西，在新疆境内分南、中、北三路西行，南路经若羌、于田、和田至喀什；中路经哈密、吐鲁番、焉耆、库车至喀什；北路则自哈密，经吉木萨尔、伊宁西去。从河西至新疆是汉唐以来通西域的主要路线。
北方草原路是从新疆哈密经内蒙古额济纳旗（汉居延）东至河套，沿北魏六镇，经山西大同（北魏之平城和辽金的西京）至朝阳（十六国之龙城，北魏、唐之营州）。这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一条很重要的交通线，特别是在北魏和辽的时期尤为繁荣，是沟通中亚、西亚乃至东北亚朝鲜等地的动脉。
海上交通线的开辟不迟于陆路。广州、泉州、宁波（明州）和扬州是古代著名港口。广州是秦汉至近代经久不衰的外贸口岸，汉魏六朝以来，自广州北上取官路经英德、曲江，翻大庚岭，经赣州、九江至南京（建康）；或过骑田岭，经郴州（桂阳）、长沙（临湘）至江陵或鄂城。
在这三条路沿线分别发现了由海外输入的镶嵌玻璃珠、蚀花肉红石髓珠，焊堆掐丝工艺的多面金珠，镶嵌宝石、青金石和金刚石的戒指、项链等首饰，金银器、玻璃器、伊斯兰釉陶器、波斯锦和罗马、萨珊、阿拉伯的金银币等等。中国发现的这些海外遗物多出于有纪年的墓葬和塔基中，对于研究国外收藏的无明确年代的同类遗物是极好的比较资料。扶风法门寺唐咸通十五年（874年）塔基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就是世界上年代确切的早期伊斯兰玻璃的标准器。
西南方的中外交通路线考古也有重要发现。西藏吉隆县阿瓦呷英山口摩崖上发现的唐显庆三年（658年）《大唐天竺使出铭》碑文阴刻楷书24行，残存220字左右，记载唐使王玄策率刘嘉宾、贺守一等出使天竺，历尽险阻，经“小杨同”过吉隆时的勒石记事。这是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天竺时所刻。这块碑刻证明了王玄策两次出使天竺皆取道西藏，经尼泊尔至印度，是极其重要的发现。
（十）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
最近十多年来，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取得很大成绩。无论是过去已有相当积累的殷墟甲骨、商周金文、历代碑志及简牍、玺印，还是前所未见的周原甲骨、侯马盟书、马王堆帛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远远超过以往的发现。整理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同田野考古更加密切的结合，注意出土时的层位和组合关系，并且力求对各类资料，特别是文书档案和已佚古籍，进行比较彻底地整理，以便真实地恢复其原貌，进行系统研究。已出版的重要专著有《甲骨文合集》（13册）、《小屯南地甲骨》、《殷周金文集成》（18册）、《侯马盟书》、《包山楚简》、《睡虎地秦墓竹简》、《银雀山汉墓竹简》、《马土堆汉墓帛书》、《居延汉简甲乙编》、《居延新简》、《敦煌汉简》、《吐鲁番出土文书》等。分省汇集的《新中国出土墓志》也已开始出版。
在回顾过去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研究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感到在学科发展中尚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1.考古学理论研究薄弱。由于近代考古学在我国兴起较迟，大量的田野考古工作和基础性研究主要是在解放后进行的。随着综合研究的逐步开展，理论性研究开始受到众多考古工作者的重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总的说来，有关考古学理论的研究亟待加强，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国外考古学理论大量输入，如何评价这些理论，并从中汲取一些合理的成分，是考古学界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此外，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理论研究薄弱。这一情况如不改变，势必会影响到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
2.边远地区考古亟待开展。目前，无论是史前考古学或历史考古学都是以黄河、长江流域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心，力量配备较强，投入较多，使这些地区文化序列和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边远地区的发掘与研究，虽然比过去有所重视，但仍严重滞后，应予改变。
3.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尽管已具备相当的基础，近年来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进步，但涉及面仍比较狭窄，理论建设和分支学科建设仍很薄弱，实验考古研究进展缓慢，大多局限于以遗物为研究对象，很少注意对复杂遗迹和人类行为的详细考察。这些已严重影响到学科的发展水平。当前的关键问题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田野发掘方法亟待改进，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也有待于提高。
4.新石器考古学田野发掘整体水平尚需提高，特别要提倡多学科的合作及其综合研究，做到在发掘过程中更加全面地收集各种信息资料。在文化发展序列已基本建立的地区，提倡有计划地重点发掘，获取高质量的成果。边远地区则应加强基础性工作，争取尽快建立起文化发展序列，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展我国边远地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古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要提倡从中国文明起源的高度去考虑中国史前考古的问题，只有如此，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学术研究水平。
5.夏商周及秦汉以后的历史考古学研究，都存在如何从考古资料出发、正确对待文献资料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历史考古学的研究方向和方法问题。我们既要避免脱离文献、单纯分析考古资料的倾向，又要避免对考古资料未作认真研究，便轻率地联系个别文献，妄作主观臆测的倾向。同时，还要避免将研究局限于“解经”和“金石证史”的范围。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应发挥考古学对象的优势，利用考古学的方法，从新的角度提出和研究问题，与历史学的研究相辅相成，取得新成果。
6.在古代城市的研究中，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开展较多，对地方城市遗址和聚落遗迹则注意较少，它们之间相互关系更缺乏研究。都城的研究又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田野工作多，城市的基本布局已清楚，对如何进一步深入发掘研究其城市的内涵，缺乏认识，使工作停滞不前；另一种是在城市基本布局不清的情况下，盲目发掘个别遗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致使遗址的保护工作都受到影响。这两种倾向均应改正。
三 对本学科“九五”规划的建议
根据中国考古学科的发展现状，充分考虑最近十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现对“九五”期间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规划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一）总结中国考古学的已有研究成果，编写能够体现现阶段我国考古研究水平的重点著作——多卷本《中国考古学》。撰写高水平的大部头考古论著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应该组织力量抓紧进行，早日完成。
（二）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进一步改进田野工作方法，提高发掘与研究水平。要将研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对整个遗存的分析和对人类行为的考察方面来，积极开展旧石器时代文化区、系、类型研究。应组织力量寻找距今800-200万年之间的古猿化石，探索亚洲在人类起源上的历史。加强旧石器时代考古人才的培养。
（三）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方面，继续探索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问题。要重点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课题。还要加强边远地区的考古工作，特别是新疆、西藏、东北和西南地区。
（四）夏商周考古方面，应克服研究工作中公式化、简单化倾向，更加全面地认识当时社会结构的复杂情况。注意等级制度和礼制的研究。要特别加强关于周代考古学的开展和研究，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重大课题。进行田野工作时，尤应加强若干薄弱环节。对重点遗址要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发掘，以取得关键性的资料。
（五）古代城市的考古研究，首要课题是对新石器时代的诸多城址及其相关聚落遗址进行系统考察，探讨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其次是研究商周时期城市的发展，特别是从商周王都和方国城址到东周列国都城功能的变化。秦汉及其以后时期，则应在更有计划地进行都城遗址细部考察的同时努力抢救濒临破坏殆尽的地方城址。
（六）古代陵墓的勘察和历代葬俗葬制的研究也应加强，要特别注意陵园和墓地布局的探索。
（七）宗教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过去已在佛教石窟寺考古方面取得成绩，今后应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扩大研究范围，加强佛教寺院和其他宗教遗迹的考古工作。
（八）边远地区及跨境青铜文化的研究，应予大力加强。东北及北方的青铜文化，已有相当的研究基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使研究更加深入。新疆地处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要继续弄清楚当地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探讨当时新疆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西南的藏、滇、黔等地区，要对石棺葬、大石墓等遗存和以铜鼓为特色的石寨山（滇）等文化进行认真研究，充分发挥考古学在边疆史地研究中的作用。
（九）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中的抢救性考古工作，是当前考古文物界的重要任务。其重点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巴人的历史和巴楚文化关系作较深入的了解。
为了更好地完成上述任务，需要加强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加强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这是提高我国考古研究水平、完成各项任务的关键。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切实加强对这方面的工作，尤其要注重史前考古学理论和历史时期考古学方法的研究。
第二，加强考古学与其他学科间的协作。为使考古研究的领域更加广阔，加强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学科的广泛联系，大力提倡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加强环境考古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科技考古学的工作，以便从考古资料中获取更多的信息，更加深入地揭示古代人类的社会生活情况。
第三，加强区域考古学研究。鼓励各相邻省区之间发展跨区域的合作研究，如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苏鲁豫皖地区、环渤海地区、西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等，使这些相关区域间课题的研究进行得更加深入。
第四，增强与国外考古学界的学术交流。首先是开展与东北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等邻近国家和地区的考古学交流。积极创造条件、有计划地增派研究人员出国研修，包括参加外国考古队的重要发掘工作，与外国著名学者合作进行有关问题的研究。继续做好翻译外国考古学名著的工作。争取“九五”期间在有条件的高校或研究单位初步建立外国考古学的研究机构。